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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参考】探讨中国新诗创作得失：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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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0:49
标题: 【参考】探讨中国新诗创作得失：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文论天地·建设文化强国③）
探讨中国新诗创作得失：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桑士达

2012年12月21日08:2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诗是文学的精灵，中国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社会各界对新诗创作现状十分关注。诗为心，人间需要好诗。诗为史，伟大的时代需要诗神“合为时而歌”。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中国是诗的国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诗歌当然不会缺位，更不会被遗忘。我们在此刊文对中国新诗创作得失和新诗体构建进行探讨，同时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对中国新诗创作和建设贡献真知灼见，以期重振诗歌雄风。

　　——编者

        面对日趋衰落的新诗创作状况，著名诗人贺敬之不久前率先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事关中国诗坛的走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精神，我认为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我国诗文化真正走向新生和复兴繁荣，重新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实在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诗歌兴衰之叹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堪称国粹。在泱泱中华五千年璀璨而辉煌的文化殿堂中，中国诗歌创造了众多的体裁：诗经体、骚体、汉魏古诗、乐府、格律诗、杂体诗、白话自由诗和民歌。传承至今，象征着中国诗词创作高潮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学典籍。千百年来，古今诗人吟咏出了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涌现出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古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枊宗元、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近现代有郭沫若、闻一多、艾青、徐志摩、臧克家、贺敬之、李季、田间、闻捷、郭小川以及雷抒雁、李瑛等。

　　可以说，一部诗歌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

　　诗为史，好诗必然得到世间的崇敬和传承。古往今来的好诗，往往是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的高度统一。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诗典里，诗人们真切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真实记载世间的百态万象，既有歌颂、也有批判，既有抒情、也有叙事，既简练精粹、又深邃隽永，既明白易懂、又朗朗上口，既是润物无声的甘霖、又是激人奋进的鼙鼓。古往今来，国人以学诗、作诗、咏诗为雅事，以成为诗人、诗入典籍为荣光。诗歌还被列为华夏文化“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首，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瑰宝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呈现新气象，许多诗人积极探索诗歌创新，好的诗歌也时而涌现，新诗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曾几何时，诗歌却逐渐淡出公众的阅读视野，诗歌的繁盛已经是“故事”。认真观察当今的中国诗坛，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已没有昔日的风光，诗歌也没有热闹的阅读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诗歌衰落之探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而却在迅速衰落？

　　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之一：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不到位。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有关方面还没有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对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对新诗作者的提升和培养等问题，作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

不仅如此，有的报纸杂志和文学教授还对诗歌的这种衰落现象推波助澜，不作科学的批评，只有无原则的吹捧；

一些诗歌编辑喜欢编发云遮雾罩、高深莫测的诗作，

有些大学“权威”教授还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怂恿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歌作者迷失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怪圈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在中国当代诸多文体中，为什么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长期以来，一些刊物刊发的大多数诗歌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

新诗体创建之路

　　人间要好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让中国诗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刻不容缓。那么，诗歌路在何方？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毛泽东和鲁迅的论述。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

毛泽东与臧克家谈话中批评背离民族传统的新诗现状：“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在与梅白谈诗时又讲：“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信中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鲁迅说到诗歌创作一针见血：“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还告诫青年作者“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对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这些论述无疑是真知灼见。纵观我国诗歌发展史，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近10年来诗歌衰落趋势比毛泽东、鲁迅当年批评和预见的要严重得多。

　　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还需老老实实地走到毛泽东、鲁迅所指出的诗歌发展正路上去，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倡导“以新诗为主体”并不排斥“欧化诗”）。

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上，新诗需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



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

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

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

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诚如诗歌研究者吴奔星所说，“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就不能老是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功夫”。


  新体诗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今天，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更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新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作出不懈努力。

　　在此谨建议：

一是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由大学和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专业队伍，联手进行研究攻关；

二是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须编纂出版诸如《中国新诗知识读本》、《中国新诗经典选本》等读物，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接受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普及；

三是报纸杂志、尤其是主流报刊，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并围绕 “中国新诗的出路”和“新诗体的创建”组织开展公开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新诗繁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做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黄维、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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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太像西方诗歌的汉语新诗——兼论文化全球化浪潮下汉语新诗自身特点的丧失

中国诗歌繁荣的三大问题——郭应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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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0:49
面对日趋衰落的新诗创作状况，著名诗人贺敬之不久前率先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事关中国诗坛的走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精神，我认为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我国诗文化真正走向新生和复兴繁荣，重新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实在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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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0:49


诗歌兴衰之叹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堪称国粹。在泱泱中华五千年璀璨而辉煌的文化殿堂中，中国诗歌创造了众多的体裁：诗经体、骚体、汉魏古诗、乐府、格律诗、杂体诗、白话自由诗和民歌。传承至今，象征着中国诗词创作高潮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学典籍。千百年来，古今诗人吟咏出了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涌现出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古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枊宗元、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近现代有郭沫若、闻一多、艾青、徐志摩、臧克家、贺敬之、李季、田间、闻捷、郭小川以及雷抒雁、李瑛等。

　　可以说，一部诗歌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

　　诗为史，好诗必然得到世间的崇敬和传承。古往今来的好诗，往往是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的高度统一。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诗典里，诗人们真切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真实记载世间的百态万象，既有歌颂、也有批判，既有抒情、也有叙事，既简练精粹、又深邃隽永，既明白易懂、又朗朗上口，既是润物无声的甘霖、又是激人奋进的鼙鼓。古往今来，国人以学诗、作诗、咏诗为雅事，以成为诗人、诗入典籍为荣光。诗歌还被列为华夏文化“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首，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瑰宝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呈现新气象，许多诗人积极探索诗歌创新，好的诗歌也时而涌现，新诗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曾几何时，诗歌却逐渐淡出公众的阅读视野，诗歌的繁盛已经是“故事”。认真观察当今的中国诗坛，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已没有昔日的风光，诗歌也没有热闹的阅读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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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0:50


诗歌衰落之探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而却在迅速衰落？

　　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之一：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不到位。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有关方面还没有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对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对新诗作者的提升和培养等问题，作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

不仅如此，有的报纸杂志和文学教授还对诗歌的这种衰落现象推波助澜，不作科学的批评，只有无原则的吹捧；

一些诗歌编辑喜欢编发云遮雾罩、高深莫测的诗作，

有些大学“权威”教授还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怂恿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歌作者迷失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怪圈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在中国当代诸多文体中，为什么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长期以来，一些刊物刊发的大多数诗歌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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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0:50


新诗体创建之路

　　人间要好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让中国诗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刻不容缓。那么，诗歌路在何方？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毛泽东和鲁迅的论述。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

毛泽东与臧克家谈话中批评背离民族传统的新诗现状：“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在与梅白谈诗时又讲：“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信中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鲁迅说到诗歌创作一针见血：“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还告诫青年作者“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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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0:50


       对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这些论述无疑是真知灼见。纵观我国诗歌发展史，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近10年来诗歌衰落趋势比毛泽东、鲁迅当年批评和预见的要严重得多。

　　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还需老老实实地走到毛泽东、鲁迅所指出的诗歌发展正路上去，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倡导“以新诗为主体”并不排斥“欧化诗”）。

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上，新诗需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



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

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

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

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诚如诗歌研究者吴奔星所说，“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就不能老是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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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0:50


        新体诗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今天，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更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新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作出不懈努力。

　　在此谨建议：

一是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由大学和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专业队伍，联手进行研究攻关；

二是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须编纂出版诸如《中国新诗知识读本》、《中国新诗经典选本》等读物，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接受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普及；

三是报纸杂志、尤其是主流报刊，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并围绕 “中国新诗的出路”和“新诗体的创建”组织开展公开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新诗繁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做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黄维、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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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16
@兰苓 @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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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17
@胶东读者 @阿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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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17
@刘光荣 @刘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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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18
@徜徉 @胡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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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23

胶东读者 发表于 2014-5-20 21:20
俺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呀，，本次呼唤全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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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27

胶东读者 发表于 2014-5-20 21:22
你不制成课件怎么看？

我可都是为你们好呀。。。我知道你们都不爱看。。。哼。。

我主题贴里还引了两个流派网诗学前沿的贴子，，，我觉得也不错，，希望大家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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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28

胶东读者 发表于 2014-5-20 21:22
PPT形式

powerpoint我很久不玩那玩意了。。从前帮我宝贝的班主任还做过呐。。。为了创刊，，不得不又拾起一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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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亚武    时间: 2014-5-20 21:31
嗯，对官方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就在方向的层面，操作性不强，问题过也过于初级，对于普通的诗人等于没说！问好林下诗妹，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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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1:33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23
呀，，本次呼唤全部成功。。。

偶只邀请过一次，还不成功！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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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33

刘亚武 发表于 2014-5-20 21:31
嗯，对官方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就在方向的层面，操作性不强，问题过也过于初级，对于普通的诗人等于没说！ ...

