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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公木精神 死水吧 [打印本页]
作者: 死水吧 时间: 2014-7-9 23:44
标题: 论公木精神 死水吧
本帖最后由 死水吧 于 2014-7-9 23:46 编辑
【按：因读到徐敬亚先生《与公木谈话》一文，现将去年为纪念雅园诗会20周年写的一篇评述公木精神的文章贴出，共大家品评。
死水吧 xdgls@qq.com】
论公木精神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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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为公木精神？这是一个含义深广的课题，所幸的是先生生前曾在一短文中做了一次精辟的自我概括，不妨引出原文，也可对我们认识这个课题起到一个向导作用。先生说：
我所期望与钦羡的作诗、治学、为人之道：
理论(文艺)建设意识，学术(创作)自由心态，真理(审美)追求精神，道德(纲纪)遵守观念；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
力争坚持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辩正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立场、观点、方法。把“二为”方向认真内化在心灵里，则“双百”方针自然体现于实践中：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多，不同而和；不求多失于一，更勿一迷于多。
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寨；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视野必兼古今中外，基点当是今日中国。立足于自我意识以及自我意识的嬗变，进行时空双向化的批判、继承、吸收、扬弃、从而辩证地综合。实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完善：
人之可贵．在能物物，而不为物物。物物者，非物，斯谓灵，道也。为物物者，物耳。
以上五端，完全可以从先生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革命实践学术活动诗歌创作中得到充分印证，所以不能只看做是先生的座右铭，也应认定是先生的人生实践和思想的升华，即公木精神的最好概括。做为先生的弟子，我们从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中，可以用这样八个字来概括说明，那就是我们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在先生逝世追悼会上的敬献的挽联上写的：“诗哲学圣 世纪楷模”。所谓“诗”，是指先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除了那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八路军进行曲)(即军歌)之外，先生还有以三十年的心血写成的当代诗坛极难得的一首哲学长诗《人类万岁》。所谓“哲”，是指先生是一位有特殊创见的哲学家。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的指导下，发现和创立了第三自然界学说。这是哲学史上的重大成果，大大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视域，无论在实践和认识的诸多方面都将逐步显现出其无法估量的价值和作用。所谓“学”，则是概言其做为一代教育家和学者的所取得诸多重大成果，无需赘述。所谓“圣”则是说先生是超凡脱俗的至者。圣者，我们的体会，就是高度自觉的历史主人翁，真正的时代主潮的杰出代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能以“诗哲学圣”四个字来概括的人，在本世纪诸多杰出的人物中，还能有几位呢?
——《公木诗学经典•公木精神，青春永驻——主编寄语》1355—1357页
丁元 张朔 黄淮
二
公木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到《人类万岁》，再到《第三自然界概说》，公木在中国现代史和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难以超越；公木的一生又是平凡的一生，从革命青年到文艺战士，从教育工作者再到诗人，他始终是一个战斗、工作在第一线的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中间被一种东西紧密联结——那就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光明的追逐，对事业的执着，对自然的哲思，对人生的超然，在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中表现为革命战斗中的英雄无畏精神，追求理想中的勇于牺牲精神，宽阔厚重的助人为乐精神，在遭受冤屈和打击后的忍辱负重、无怨无悔的超然精神，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不断探索追求中的革新创造精神，以及自省反思历史的勇于担当精神等，概言之为公木精神。公木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公木精神实际上是二十世纪推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推动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一代知识分子昂扬奋进、不屈不饶、睿智哲思的精神！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公木精神是社会和时代锻造出来的。它是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大熔炉中经受了长期社会实践的考验，伴随着公木革命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而锻造成功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到辛亥革命，从国共内战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百年的历史充满血腥与杀戮，充满屈辱与抗争，充满自立与自信，充满坎坷与曲折，充满骄傲与自豪。这血与火的时代是血与火的熔炉，锻炼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位仁人志士。作为一个饱受中华民族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公木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起，奋起抗争，追逐光明，不屈不挠，昂扬奋进、睿智哲思，成就了人生与事业的双重辉煌，也建立起了一座多层次和多侧面的精神大厦。
