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上的臭狗屎之二：莫言获奖

枣林放牛

据说，莫言也是诗人。那就把他归为诗坛上的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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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 (2012-10-24 20:30:32)转载▼
标签： 杂谈、休闲、娱乐 杂谈        分类： 新闻、体育、娱乐、社会、花絮
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公开和公开谈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长久以来悬置于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天问，终于得以解颐。可是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中国知识界的气氛却显得极其诡异。
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把中国人推到了一个难以名状的尴尬之中。所有讨论都无法聚焦于文学成就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上来，人们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共产党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抄写者之一的沉默，对公共事务近乎冷漠的沉默。甚至，有时候是合作。
尴尬的地方更在于同时人们无法把这种不满与腹诽痛快淋漓地转换成批评。
我们不是曾经为2000年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欢呼吗？不是曾经为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欢呼吗？因为有过这些欢呼与鼓舞，我们就不能像公开嘲笑与抨击茅盾文学奖那样，我们有什么资格或者能力去批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暗箱操作？甚至连讥讽瑞典是为了修好与中国政府关系而颁发这个奖的说辞，都显得脆弱而可笑。
我们不是一直提倡文学与政治分开吗？不是批评把一切都意识形态化的过度政治阐释吗？文学奖不是和平奖。如果我们因为莫言的身份与行止而贬斥了他的获奖，那么我们真正的潜在心理才是双重标准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不是吗？
我们是过于苛刻的吧？肖斯塔科维奇不也是党员，不也担任过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可是我们不都沉醉于他的音乐的悲悯与宏伟？1965年肖洛霍夫因为《静静的顿河》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可他也是苏共党员，甚至是4届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在苏联的文学史上，我们把他和异端帕斯捷尔纳克相提并论。
就这样，我们无法弹也无法赞。就像莫言的沉默一样，我们沉沦在沉默中。在素来热闹喧嚣的微博上，无奈似乎是最后的词语。
多数人，作为缺乏文学专业知识的门外汉，都不能诟病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认同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技巧、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是，多数人，作为文学的阅读者和享受者，却对于文学都有着天赋与天然的想象与冀望。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人群而言，文学都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希望与寄托而存在。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困难、平凡与折磨之中，寻求文学意象与故事的慰籍，并因此而暂离现实，找到希望与生存的勇气。
文学是人们最后与最终的寓所。无论现实多么肮脏，世界多么腐败，生活多么残酷，人们总是能在文学的圣殿中重新获得希望和勇气。也无论文学与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种行当一样，最后都演变成了名利场，人们依然执着地在文学的温暖怀抱中无法稍离。
文学乃是一种灵魂拯救的事业，尤其是高尚的文学。而对于生存在一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民族和具体的人群中的人来说，文学尤其承载着这个民族独特语言和历史记忆所赋予的希望和勇气。它不仅需要提供虚妄与空灵的未来的空中楼阁，而且必须是对现实中的不公义与压迫的反叛和不服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从古典的《水浒传》或者《红楼梦》中汲取这样思想的养分。
于是，对于文学的近乎常识的判断是：它必须具有这个社会基本的道德勇气：不妥协于现实的压迫，不服从于现实的统御，不协同于现实的收买。它虽然未必认同普遍的价值观与流俗的乌托邦，但它更不屑与当局沆瀣一气。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这样殿堂级的奖项，我们本来有理由期待嘉奖给中华民族的，乃是对于这个民族良知的体认，精神的尊崇，其后，才是技艺的高超。毕竟，即便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也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流淌。
我们之所以失望与无奈，恰恰在于莫言这个具体的文学从业者，这个小说家，他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个民族得以珍视与荣宠的精神与灵魂象征。尽管他的作品常常寓言式地掩藏着他与现实政治的龃龉和若有若无的反叛，但他也习惯性地沉默于国脉与民瘼，游离于灾难和压迫，失语于公义和良知。他并不是一个施害者，但是他是一个袖手者，甚或有时候是一个共谋者。
我们无从抗议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对于莫言的选择。也许就像他们当年选择了肖洛霍夫，这个压迫苏联文学的同谋者一样，在文学专业上他们漠视了道德勇气的基本需求。但是我们有权固执地认定，莫言和他的文学，并不代表中华这个民族的文学精神和灵魂。这只是一些并不体认中国特有的苦痛与拯救道路的人们的一次他者的名利游戏。
连清川为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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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读者不支持莫言作品进教材：因性描写太大胆]
　　早在10月份莫言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就有消息称莫言作品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读本。现代教育报与新浪教育频道就此联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63.8%的读者认为莫言作品“不适合”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原因是“莫言作品充满魔幻色彩、大胆的性描写、暴力美学等，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调查数字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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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村上春树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两大热门，最终村上惜败于莫言。两位作家都是写性的高手。如果说，村上笔下的性意境像一个才华横溢、文质彬彬却病弱无奈、有几分娘的少年；那么莫言笔下的性意境则像一个生机勃勃、黝黑粗狂的山东大汉，也像一位面色红润、对未来充满希望、虽然土但浑身散发着生命魅惑力、丰乳肥臀的农村少妇。
单说性意境，村上的意境确实带有城市小资的调调，这种调调我们需要，需要它来调节我们干燥现实的生活，这也正是拥趸喜欢他作品的原因之一。但是小资的调调，有时无法给我们力量，哪怕是做爱的力量。高超的性文学要有仪式感和过程感，要有二者造就的性意境；而健康有益的性文学性意境，一定要有生命力的勃勃向上……