诗兄来了，，上茶，，对于普通的诗人等于没说，，，什么叫普通的诗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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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1:36
百家争鸣，也就是代表一家意见吧。看看参考也无害哈。
引用的诗歌论述或者观点有些陈旧，跟不上时代哦。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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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清风入竹    时间: 2014-5-20 21:36
赏读！谢谢分享！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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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36

夏卿 发表于 2014-5-20 21:36
百家争鸣，也就是代表一家意见吧。看看参考也无害哈。
引用的诗歌论述或者观点有些陈旧，跟不上时代哦。个 ...

2012年的呀。。不算陈旧。。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坚持，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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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37

清风入竹 发表于 2014-5-20 21:36
赏读！谢谢分享！晚上好！

忘了邀请你了，，，诗兄，，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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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38

夏卿 发表于 2014-5-20 21:36
百家争鸣，也就是代表一家意见吧。看看参考也无害哈。
引用的诗歌论述或者观点有些陈旧，跟不上时代哦。个 ...

我主题贴里还引了两个流派网诗学前沿的贴子，，，我觉得也不错，，希望大家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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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太像西方诗歌的汉语新诗——兼论文化全球化浪潮下汉语新诗自身特点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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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青青河边草    时间: 2014-5-20 21:38
林下老师没呼我，我也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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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青青河边草    时间: 2014-5-20 21:38


林下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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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41

青青河边草 发表于 2014-5-20 21:38
林下老师没呼我，我也来啦

嗯，，还没来得及呼，，，欢迎青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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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43

刘亚武 发表于 2014-5-20 21:31
嗯，对官方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就在方向的层面，操作性不强，问题过也过于初级，对于普通的诗人等于没说！ ...

对官方有一定参考价值，，估计与民间很多诗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

毕竟很多民间诗人还喜欢民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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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青青河边草    时间: 2014-5-20 21:43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41
嗯，，还没来得及呼，，，欢迎青青来。

喜欢看你发的一些帖子！有时默不作声，还是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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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43

夏卿 发表于 2014-5-20 21:36
百家争鸣，也就是代表一家意见吧。看看参考也无害哈。
引用的诗歌论述或者观点有些陈旧，跟不上时代哦。个 ...

既然提倡百花齐放，，就没有跟不上时代一说吧。。。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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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45

青青河边草 发表于 2014-5-20 21:38
林下老师辛苦了

我也是偶然心血来潮。。。发着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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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46
@大荒 @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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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47


@刘昌平 @英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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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1:48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43
既然提倡百花齐放，，就没有跟不上时代一说吧。。。个见。。。

我也给你复制两篇交流，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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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1:49


                                                             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2013年01月14日刊载于《中国作家网》章　燕

                                   诗人要发掘汉语令人赞叹
　　                               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承载力