三
公木生性耿介，率真赤诚。他待人处事，不避权势，不图名利，全凭着自己的内心良知。
对待子女，从严要求。白桦，是公木夫妇30年代为奔赴抗日战场而寄养给陌生人的小女儿，解放后好容易托人找到。1962年10月，白桦接到下放去新疆霍城县的通知。霍城县距离前苏联仅一水(伊犁河)之隔。年轻的白桦难以割舍当时的工作和生活，于是给父亲公木和在四川工作的她的生母各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不想去新疆的心情。公木回信说：“去吧!孩子，不要怕遥远，不要怕艰苦，人类的智慧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她的母亲（生母）也回信批评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而把革命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组织需要你去新疆，你为什么不愿去?”让孩子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都是那个时代所有共产党人的共同选择吗？
对待同志，平等相待。1985年寒假期间，对公木执弟子之礼的周蒙，为感谢公木老师对其学术上的提携与帮助，托人带给他一点土特产木耳、松籽、参茸等。没想到第二年暑假，公木夫妇托人给周蒙捎来一大包糖果和蜜饯一类的精致食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八十年代的公木，已经回到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之中，身份和地位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情况下面对晚辈，如此谦恭，足实令人敬重仰慕。
对待学生，仗义直言。1983年，学生徐敬亚发表论文《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被认为是诗歌界的“精神污染”的主要代表性言论加以声讨批判。其实公木并不认同学生徐敬亚的观点，但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徐敬亚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同时，编辑发表这篇文章的内部刊物《新叶》的几个学生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被分配到了小县城，因此事情变得异常可怕。眼看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悲剧又要重演，公木痛心疾首。为保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生，为了替这篇稿子说一点公平话，在驳斥《崛起的诗群》的会议上，公木不得不中断发言，在台上吃心脏病的药。
对待青年，悉心呵护。1955年1月，公木刚刚调入北京工作不久，即为天津一位名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是不是胡风分子的问题，斗胆顶撞过作协一位领导(公木同时兼任作协青年作家委员会工作)。当时主持胡风专案的LBY通知公木说，天津有个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公木通过调查了解，辩解说侯红鹅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作者，至多认识天津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随便抓人，随意地划成什么分子。侯红鹅当时还很年轻，仅跟胡风集团中的诗人鲁藜等通过几封信，连面儿也没有见过，就要被当作胡风分子来批判，这不应该。所以在他为中央“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组提供的侯红鹅的政审材料中，实事求是做了汇报，拒绝执行通知。这也成为后来公木被划为“右派”的罪状之一。
对待历史，勇于承当。尽管公木也多次做诗对那些荒唐年代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但晚年从不抱怨自己受过的不公正待遇。晚年，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多次追问是谁曾以“左派”自居整他，他总是不做回答。在那些荒唐的年月里，公木也不免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风声渐起的时候，公木也曾怀疑过这个案件能否成立，是否合乎法制精神？也为一些同志仗义执言，呼冤叫屈。但后来迫于各方压力，他也违心地写了一些批判胡风的作品。对于这些，公木也有着理性的反思。他直面现实，解剖自己，勇于承当历史责任，决不文过饰非。公木在和一位年轻诗人的对话里说：“无论多么‘事与愿违’，‘时代’总是由‘我们’共同开辟出来的。失误，‘我’也有份。”（《我爱——公木自选诗集•后记》）
公木和大多数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劳动改造，这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是检验一个革命者的试金石。公木不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而且百炼成钢，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无畏精神和追求理想的勇于牺牲精神，更显示出他对待人生和苦难的豁达与超然，对待同志与朋友的率真赤诚，对待错误与历史的积极担当。
1930年5月，为配合策应省委决定在北平搞“八一”暴动的指示，公木和他们组织的参加暴动的学生聚集在北师大图书馆门前，准备了武器——辣椒面、胡椒面、白灰。游行队伍气势昂扬，捣毁了国民党的第六区分部，后被100多个侦辑队员包围，包括公木在内的50多人被捕，被羁押于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获释之后公木又回校读书。同时根据组织的安排，参加“社联”、“友联’的工作，经过严酷斗争的考验，他更加成熟了。
