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评论来说，基于文本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但不能将推向某个极端。和许多理论一样，“零度”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指向性的意义：看，我就在这儿，永远不能触及。相较于“作者已死”的论断，作者非但不曾死去，也永远不会死去。伟大的诗人总是在谋求表达某种人类共同的体验，而不是陷入一场个人化的表演。奇怪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路径之上，他们建立起了强烈的个人风格。这多少有些悖谬。如果排除一些自然主义的观点，悖谬更切合于生活的本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现象何以发生？我们不妨采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将一首诗歌文本置入括号来看，相信会有新的洞见。在这里，内容撤退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些语气、语势……乃至个人对于形式的某种癖好，甚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这种类似于“气韵”的东西，对于诗歌来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却是至关重要的。相对于零度写作理念来说，诗歌本加入了括号，那么实质上诗人的因素开始显现，“得体”的问题也随着站到了舞台的中央。何谓“得体”，确乎难以界定，在这里，我只想通过一些比方来予以说明。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辞，“小孩子讲大人话”，我们认为是不得体，不合时宜的。实质上，诗歌亦是如此。有时候并非我们的文本不够好，而是作者本身不够强大。这种现象越是在成熟的诗人那里表现得越是明显，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文本技巧方面已经得到足够的锻炼。剩下来的似乎只是诗人“心力”的比拼。我们很难相信“相信未来”这样的诗歌放在盛唐时期不是无病呻吟之作，我们也很难相信，”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套在一个整日优哉游哉的教授型诗人头上不属于矫揉做作。这种诗歌现象，我们必须跳出诗歌自身的文本逻辑来看待才能够解释清楚。如果我们不相信米沃什的内心足够强大，我们就不会相信他那些教谕式的诗歌有足够坚实的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诗人的道德底线，就是写“得体”的诗歌，依我看，这只有强大的真诚才能够达到。我们应该厘清的是，“得体”不单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涉及时间，属于历史的范畴。文学史总是在不断的改写，这种改写不过是一种幻象，属于二次“得体”的切入，很多诗歌在所写的那个时刻并非“得体”，而是现今的社会“赠予”其“得体，它的地位无疑有个攀升的过程。“得体”的判断依赖于某种综合性的思维，里面既有直觉的瞬间思维，也有理性的沉淀过程，环境离你近的，容易判断，离你远的，相对难以辨清。从这点来说，我不认为翻译给诗歌带来的只有消耗，诗歌翻译同时也是一个“增值”的过程。我们看国产电影时，总是容易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而对于国外的电影，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隔”，我们只能无意识的选择“相信”。外国诗歌经过翻译以后，一些毛病无形中被我们忽略了，对它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出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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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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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4 17:56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