对比：莫言与村上春树性描写中的仪式感和过程感

        “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我们看这一系列动作，脱下大蓑衣，踩断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蓑衣，这可完全不同于色情文学中的性前戏，余占鳌的一系列行为分明是一种按部就班的程序，分明是一种仪式。当然这是必须的，把蓑衣铺在高粱上省得扎得慌。不过就是这样必须的动作为读者提供了过程的开始感，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同时开始了一种带有天人合一精神的性旅程。这是莫言先生的仪式感，再看村上君的。
        “玲子先是走到我的背后，拿起沐浴头帮我冲水，水划过肌肤，温暖而惬意，身体无尽的张开来。背后洗过后，绕着来到我的前面，‘渡边君，你那家伙还挺威风的嘛。’”不愧是日本人，出手就比较色情。不过，这种描写确实也具备了仪式的开始感。
        接下来就是正题了。这里莫言先生和村上先生有了一些区别。“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訰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环境描写正是莫言先生在《红高粱》中力透纸背的地方，这是中国天人合一文化精髓的完美体现。读者仿佛听到了风吹过高粱梢头沙沙的声音，仿佛闻到了薄气袅袅的凉意，最妙的是“高粱生长的声音”这几个字，看得我们也想闭上眼睛，带着一片阳光的金色躺下去……高粱生长的仪式和人类与生长繁衍有关的仪式就这样气息乡土地融合在一起。
        村上春树就比较直接了：“玲子便蹲了下面，伸出舌尖轻柔的去舔我的那大家伙。这个本来就已经按捺不住的家伙在玲子的舌尖下，更是骚动不已。玲子舔了几十下后，便整个的将我的那大家伙含了进去。”如果不看上下文，说这是日本色情文学，肯定有人信。这里确实有界限不清之嫌。
莫言与村上性描写大PK
黑暗中，我和直子静静地探索着对方，我吻她，轻轻地用手抚摸着她的乳房，直子则握着我硬挺的阴茎，她阴道已经温热湿润，渴望我的进入。我将硬挺的阴茎推入她的最深处，就这么静止不动，好一段时间只是抱着她，见她平静下来以后，我才慢慢地抽动，久久才射精，最后直子紧抱着我，叫出声来，那是我所曾听过高潮时的叫声中，最悲哀的声音。——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片段

胜出：由仪式感和过程感造就的性意境

        性意境正是莫言与村上春树共同胜出的地方，也是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伟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性描写这一关，他们通过性意境的树立早早就交上了优异的答卷。然而，他们二人作品的高下之分，也恰恰在这个由仪式感和过程感塑造的性意境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上身的汗珠还没有干，在月光下偶尔地一闪，斜靠在窗栏上，你手里端一杯茶慢慢啜饮，或是点燃一支烟，让刚才激烈的兴奋在黑暗中伴随着烟头忽明忽暗，一只纤纤玉手轻轻地环绕过来将你搂住……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会想到什么？
        村上，会让直子在极度高潮后放生大哭，会让主人公与玲子翻云覆雨后想到绿子，会让一切性的发生都围绕着死亡，即便是令人欣慰的重逢让久久暗恋得以实现，却又在所有的刺激被舔舐干净后第二天悄悄离去……绝望，无奈。村上的性意境绝对唯美，但也绝对消极，多么令人神魂颠倒的做爱最后都归于虚空，被一层城市病态心理的保鲜膜所包裹，走向生命力的衰竭。
        莫言呢？莫言的文学对象与村上不同，不是城市里钢筋水泥中孕育出的生命，而是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生命。他的性意境很接地气，在销魂蚀骨中到处弥漫着土的味道，草的味道，农村民居、蒙古包、森林小木屋的味道。在这种味道中，甚至男女双方都在打着饱嗝，我们也丝毫看不到那种乡村世代发酵的扭曲中死亡的气息。在他的性意境中，涉猎了儿媳对公公的挑逗，涉猎了路人皆知的偷情，涉猎了各种看似扭曲的农村心态，涉猎了人性的黑暗和丑恶，涉猎了无可抗拒的死亡，但你在其中永远看不到生命力的衰竭和终极绝望！
        “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訰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力！强悍的血液，不仅在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而且在几千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川流不息，隐藏在清风吹过沙沙作响的青纱帐中，摩擦着下垂的高粱叶急速前行、川流不息，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水清无鱼，把性与繁衍拧成一股绳，抛开愚昧的帽子，抖成一种性图腾，用朴实的强悍挺起最原始的人的脊梁！
莫言与村上性描写大PK
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截截地矮，双膝啪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她面上哔哔剥剥地燃烧。余占鳌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上。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暗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了过去。——莫言《红高粱》片段