1932年3月18日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公木再次被捕，被羁押于北平市公安局一个多月。后由北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合保释出来。出狱后，他又于同年夏参加了北师大的学生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不仅没有摧毁公木的革命意志，他追求革命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公木携妻将雏到达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同志给他们出主意，叫他们去延安，说到延安可以教书。但当时的公木认为延安是后方，他想到山西太原的抗战前方去，他和妻子商定—齐奔赴抗日战场。但当时不满两周岁的小女儿白桦自然成了他们的拖累，于是，他俩毅然决然地把孩子托付给一位好心肠的陌生人家寄养，夫妇一同轻装奔赴山西参加了晋绥军区的抗日战争。
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在面临理想和亲情两难抉择的当口，公木决然选择了理想，这样的无私牺牲精神在战争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当中绝非孤例。
1958年10月，公木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工资降为行政15级，并下放劳动改造。在吉林省图书馆接受劳动改造期间，公木白天拉煤、拉书，搬书，曾经为了每次能往楼上多搬些书，他在胸前搭上一块木板，用绳子吊在肩上，在上面托书高至前胸，肩膀上曾留下一道道深深的血痕。晚上在斗室如豆的灯光下，一卷书伴一杯白开水，读马列经典著作，读《中国哲学史》、《老子》、《庄子》、《史记》等书籍……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1961年，公木在省直农场(大兴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时，任积肥组组长。烈日炎炎下，他总是捡最脏最累的活干，每天手拿粪勺子，跟农场的车到市里去下粪坑掏粪便，或从马厩里拉马粪。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公木竟还专门从书店买来有关化肥方面的书，认真阅读，分清各种化肥的名称、作用和功效。
在那失去理智的年代，面对冤屈，面对诬陷，面对非人的折磨，有人消沉，有人发疯，有人自杀，公木却以苦为乐，在劳动中寻找乐趣，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份豁达与超然，让公木心理平静地度过了那寒冷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春天。
公木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总结出中国诗歌中最可宝贵的精神基调是：耿直、刚烈、鄙薄功名，蔑视权贵，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献身真理与主义，热爱生活，珍重友谊。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可贵的精神财富，公木都在切切实实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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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木在写于1951年10月的一首诗歌《鞍山行》中写到：“是的，螺丝钉——无论摆放在什么部位，/ 都一定旋得紧紧的，牢固，坚实。/ 运转着的整部机器发出呼隆呼隆的声音，/ 都将给它以震荡，并引起金属的回应。”公木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颗螺丝钉，无论拧到哪里，都要牢牢地钉在那里，在那里闪闪发光，和整部机器一起震荡。
公木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大致三种角色的转换：以1945年的抗战胜利为界，前期由革命青年到文艺战士，后期则成为教育工作者。无论什么角色，他都饰演得惟妙惟肖。
1929年春天，在北师大读书的公木，为探索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和几个思想很接近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从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入手探讨中国社会出路与发展前途，以求条件成熟时在各地农村成立分社。1930年和1932年，因参加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两次被捕，遭国民党反动派囚禁。1932年冬，公木与同学王志之、潘炳皋(病高)等以“左联”学生代表的名义，一同访问了鲁迅先生，邀请鲁迅先生到北师大进行了讲演。此后，公木与“左联”成员，同学谷万川、王志之、陈北鸥等筹办《文学杂志》。1933年春，由于被特务追踪，公木被迫离开北师大，到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教书。和该校教师中的教联盟员孙铁夫、段雪笙、熊渭滨、胡一若、钟鸣宇等共同发展并建立了华北左翼教师联盟支部，在鲁南几个县教师中撒下了革命种子。1937年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战开始了。为了声援抗战的将士，公木和同学们曾走上北平街头进行募捐，并赴彰仪门外对将士进行慰问。此后北平沦陷，公木携妻将雏，追随北师大到达西安。后又毅然舍弃两岁的小女儿，夫妇一起轻装奔赴山西抗日战场。1938年8月，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公木西渡黄河，到达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四个月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至此，公木终于由一个追求光明、勇于战斗、不惜牺牲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思想进步、意志坚定的文艺战士。
公木参加革命之时，正是革命处于低潮的年代，反革命屠刀飞舞，革命者血流成河；公木舍弃亲生骨肉，奔赴抗战前线之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年代，有的人明哲保身，有的人投身汉奸。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木投身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不是革命洪流裹挟进来的，而是基于热爱祖国与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基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做出的主动选择。正因为如此，公木一生，不追名，不逐利，就像一颗螺丝钉，始终拧在需要自己的位置上默默奉献。
