人上了年纪，还能不能写诗，这只能取决于自己。好像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写诗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审问过自己，有的人问过之后，还继续写；有的人在问过之后，就真的不写了；甚至有的，连读诗也失去了兴趣和热情。

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如果哪一天我不能写诗了，我可能去写字、画画，或者做点其他事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不写诗以后不会以“诗人”的名义去指点后生，不好为人师，因为他们或许比我们的曾经在未来的社会里，更有价值和意义。

在一些年轻人眼里，我们已经老了，老得不应该还在诗歌的写作现场，这也不对。我还要说另一种可能，就是二十年后，现在觉得我们已经老了的年轻人，也有人说他们老了，但是在他们中间，仍然还会有不少人在继续写诗，而且越写越觉得有意思。这种情形，有点像一个人爱另一个人，有的至死不渝，有的更换无穷，有的在选择以后确认一个相伴永远。因此，我们就理解了，翟永明把诗歌视为“宗教”，靳晓静把诗歌当作“永生永世的情人”。这里，还让我想起美国诗人法·奥哈拉在他的《诗》里的两个句子：“你不必竭力不去陷得太深 / 你可以永远走开如果你太害怕”。

而我现在还在写诗，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害怕，而是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写作充满快乐，至少，我可以通过写作愉悦自己。即使这种快乐和愉悦相伴着疼痛。

就在最近，我重新读到老诗人孙静轩的《千秋之约》，让我内心充满感动。记得孙静轩先生健在的时候，写完这首诗就很激动的到我办公室拿给我看，那神情就像孩子似的。而且那孩子刚刚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是诗人的气质，这是一种永远的激情，永远的写作状态。这首诗是诗人拜谒陈子昂墓的凭吊诗。这首诗感染我，打动我的是诗人的率真和勇敢，是诗中力透纸背的尖锐和力量。这是一个72岁高龄的诗人写的诗，我想说，这样一位诗人不但可以进入写作现场，而且，这样的作品在诗歌现场还不可多得、不可或缺。一个诗人，没有他那样的生命体验，没有他那样的生活阅历，再怎么苦思冥想也写不出来的。很显然，这是年龄问题，这当然又不是年龄问题。

我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时断时续，不是一个勤奋写作的人。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基本上是随性，想什么写什么，喜欢谁模仿谁，那个时期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我名字下面的许多作品，现在看起来有不少令自己都汗颜。那时我很年轻，也很骄傲，那么多写诗的人，为什么我的诗就写得那么容易，发得那么容易呢？至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现在想来，那时的状态多少有些幼稚、可笑。到了九十年代，我不得不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了，尽管思考的问题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写作与我的生活经验的关系。怎样在自己的写作中寻找一种叙述方式恰倒好处的呈现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以为，这是衡量一个诗人是否优秀、是否有价值的关键。或许，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的理论家、批评家的眼里不是一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写作者，起码让我自己确认了写作实践的一种向度，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底线。由于这样，以后我的诗歌写作与我的生活经验有了关联，有了我自己喜欢的一种叙述方式，而不被其他左右和影响。一些批评家说我的诗歌是“对传统写作和现代写作进行了成功的整合”，是“为传统写作提供了现代版本”，而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仅仅满足于我的写作，为我向社会传达我的生活经验找到了一种路径。

从九十年代开始，《重庆词典》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发的很多了，后来成为我的长诗《重庆书》。作为一个诗人，我觉得应该有勇气去驾驭这样司空见惯和人人为之熟悉的题材，应该有责任去把这样的题材写得与别人的不一样。重庆，是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对这个城市的熟悉就像对某个人的熟悉，脸上有没有白癜风，尾部有没有痔疮，我都心里有数，根本无须体检。同样，这个城市带给我的美好和怀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我离开这个城市之后，对这个城市的思念和思考一直挥之不去。所以，我需要继续写作，即使这样的写作并不轻松。后来又写了《三星堆之门》，写了蜀籁系列，家谱系列，写了《三十年河东》《汶川故事》，这些都是我生活经验的写作。

有一天上午，流沙河先生来我的办公室和我聊了一阵，谈到当下的文学刊物，谈到了诗歌。沙河先生已经很长时间不写诗了，但是沙河先生的文章和他的人一样，透出一种仙风道骨之气。闲聊之中，我尤其惊讶先生对诗歌的看法依然那么锋利。他说他不写诗不读诗有两条理由，一是现在写出来超不过自己以前的作品，不能愉悦自己。二是现在有的诗越写越离谱，莫名其妙，找不到阅读快乐。沙河先生认为，诗歌固然是内心写作，但是这种写作应该对社会、对生活现实有一种关照。如果诗写出来只停留在内心，而与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生活痛痒无关，那么，这种诗歌就无可救药了。老实说，我是赞同沙河先生这个观点的。

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种永远的痛。诗歌的本质不是风花雪月，真正优秀的诗歌是在摈弃风花雪月之后的发现和批判。尽管，我们可以把它深藏于内心。我在一首诗里曾经这样写到：“不是所有的痛都可以永远 /永远的痛，不愿意公开”。而现在，我却时常在不经意间，在我的很多诗里把我的疼痛直接端了出来，像一道麻辣很重的川菜。尽管众口难调，但是诗人不是厨师，不必去更多的考虑调味。好在我所写的诗，并不是一个味道。2012年开始重新写一批短诗，写作变着，变着写着，就像我们所感受的疼痛不是一种，我希望求我自己的变，努力给自己制造一点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