　　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回顾中国新诗所走过的道路，您认为中国新诗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新诗的成长发展与中国的古典诗歌与和化传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郑敏：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从百年的历史来看，可以分成四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1920-1930年；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第三阶段是1950-1979年；第四阶段是1979年至今。20世纪20至30年代，这是向古典汉语文化彻底告别的分离阶段。绝对的反传统，要求埋葬古典诗词以换得新诗的诞生。今天看来，这种以消灭传统为新生的前提是幼稚的和不明智的。20世纪40年代是引进西方诗学的高峰期，诗歌语言基本上进入欧化口语的阶段，这时的口语与20世纪初的口语有很大不同，同时也出现了西式文学语言的辞藻和句法，在好的情况下，这些语言能够负载更复杂的现代思维。1950-1979年是一个政治术语成为权威的阶段，在很长一段时期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和心态。1979年至1985年，诗歌应属于探索诗阶段，它最早走出政治化文学语言的统治，给诗坛带来了一次对早期新诗的回归。它强调诗人作为个体应抒发自己的情感，诗歌语言摆脱了概念化，拥有丰富亲切的感性色彩，创作的想象力得到解放。1985以后，中国新诗进入追逐“先锋”的阶段，诗派四起，纷纷亮出宣言。但诗坛陷入空谈理论，作品多而浮，貌似繁荣，实则单调。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诗坛有着更激烈的“创新”竞争，呈现出一种多元化，但并没有收到多元化的好处，有些不健康的因素阻碍了新诗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中国新诗在20世纪初期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面临着语言的问题。这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口语的问题和汉字的问题。“五四”运动从今天看，在推进民主政体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发展汉语文化方面，我以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由于当时学者们对语言的理解有局限，认为古典文言文是封建的、落后的，因此全面否定文言文，提倡所谓“我手写我口”的白话。事实上，任何文学的成就都不在于用什么样的语种，而在于作者是否能够将生活中的现实，经过艺术的转换，成为诗词、歌赋、散文、剧本与小说。中国语言文字中的文言与白话在历史的进程中，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各有其表达功能，而20世纪初，由于过激的“革命”愿望，文言文与白话文被视为二元对抗的革命与不革命的矛盾，这是犯了意识形态的“左”倾幼稚病。新诗在语言文字上必须彻底放弃两千多年形成的古典散文与诗词的“文学语言”，这使新诗突然陷入了失语状态。诗歌失去了自己的传统的语言表达，如同灵魂失去肉体，所以，“五四”以来新诗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诗魂何处投胎？直到今天，这也是敏感的新诗作者、读者、评论者讳言的共同心病。
　　新诗是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极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读众之数量与满意度，却远远比不上小说、杂文等其他当代文学品种，其中主要的问题，出在新诗的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的观念影响，以致新诗的辞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每个民族都有口语与文学语言。古代汉语是世界上文学语言的奇迹，已经有了四千年的历史，一直到20世纪人们仍然用它写作。我们今天的诗人，不应以为新诗是白话体，就与古汉语无关。诗人首先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赋予它当代的阐释。今天的汉语，由于长期写“我口”，词汇量降低了，尤其是诗文词汇大量流失，深深影响到新诗的内涵深度和色调的丰富，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诗歌语言的再创新。古典诗词由于不受口语的约束，辞藻是极为丰富多彩的。诗品的高远还在于诗的境界。境界是诗的灵魂，是诗的看不见的空间，想象力是可以打开它的灵魂的居所——诗的形式的金钥匙。今天的诗人应当多读古典诗词，领悟古典诗人的精神素养、诗魂境界的超越不凡，豪迈处荡气回肠，悲愤处惊天地泣鬼神，自然也有深情温婉之时。而诗人又将这一切心灵之境界，镶嵌入诗之肉体，这一切绝非“我手写我口”所能达到的。
　　汉语文字的发展直至成熟，自从秦始皇统一文字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其中虽有发展变迁，但已形成悠久的汉语语言文字的体系，并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史哲书籍以及不计其数的诗词传世佳作。中国20世纪初期新诗创建之时，语言学不发达，人们并未认识到带有象形艺术的方块汉字所拥有的生命信息和象征艺术美。汉字实是一种介于绘画、音乐与文字之间的文字，兼有画之形美、乐之声美与字之深意，可以说，汉字拥有举世无双的艺术创造与哲学境界表达的功能。它有助于时时唤醒读者对形象世界产生画面感、质感、音乐感；作为语言，它能同时唤醒读者哲思、乐感与绘画诸方面的想象与感知。古典诗词中的汉语因为跳出了日常口语的固定搭配，大大地发挥了汉字的感性魅力与智性的深邃；而且它发挥了汉字四声的音乐美。所以古典诗词可以吟诵，字的搭配又能引起强烈的感性审美和内涵的深邃、境界的超远。相比之下，新诗要做到这几点是很难的。
　　新诗以口语为语言基础，口语是大众的语言积累，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所以文学创作的语言必须是有艺术目的的语言，当口语出现在作品里，因为它肩负了特殊的艺术目的，就不再是一般的口语，因此，新诗诗人应充分认识到古典汉语文史哲中隐藏着极为丰富的我们的先祖的智慧，发现汉语作为文学语言令人赞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的承载力。
　　为新诗寻找审美规律
　　章燕：中国新诗在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都与古典诗词有一定不同，您认为新诗是否也存在着形式建构和语言表达的建构问题？
　　郑敏：如果回溯一下1917年胡适的《老鸦》，可以看到，当时诗人在新诗开创早期之作中注意到新诗必须考虑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问题。但新诗与古典诗词发展历史相比，应该说尚处在学步阶段，新诗的音乐性还没有什么说法，因此，很难说已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古典诗有它的平仄规律，这是诗的音谱轮廓；同时又有字数排列的规定，这是它的形体模式。当一个思想带着它的色彩、情感来到诗人心灵的听觉时， 诗人就可以将这些诗词的“元素”装入它既定的音谱轮廓和形体模式内，于是一首古典诗词诞生了。缺少这些前奏感而写成的诗词就是“作”出来的，多半不会是文学“佳作”，只能充数而已。但是新诗是自由体，它没有任何既定的字数与音谱的诗歌艺术模子，当诗的灵感来叩门时，诗人如不是一位能即兴为灵感现造一个诗之艺术模子，包括字数、行列所排成的整体轮廓和字音所表达的情感、辞藻所显现的颜色等，这首新诗也是很难成为“佳作”的。因此，新诗在艺术上，每一首都必须量体裁衣，根据其个性现成设计款式，这是新诗作者的苦衷，也是中国新诗难出完美作品的原因之一。可以说，今天的汉语新诗，语言缺乏诗艺审美标准已是既成事实。如何为新诗自由体寻找审美规律，是当今的诗人们应当关注的问题。今天，如果对新诗倾注更多的艺术关怀，对文本的艺术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价，我们的新诗就会有很大的提高。过去数十年，我们更多以新诗内容作为衡量诗歌的主要尺度，以致长期忽略了新诗的艺术水平。新诗诗学理论研究极少论及诗的形式美，大大影响了新诗的成熟和诗歌艺术的积累，内容再好，没有臻美的形式，也收不到诗歌陶冶性情的作用。其实新诗的形式美，因其无一定之规，是最难取得的，它的诞生需要极高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它是一种隐形的形式美。
　　在我们今天的诗学理论探讨中很少有新诗美学方面的讨论，如汉语新诗特有的语言音乐性、诗体的建构美、表达的艺术、内涵的深度、境界问题、诗歌的美与力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探讨。整个现当代新诗的成果和创作实践很少获得理论家的关注。
　　在语言表达方面，首先应该对汉字白话文的语言审美有一定的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关注，不能只要通顺就行，即使都是白话，也有日用口语与文学语言之别，但究竟怎样形成新诗的文学语言以别于日用的口语，却还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只能寄望于未来的诗人与学者的创造与想象力。
　　新诗不能脱离世界潮流
　　章燕：中国新诗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西方诗歌怎样的影响？您认为新诗的创作应该与西方的诗歌创作和发展有怎样的呼应？
　　郑敏：20世纪40年代的艾略特宣告浪漫主义的结束，开创英美诗的现代主义。这对中国新诗产生很大的冲击。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的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对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三位诗人几乎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新诗的代表，但进入当代后，美国当代诗歌又走出艾略特式的学院现代主义。今天美国的后现代诗风正在走出学院语言，并建立平民化诗语的后现代诗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诗人中有不少人都接受过西方的文学教育，比如戴望舒、徐志摩、冯至、卞之琳、闻一多等，诗歌的语言艺术有了明显的发展，到了40年代，新诗在同时吸收了古典与西方文学语言之后，有了大的改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白话诗的语言大量吸收了中外文学语言，在字词、句型、语法结构等方面，远远走出胡适、刘大白等所倡导的口语化白话文，开始建造白话文学语言。绝大部分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新诗和散文都是在用发展中的白话文学语言写成的。当时英美现代主义的艾略特与奥登对40年代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等影响很深，特别是奥登，他的语言的非抒情性和强烈的历史批评精神，深深感染着他们，使得他们的诗充满了当时英美诗所特有的时代气息。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二人的诗在当时与二战时期西方英美的现代主义诗的发展是同步的。冯至、卞之琳、穆旦分别反映德法英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新诗的结合，穆旦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他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对浪漫式的抒情的偏爱。这种诗情因符合中国古典诗的传统，成为早期中国新诗的主调。卞之琳与穆旦成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现代派的爆破手，因为他们的诗歌突破了早期白话文的“口语情结”，敢于创造性的吸收英语的句法结构与现代词汇，使新诗逐渐找到自己的诗歌的现代语言。而穆旦在节奏、语言、感情色调上尤其接近奥登型的现代派冷峻。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人在诗学上都已进入艾略特、奥登开创的诗歌现代主义时代，他们的诗更多地从个人现代心态、感情的复杂性，折射出两次大战中人类历史所面对的焦虑、困惑和沉思。因此可以说，中国新诗在1949年已接近成熟，可以与当时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同样反映那个时代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和历史经历。
　　从1949年中国新诗又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主流文艺理论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一直到1979年文艺功能的多元性才逐渐得到承认，但人们还需要一段时间熟悉久别的世界文艺思潮。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诗突然插入了后现代的艺术形式，但对于这些艺术形式究竟反映了些什么，大家并没有沿着西方的发展轨迹去深入地理解。后现代并不是炫耀怪异，而是以此来揭示现代人多维的人性，由于我们对当代西方思潮有点囫囵吞枣、表象地学习，脱离了他们的传统来理解，并不能真正了解其背后的深意。今天，当我们翻开刊物、副刊的诗歌版的时候，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如此众多的新诗人一拥而出，他们中的多半人是“反崇高”的一代，他们已走出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语言的学院色彩与主题，更热衷于用普通的日常语言写自己的琐事。从走出学院诗歌一点来讲，他们似乎有意地跟上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某种新动向，即走向通俗。英美20世纪以来的诗歌主要以美国诗为代表，他们的诗更多对当代社会文化和韧性的思考，敏锐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现状和问题。但二者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就是美国90年代诗歌的“俗”的目的有后现代艺术所暗含的批判意识，这一点与现代派的艾略特的学院风格有异曲同工的诗歌效应，即批判那时代所谓的人类精神文明。反之，自我们20世纪90年代起，新诗“反崇高”后却转而安于个人日常的小“抒情”，诗歌远离了它的近邻“哲学”。
　　新诗不能脱离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既要了解自己的传统，也要了解西方的传统。西方的诗歌传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从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到文艺复兴，再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这期间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歌颂，在艺术特点方面，更多的是典雅的或抒情的，感性和理性交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工业化的影响，兴起了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人性的严肃的思考、怀疑和批判。二战之后，西方的思想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时期，解构主义思潮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人文学科，这是一种对于中心和一元思维观的反叛，但解构并不主张一味的破坏，这之中所遵从的是一种结构——解构——再结构——再解构，以致无穷的一个过程，强调的是变与运动。这样一种开放的思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世界的走向进入到多元的时代，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积极的参与和回应。但也要从西方的传统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思想发展过程来观照这样的问题。我们既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不要盲目地追随表面的西方诗歌潮流，又要用审美的、哲学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东西，融入整个世界诗歌的大视野之中。中国新诗要在与西方诗歌的相互观照中同步发展。我们不能逃避全球化的大文化背景，必须对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解读，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代人能够做到的，需要几代人，需要健全我们的教育。