我看着她的唇、舌和伸进裙内的手的徐缓动作，同时不由想起在保龄球馆停车场那辆租用小汽车中变得僵挺而面色苍白的岛本。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她瞳仁深处窥见的东西——那是地下冰河般硬邦邦冷冰冰黑乎乎的空间。——村上春树《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片段

唤醒：上乘性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

        《武林外传》中秀才曾让老白给他找一本《挪威的森林》看看，老白说，这么晚，上哪儿给你找那么小资的书去。小资，是对村上小说定位的一种观点，且不论这种观点的对错，单说性意境，村上的意境确实带有城市小资的调调，这种调调我们需要，需要它来调节我们干燥现实的生活，这也正是拥趸喜欢他作品的原因之一。但是小资的调调，有时无法给我们力量，哪怕是做爱的力量。
        高超的性文学要有仪式感和过程感，要有二者造就的性意境；而健康有益的性文学性意境，一定要有生命力的勃勃向上。
        美剧《斯巴达克斯》，一度被称为很黄很暴力，但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满眼都是裸露的身体，剧中的男女经常是一丝不挂，做爱的镜头也屡见不鲜，但很快，剧中曲折的情节、复杂的人性、朋友的关爱和各种争斗，尤其是那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在昏暗的训练场里，在血腥四溅的角斗场里，在怀旧的罗马柱旁和罗马袍下，将淫荡和暴力冲刷地一干二净。
        在洗净的斯巴达克斯的意境里，每一个受众都会有一种流泪的冲动，都会有一种走出去的冲动，都会有一种寻求心灵自由的冲动，这就是上乘性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
莫言与村上性描写大PK
他的手，一直在野骡子姑姑身上摸着，摸了屁股摸奶子。父亲的手是黑的，野骡子姑姑的屁股和奶子是白的，所以我感到父亲的手很野蛮，很强盗，它们仿佛要把野骡子姑姑的屁股和奶子里的水分挤出来似的。野骡子姑姑呻吟着，她的眼睛和嘴巴在放光，父亲的眼睛和嘴巴也在放光。——莫言《四十一炮》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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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学界的耻辱

　　莫言的作品翻过，但看不下去。要说魔幻与现实的交融，残雪胜过他十倍，要说厚重，陈忠实胜过他十倍，要说开创新形式，北岛胜过他十倍，要说乡土，贾平凹胜过他十倍。
　　看面相就反感，以上都是第一直觉。也许会耐着性子看看他的东西，验证一下直觉的根据，也许还是看不下去
　　鲁迅，老舍，北岛，高行健，都可以是当之无愧的，高行健是失去中国籍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学界的耻辱
　　莫言的作品翻过，但看不下去。要说魔幻与现实的交融，残雪胜过他十倍，要说厚重，陈忠实胜过他十倍，要说开创新形式，北岛胜过他十倍，要说乡土，贾平凹胜过他十倍。
　　看面相就反感，以上都是第一直觉。也许会耐着性子看看他的东西，验证一下直觉的根据，也许还是看不下去
　　鲁迅，老舍，北岛，高行健，都可以是当之无愧的，高行健是失去中国籍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学界的耻辱
　　莫言的作品翻过，但看不下去。要说魔幻与现实的交融，残雪胜过他十倍，要说厚重，陈忠实胜过他十倍，要说开创新形式，北岛胜过他十倍，要说乡土，贾平凹胜过他十倍。
　　看面相就反感，以上都是第一直觉。也许会耐着性子看看他的东西，验证一下直觉的根据，也许还是看不下去
　　鲁迅，老舍，北岛，高行健，都可以是当之无愧的，高行健是失去中国籍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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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却始终不愿谈起自己可能获奖这个话题。莫言说，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奖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打过交道的，是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曾经预言：“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而莫言却未料到，他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这第11部长篇小说《蛙》，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却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