在延安，公木与萧三、刘御等同志共同发起并成立“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和诗朗诵运动。当时，萧三希望他成为延安专业作家，公木却愿意—边工作，一边写作。1941年6月，公木被调到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任主任。1942年9月，公木被调到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了14年的白山黑水，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抢占东北，夺取胜利果实。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先后从延安、华北、山东派遣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开展政治、军事斗争，发展文化教育，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时，公木同志又接受了新任务——到东北开展革命工作，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做了短期的文艺宣传工作和党的地方工作。1946年元旦前后，受东北局指示，公木参与创办了东北公学，后改名为东北大学，公木任教育长。
东北大学正准备开学的时候， 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向东北进犯，学校被迫次第撤到安东(现在的丹东）、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由南到北的大踏步撤迟，历时三个月，行程三干余里，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边招生，经历了干辛万苦，流血牺牲，但队伍日益壮大。这一段艰苦的工作，主要是由教育长公木组织领导的，他以出色的才干和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东北大学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公木同从本溪、安东、长春等地陆续到校工作的张东川、吴锦、黄耘、许法、萧岩、李先民等同志，始终在第一线，和同学同甘苦、共忧患。全校师生表现出积极向上、追求真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强意志，谱写下可歌可泣的战斗和学习的新篇章。
1951年，公木因为起草东北师范大学正规化管理办学方案，被指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因此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调离工作岗位的处分，并调往鞍山钢铁公司任鞍钢教育处处长。公木到任后，和上上下下配合默契，大家都对工作认真负责，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风气。公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极倡导青年团办墙报《诗刊》，不仅自己抽时间带头写诗，还鼓励青年人拿起笔。公木在鞍钢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和教育处的同事们一起把鞍钢办成了一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综合性钢铁冶金学校，开创了全国企业教育事业的先河。不但保证了鞍钢生产的恢复和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而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向全国冶金科研、设计、地质、基建战线和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支援了5万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从公木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确实就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拧到那里。拧到哪里，就在那里闪闪发光。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公木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事业，仅在大学就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即使到晚年八十高龄时，仍负责培养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两个专业的研究生。他给研究生精心指导、授课，审改他们写出的论文。他一生都在教授学生，一生都在进行学术研究，一生都在著书立说。1933年到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教书，讲授国文及文字学，1935年成书《中国文字学概论》(北平新亚印书局)。1946年就任东北大学教育长后，为中文系讲授《历代诗选》、《诗经》。1954年调入中国作协，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开始《先秦寓言》的译释与老庄著作的研究。1960年代初，转吉林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学史》、《诗经》、《先秦寓言》、《古典诗论》、《毛泽东诗词》五门课。1981年出版《老子校读》(后修订为《老子说解》)。1983年初，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主持编写《中国诗史》。1985年专著《中国诗歌史论》出版，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近代七部分。1992年底，公木主编的《中国诗歌史论丛书》(1987年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扩充为九卷，达280万字。
几十年来，公木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不追名，不逐利。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这不正是公木所代表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高尚品德么？
五
