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的良心
——读李飞骏的诗《遗腹子——致索尔仁尼琴》
宫白云
张黎曾在我的一篇评论李飞骏的文章里说，李飞骏是“一个诗人竟成一家派别”的诗人。我深以为然。做为新批判现实主义代表诗人的李飞骏，他的诗歌是独一的，他独特的思维、嗅觉和眼光及尖锐甚至尖刻、狡黠智慧的语言，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别人想模仿也模仿不了。他打通了民间写作与学院写作的界限，打破了诗歌与杂文的藩篱，创建了独一无二的诗歌文本。他独特的飞骏体，不但丰富了诗坛文本，而且以口语化开意象的文本特点独具风骚。除了思想性之外，他的诗歌还把口语和意象、批判和抒情相结合，他诗歌中的知性、幽默、反讽，正是当代诗歌的特征。对于李飞骏来说任何材料都能入诗，信手拈来，且有点石成金的效果。他总能第一时间快速地用诗歌对一些时事和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反映，这是其他写新批判的诗人无法比的，这需要深厚的知识背景、敏锐的思维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而李飞骏自身的素质足以构成支撑。
飞骏体文本的创新，不仅是自身的担当，还是批判现实主义新的高度。有人说他是诗坛鲁迅，有人说他是当代杜甫，但我觉得“老李飞刀”对他似乎更契合。批判是李飞骏诗歌的主旋律。他与批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将正在发生的时事与事件，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不是如同一面镜子样复制，而是以镜子的质素实现提醒、警醒或唤醒。他之所以选择去批判现实，正是基于他对这个世界的大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批判源自大爱。因为理想，所以批判”。他站在时代的前沿，抗着新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出色的优秀诗人的热血承当和把黑暗、肮脏、弊端、丑陋、荒诞赤裸裸地撕裂开来给世人看的勇气。其血性的质地与抗争的高贵在良知匮乏的当下越发显得弥足珍贵。李飞骏把批判做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使命，为改变与纠正积极作着准备。在他看来，这也许正是一个诗人尤其是他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之于这个良心缺失时代的根本意义。
最近看到徐敬亚在一篇访谈中说，中国最可怕的是，看起来像诗的诗，其实不是诗。那些“看起来像诗的诗”的确很可怕，李飞骏说"这种诗，充满了诗坛的角角落落" 。而他的诗歌就是白热化的现场，一种赤裸裸的揭示，完全脱去了隐晦和意象的外衣，锐利的语言如飞刀般被掷出，强大的气场幅射出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构建上往往一气呵成，或向外延展或向内纵深，都离不开当前的焦点。当他自觉地置身于焦点之中时，他说出的正是最新、最真实的现实。正如他坦率的自白：“用文字逼近真相，作为目击证人为时代写下证词。”而所有的这些，都可以从他的代表诗作《遗腹子——致索尔仁尼琴》得到印证。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作家，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是一个遗腹子。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他一生都在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在强权面前，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他的作品大都是描绘病态社会下人性的扭曲。而这一点，李飞骏的诗歌与索尔仁尼琴有着惊人的相似。李飞骏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印证自己的良心，唤起社会、人心的良知。而索尔仁尼琴希望自己能为俄罗斯的未来指明道路。“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索尔仁尼琴这样形容自己，他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犊，总是很不明智地、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犄角狂热地顶向枝干庞大根基深厚的橡树。
这种坚定与执着也正是李飞骏的品格。他的这首《遗腹子——致索尔仁尼琴》正是基于对索尔仁尼琴高度的理解和敬佩，他才可以以其深厚的情感和精确的诗语在一首诗里包容了索翁博大的一生。
李飞骏的这首《遗腹子——致索尔仁尼琴》是靠真实的历史说话的诗，或者说是一首不依靠诗意语言与经验仅凭存在自身去表达的诗，它延展的是一种存在的力量。诗歌里有确认，有反思，有激愤，有反讽，更有一种“呈堂证供”的意味。
“一个诞生于十月革命的遗腹子/注定是一生的流亡者/他作为长寿作家/静静地死在祖国的家中/比开除他国籍的苏联/多活了17年/他是一头公牛/顶倒了俄罗斯的橡树/给整个苏联文坛留下了真空/他的牛角/曾经硌痛了斯大林的权杖/他把冗长的俄罗斯文锻造成短剑/与牢狱盛开的帝国对峙/一句真话，如闪电/剥开披着真理外衣的狼皮/让肥硕的勃列日涅夫/倒吸一口冷气/古拉格群岛的犯人/让叶利钦、普京两位俄罗斯硬汉/为之折腰/整个俄罗斯的橡树为之折腰/也让同病相怜的/中国诗人为之折腰。”
这样的诗句不受制于任何理性与逻辑的约束，其独特的表达在于语言自身的魅力。用概念超越概念，使形象成为形象。并使诗歌本身居于原始的存在之中。在奠基的意义上，给出最恰当的尺度，让诗歌本身格外有力。
对俄罗斯来说，索尔仁尼琴就是存在本身，他是永恒的。在诗人李飞骏看来，索尔仁尼琴不仅让“整个俄罗斯的橡树为之折腰”，“也让同病相怜的/中国诗人为之折腰。”，由此可见，索尔仁尼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属于世界的。而且“同病相怜”意味着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社会背景，“中国诗人”其实暗示着诗人自己，对他来说，索尔仁尼琴是值得他“折腰”的。诗与语言是紧密关联的，但李飞骏没有把语言当作一种现成的材料直接使用，而是根据诗本身去使语言成为可能。
“中国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在意淫他/就像钟爱一个名牌商标/一些人忙着炮制悼念诗歌/一些人忙着包装索氏全集/一些人忙着百度博士论文/他们关起门谈谈国事/掂量着用词的分寸/偶尔掺几句牢骚在博客里/期盼着网管手下留情”。
这样的语言乃是一个阶段性历史的原语言。相应于某些特定的时期。李飞骏巧妙地抓住了这些，与他的诗歌创建出关联，凭此，把握了这些活生生的嘴脸，把反讽推到极致。而情绪上则显得格外的愤激和富于攻击欲。
“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我们有巴金老人/战战兢兢地写下《随想录》/有几分真话，不得而知/巴老熬过满清、民国的旧社会/成了共和国免检的文坛良心/比索尔仁尼琴/多活了10岁”
“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暗示良知的缺席，而“巴金”的出现带来的一线曙光，终究没有索尔仁尼琴的可比性，所以诗人说“有几分真话，不得而知”，这样的尖锐意味着思想和存在所遭遇的困境。大家都知道晚年的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因此在《随想录》一书中，他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使得人们再度把晚年的巴金和青年的巴金联系起来，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而李飞骏在这首诗里用了“战战兢兢”四个字，多么像一根坚硬的棘刺，刺痛着灵魂深处的不适和疼痛。透出来的沉重感，呈现的是充满反思和批判力量的价值维度，集痛楚、失望、黑色幽默于一炉，把反讽的艺术推到了高潮。
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李飞骏的诗做为诗歌的良心，在批判现实主义道路上，之于“拯救”尤为重要。
2012-10-30
|
发表于 2012-10-30 23:37
收藏
分享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