　　莫言对此回应说：很多人说我是向洋人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奖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者，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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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莫言这句话，我的回答是：文学没有配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有配方，莫言如果不知道，公子镔知道。

　　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政治奖，是一项政治颠覆手段。

　　因为文学奖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通过母语进行表达，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有深刻理解的。但是，任何一国的文学作品，在另一种语言和民族看来，都是不可理解的，存在永远的鸿沟，耶稣永远不能跟佛陀交流。

　　而文学想超越这个现实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政治目的。用文学手段改造另一国国民思想，使该国的知识精英对本民族传统和文化产生厌恶，恶意混淆一个政权跟一个文明和传统的概念，看看中东国家政权被推翻的情况就知道。扶植和培养亲西方的文学家，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文学家混淆政权的恶和文化的恶，让民众对政权的不满转移到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不满。

　　比如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的作品中，在帕慕克看来，东方的固执，终将让步于西方的强悍。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

　　很多作家在为人处世，尤其在政治方面的经验是十分幼稚的。

　　193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受斯大林邀请访苏，访问之后罗曼罗兰赞叹：苏联是人类的希望。

　　莫言的问鼎作品是：蛙。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整个故事叙述的缘起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到我(蝌蚪)的故乡与当地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在结识了我的姑姑之后，杉谷义人鼓励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义人启发，我决定向法国作家萨特看齐，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创作一部话剧。我遵照杉谷义人的嘱咐，先以书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写给杉谷义人。

　　这里就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彻头彻尾的政治交易。

　　莫言这部作品，是以日本人为导师的一个视角（杉谷义人鼓励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从而想扭转自古以来日本来中国偷师学艺的传统，突然变成中国人以日本为师，软化日本侵华史；

　　并且按照非中国人的视角来对 49 年历史进行描述，扭曲国人对本民族传统的认识，离间民族凝聚力。

　　从张艺谋到莫言的作品，背后都有日本政治集团的资金赞助。

　　2006 年 10 月 12 日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穆斯林东方向西方的臣服，地中海变成穆斯林海之后的五百年，西方人终于重夺地中海。

　　如今基督十字军的最后征服堡垒是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源头中，特洛伊木马成为西方人的标准思维，所以，西方人的侵略，往往不是直接攻击，而是在被征服国内部普遍设立特洛伊木马。

　　当然，现代侵略战争不再轻率使用军事手段，文化侵略成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手段。

　　现在中国国力恢复，直接征服难度加大，西方不得不联盟日本，现在日本成为西方征服中国的桥头堡，制造莫言问鼎诺贝尔的热点，意图就是文化侵略，从张艺谋到莫言作品，都是最好的特洛伊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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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和平奖，共同由瑞典著名科学家、发明家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设立。其遗嘱的部分内容如下：所有我留下的不动产，应以下列方式处理：其资金的形式，每年赠予那些在安全证劵上，建立一项基金，其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每年赠予那些最近数年来造福于人类贡献最大的人。……一部分赠予在文学上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的作品的人。
　　而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机构，即此项遗嘱内容的执行机构为瑞典文学院。在此奖项被设立伊始，诺贝尔遗嘱的内容即被修改。瑞典文学院将获奖作品的范围在时间上由“最近一年来”改为“近年来创作”，内容由“文学作品”改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应该说，这次修改有利于更多的优秀文学、甚至人文历史哲学作品入选此奖项。但是，在从1900年到2012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诺贝尔文学奖的每次评奖结果，几乎都是毁誉参半。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评奖标准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文化语境来看，符合此项标准的作品，似乎应该是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但从当时的文学发展来看，古典主义文学早已衰落已久，浪漫主义业已成为明日黄花，而如日中天的是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
　　从诺贝尔奖设立的初衷来看，诺贝尔的本义是要奖励那些对真善美热情讴歌，对人类未来作美好展望，对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给处于悲观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的作品。如果我们回顾诺贝尔所生活的年代，不难发现，那正是尼采提出“上帝死了”，虚无主义阴影笼罩19世纪末西方社会的时代。诺贝尔对人类的前途既充满忧虑，又心怀希望。但在那个年代，似乎非常缺少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且能慰藉其心灵的文学作品。感叹之余，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将来。
　　1901年，万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发给法国诗人普吕多姆之后，立刻引起了一片非议之声。瑞典文学院给普吕多姆的评语是：“表彰他的诗作，它们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卓越的心灵和智慧结晶的实证。”这次颁奖可以说是瑞典文学院忠实的执行了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而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却也不可忽视。很明显的原因是托尔斯泰、易卜生、左拉、法朗士这些当时的文学大师竟然落选。批评者们或许有各种理由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但瑞典文学院的颁奖显然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是“最佳的”，但其作品明显不符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要求。尤其是左拉，据说诺贝尔生前就对左拉的作品相当反感，由此称其为“肮脏的作家”。这也多少说明了，诺贝尔本人在艺术欣赏趣味上，确实是排斥自然主义，倾心浪漫主义的。
　　但是诺贝尔并不知道，在他逝后的20世纪里，现代主义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与之抗衡的文学潮流。要想从这些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批判倾向，对未来充满极度悲观看法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理想主义”，可真是难为了瑞典文学院。因此，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后现代主义文学巨匠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擘鲁迅、高尔基、德莱塞都无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当后来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些同样不具备、甚至远离“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时，才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尤其是有些作家的作品并不是特别优秀时，就更让人怀疑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和意义了。因此，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被质疑的声音不断，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很多优秀的作家没有获奖，一些平庸的作家反而获奖（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学奖，但却并不是水平最高的文学奖）。而是因为瑞典文学院的评奖标准，越来越偏离诺贝尔的遗嘱——理想主义倾向。