公木是世界知名诗人，他在诗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令人难以望其项背。虽然他不是专业诗人，诗人并非他的正式职业。公木晚年回顾往事，曾这样说：“我的一生应该说是一个教员，写诗都是业余的。”而这业余的诗，公木竟写了一生，公木是用生命来写诗的。他写诗，不单单只为抒情言志，而是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探究自然规律，张扬民族正气，为民族精神注入正能量。正因为如此，他的诗，唱响在中华大地的上空，经久不衰；他的哲思，启迪中华儿女的神智，寥邃深远。一九九四年，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在北京雅园宾馆召开首届年会，公木参会并赠言题字：“以诗开慧，以爱塑魂”。这其实正是他奉行一生的对于诗的社会功用的最好注解。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公木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也以救国治世为己任。把作诗作为自己参与社会变革，实现爱国理想的有力工具。他的诗以忧民、爱国、哲思的诗歌内容为总基调被载入史册。
1933年，公木发表了《时事打牙牌》和《父与子》等新诗。《时事打牙牌》是利用民间流行曲曲调，宣传红军土地革命及东北义军抗战斗争的诗。《父与子》却鲜明地表现了农民的反抗意识，描写了农民的觉醒，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民的新特点。
1938年5月，公木创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是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写叙事诗的最初尝试。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抗日英雄娄德明的形象，诗人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献身精神。
1938年冬，公木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家》，《子夜岗兵颂》共八支歌的歌词，被郑律成谱曲，总称为《八路军大合唱》，唱遍延安，唱遍陕甘宁边区，唱遍各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抗战热情，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八路军进行曲》后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八一”前夕，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入民解放军军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
公木创作的电影《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曲，参与修订的歌曲《东方红》歌词，都因为内容与社会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反映出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复兴、人民幸福的历程中华儿女共同心声，张扬了民族正气，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喜爱，这歌声在中华大地的上空飘荡，经久不衰。
战争年代，公木以诗为器，拯救民族危难，鼓舞民族正气；和平年代，公木以诗为镜，洞鉴虚假丑陋，思考自然人生。
发表在《北京文艺》1980年五月号上的《申请》，以及未曾公开发表的《关于申请的申请》，是在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于1980年2月中旬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讲到《战国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告诫社会主义文艺家和一切工作人员不要拒绝人民的批评之后，公木受到启发而写的长诗。诗的主旨在于以诗为镜，洞鉴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某些方面缺少民主，有些做法不太正常，这些不利于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不利于‘四化”建设。因此，他以一位普通党员的身份，和胡耀邦总书记讨论端正党风、廉政建设的话题，表现出了诗人敏锐的触觉、耿直的性格、坦荡的襟怀。
1981年6月，公木倾听了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广播后，于病榻之上，写成了诗歌《真实万岁》，用诗的语言阐释了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抒发了一代知识分子经过十年动乱的思索后得出的共同心声。
公木晚年创作的《人类万岁》是一首哲理性很强的长诗，实际上是公木《第三自然界》学说的诗意的、形象化的表述，彰显了公木对人生、宇宙、精神的思考。
很多人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诗与政治的关系持否定态度。纵观公木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与社会、时代、政治的结合如此紧密，却仍为人民大众所认可，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这说明，只要符合时代主流，反映人民心声，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是完全能够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的。
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科学求真精神是公木诗歌内容的灵魂。
公木自三十年代步入诗坛时，就主张创作大众化的诗歌，并强调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应以民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为标准。1933年7月，他在《文学杂志》三、四期合刊上发表了《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在文章中就形成了明确的看法。他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在新诗的现阶段中，我们主张：新诗的创作，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活在大众中的旧形式；一方面要极力创造能够被大众所了解，至少能够被大众的前卫所了解的新形式。”