　　建立中国新诗诗学
　　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哪些问题，有着怎样的前景，应该往何处去？
　　郑敏：中国当代新诗往何处去，这是一个思考中的问题。依我所见，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从新诗的艺术和审美层面来说，新诗的最大任务，就是寻找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才有可能与世界的当代诗并驾齐驱。西方的诗歌已经开始了各自的当代诗歌艺术的探讨。由于汉语的特殊性，西方诗学艺术在音乐美、结构美、节奏美等方面都无法解决我们诗歌中的问题。所以，当代汉语新诗建构自己的诗学传统的困难还很多，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希望能早日达到当代汉诗艺术理论和实践的成熟。和当代西方诗学比起来，今天我们的汉语新诗诗学理论在艺术手法、修辞、声韵、内容的深度、意象的转换等都没有深入系统的讨论研究，新诗学的艺术需要边实践边总结，并且还要深入理解古典汉诗关于诗学的宝贵遗产。
　　一首好诗一定要经过成功的艺术转换。艺术既来自诗人对现实的敏感而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又不直接等于诗的艺术成就。从现实到艺术如同从葡萄到酒，能否将小而酸的制酒葡萄变成甜而美的葡萄酒，这就是对诗人的艺术审美才能的考验。所谓“当代诗歌艺术”，包括适合表达新的当代诗歌内容的艺术，什么样的内容需要呼吸在什么样的形式里，这是艺术的本真之义。古典汉诗在这方面已臻完境。而汉语新诗虽已近百岁，在诗的艺术形式，文本内容的深邃上仍属幼年。有人会说“自由体”就是不必考虑格式问题。这是很大的误解，只要是诗，无论新旧都必须有审美形式感。以自由体而言，它的诗美艺术感包括：自由创立诗行的结构美，不规则的韵律与意象的节奏感等音乐机建筑审美共时。既不无所遵循，也不能削足适履，更不应缺乏这类诗歌艺术的诉求，或麻木无知。所谓“自由体”，绝不能误解为取消诗学及对各种诗型深入的审美的敏感。“自由体”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称号，实在是由于它的自由美给作者进行敏感的、有个性的创造以最大的空间。诗而无诗美，岂能称之为诗？区别只在古典诗有定性的古典美，而汉语新诗有的是千差万别非定型的自由美；这包括错落、参差、反衬等无定规的形式美，凡此诸种艺术都是诗人独创的，并无一定之规，相比而言，自由诗的“自由美”比古体诗的“定型美”要求更高，更有个性的创造和更少放任自流的自由。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审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义、反主题，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等，并以之现实“先锋”的胜利。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而且有意反境界，以庸俗甚至低劣丑恶泼入诗，以达到践踏美的目的。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诗歌需要诗人对生命真诚地揭示。真诚是诗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闹都是对诗的亵渎。真理总是和善携手前来，善并不一定是那些慈眉善目的罗汉，他甚至可以是一位怒目圆睁的罗汉，但他是正义的化身。美沐浴着真和善的泱泱池水和飞泉，使得一切都变得朦胧而又吸引人，很近而又很远，真切又难以捉摸，这一切构成诗的整体和它不可穷尽的魅力。
　　诗歌与哲学是近邻
　　章燕：您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诗歌创作，至今已经走过了70年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与中国新诗同步成长与发展的，是中国新诗成长与成熟的亲历者与见证人。您的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对您的思想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郑敏：1943年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读哲学系。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非常浓厚，在联大执教的老师中，有冯至、闻一多、陈梦家、卞之琳等，可以说云南在20世纪40年代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因此，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如果有谁爱好诗歌，就都会从各位大诗人那里得到很大启发。我当时念的是哲学系，有几门课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有郑昕教的“康德”，冯友兰和汤用彤教的“中国哲学史”和“魏晋玄学”，冯文潜教的“西洋哲学史”等等。他们所传授的哲学思想对我此生的为人和世界观有非常深的影响。 此外，我还选修冯至的“歌德”和闻一多的“中国诗学”。冯至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所讲授的文学，另一方面是他诗歌中的境界。由于我有与他类似的哲学背景，我特别喜欢他的诗作，他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单纯的流派的影响，而是文化的影响。文化对人的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时至今日，我对冯至和闻一多关于西方和中国的传统诗学的讲课仍记忆犹新。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大部分内容是在大学时代及二战期间在昆明和南京时写成的。我之走上诗歌的创作道路，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大学期间选读了冯至的德文课、诗歌课，因而有机会较深入地体会新诗的特性。卞之琳的诗似乎受英法的现代主义诗风影响多些，他在昆明时虽经常在冯至家闲谈，但在诗风上两位当时的名诗人却是英德两派，各不相干。这时期卞诗似在经历从早期的抒情口语转向知性，更多内心描述。冯至则完全告别了早期的抒情，在语言和内容上都转向歌德和里尔克的混合艺术性和哲思，但他又带有他所敬爱的杜甫的情怀。这时我在中学时埋下的诗的种子就在昆明特有的蓝天下发芽生根，并且经历了第一个春天。自己的大学教育是从喜爱文学，希望有所提高，而走向哲学；学完哲学，又回到文学批评与创作的路途。20世纪40年代末，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读研，以姜•顿(John Donne，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为硕士论文对象，我对艾略特等玄学诗倡导者的诗学接触较多。加上大学时所读的冯友兰有关人生境界的哲学，深感诗无论古今中外，它的灵魂都是诗人的“境界”。“境界”是决定诗的品位极为重要的因素。诗比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品种，更直接嫁接在作者的灵魂上，因此，可以说诗是直接长在诗人的灵魂的土壤上，自然也就更反映诗人的境界。
　　章燕：您认为新诗的发展与中国当下的文化、教育、思维观等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郑敏：新诗的发展与我们的文化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人文学科的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这势必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对汉字、汉语语言文化、古典诗词等的理解，也就必然阻碍新诗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得到健康的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的教育突出科技、经济教学改革，而人文学科则长期受到偏颇的意识形态的冲击，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由于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明，正徘徊在以西方当代文化模式和呼唤自己的中华文化再兴的十字街头。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文化徘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真空正好给一拥而入的商业文化提供捕捉顾客的机会。因此，今天的青少年群体，包括大学生，他们的文化审美与追求受到消费市场的宣传操纵，谈不到什么精神层面的独立选择，更缺少我国几千年文化的智慧积累和精神境界追求，长此以往，我们国家的未来主人翁们难免沦为西方肤浅的商业时尚文化的追随者，难逃西方商业文化殖民的命运。这对于至今仍拥有生命活力的五千年光荣的汉语文字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将是何等的不幸！所以，我们今天已面临拯救中华人文学科的最后机会，在这方面不能停留于口头空谈，必须通过教育改革。具体方式上可以包括几方面。一、在大中小学设立中华文化课程，教材在“通”字上做到由浅入深，前后呼应，文史哲结合，循序渐进地使我们的国民在受教育阶段获得较高的文史哲综合文化素质。二、加强大学人文学科中各专业内部以及文学系和外文系之间的融会贯通，只有对古今中外的传统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才可能在理论上、观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以此扭转20世纪以来民族文化虚无和文化自卑的心态，并且带动自20世纪以来走向消沉的中华文化传统，使它重返民间，获得复兴和现代化。欧洲民族无不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甚至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人民也对其文化遗产的一砖一瓦爱若至宝！而我们的古老文化传统在20世纪却受到两次重创，使我们的青年成为世界各国中拥有较少传统意识的族群，一心向西，对肤浅的西方商业文化全无免疫力，又由于教育缺少了中华文化史这一重要的环节，使这些青年族群竞相追逐成为当代西方商业文化的弄潮儿。因此，培育我们青年人的传统意识如同扔救生圈给落水的人。只有当他们重新获得传统意识，深谙自己远祖遗留给后代的智慧，才可能真正肩负起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就诗歌的教育来说，我希望高等学府要为诗学的普及和写作艺术的提高做些事情，如开设面向社会的诗歌讲座和写作培训班，使社会上爱好诗歌欣赏与创作的群体能在理论结合实践中丰富自身的素养，诗歌创作并非只靠灵感与感情，正如艺术一样，它的灵感和感情需要在一个博大的文化场内运转，缺少了这样一个文化场，诗人的天赋是无法发挥的。迄今为止，中国的成长中的新诗人，在寻找博大精神的文化基础方面，既不如古代的诗人，也不如今天西方的诗人那样幸运。因为很多社会上喜爱诗的年轻人得不到系统的诗歌教育或业余的培训和指导，只是自己孤独地在黑暗中写，这其中可能有潜在的未来的重要的中国诗人，却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得不到培养，而终于被淹没于时间中，未能成才。回顾“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人，无一不是有高等教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美国的诗人至少都拥有高等教育甚至研究院的学识背景，这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文化底蕴和世界性的目光，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有着极大的联系，诗歌再也不仅是年轻人的抒情工具，这深刻地证实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
　　诗人最终的使命是关心人类的命运
　　章燕：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诗人承担了怎样的历史使命，作为诗人，应当如何把握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郑敏：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愈发显现出它的网络化的本质，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由于科学的迅速发展，远亲都变成近邻，在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生活在今天的一个诗人不可能不注视着一切可能给人类生存和未来的命运以重大影响的事件，不可能对人类的焦虑熟视无睹。当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以反叛过去的空泛的大题材时，它事实上放弃了诗歌更大的对人类的责任和关心，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不同的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个人感情的抒情诗可以成为不朽之作，但却不能代替诗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心和因此激发的激情，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诗人们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的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一个诗人，不论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写诗，首先要时时提醒自己保持作为诗人的良心，这就是一个预言家对人类的关怀和对时代的敏感。诗人最终的使命就是关心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在整个历史中总是不断地受到各种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挑战像现在这样尖锐，诗人应该是最敏感、最有悟性的，他的触角应该很深很深地进入到历史的深处。对于人类的命运、自己同胞的处境、成长中青年的品质、社会流行的伦理道德观、商品社会推行的生命价值观，以及对世界首富大国生活方式的盲目追求等重大问题上，诗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雪莱说诗人是预言家，在别人还没有醒悟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事情的危险性，并通过诗艺表现出来，用诗的艺术来震撼心灵。艾略特的《荒原》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正是因为他以诗人对时代的敏感和对人类文明的关怀用诗画出20世纪这样一幅浮世绘，为人类的前途敲响了警钟。20世纪和21世纪都是人类文明的大转折点。科学充分展现了它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魔棍，当人类用天使的手使用科学，科学能使人类的文明起死回生，但当人类用恶魔的贪婪的手使用科学，它不但能消灭人类惟一的栖身寓所——地球，也将消灭宇宙生物进化链上最高级的生物——人类自身。今天，人类正面对“大自然”的反抗，面对何谓“文明”、何谓“野蛮”的难以分辨之谜！如果中国有一位后现代的史诗作者，今天是写第二集《荒原》的时候了。诗人的命运是预言家，是先知者。他永远眺望，永远思考人类的命运，因此，永远是人类历史的哨兵。比起他的使命，我们今天的新诗还远远缺乏那种先知的语言和激情。20世纪从文化上来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大转型时代，科学成为全球历史音乐会的名指挥，经济是世界名交响乐队，中华民族是他乐队中的成员，而诗歌只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生存，但愿我们的先祖的诗魂长生在我们的心中和血液里。(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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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1:49