　　二、
　　2012年，中国文坛在新世纪80后青春文学稍纵即逝之后，早已成为死水一潭。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似乎被人遗忘的年份，诺贝尔文学奖竟然首次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之后，既有祝贺、赞赏，也有批评、攻讦。但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这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至少说明中国作家及其作品，比起以往更被国际关注了。但从这次颁奖来看，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遗嘱的背叛，似乎是更加彻底了。其实从20世纪中叶开始，瑞典文学院的评奖标准，就多少不太在乎理想主义倾向了，而且颇有标新立异之嫌。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感兴趣。当然，这不仅局限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从其北美的先驱福克纳、南美的代表马尔克斯、到日本的中坚大江健三郎，中国的继承者的莫言。可以说，这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呈一种逐渐减少的趋势。
　　如果单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艺术水平来说，他们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却很难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理想主义倾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初诺贝尔看过左拉的作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肮脏”的话，那么他相当幸运，没有看到这些大师的作品，不然他很可能会觉得愤怒、惊骇、甚至要呕吐。
　　如果说文学批判现实，必然要描写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阴暗和丑恶的方面，但是否因此就可以放弃高雅的“审美”，而一味追求低俗的“赏丑”呢？我们不否认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在艺术上的创新，但在阅读之后却很难能给人以理想和希望，甚至让人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遭到了诺贝尔的反感。同时也让诺贝尔觉得，那些能给予人以理想和希望的文学作品是何等的宝贵。可惜，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却背叛了他的意愿，将奖金颁发给那些可能他不喜欢，甚至是反感的作家。

　　三、
　　中国当代文学，确实非常缺乏理想的倾向和思想的深度，而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则充满了媚俗的姿态和肉欲的诱惑。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曾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在整整20世纪，越过了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曹禺、钱钟书、沈从文、张承志、王小波等优秀作家，在21世纪颁发给了莫言。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确实是有资格获奖的。他的创作体现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与西方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与先锋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失败相比，莫言是相当成功的，因此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显得很特别。作为“老百姓自己写作”的代表作家，莫言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反启蒙立场。他的作品与其说是一种描述，不如说是一种呈现。
　　这种呈现，在他的笔下，是对欲望的一种赤裸裸的感官化展示。不管我们的评论家如何借用西方的话语，如酒神艺术和狂欢诗学来解读和阐释及作品的意义，最终都无法遮盖其“食色性也”的原始低俗底色。莫言的作品从客观上触目惊心的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人，更准确的说，是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图景。但是，他那将历史寓言化和现实魔幻化的表现方式，却不能不让人怀疑，老百姓自己讲述的故事，不过是茶余饭后闲谈中的假语村言。
　　瑞典文学院在2012年授奖给写前现代中国的莫言，而不是写后现代日本的村上春树，很值得我们思考。瑞典文学院肯定了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而恰恰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最低谷的时候。这是因为莫言的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为他们提供了一幅幅前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图景。在这些图景中，中国社会是落后的，中国人民是愚昧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者，将通过这一面面“中国之镜”，来重构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古国，即与他们的“文明国家”相对照的“蒙昧国度”。
　　中国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在几次大规模思想启蒙运动的有力推动下，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不断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并且继承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21世纪初的今天，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已今非昔比。而西方后殖民主义者，却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成果而不见，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采取无视的态度。但同时，却将目光放在一些中国当代作家脱离时代、回避现实、虚构历史、歪曲人性的作品上，试图从中寻找前现代中国愚昧落后的因素。
　　而以莫言、余华、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一批当代作家，思想肤浅、文化匮乏、专以描写低俗变态、肮脏龌龊的民间故事为能事，以貌似历史寓言、魔幻现实的先锋手法，肆意渲染和丑化中国人民的美好形象。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看客，提供蔑视、嘲弄中国人的材料。以损害中国人民的美好形象，换取后殖民主义看客的赞赏与嘉奖，与鲁迅先生当年拒绝不当的荣誉，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
　　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刘半农商量，想要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通过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写信征询先生的意见时，鲁迅做了如下答复：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先生婉拒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谦虚，甚至有些妄自菲薄。但从上文这段话中，我们是否注意到他特别强调的“中国”以及“黄色脸皮”和“优待从宽”这些字眼？当时中国的新文学刚刚起步不久，尚未成熟，确如鲁迅先生所说：“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即便鲁迅或其他作家得奖，也不过是西方人因为可怜和照顾“黄色脸皮”而施舍的嗟来之食。鲁迅先生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施舍来的奖项，同时也奉劝同时代的作家不要贪图名利，接受这种有损民族自信和尊严的荣誉。
　　时至今日，虽然我中华民族早已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一些西方后殖民主义者不满甚至畏惧中国之崛起，不承认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走向进步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千方百计寻找东方落后于西方的理由和证据。因此，瑞典文学院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最低谷的时刻，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品脱离时代、回避现实、虚构历史、扭曲人性的中国作家。带有明显的后殖民主义看客意图，更是对诺贝尔遗嘱的又一次严重背叛。作为21世纪的中国作家，对此不得不慎重对待，不要因为中国有人得奖，就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处于最低谷的时刻，需要更多真正热爱文学的作家，以自己的努力创作真正赢得世界的肯定，而不是将目光放在已经远离设立初衷的诺贝尔文学奖上。