公木在发表于1980年《文学评论》第6期的《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一文中，提出并阐述了歌诗与诵诗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在全部诗歌流变史中，诵诗是主流，歌诗是主导。歌诗与诵诗都是语言的艺术，二者是平等的。每首歌诗，不论是乐歌，更不论徒歌，同时部是诵诗。不过，诵诗既是从歌诗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它还往住具有一定的音乐性。本文从诗歌的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将歌词视为新诗中和诵诗平行发展的一支，客观地梳理了诗歌与音乐的血脉关系，既确立了歌词（音乐文学）在新诗中的地位，也揭示了诵诗中的音乐性的本质特征，这篇文章也将成为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经典之作。
在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辞典•序言》里，公木阐述了自己的新诗艺术观：诗歌体裁属于艺术形式范畴，形式决定于内容，又反馈于内容。新诗体裁形式，可以探索提出三种主要类型，即：自由体、格律体、民歌体。千变万化，大多是以这样三种类型为基础的。新诗首先应该肯定自由诗，但新诗中的格律体与自由体实质上是孪生兄弟，应该与自由体并行发展。传统格律体，即所谓“现代诗词”或“当代诗词”的出路在于革新与创造。必须充实当代意识，扩充题材领域，促进语言变化，探求声韵改革，以力求风格意境的更新和格律形式的多样。
对于自由诗和格律诗的发展现状，公木说：“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遗憾，那就是现代汉语格律诗，没有获得正常的发育。”（公木《致学会建雄、黄淮、张朔诸同志的信》）因此，公木晚年特别关注现代格律诗的创作与发展。
公木曾经于1987年为现代格律诗下过一个定义。公木道： “便是在现代口语的基础上，于句行结构、节奏、音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即各节诗行的句式大体均匀，相应诗行的顿数大体整齐，有规律地押韵” (《现代诗歌体裁简说》)。
公木不仅于1994年在北京雅园宾馆以八十多岁高龄主持了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首届年会，还出任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名誉会长，为新诗格律化运动摇旗呐喊。他在宏观审视了现代格律诗的发展现状后，提出了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所推动的现代格律诗运动“第三次浪潮”之说：“从闻一多到何其芳，大约三十多年，从何其芳到你们又三十多年，算起来你们是第三次‘浪潮’吧。”（公木《致学会建雄、黄淮、张朔诸同志的信》1995、2、25）
公木大力关注并鼎力支持新诗格律化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集一生的诗学创作与研究后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是建立在一生的新诗艺术化的理论思考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一生的新诗创作的成败得失经验之上的。他在《我爱——公木自选集•后记》中写道：“至于形式，在观念上仍以自由体为新诗正宗，它是‘五四’新诗歌即现代诗歌的新创造。这是在早年就认定了的；但动手写起来，却不知不觉渐趋整齐，避朦胧而求明朗，且以‘破缺’为戒，有熔古典、民歌、新诗于一炉的意思。”
老来渐于诗律细。艺术规律是任何人都违背不得的。可贵的是，公木在耄耋之年对新诗格律化的鼎力支持、摇旗呐喊的切实行动。
新诗内容的爱国主义与形式的唯美主义的完美结合，是公木一生的诗学主张与追求。
作者: 死水吧 时间: 2014-7-9 23:50
本帖最后由 死水吧 于 2014-7-10 00:01 编辑
六
中国是诗的国度，屈原的《离骚》、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公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在推动历史进步、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从诗歌内容，到诗美艺术，进而诗与人生，诗与社会，诗与民族，诗与人类，诗与自然，诗与宇宙等等，都成为公木晚年思考的内容，并逐步形成了《第三自然界》的理论学说，发出了《人类万岁》的呼声。公木也因此完成了由战士成为诗人，由教育家成为哲学家的嬗变。
公木对于诗学的最大贡献是立足于构筑诗歌哲学，提出了“第三自然界概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公木，多年的思考趋于沉淀与升华，诗情哲思反而更加汪洋恣肆。哲理反思意味浓重的《真实万岁》(1981)、《读史断想三题》(1982)、《七十三岁自寿》(1983)、《眼睛》(1984)皆写于此期间。
也就在这时，公木提出《第三自然界概说》。公木称其为“假说”，是“经过近30年的思考，几度反复，到1980年前后才形成一个观点”。1978年《诗要用形象思维》讲学中正式提出，1982年《话说“第三自然界”》以书信体集中阐发，1993年《第三自然界概说》专著出版。
第一，“第三自然界概说”的理论要义。
公木说：“第一世界是在人类之前之外存在的世界，亦即‘第一自然界’；第二世界是在第一世界基础上，人类通过实践而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亦即‘第二自然界’；第三世界是作为第二世界之反映又不断对之进行正负反馈的精神世界，亦即‘第三自然界’。第一是物质的，第二是物质加精神的，第三是精神的。”
第二，“第三自然界概说”的理论触发点。
公木“第三自然界概说”的立论，细致研察了古今中外有关文论，亚里斯多德的“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达•芬奇的“第二自然”，康德的“另一自然”，席勒的“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法捷耶夫的“生活的幻影”，以及中国古人的“妙造自然” 等，皆在概念上接近“第三自然界”。但是，真正触动他的是高尔基1928年的短文《说文化》(载于鲁迅编，瞿秋白译的《海上述林》)，高尔基在文中谈到了宗教、艺术与文化，说：“科学是文化的基础，是主要的力量，创造那‘第二自然界’的，而‘第二自然界’正是文化。”公木认定：“‘第三自然界’的理论便是由高尔基这种文化观推衍出来的。”把“源于又高于‘第二自然界’，属于又异于‘第二自然界’的形象世界，强为之名曰‘第三自然界’，意思是用它来说明艺术的本质、诗的本质”。
第三，“第三自然界概说”的理论价值。
值得追问的是，公木为什么会在1980年代初期，博览群书，把历经几十年的思考成果凝结为“第三自然界概说”?
