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自然美学的多重可能性：关乎“远方”的度化和蜕变

——《花园》（51—66）读后

南风窗

诗歌的存在，犹如诗歌的诞生一样，是诗人灵魂使命的进行时也是暂时的完成。诗歌的发生、发展，绝不会以诗人自身灵魂以外的东西作“标记”。我这里说的“标记”是指诗歌文本中的诗意营造、叙述逻辑、内在结构、发声方式和诗韵气息，也是词、物、诗意、意象、诗心的互为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得以度化和脱变，也完成一次向着“远方”有限的（而不是无限）抵达。诗人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抵达中，实现了自身的度化和脱变，拥有了自我生长的能力，也收获了自我修复的可能，这几乎可以看作一个写作者可以走多远的标志。近读阿依古丽的新作《花园》（51——66），就有了这样的惊喜。

“远方”，是人类的“远方”，也是众神的“远方”；是词语的“远方”，也是诗人赖以生息创造之中的自然万物、物语人心的“远方”。阿依古丽总是极具耐心地创造着这个“远方”，暂时抵达，而后仰望，再启程。她说：“由于仰望时的残缺之惑和怅然若失，启程就是安慰”。于是，阿依古丽在自己生命的内在韵律和人生步伐的推动下，用诗歌的方式洞悉自己，体察周遭的世界，并把自己持续写作中的诗篇带到容易想象和表达的地方。于是，河中，河边，河底，河堤，青石板台阶，等等，都成了阿依古丽的诗心栖息之地。说到“光”，阿依古丽有点激动地说：“无论阳光还是月光、星光，都是世界送到眼前的惊喜，我们不能拒绝这个世界的善意和温度”，这几乎成了阿依古丽诗歌的魂魄和力量，“光”，也成了阿依古丽关乎“远方”表达的首选意象。如：“光追波浪/超越之旅/或回光返照/彼此抵达”。在《花园》（51——53节中），我们还看到乌青鱼、绿头鸭、青萍、荷、黄荆子这些自然生物，承载着诗人所赋予的世道人心，“灵魂与灵魂层层剥离，蛇一样脱下旧皮”（《花园》53节中的诗句），“远方”在诗人况味隽永的书写中逐渐清晰起来，成了度化诗人的真经和菩提。

在《花园》（54——66）节中，诗人进入心灵“远方”的繁复之地。随着叙述的深入，诗人让内心的诗性世界与外部世界频繁发生关系，是诗的需要，也是诗人的需要，强烈的互相期许，一场奇崛惊心没有末日之忧的热恋，使诗人对惯性之外的世界再次有了全新的领悟和书写。“远方”，还是“远方”!我们也仿佛被诗人带到了她如梦似幻的“远方”，“满载着一河醒悟（《花园》中的诗句）”，仰望那个被现实世界遮蔽又被诗歌的手揭开迷雾的“远方”，这个“远方”也使《花园》中的词与物有了姻缘，如：“彩虹”与“鲸鱼花的绿萼”；“罗汉松”与“矮脚”；“沉在河底的石头”与“君王”，情味与诗意恰如天造，阿依古丽打开了一扇通达红尘之外自然世界的奇异之门，物外与世外之心得以蜕变和度化。

在阿依古丽的《花园》（54——66）中，她叙述中时间的营造和空间的建构也极为独特，如：“枯黄的垂柳枝伸进结冰的河水/它冬天的样子/多像那个曾经落魄的自己（《花园》65节）”，在这里我们看到曾以为像水一样流动的时间，其实并不是我们惯性思维中的线性存在，而是多维的、多个方位无限延展的，以致结构出更为多义、多元的空间存在，而这个空间的基础就是诗性。诗性既是源流、诗人的“远方”；也是归宿、诗人的暂居地和暂时的归宿。这一切之所以我们要定义为“暂时”，而不是“永恒”，是因为诗一直在那里，等待词语的到来，诗人书写的部分多么微不足道，躁动的世道人心遮蔽的部分多么广阔无边，诗意隐身在自然万物之中，多么热切地期待着诗人的发现，为其命名。为了减少稍纵即逝的遗憾，诗人的使命神圣而不可辜负，就像我们一出生就被父母命名一样，诗人就是万物的长兄和父母。如此说来，诗歌的最终归宿依然是词语无法言尽的无涯的“远方”，这或许就是阿依古丽在《花园》中执著歌咏不言放弃之所在，更是自然美学艰辛探寻之后的价值回归。我们在《花园》中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2016年1月17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