枣林放牛

本文为10月15日南方都市报社论
　　
　　原文标题：走出消费庸常，回归文学本真

　　距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周不到，细心的民众一定可以发现，一场“莫言热”正在我们周围悄然弥漫。昨天，我们阅读莫言，莫言是我们的朋友、导师、偶像；今天，我们消费莫言，莫言是我们的商品、英雄、图腾。诺贝尔文学奖重新丈量了你我与莫言的距离，近是因为我们对文学的热爱仍在，文学的信仰与责任从未抛弃；远是因为奖杯吸引了无数陌生人，他们一同站在了莫言面前，阻隔了你我与莫言、与文学的距离。莫言获奖后，实有必要提出以下诸多问题：他将走向何方？我们对他的期待是什么？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学？

　　就在这些天，诺贝尔文学奖从未像今天这样鼓舞人心。沉寂的中国文坛自不必说，莫言获奖，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中国作家享受重逢，时间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回到了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与乡情，他们重温莫言的文学世界，回顾莫言的另一种人生；中国作家还享受鼓励，他们想象下一个莫言，庆幸莫言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学，期待莫言成为后来者走向世界的“护照”。

　　诺贝尔文学奖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触目伤怀。过去我们所亟亟批评的话语方式正被部分人重拾，对莫言和中国文学的嘉奖试图超越文学本身，莫言被赋予其个人甚至文学都不可承受的时代嘱托。

　　而更进一步，附加在莫言身上的恶俗消费亦让人汗颜。童年的莫言“掉过粪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高密火烧”和烤鸡被标注“莫言故乡”，与莫言无关的产品也牵强附会，“送老师”、“送领导”的广告被抛弃，代之以“送莫言”。莫言个人的身价亦在暴涨：手稿一夜飙升百万，升级成“中国最贵作家”；传言《百家讲坛》力邀莫言加盟，开价750万元的天价；以莫言旧居为基础，红高粱文化品牌开发已在推进中；某白酒网站也不甘落后，在其软文中称，“莫言作品多有对中国白酒的描写，可以说，白酒是他文学作品里的一种文化象征。”

　　一切看似都在变化，一切却又毫无变化。这是一场荣耀的狂欢，却也是一次失落的见证。荣耀刚过，我们难免要回归庸常，走向俗套，踏入陷阱。难怪有网友大胆预测“莫言必登央视蛇年春晚”。文学家莫言正被搬上舞台，痛心的是，我们消费的不是文学。一个被期待赋予永恒价值的文学家，正被强行拉进偶像的流水线，他正在被加工，被装扮，被想入非非。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文学这么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离文学那么远。

　　无意贬损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反，清醒的恰恰是莫言本人。对于自己获奖的原因，莫言说，“最重要的是我作品的文学的素质”；对于获奖的价值，莫言说，“得奖不代表我就是最好的作家”；对于中国文学，莫言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对于文学创作，莫言说，“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对于作家的责任，莫言说，“一个作家应该立足写作，应该包含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家的价值离不开作品。作家莫言在他的文学巅峰，不忘清醒认识自我，仍然皈依文学价值，这种回归，就像麦子对土地的眷恋，果实对种子的忠贞，飞鸟对天空的守望。它是作家应有的风范，亦是作家基本的觉悟。

