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摇滚乐歌词基本都是好诗歌
姜渌波
汪峰
汪峰,摇滚歌手,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品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青春、理想的坚持。《晚安北京》、《飞得更高》、《春天里》都是广为传唱的中国摇滚经典。
唱摇滚的汪峰出了一本小说,和他的歌一样,就叫《晚安北京》。小说写于十多年前,世纪之交的北京,一个叫“王凡”的年轻人,干着自己不爱干的工作,没钱、没女朋友,整日无所事事,每天一睁眼就想:“现代生活是一摊垃圾,一摊臭不可闻的垃圾。”
汪峰说,“王凡”身上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1995年的冬天,24岁的汪峰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一年有余,他辞去芭蕾舞团小提琴手的工作,整天鼓捣一支名叫“鲍家街43号”的地下乐队,他是这支乐队的主唱。“我不断地写歌,不断地写歌,不断地和我的乐队排练,除此之外无事可做。”
搞摇滚乐,头等要事是生存。北京那时地下乐队云集的马克西姆餐厅,“鲍家街43号”算是比较受欢迎的,一场演出下来也只有三四百块钱,分到乐队成员每个人手上,只够勉强吃饭,这样的演出也不是常有。台上风光无限,台下愁云惨淡,因为辞去正经工作,汪峰和父母关系变得紧张,从高二谈到大学的女朋友也分手了。
《晚安北京》中,“王凡”的女朋友对他说:“没有钱那还谈什么好好生活。”王凡无奈地回答:“我会努力,而且我每天都在努力,但是努力也不一定马上就会有好的结果。如果你觉得忍受不了,我没办法。”
为了找到唱片公司签约,汪峰那时不停地给各种人打电话,请他们听自己的音乐小样。一个黄昏,汪峰走到建国门桥上,脚下车流涌动,周围压抑的楼群混沌伤感,这座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变得不真实起来。“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虚假……”汪峰跑回家,奋战到第二天早上,写出了《晚安北京》这首歌。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汪峰萌发了写一本小说的想法,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晚安北京》,一个北京年轻人的故事迅速在他脑袋里出现,1996年底,汪峰开始写作《晚安北京》,写了大概三章之后,京文唱片签约了“鲍家街43号”乐队,录歌、巡演,事情多了起来,写小说事情也耽搁下来。
签约京文唱片后,乐队正式摆脱地下的状态,但由于音乐风格与市场要求格格不入,乐队的经济状况甚至更糟糕,成员心思涣散,面临解散。现实要求汪峰必须做出选择,1999年的最后一天,汪峰写了《再见二十世纪》,歌词就是一次告别,“再见,二十世纪。再见,我一样迷茫的人们。阿甘说生活是一块巧克力,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一个女人说生活是孩子和房子,我想也许她也是对的。”
2000年,汪峰以个人身份签约华纳唱片,从一个主唱变成了一个歌手。他开始调整自己,强迫自己和别人竞争,他听许巍、朴树、郑均,演出越来越正规,歌迷为他挥起了荧光棒,一切都变得正常起来。就是在这一年,汪峰忽然在书摊上看见一本书,名字也叫《晚安北京》,一位作者盗用了他的歌名,汪峰在气愤无奈之余,决定把那本未完成的小说写完。
如今,十年过去了,汪峰迎来不惑之年,正式出版的《晚安北京》更像是一次对青春往事的纪念,他说:“十年过去了,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现象目前都没有太大改观,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精神实质还是一样迷惘,没有归属。”
《晚安北京》中最后的结局是,“王凡”用自杀的方式让自己永远留在了20世纪,青春灰飞烟灭,“子夜的钟声远远地传来”,一切都逝去了。
专访汪峰
沈阳晚报:《晚安北京》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一面的汪峰,大家第一次发现,原来汪峰平时不止创作摇滚,也创作小说。
汪峰:在我看来,创作歌曲、写歌词和写文学作品,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是说文学作品表达更充分,故事性更强,而歌词要求更凝练,至于人文性和思想性,两者事实上是没有冲突的。《晚安北京》已经写完十年了,却一直没有出版,原因是自己觉得小说才七八万字,出本书显得太少。相比之下,很多一两万字就出一本书的事儿我更无法接受,因为我不但对音乐较真儿,对文学创作也挺较真儿的。
沈阳晚报:你在自己“怒放笔记”中罗列了一长串大师人名,马尔克斯、亨利米勒、惠特曼、金斯堡,以及The Doors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差不多都是60年代那帮人,他们中谁的文字对你震撼最大?
汪峰:震撼最大的是亨利米勒,他事实上是20世纪初的作家,之所以觉得受影响最大是因为觉得整个六十年代的这一批诗人和词曲作者,他们作品中的先锋性和伟大性,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人能超越。
沈阳晚报:你第一次尝试写作是在什么时候?
汪峰:我18岁时写了自己的第一首歌(谱曲作词),那首歌写了自己生活的环境和城市,虽然今天看起来有些幼稚,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可以超越自己的年龄,人文性也可以更强。
沈阳晚报:《百年孤独》去年在中国正式出版,我听过很多专家学者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你在新书里也提到了马尔克斯,你怎么评价这部小说?
汪峰:我会尽量去读懂了解马尔克斯文字背后的思想,虽然这样很难,他很多作品中都有非常多的隐喻,里面包括拉美世界的历史、神话和超现实的想象力,同时又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大众和社会的冲突,事实上他所讲述的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那就是人性。他的小说建立在很多活生生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之上,那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沈阳晚报:1999年的最后一天,你创作了《再见二十世纪》,里面唱到:“再见和我一样迷茫的人们”。第二年,你签约华纳唱片,正式摆脱地下摇滚的身份,发行第三张专辑《花火》。你现在怎么看待世纪之初的那次身份转变?
汪峰:我的身份没有转变过,只是这些年我的作品更加能被大众接受,这说明大众对音乐和文化的接受欣赏能力提高了,我自己只是在不断创作,不断努力进步,从没有为了任何原因改变自己的创作。
沈阳晚报:读你的小说,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焦虑,我记得许知远那本也是在世纪之交写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说:“在我的大脑开始比较顺畅地运转前,理想主义情绪高昂的80年代过去了……接下来同样热闹却带上过多庸俗气质的90年代,却让我来临的青春缺乏足够的浪漫色彩……介于理想主义与网络一代之间的年龄,让我们有点尴尬,我们想做梦却丧失了空间与时间,同时又不能完全抛弃梦想。”你在写《晚安北京》时,最大焦虑是什么?是否是这种时代赋予个体的无法摆脱的宿命?
汪峰:可以这样说吧,事实上,这种焦虑是20世纪最后十年所有年轻人内心的常态,那是梦想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一种矛盾。
沈阳晚报:你怎么看待眼下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身上的肩负?
汪峰:一个年轻人得到的就是他要失去的东西,而他失去的,永远再也得不到,最后他会发现自己拥有的已经少之又少,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一个人需要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永远找不到。
沈阳晚报:你女儿将来可能也要经历年轻人的迷茫,你会怎么帮她度过?
汪峰:告诉她事实,然后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沈阳晚报:你怎么看待诗歌和摇滚的关系?
汪峰:摇滚乐里的歌词基本都是比较好的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当作歌词。
沈阳晚报:新书出来后,你想对沈阳的歌迷和读者说些什么?
汪峰:首先感谢所有的歌迷和读者,过去以及未来对我的支持,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写歌,写出好歌,希望和明年的新专辑有你们的聆听。
(沈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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