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后现代诗歌写作的总体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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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后现代主义放在它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文化系统中做了一个差异对比，十分清晰地看出后现代文化的主要倡导。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比：
---------在精神模式上：
现实主义注重理想模式----典型；
现代主义注重深度模式----象征；
后现代主义注重平面模式----空无。
--------在价值观上：
现实主义讲求代永恒价值立言的英雄主义；
现代主义讲求自己立言的反英雄主义----荒诞；
后现代主义讲求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主义----凡夫俗子。
--------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
现实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现代主义强调世界的必然性与人的偶然性相遇中的个体存在状况；
后现代主义强调存在的偶然性（生命与艺术是偶然的）和生命的本然性。
--------在艺术上：
现实主义以全人观物，叙事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且具有一种求雅的审美趣味；
现代主义以个人观物，具有一种雅俗相冲突的审美取向；
后现代强调纯客观的以“物”观物，讲求无个性、无感情的“极端客观性”，并表征出一种直露坦白的求俗趣味。
--------在艺术与社会关系上：
现实主义认为艺术是超功力的审美欣赏，具有一种提升读者的功能（教化大众）；
现代主义认为艺术是对社会异化压抑的一种反抗，艺术表现为反抗性反弹的痛苦与丑；
后现代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商品，是日常生活中解魅化、大众化的消费品。
上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倡导反映到诗歌写作中，就产生了特定的写作理念。我们把后现代诗歌写作的理念做了一番梳理，感到后现代诗歌写作的总体主张大致可以用三性概括：表面性、零碎性、非原则性。
第一，表面性。这是后现代诗歌写作最重要的主张，有核心意味。“表面性”主张在诗歌写作中是这样一种要求：要把诗歌的意义全部浮在语言的表层之上，或者说是，意义的悬置使得诗歌全部浮在语言的层面之上。
语言本来就是诗人赖以生存的母体，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基点使他们的诗歌写作对语言具有一种戏弄的意识，他们往往将不同语境的事物嫁接在一起。对语词的选择绝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意义，而是包罗万象的意义，一个意念迅速被其他意念不断置换，或强行扭转到另一个方向，诗中充满了悖谬，他们致力于消解语言的意义，追求的高度就是一首诗等于一份意义消解宣言，后现代主义宣告词语的含义在诗歌写作中完全稀薄以至消失，声称“最伟大的词是没有意义的词”。
后现代诗歌写作的表面性主张创造的是平面感，这意味着后现代诗歌作品审美意义的消解。在后现代诗歌写作中，作品的意义不需要寻找，诗的意义就是诗的一部分，根本就没有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所谓深层意义。后现代诗歌作品不可解释，只能体验，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无法在解释的意义上进行分析，诗歌的意义体现在不断的阅读的陶醉之中，从为什么写走向不断地写，从思想走向表述，从意义的追寻走向文本的不断代替翻新，通过削平深度回到一个浅表层上，获得一种无深度感。后现代诗歌写作只在浅表层上玩弄能指、对立、文本等概念。
第二，零碎性。零碎性指的在诗歌写作中制造片断效果与迷离色彩。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一切都是片段，要持存的全部也是片段。
为此，后现代诗歌写作喜欢组合、拼凑偶然得到的或割裂的文学对象，即便是完整的，也要打乱排列秩序，诗中的事象自由转换，几个联系松散的片段被突兀地组合在一起。事象的出现如同万花筒那样使人眼花缭乱，捉摸不定、梦幻般飘浮。他们认为，艾略特的《荒原》虽然难懂却可以解读，一个个断裂的场景中可以找到贯穿于整首诗的连贯性的线索和统一的体验，这样的写作方式就得摒弃，最佳的诗歌写作就是玄思状态下的意识流，毫无控制地流动，没有情感高潮和读者所期待的结尾，一切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这就是片段性和迷离色彩。这样的写作主张甚至演变到诗人把使他产生创作激情的环境和自己的心理活动直接写入诗中，比如，如果诗歌写作时有人打扰，那就把这种打扰放入诗中，类似有人过来说“需要咖啡吗?”这个短语就会进入诗中。
后现代诗歌写作与它的其它叙事写作一样，不表现人的精神和个性，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主观感性被消弭，主体意向自身被悬搁，世界由人与物的世界变为物与物的世界，没有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只有纯客观的表现物，无情感，无热情，因而，语言的组合也只能是碎片的罗列。
第三，非原则性。这种“非原则”的原则适于所有的准则和权威的惯例，包括诗歌写作中的反偶像、反权威、反精英、反美学、反历史等等。
由于多元化、去中心的强调，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对所有的已有美学规范进行突破，打消所有一统天下的精英意识。在后现代诗歌中再没有出现象庞德和艾略特似的权威偶像，这也是他们对万物持“否定”的原则使然。从“上帝之死”到“作者之死”，从对权威的嘲笑到对文化的取消，后现代诗歌写作消除了知识的神秘性，消解了权力话语的结构，高高地举起了诗人感觉“平民化”的旗帜。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理念落实到他们的诗歌写作中，就是要把素材题材的所有历史全部割断。他们对康德曾经提出的事件和空间是人们思维必不可少范畴这一命题不屑一顾，反对所有的二元并置，立足永恒的现在，这样就肢解了时间空间的辩证法，将时间转换成空间，把一切统统空间化。
很明显，后现代诗歌写作的这种三性主张是对传统的全面颠覆，它进入中国诗坛，产生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事实也是这样。近二十年来中国诗歌写作的全部争议都可以从后现代主义找到线索。这些写作方式是对传统文本和行文方式的挑战与抛弃。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否定”精神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生活观念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中国诗坛，为众多的诗歌写手挑战权威、挑战核心、挑战一元化提供了新鲜的理论支撑。但是，这种多元化和相对性一旦滑向极端，就会演变为对价值、崇高、尊严以及真善美等精神与基本秩序的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陷落到虚无主义的深渊。
不幸的是，滑向极端的现象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诗歌写作中发生了，致使诗坛上充斥了审美“逃逸”现象，那些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精英文化失效的冲击波使诗歌写作陷入流浪状态，精神立场的暧昧和世俗化日益泛滥。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后现代主义从根子里反对摹仿与复制，而中国诗坛对后现代的单向移植，其行为本身却正是违背了这个反复制原理，然而，后现代标新立异的精神在中国诗坛也同时发挥了作用，于是，中国诗歌写作的后现代主义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着“诗歌叙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