谢冕：我们生活的当下与古代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但诗人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下，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是一样的，他们同样都在不断抗争，这就是他们的风骨。

                                          转载《诗歌，为了自由和正义——诗评家谢冕访谈》


                             一个人的新诗史：
                             诗歌的理想是自由，倘若离开了自由的表达，我们可以不要诗　　

素  予：您从1958、1959年就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后来一直研究新诗，到1980年写出《在新的崛起面前》即“第一个崛起”支持朦胧诗，直到现在一直进行新诗的研究和探索，作为新诗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引导者，在与新诗同生共长的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得与失？
　　谢  冕：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诗，有古典诗，也有新诗。古典诗，它站在高处，我是仰望的；新诗就在我身边，很亲切。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在那儿，我觉得我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就是朋友，对新诗本来就有一种很亲近的感受，大概也是由于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用的是现代汉语。应该说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但是那种感情是很淳朴的，对新诗很热爱。我从新诗当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和人的情感、和人的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倘若离开了自由的表达，我们可以不要诗。正是因为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所以我们很喜欢诗，热爱诗。我是受到了“五四”新文学、“五四”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的影响的，我觉得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那时候，我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我17岁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了，我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军装，那时是非常自觉自愿的，也是很真诚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世俗的考虑，就是我要告别旧中国，我要建设新中国，因为旧社会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饥寒交迫、路有饿殍的一种状态。进入新社会，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新问题，即我如何自由地表达我的内心世界，表达我所向往的自由。我认为诗歌的理想就是自由，新诗尤其要自由地表达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我遇到了一种幻灭的感觉，这是非常矛盾的一种心情，一方面我非常热爱新的社会，但是我又在这个新社会当中不能自由地表达，觉得心怀恐惧。这是当时我由少年转入青年时代最深切的一种感受。从那以后，虽然我还写，但是我所写的不是我想写的，我是按照一种理念、一种号召来写的，那不是真实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严重的一个事件，诗不能表达一个活生生的、有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了，不幸这个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我最终放弃了诗歌理想、放弃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不能自由表达，如果那样写下去，我只能是三流四流的诗人，一流二流的诗人我做不到。有些人说新诗的路越来越宽广，其实不是，是越来越狭窄，甚至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长话短说，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它的标志就是我放弃做诗人，一种恐惧感，一种紧张感，使得我放弃作诗。
　　一直盼望着，像你说的20世纪50年代《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产物，也可以说是少年无知，受到一种号召，那对诗歌历史是一种歪曲的写作、歪曲的表达。那也是历史的产物，一种非常曲折的、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产物，现在我把它保留下来了。它的主导思想是不对的，将诗歌分为革命诗歌、不革命诗歌、反革命诗歌，现实主义诗歌、反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观念是有毛病的。当时隐隐地感觉到这是错的，内心深处感
觉到是错的，但是又不敢说不对，好像应该是对的，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当时我热爱诗歌，又想写作，但处于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时代环境，只能说是年少无知吧。
　　一直盼望着，盼望着新诗走出绝路，让我们看到希望，这个希望也就是说，新诗能够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世界结合得很好，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于是到了十年动乱结束、政治的狂热过去以后，到了新时期。在还没进入新时期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5、1976年的时候，在“文革”结束前的这个时间段里头，遇到了现在的朦胧诗，后来又遇到了被流放的那些诗人的“地下写作”，包括那批九叶诗人、白色花诗人，被当作胡风集团打下去的、还有右派的，他们在地下状态写的那些诗，还有《今天》上的那些诗，我觉得我看到了希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当时的心情。所以当时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新诗潮的潮流当中，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我所想念的诗歌，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从诗歌少年到重新获得一种新的感觉，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朦胧诗之后，诗人何为：
                                  诗人应该始终和时代站在一起，在重大事件面前选择人类的正义