公木历来关注的三个“王国”是：艺术——形象王国即人性王国，科技——理性王国，宗教——神性王国，它们形成了人类最奇异最灿烂的三个精神现象圈，三者的关系及其相互渗透，极大地影响并制约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而，公木要抓住这个症结，从哲学上探寻突破诗学某些困惑的路径。
1、明确“第三自然”与科学技术的分离，强调艺术与诗自由幻想的本质特性。
艺术与诗具备认识功能，然而其最高价值却在于由幻想与激情所创造的美。诚如公木所言： “必须是美的真与善，或者是真与善的美，才能通行到‘第三自然界’。”这就把“第三自然界”回归到公木诗学“真善美”的诗本质观，从更高层揭示了带永恒意义的诗与科技及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的真谛。
2、重申“第三自然界”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划清现实主义诗学与宗教迷思、现代派非理性主义的分野。
对于现代派艺术与诗，公木并未全盘否定，他只是要人们警惕其“消极方面”：“现代派要求对诗与艺术进行非理性主义的改造，要求彻底抛弃诗与艺术反映生活，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功能，彻底切断诗与艺术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排除其社会意义，而使之成为一种以个人的非理性的下意识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纯粹‘自我表现’的手段。”因而对此表示无奈：“这就无怪乎它们投入到第三自然界当中的不外只是一些海市蜃楼、浮云、迷雾罢了。”
3、构建现实主义诗学新的理论框架，捍卫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越是深入了解“第三自然界概说”，就越强烈感到，公木是力图寻找一种更宏观的理论框架为现实主义诗歌美学定位。其中主要的话题是诗的本质、诗的美学、诗的哲学，然而渗透其间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悬浮”于上层建筑上空的“意识形态”原理的新破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捍卫和深入阐释。恰如公木所说的：“从根本来看，任何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只是验证而不能推倒艺术与诗的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与创造论。”
《人类万岁》也是公木诗歌的代表作，这首诗以其哲思的深邃，启迪心智。初稿写于1957～1958年的北京，又于1987～1988年在长春进行了修改。这首诗的写作与修改足足跨越了30年，这里有历史环境的因素（手稿曾失落漂泊了二十年），也显现了公木先生的深度思考和倾注的心血。诗中关于“人类”有这样一段描述：“我是时间和空间的儿子，/却不做时间和空间的奴隶。/我由自然生成，却又是/自然的耳目口鼻心脏和脑子。/智慧的花朵在汗水的汪洋中含苞吐蕊，/生命的凯歌正通过创造而获得旋律。/我便是自然的心灵，盲目的/自然由于有了我才得以具有自我意识。/时间啊，空间啊！你们既已/生我长我养我育我，/便只有我和协和提携，/再不能也再无力把我毁灭。”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时间、空间、自然、宇宙的辩证关系，也显示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生成了人类，但人类不甘心受大自然的摆布，人类终将主宰世界。这般的豪情，这般的自信，来自公木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磨炼出来的乐观性格，也是他对人生、对艺术、对第三自然界的另一种形象诠释。
七
走笔至此，不禁再次发问：公木精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以上对公木一生做人、做事、作诗、哲思四个方面的经历和成就的综论，大致可以看到公木精神实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忧民与爱国，爱岗与敬业，理想与追求，奉献与牺牲，率真与赤诚，开朗与乐观，忍辱与负重，自省与担当，超然与豁达，睿智与哲思等等，也许还有很多未及阐释的东西，但似乎能够从中感到一种引导中华民族摆脱屈辱，自立自强，走向复兴的力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迫切需要从文化的高度审视传统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更加紧密，迫切需要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支撑力量；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人文交流日趋深入，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增信释疑、沟通心灵、深化友谊的独特优势。
文化聚魂，文化兴国 。这正是社会对公木精神的召唤，正是时代对民族精神的召唤，也正是当今社会探讨公木精神的现实意义所在。
2013、12、14
参考资料：
《公木评传》 张宇宏 樊希安著
《公木传》 高昌著
《公木诗学经典》 丁元 张朔 黄淮主编
《新诗鉴赏辞典》 公木主编
作者: 穆高举 时间: 2014-7-9 23:51
拜读。长见识。
作者: 死水吧 时间: 2014-7-9 23:59
本帖最后由 死水吧 于 2014-7-10 00:03 编辑
附录： 【现代格律诗学会副会长、诗人黄淮对公木精神的解读】
公木精神
黄 淮
天下为公 如松品格
诗心正气 大爱无我
开慧铸魂 树人立德
一代师范 传世楷模
（2013.12.16）
公木精神
——《汉字诗典》36首
黄淮
公
甘愿屈条腿
把一个个人字挺起
露出一线天
日月星照耀大地
木
一株株小树
亲手扶持挺拔直立
一天天向上
蓬勃萌发朵朵浓绿
精
一粒粟
一颗青春种子
扎下根
发芽开花结实
神
有申诉
就有回应启示
壮诗胆
开拓时空领域
作者: 死水吧 时间: 2014-7-10 00:04
谢谢兄关注！
作者: 看山望水 时间: 2014-7-10 08:36
作诗、治学、为人。诗人的确不是只观“写”的事，写任何人都能写，但若做诗人，就要有更高的品质修养和精神追求。这为我们当代诗人忽略的。整理认真，有较强资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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