　　莫言在坚守，却也是在拷问。文学何以变异，作家为何浮躁，而我们的土地为何也在排斥文学的本真。莫言获奖，时间进入下一个轮回，忘却那些不该有的自负或伤痛吧，人生短暂，而文学之树必将常青。成群结队的文学巨人，明星闪耀的中华文明，让我们以惯常的仰视姿态，回眸历史的闪耀瞬间，丈量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的心灵与文学本真的距离。

枣林放牛

莫言获奖：专说中国文学的粗俗淫荡
虽然中国高校致力于没完没了的扩招，但现今的中国人还是没能全都戴上了眼镜。虽然，清末民初的生猛民情时代已经过去了上百年，但迄今充斥网间的骂骂咧咧仍然此起彼伏，中国人照例还是生存在就该破口粗俗的境界里，以及与粪水和愤怒同仇敌忾的粪勇前进的境况中。没办法，这都是时代宿命使然，谁也改变不了，更何况一个莫言。
莫言在争辩自己的文学作品不仅属于乡土文学的范畴时，大而化之地说道：“其实我写的是一个在乡土基础上成长出来的城市，也就是说我的乡土文学已经跟30年代的乡土文学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土，已经是城乡化、城镇化的乡土。这样的成长化乡土和大城市的生活当然有区别，但是已经区别不大了。所以如果你一直（当）我是一个乡土作家，那么严格的说，我是不太服气的”。其实《天堂蒜薹之歌》或是“愤怒的蒜薹”里不都全是一大堆乡土里的土疙瘩吗？尤其是清末民初的乡土气息更为突出。如此，不论莫言宣讲或举例的到底是那个年代，反正中国文人就是躲在土疙瘩下面往上观察，你说他们能看到些什么呢？为此，干嘛一定要否认自己的意识年代属性呢？
中国现代文学不仅诞生与清末明初，而且还在民国混乱年间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鼻脓口涎的基本属性，更何况在整个改革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受到了长期的压抑，并在最近三十余年里又受到了种种迷惑、失忆、离乱与变态，就此，回归一下清末民初的本源属性有什么可羞涩的呢？我看还是应当大义凛然，继续厚着脸皮邋里邋遢，继续粪土直抒当年的襟怀，这有何不可？
法新社评价称，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法新社援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的评价称，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粗俗而淫荡的。“莫言书中所写的故事是我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英格伦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表示。
法新社报道称，莫言的作品涵盖了各个时代背景，比如1911年清王朝覆灭等。莫言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法新社还认为，《蛙》是莫言最为勇敢的作品，受到好评。
显然，法新社的报道本意是先把莫言的《蛙》定性成淫荡之作，再将其作为反映了莫言所称的时代背景，并将其作为黑色幽默来予以最终赞颂的。它是一种无意中的，颇具讽刺性的表彰，是对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乡土本性的一种西方式诠释。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不管中国人现在有多少不服气的情结，其所走过来的历史积垢是抹杀不了的，也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全都戴着瓜皮帽，拢着长衫，续着丑陋的长辫子就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说自己自打祖宗八辈以上全都登着铮亮的马靴，身穿街头巷尾的，陋室下面的，蹩脚的中式裁缝所赶制出来的皱皱巴巴的中式西装嘛。我们就是应当摆脱中国人历来就好面子的恶俗，难道不是吗？
中国文学本就是一堆不堪历史的积垢，这没什么可令人感到羞愧的，它是一段丰富历史演绎的结论，并不是自我丑化的败笔，历史演绎如此，你让文人们上哪去找到自己民族的其他题材？看看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极度丑陋的自画像，听听近代史上的炮声隆隆与血肉横飞的大动静，查查历史的大地上无数的血肉模糊与民族艰辛中充满的无尽失败与失落，就能明白无误地直观反映出我们历史的沉重与文化自我挣扎的壮烈。如此，悲情与黑色幽默能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题吗？不要以为我们比自己的祖宗八辈真的高明，其实，我们比他们更加矫情，更加缺乏承受力，更加肆虐无度，更加应该拉出去好好的鞭挞一番才对。
中国文人大都有一种令大众看不过眼去的德行，不知这到底是因为文人们身上的臭毛病实在太臭，还是因为我们的大众一打生下来就全都变异成了毫无心理承受力的小心眼所致？
你看莫言一获奖就口无遮拦，居然纵论古今，遑论寰宇。一说到国人瞩目的钓鱼岛，莫言又遭来一通臭骂的言论如是说：“搁置争端，先谈友谊。你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也影响不了两国人的睡眠和吃饭，甚至这个地方可以让鱼类生活的更好一点。我去过韩国和朝鲜的三八线，这个三八线是无人区，两国谁也不能过去，这个地方就成为动物的天堂，全是鸟，全是野猪，树木非常的繁茂。所以搁置争端有时候这个功能是很好的，海洋上的争端暂时搁置一下有时候也是鱼类的福音。现在人类捕鱼捕的这么疯狂，有一个争端的地方谁都别进，让鱼过去，鱼类会感谢人们，感谢你们”。其实，这种言论无论对于中国人的民族好胜心而言有多麽的不堪，反正符合现代生态学的观念，至于它与现代政治学有多少冲突那就另当别论，况且自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心中的激愤与转而胡搞发泄的幽默感历来就是这样表达的。就此，莫言实在没有说出什么新鲜玩意。
莫言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普世价值也是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居然在这一个令中国人肃然起敬的玩意面前表现出一副完全不削于理会的轻慢态度：“这个普世价值现在也说的很烂了，大家都把普世价值挂在嘴边，实际上我理解的普世价值也没那么复杂，就是真善美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我们中国人认为自己好，你自己对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那种感觉去对待外国的朋友，他们也会感觉到很好的，这就是一种普世的东西。我想在文学作品里边，就是说你写出了不仅仅能够打动你的同胞的作品，而且你的作品被翻译出去以后也能打动外国的读者，这样的作品就必然具有普世价值”。
莫言的意思就是，普世价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相当于文人躲在书斋的犄角旮旯里写小说或画画，被勾勒出来了令人激动的效果而已。相当于现在的官员们的政绩突出或是平头们又弄到了一笔意外之财，反正就是中国人现在的心想事成，抑或饥民吃饱以后打出了一个通透的仰天大饱嗝。莫言的本意大概是：不要动辄神化在不经意间打西方飘过来的一枚舶来品而已。没办法，中国文人就是令中国人愤概不已，这也是历史的宿命，不管它是好命一根，还是烂命一条。