　　素  予：朦胧诗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持续了大约只有10年时间，就被后来的“后新诗”或者说“新生代”取代了，很多好的经验没有接续下来，在当代仍有借鉴意义，您认为它们有哪些东西是值得现在的诗人学习的？
　　谢  冕：朦胧诗很快的就被取代了，被pass，被挑战，后来的一些年轻的诗人觉得北岛、舒婷他们那一代诗人不行，应该由我们来发出声音。这些年轻人当时要取代朦胧诗、挑战朦胧诗，挑战的就是认为他们太贵族化，他们为时代代言，为一代人代言，后新诗潮认为这样不对，认为我表达的只是我自己，跟时代没关系，所以，我不为时代代言，我也不为一代人代言，我只表达我自己。这是当时他们挑战朦胧诗最理直气壮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说朦胧诗人是贵族呢？因为他站在高处，在号召，号召说那是黑暗，我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是居高临下的，后新诗潮认为这是贵族的。然后他们认为朦胧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意象化也是不对的，不要意象化，要口语化，嘲笑意象。他们挑战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新诗潮、朦胧诗和时代的关系，要把它和时代的关系切断，回到人的自我，我就是我自己，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分歧。
　　朦胧诗的价值是它概括了一个时代，它能够唤起那么多人的注意，除了诗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诗歌内在的生命正在于此，它对已经过去的那个动乱的时代、那个政治高压持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性，这种和时代的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在这里头张扬自我，和过去的所谓“大我”不一样，“大我”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他的所谓“小我”是有真情实感的、在动乱时代当中走出来的、有崛起的灵魂的那个“我”。后来的后新诗潮要否定这些东西，它来不及接收那种宝贵的遗产，来不及继承新诗潮给我们的重大的启示。意象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不应该轻易地去否定它，用口语化来代替它，用日常生活的样子来否定它。我觉得朦胧诗留下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诗歌和时代的关系，诗歌表现一个时代，表现一代人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表现对苦难的反思，如梁小斌《雪白的墙》，写曾经涂污了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寻找丢了的钥匙，钥匙如果在的话，他可以回家打开里头的美丽的记忆。到现在为止，不管你怎么写，我觉得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要用非常凝练的语言来传达诗人对过去一个时代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表达在这个过去时代里头个人的痛苦的经历。现在这些表达方式都被否定和忽略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很遗憾。
　　素  予：朦胧诗为时代代言，同时也通过张扬个性，对过去过于政治化进行反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现在这个时代里政治的压迫性很大程度上已经转换为物化的或者说物质的压迫。创作是自由的，诗歌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天然的反叛性质，现在和朦胧诗所处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在这个物化的时代里，诗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姿态？
　　谢  冕：在这个时代，诗人何为？如何发言？前不久我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叫百年诗歌还是什么，是我参与组织的，开幕式是在北大，没有首长、领导，也不设主席台，来自两岸的诗人，按照年序，年龄大的先讲，有6位诗人发言。最先讲话的是大陆的屠岸，他最年长，第二个是洛夫，第三个是余光中，第四个是罗门，第五个是邵燕祥，第六个是郭枫。闭幕式是在友谊宾馆，那天特意请了蔡其矫先生、郑敏先生到会，闭幕式发言是由年轻的先讲，年长的后讲，最年长的就是蔡其矫先生。到蔡其矫先生讲话的时候，他站起来说：“诗歌的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这是他最后一次讲话，过了几个月他就去世了。我想，诗歌的基本的精神是自由，这和我童年时候对诗歌的崇拜也是一样的，自由地表达你对世界的看法，自由地表达你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这一点我觉得始终应该是诗人所追求的，应该是诗人高举的旗帜。
　　你刚才讲了，我们反抗政治对诗歌的压迫，我们做了一些，做得不够。现在看起来政治的这种压迫、约束越来越淡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时代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你能够想象过去你发表诗歌是需要领导批准的吗？你都不一定知道，这个人，尽管他的诗写得很好，但是他的身份适合不适合发表诗歌，需要审查，需要党委的介绍信，要证明这个人可以然后才能发表。过去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写评论文章也是这样的，《诗刊》拿着介绍信到北大中文系的党委，说我们要发表某某人的文章，这都是要经过批准的。你想想看今天是什么境界，是什么样一种状态，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进步。
　　作为诗人，这个时代里的物欲和金钱对我们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也可以说是压迫，诗人要怎么反抗呢？诗人是独立的，他就是批判性地存在于这个世界里，批判性地发言，表达自己内心独立的一种宣言，诗人始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诗人代表着正义和良知，代表着人类最崇高的、最普遍的愿望，我觉得我们现在胸襟、境界没那么高。说几个重大事件吧，比如说纽约世贸大厦轰塌，中国的诗人反应非常冷淡，几乎没有好的作品传世，甚至一片的声音说：炸得好！在这样的重大事件面前，诗人选择什么？我觉得选择人类的正义，选择对邪恶势力的批判抨击，这才是诗人应该做的，然而几乎没有人这样选择，也没有好的作品。
　　再谈另一个问题，汶川地震时，诗人倒是有很多声音了，但是诗歌质量上不去。现在回顾起来，那么震撼人心的一个事件中，有哪些诗是能够传下来的？没有。传下来的是网络上流行的那几首，《生死不离》《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这些都不是专业诗人写的，一个是歌词的作者，一个是无名的作者。《生死不离》“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也要找到你/我相信我能够找到你”，我觉得写得非常动情，但是那不是最好的诗。《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这首诗技术上还有值得再考虑的地方，但是很动人，“快抓住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当时那么多诗人发出声音，也就是这两首还留下一些印象。这是艺术层面的问题、表达的问题、概括力的问题、提炼的问题。有的人嘲笑地震诗，我觉得嘲笑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候的情况真是这样，就是艺术上不去，表达上不去，胸怀足够高、能够提炼一个时代的能力的诗上不去。世贸大厦轰塌后的一阵欢呼，和汶川地震后诗人众声喧哗却没有留下有力量作品，这两个事例可以说明现存的一些问题。
　　素  予：有些人认为，一般读起来觉得美的诗歌所选取的意象，比如是与自然和乡村有关的，能够给人带来平静，是比较美的，是否可以说诗歌与工业时代或者后工业时代天然就是一种悖离的关系？
　　谢  冕：诗歌与工业或后工业时代不一定是天然悖离的关系，现在我们很多诗表现乡村，书写乡村记忆，那是一个逐渐走远的时代。我们对乡村的怀念，是因为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乡村，从根上来说我们都是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的，都是农民的后代，所以这种天然的感受是有的。但是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和诗歌的悖离，我觉得这个结论恐怕有问题。其实工业时代在美国、在英国也都有好的诗表现过。像美国和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离开农耕社会更远了，但是它们仍然有优秀的诗人出现。我的想法是，诗歌始终是和时代在一起的，不管时代怎么变化，诗歌的责任、诗人的责任没有变，诗歌的位置没有变。诗人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问题，诗人应该面对，诗人不能回避。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一些问题，诗人应该面对，而且不论是批判也好，歌颂也好，诗歌应该表达出诗人对这个时代的看法。
　　我们现在的问题基本上有两个，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回到内心，回到自我，自我的琐碎，鸡零狗碎，诗人一点都不拒绝。比如我看有的诗，写坐在那儿，切西瓜、吃西瓜、吐西瓜子，写吃西瓜的几种方式，不知所云。另一个问题是对远去的乡村的怀念，这是好的，但是他拒绝的恰恰是这个时代，他不能面对时代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我的切身经验就是，有一次，我对我的一个学生说，某某诗人有几首非常好的诗，表现科索沃的战争，我希望你在选诗的时候把它选进去。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学生读过这个诗人关于科索沃的诗没有，他当时的反应就是说：谢老师，你对某某诗人好像情有独钟啊！当时这让我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写科索沃战争是这个诗人写得最好的，这位诗人和我年龄几乎差不多，这样做绝对不是因为我个人对他有什么感情或者情有独钟。这个时代有战争，有世贸大厦的突然被袭击，有恐怖活动，诗人应该面对，不管你持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你应该面对它，而且力求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说电子时代也好，数字时代也好，后工业时代也好，认为它们和诗是悖离的，我觉得这是诗人回避自己责任的一个托辞。我的观点是，诗人应该始终和时代站在一起，所有的诗人都应该是当代诗人，表现当代生活是他最应该做的。李白就是当代诗人，他把长安街头酒肆里的狂放姿态表达出来就是唐代的精神，大唐的气象，因为他表达了当代，所以他能够永恒，能够不朽，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海子之后无好诗原因探寻：
诗太容易写了，口语泛滥，误入歧途
　　素  予：现在有些诗歌过于口语化，您曾写道，这个病根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种下了，“新诗建设过程中‘非诗性’的病根，在它的‘襁褓期’就不幸地种下了”。应该如何减轻这种病痛？
　　谢  冕：当时就有人批评胡适先生，说始作俑者就是胡适，胡适是第一个罪人。胡适先生当时怎么说的？要作诗如作文。胡适误导了。这是他在美国时说的，这句话缺点大了，作诗怎么能够和作文来对比呢？诗比文要高，诗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所以后来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因为白话而忘了诗，这是“五四”时代就有人说的，白话诗都是白话，没有诗意，那是不行的，当时就有了这个病症。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有现代派、会有新月派出来呢？新月派就想匡正这个缺点，匡正初期的写诗像白开水一样的问题。自由诗自由是自由了，解放是解放了，但是留下了病根，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我也始终没有怀疑当时的这种选择，只有诗体解放了，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新的道理才能进来，才能表达，这是没错的。后来有人算了五四的账，我觉得是他们不懂中国的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
　　素  予：当时倡导白话是为了反封建传统，走了一种极端，现在过于口语化了，是不是应该来一个否定之否定，更多地转向传统中去寻找，更多地向传统靠近一些，还是说新诗本来、天然就是欧化的语言，所以更加进行欧化的提炼？
　　谢  冕：你提的问题是我的非常理想的境界，就是说，你用现代汉语来写作，但是那里头要考虑我们古典的元素。现在有的人没有考虑到，有的人考虑了但是做不到，这是我们教育的问题，诗人素质素养的问题。你看写诗写得好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在他们的诗中是可以看出古典元素的。相反的，对古典一窍不通、甚至拒绝，要写好诗是很难的，因为中国人写的是中国诗。
　　素  予：您说古典诗歌是高山，至今仰望。在我的理解里，好的诗歌所取的意象和意境有古典美，您曾说海子之后好诗人比较少，现在的诗人写不好诗，少了含蓄、韵律等特质，是不是也是因为古典诗比较难学，有影响的焦虑，所以大家干脆就不学了？古典诗歌是按您所说作为一种隐含的暗流就行，还是说应该与现代诗有一种传承关系？
　　谢  冕：要是诗人们真的像我那样地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来对待古典诗的话，这是个好事，但是现在可能这种敬畏心很少。诗人们瞧不起古典诗歌，他们只是年纪大了、阅历多了、读得也多了以后，才逐渐懂得一些道理。一些更加年轻的诗人，目空一切，瞧不起那些东西，也不知道里边的奥秘。很多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很好写。其实不太好写，他们只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所谓老干部体，老干部因为年纪大，缺乏古典文学的修养，他认为七个字、五个字搁一起，那就是古典诗歌。你去读他们的诗的时候会觉得索然乏味。为什么呢？就是我刚讲的那些，他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所以我讲要对古典诗歌怀有敬畏之心，哪怕起码对它有点了解，可是他们不了解。现在的问题是口语泛滥，诗太容易写了，因为他们认为白话诗没有约束，于是一些比日常口语还要差的话都进到诗里面来了。其实，诗的语言是要求最高的一种语言，是需要经过提炼的。他不知道，他的语言比口语还要差，所以就出现了类似于“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这就是诗。这个例子是陈超有一次在北大发言时说的。现在到处都是这种所谓的诗，甚至比这个还要粗鄙化的、堆起来的、没有节制的诗，它违背了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即诗的语言必须是非常精练的、非常精美的、比文学的其他样式要求都要更高的一种语言。现在关于写诗的问题很多，但是这个问题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一些诗语言很俏皮，我觉得我们不会排斥的，像我们都知道的李亚伟的《中文系》，它用很诙谐的语言来表达，写出来也不容易。
　　素  予：古讲“文以载道”，您曾说过：“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您也一直倡导诗歌要和时代结合，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强调诗的社会功利性，但是如何在诗美和诗用之间达到调和？这一对长久存在的矛盾，是简单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吗，还是说需要做出怎样一种努力？
　　谢  冕：要努力，不努力的话诗就是标语、口号、概念化。诗和时代、和道之间的联系是很天然的，好的诗必然载道，必然言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言志和载道需要艺术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我表达了”就行了，而是要艺术的表达和转换，必须在转换的过程中保存着诗的元素、规律，这样才是动人的。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在里头，但是诗人必须努力去做，不然的话艺术就等同于政治，那是不对的。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谈道、谈时代、谈政治好像都是没有面子的事情，这样是不对的，诗能够离开时代吗？我们的表达能够离开道吗？不载道，我们载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怎么表达。政治是大事情，事关国计民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诗人表达它不是诗人的羞耻，他必须这样，而且越是大诗人越是不能脱离这些，只有小的诗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顾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广阔的，是千变万化的。诗人越来越往内心走，走得越来越小越窄化，小得别人都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别人都读不懂，成为梦呓。
　　素  予：还有一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和时代紧密相关，当前好诗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时代太“幸”了吗？
　　谢  冕：不是时代太“幸”，时代有幸的问题，但是也有不幸。例如说高度发达的很向前进步的时代带来的问题也很多，随着现代化而来的问题非常多，前几天的毒雾(雾霾)就让我们苦不堪言，生存都成了问题，这就是它的不幸。诗人看到这一点，怎么表达？也许有的诗人看不到，不幸侵害不到他就好了，始终歌舞升平。这样是不对的，诗人敏感的神经应该感觉到时代的忧患。你看我们付出多大代价，时代进步了，社会前进了，但是问题非常多，比如财富增多了，但财富不均，不公平。这是隐忧、隐患，诗人的忧患感就在这儿。诗人的忧患感怎么表达，我们前面讲了，必须是艺术的，是诗的，是充满诗意的，充满幻想的，是有联想、想象的，而不是秉笔直书。
“国家不幸诗家幸”是古代人总结的，诗歌表达忧患相对比较容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就是说表达苦难容易一点，表达欢乐更加难。社会的灾难对诗人的刺激是第一位的，诗人的神经敏感，苦难对它的冲击非常大，所以就形成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个问题了。
选诗评诗：
好诗是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诗评家不为哪一个流派代言
　　素  予：当前编选诗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诗歌排行榜之类的，编辑在选诗的时候，可能会小圈子化，我认识哪些人，就把他的诗收进来，不能宏观地把握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您曾编过很多文学大系、文学总系及诗歌集，在选诗方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谢  冕：选家应该是独立的。一个独立的诗评家，他不为哪一个流派代言，他不是站在哪一个圈子里讲话的。但是现在诗歌界不是这样，这个圈子有这个圈子的评论家，那个圈子有那个圈子的评论家，评论家选诗就在自己的圈子里选，这是一个陋习，应该排除掉。我标榜的是“好诗主义”，只要是好诗就应进入我的视野。
　　好诗你怎么选出呢？选家必须自己读，是在许多日常的阅读当中积累下来。要读诗，依靠日常的积累，然后你才有发言权，再把它选进去。我觉得，诗人是独立的，评论家也是独立的。
　　如果说到诗评，我也缺少独立自由精神，因为人活得长了以后，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很多人情，很多情感写作，友情写作。我这个人吧，人缘好，一般很少拒绝，这是我的缺点。但是我觉得诗歌评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我们应该始终追寻的一个目标，但我自己做得不好。评论界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其他问题更加严重。上世纪80年代还说“我评的就是我自己”，评论家的自我意识很强大，我评的既然是我自己，对别人可能就很淡漠，对人情、红包就很淡漠，我表达我自己，评论是我表达自己的机会。那个时候还很纯净。后来就逐渐地差了，20世纪以后愈演愈烈，我评论的不是我自己。所以你刚才讲的，我自己做得也不好，但是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希望别人做得比我更好，走出小圈子，能够坚持“好诗主义”，面前只有好的诗，没有别的什么考虑，这样比较好。

　　                           诗歌的未来：对于现在的问题，我不悲观

　　素  予：您也说过，应该是少数人写诗，多数人读诗。现在那么多人写诗，您认为作为一名诗人，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
　　谢  冕：诗人的素质，这个说起来是很难的。但是现在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素  予：读诗的人少原因在于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和心情读诗，还是因为没有好诗所以大家才不读？
　　谢  冕：这里头的因素也很复杂，对读者来说，你的诗抓不住我，我当然可以不读，我读你那些白开水，还不如去看小说，甚至去看影视作品，我没有必要读你的诗。大家现在读李白，但是不读你那些口水诗，为什么呢？因为李白的诗抓住他了，而且家长也认为李白这个诗写得好，教孩子们读，有那么多新诗，家长没有说让孩子去读，为什么呢？它的价值在那儿。所以，读者的冷淡是有道理的，这就是一种反抗，就是逆反，就是拒绝，你能说他的拒绝没有道理吗？舒婷也好，北岛也好，我们现在还在读，《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好，《回答》《一切》也好，这些诗能够概括一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非常简单的词语表达非常丰富的时代内涵，能够引起大家共鸣，当然它就流传开来。你不提供这些东西叫他去读又怎么能热爱你呢？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从读者角度说拒绝阅读是有道理的，他的冷漠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没有好诗给他。李白不被拒绝，舒婷和北岛不被拒绝，为什么现在的诗人被拒绝了那么多呢？
　　从写作者方面来讲，诗人也很可爱。他很热爱自己的诗，甚至可以说是自恋，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情，一个人喜欢写诗，总比喜欢赌博和喜欢毒品要好。再说得严重一点吧，他用时间来写诗总比用时间来打扑克要好吧，对不对？他的热爱是有道理的，我说这是自恋，他觉得他是第一流诗人，这就是他的一种幻想、幻觉：我是开天辟地的，我谁都不学，我就是我自己，表达我自己。所以写诗的人多、诗写得多，并不是坏事情，这是诗人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诗人写诗要具备怎么样的素质？写诗对思想层面、情感层面、文学修养层面的素质的要求都是很多的，喜欢诗歌的人不一定都具备这些。这个不要过多地谴责了。但是我非常大胆地说一句：诗不是所有人都能写的，不是所有的人想写诗就能写好诗的，诗是贵族的。为什么诗是贵族的呢？它要有贵族一般的姿态，要有贵族一般的语言，用最好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一种非常高贵的、非常优美的情感、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你做到了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现在，我们把写诗的门槛降低了，所有人都在写，这不是坏事，但是，你说这种现象正常吗？一个诗人，在社会上应该受到非常高的礼遇，所有人都在仰望着他：哦，他是诗人。现在是这样吗？现在的情况，胡子拉碴，衣冠不整，越是那样越像个诗人，这是一种误导。也许这是世界潮流，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诗人始终是女神，是在云端的，是讲究一些智慧化的，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些。但是我也不参加那种嘲笑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这不值得嘲笑，应该说这种爱好是很好的，他喜欢诗比喜欢别的什么都要好。实际上，现在写诗太容易了，让人忧虑的是这个。
　　素  予：再问一个大问题，要推动诗歌发展，您觉得我们还应该做哪些事情？
谢  冕：这个问题不大，我的回答很简单：不轻易地否定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充分地肯定我们的进步，然后我们也要充分地看到我们的缺陷，看到我们现在有什么地方进入误区了，什么地方是我们的缺失，然后我们照着现在的步子一步一步向前走。对于现在的问题，我不悲观。我退休以后整天很忙，忙的也还是诗的事情，许多的评奖，许多的研讨，许多的出版，许多的编辑，许多的庆典，都是关于诗歌的，从来也没有这么热闹过。热闹归热闹，冷静下来我们想想，我们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理性地一步一步去解决。

                                                                         （原文刊载《中国作家网》    作者：素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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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1:51
                                                                                  喧嚣时代，诗歌何为？