老夏
2012.10.13

枣林放牛

莫言之所以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以否定中华文明，牺牲中华民族精神为代价的。以《红高粮》为例，他笔下的中国人为了求得生存，在日本人的威胁下，用刀活拔了另一位中国人，然后就疯了。张义谋将其拍成电影，就获得了西方金奖。所以说，我认为他并没有获得中国人心中的任何一个奖，如果有一个，就是卖民族奖。在他的《丰乳肥臀》作品中，抗日别总队队长沙月亮所带领的抗日游击队员，全是一群好坏不分的暴徒，在民族危难之际，还要轮奸自己的同胞（一个在他作品之中所树立的母亲）。在他的作品中，一位中国母亲，连生了七个女儿，全家都盼生一个男孩，最后生一个男孩，却是黄毛，原来是西方教父的种。你说，好事都给了西方人，能不得西人的奖吗？《娃》是什么呢？实质一部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控诉史，希望我们的国人也读一读莫言的作品，什么文化造诣有目共睹，大多是丑化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丑化中国文明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之中,中国人不是疯子就是愚蠢,要么就是象原始人一样的无知,以此迎合西方人的胃口.
　　不少文坛巨人骂他是流氓文学，也是有道理的，不少文坛巨人骂他是流氓文学，也是有道理的,
　　得奖作品《娃》的主线是写一个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她先前是好人，为乡村的孕妇接生，被全村人尊重为送子观音。后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变成了魔鬼，专们残害未出生的婴儿，由于这些婴儿形状象娃，所以作品取名为<娃>.后来是姑姑忏悔，作品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控诉,从西方人权观的角度批判我国政府无视人最基本的人权.作品隐瞒了我国的当时的国情和现实情况,作品的结尾是悲剧，姑姑的痛苦。在现实生活中,我国长期从事计划生育的同志为我国现阶段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感到骄傲,他们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国家的认可,现在正安享晚年，是喜剧。这个作品,之所以如此受西方的吹捧,与当前西方反华势力年年对我国人权进行指手划脚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作品好不好我不说，但有人说要将其编入学生教材，我是坚决反对的。我不提倡再搞红色教育，但爱国爱民族教育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也丢不得。
　　有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说莫言得奖是中国人的悲据，原因很简单，莫言的作品，是以丑化中国人为基础的，如今他得诺奖，全世界人都会争买他的作品看，看完后就会对中国人有一个初步印象，中国人是劣质的民族，中国人是下等人，中国人是愚不可及的，中国人是可欺的，以后我们的子孙不管到哪儿都会受到歧视和冷漠，所以说，是中国人的悲剧。这也许也是他本人得奖后高兴不起来的原因，他知道他写了些什么，接下来他会面临一些什么，一个出买民族灵魂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