                                                 文/陈劲松

    在21世纪的今天，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载体，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以及审美取向的变化，逐渐面临边缘化的境遇。一方面是追求诗歌精神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喧嚣的世俗诱惑；一方面是回归古典的儒雅情怀、物我两忘的传统气度，另一方面则是写诗者多于读诗者的残酷现实。诗歌就在这种两难境地进退维谷。然而，诗歌在当下的文学视野中真的就渐行渐远，在日益高涨的城市化进程中真的就不堪一击了么？
    或许，到了该为诗歌说点什么的时候。诗人韩东曾说：“误解和压抑，不仅证明了我们身处时代的浮躁和功利，同时也证明了诗人们的写作真实和深入。”由此可见诗歌的现实处境。“我为什么写诗？”面对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不少诗人难以言说。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证明之一，诗歌的功能更多是个人体验。强调诗歌的个人体验，这可能是大多数诗人，尤其是诗歌爱好者的写作理念。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有人写出了触及灵魂、感人至深的诗歌作品，而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个人体验的另一种极端，过于倚重私人经验（或曰隐私）。必须指出，阿多尼斯谓之个人体验，主要就诗歌的写作缘由和情感立场而言，并非倡导单纯的身体写作。换句话说，个人体验侧重于精神的自我满足，而非物质（或肉体）的刻意展示。
    不必讳言，当下诗歌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诗人圈子化、作品浅俗化，即是例证。过分的炒作与包装、不时爆出的抄袭丑闻、哗众取宠的行文艺术，诸如此类，让本应圣洁的诗坛一片乌烟瘴气，而诗歌，这原本富有生命的艺术载体，也随之变得苍白无力而又缺乏灵气。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当下文学存在一个引人深思的诗歌误区：将诗歌陌生化、边缘化；将诗人妖魔化、另类化。武断地认为所有诗歌都是文字垃圾，所有诗人都是精神病患者。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姿态，过于夸张地向文坛奔走相告：诗人死了！诗歌灭亡了！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部分诗人的丑陋言行，致使整个诗人群体蒙羞。对此，我的看法是，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并不是每一个写诗的人都是真正的诗人，并不是每一首诗歌都是真正的诗歌。一部分诗人、一部分诗歌的恶俗，不代表所有诗人、所有诗歌的恶俗。人间自有好诗在，对于诗歌的当下和未来，虽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过于悲观。就中国当代诗歌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程。尽管每一个时期的精神氛围和物质载体有着明显区别，但诗人们的写作取得了瞩目成就，却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在几代诗人的努力下，中国当代诗歌逐渐臻于成熟和完善。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世纪以来，更多诗人以自己真诚的写作，让现代汉语诗歌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被时代喧嚣遮蔽的诗歌景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在当代文坛异军突起，引起了广泛关注，得到了许多读者特别是诗歌爱好者的认可。他们在与世无争的心态下，默默无闻地耕耘着。和小说家写作的“喧哗”相比，诗人的写作或许过于“寂寞”。我却以为，对一个诗人来说，这种“寂寞”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因为，寂寞能为诗人带来思想的宁静淡泊，也能让诗人倾听到自己内心无比真实、无比细微的声音；与此同时，寂寞能为诗人的写作提供无比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能为诗人选择自己的读者提供条件，尽管这种知音式的读者只是有限的少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诗人就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在看似孤独的环境中，他其实有着若干个单线联系的同志。诗歌也因此而成为一道永不消失的电波。”所以，诗人需要成熟的心态但并非故作深沉；需要不拘的诗心但并非放荡不羁；需要淡泊名利的姿态但并非自命清高；需要超凡脱俗的胆识但并非远离尘世；需要宁静致远的境界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需要虚幻空灵的梦想但并非脱离现实世界。生活的激情、探索的热情、写作的豪情，都是诗人必备的因素。
    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也必然是生命的宣言、生活的自白，诗意地阐释着人类生命，诗化地阐释着真实生活；真正的诗人应该是也必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清醒地守望着整个世界，守望着全部人类。诗歌之为诗歌，是因为它“从生活出发，从心灵出发，直抵人世间的那种渺小、虚无、道德、悲悯和感伤。”1985年，诗人罗伯特•佩恩•沃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桂冠诗人”称号之后，他在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记者的访谈中说了一句话：“诗歌就是生活。”我对此的理解是：因为生活里有一种巨大无比的潜在力量，给诗歌带来一种无法妥协的勇气与激情。使得在诗人眼里，诗歌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心灵和大地，就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事实上，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诗歌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圣，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卑微；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阳春白雪，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下里巴人。很多时候，它甚至不是形而上而是形而下的，诗歌就是一道阳光，一滴水珠，一声叹息，一句问候，一盏茶或者一缕烟。理所当然，诗歌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颓废、那么堕落、那么边缘、那么沉寂、那么玩世不恭、那么不值一文；更远非文学发展中“扶不起的阿斗”。我们应该看到，古今中外，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上，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诗人，有文学的地方就有诗歌，尽管诗歌也许有衰落的迹象，但这并不表明诗歌已经灭亡。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既然“诗歌就是生活”，那么就让我们的诗人们，在这个喧嚣时代的生活中去发现诗意，寻觅诗情，写出一首自己生命的大诗，进而保持诗人应有的尊严、复活诗歌曾经的荣光吧！
诗人的命运是预言家，是先知者。他永远眺望，永远思考人类的命运，因此，永远是人类历史的哨兵。比起他的使命，我们今天的新诗还远远缺乏那种先知的语言和激情。

                                                 --------女诗人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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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1:54
                                                                         王家新：诗人与诗歌精神

    王家新，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教授。1957年生于湖北省丹江口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任副教授。2006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
　
　　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谢你们在这么冷的晚上来听诗歌讲座，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温暖。不过，我还不太习惯这么明亮的灯光，这让我联想到一个诗人的一句诗“黑暗中的演讲者”，这应该是诗人的一幅画像。诗人就应该在黑暗中讲话，我们听到的只是他的声音，而不是面容。上一次北大的诗歌节，舞台上的灯光也太明亮了。我们的思想需要某种黑暗来照亮。
　
　　“在你死后人们给你戴上了桂冠，用大理石
　　把你塑在广场，孩子们
　　在上幼儿园时就被带到这里参观，
　　鸽子仍无辜地在你头上拉屎；
　　放逐的火把早已在黑夜中远去，咒骂随着雨水
　　渗入大街小巷的石缝；如今
　　你的画像已摆上满城的店铺和地摊，甚至
　　你与贝雅特里齐痛苦的爱也被想象出来，
　　被印上彩色的明信片，满城出售；
　　在一个伟大诗人的缺席中，
　　人们仍活得有滋有味：古老的城墙早已拆毁，
　　一个城市在对地狱的摹仿中，
　　成倍增长。”
　　--《未完成的诗》
　　大家看到的这节诗，是几年前我第一次访问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后写下的。可以说，在世上所有的诗歌心灵中，我最崇敬的一是杜甫，再一就是但丁。我是独自坐火车从德国去的，下火车后寻问但丁的故居，碰巧问到两个女大学生，她们让我跟着她们走，穿过古老的小巷来到了一个方形塔堡前，她们把头一偏，说“这就是！”而她们就住在但丁故居的旁边！
　　这里，我要对诗中的几个细节做一下解释，“你与贝雅特里齐痛苦的爱也被想象出来”，但丁与贝雅特里齐的爱带有一种神圣的精神性质，但现在佛罗伦萨满城卖着的但丁的画像和明信片，许多却俗里俗气的，比如有一幅是描绘但丁躲在墙角里偷看贝雅特里齐和她的仆人从河边傲然走过，年轻的诗人脸色苍白，似乎浑身都在颤抖！你们看小资不小资？把我们的但丁都想象成什么样子了！
　　诗的最后几行也请大家留意：“在一个伟大诗人的缺席中/人们活得有滋有味，古老的城墙早已拆毁/一个城市在对地狱的模仿中/成倍增长。”因为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有城墙，现在被拆毁了，佛罗伦萨市区是愈来愈庞大，愈来愈喧嚣了，就像咱们的北京啊。
　　我让大家看这样的诗，是因为它也寄寓着我对我们自己的时代包括中国现实的感受。也可以说，诗看上去是写但丁的佛罗伦萨，实际上是写诗人与他的时代，是在思考诗歌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命运。
　　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里借用“第三只眼睛”来看，我认识一个德国的汉学家顾彬，他曾感叹地对我说资本主义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只是生活的一半，但对于你们中国人却成了生活的全部。的确，“资本主义”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这真是难以置信。当然，你们现在还是学生，对此可能还没有多少感觉，等你们以后步入社会求职的时候，那时就会切身感受到这个“资本主义”的全部冷酷和无情！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屈从于资本的力量的时代，一个彻底商业化的时代；从文化上看，则是一个价值混乱、甚至价值颠倒的时代。生逢这样一个时代，如果说我们曾有一个灵魂，曾有那么一种诗歌精神，那我也感到了它那无望的告辞。我们想把它挽留下来的一切努力似乎也都是徒劳的。所以，这个时代虽然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诗篇，但从总体文化状况上看，这依然是一个诗歌缺席的时代。
　　因此我在几年前写的《冬天的诗》的最后一节是：“舞台搭起来了。只有小丑能给孩子们带来节日。”怎么说呢？我当然是喜欢小丑的，看杂技的时候我最喜欢小丑，能使我像孩子一样开心，笑得笑出了眼泪，但这句诗显然也可以从另外的意义上理解。舞台搭起来了，只有那些炒作和表演才吸引人们的眼球。诗歌的缺席并不意味着诗坛不热闹，相反，中国诗坛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我想你们许多人都知道诗坛近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且还会有新的事件出现，但是，这种对诗歌的炒作不是使人认识了诗歌，而是遮蔽了诗歌；不是使人亲近了诗歌，相反，使人满怀厌恶地远离诗歌。这种无休止的、愈来愈离谱的炒作，把诗歌带向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这种情形下，我感到像我这样的人真是“误入诗坛”。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诗坛发生关系呢，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都有悖于我们与诗歌的最初的契约。我们是这样走上诗歌之路的吗？决不是。诗歌和诗坛都已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还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我理解了一些诗人为什么要和它拉开距离，都选择了以沉默来讲话。这真是一个如叶芝所说的“智者保持沉默，而小人们如痴如狂”的时代。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放弃思考。当今诗坛的一切，我们还需要把它与时代的文化状况联系起来。如果这样来看，这些现象就不是偶然的了，其实是这个时代文化状况的一种折射，甚至可以说是文革遗产的一种表现。文革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不得不承受，要消除它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这恐怕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走一步退三步的。这真是让人疼心。我想正是文革的遗产加上商业时代的无耻炒作，造成了今天的这种恶果。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中，前一段我收到一位青年朋友赠送的一本书，汉娜o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是德国籍犹太裔思想家，后来在纳粹兴起时期被迫移居到了美国，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一读到它就不能再读下去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于是我从书桌上抬起头来。我望向灰朦朦的窗外，似乎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的命运；也可以说，正是这些话语使我再次感到仍有某种精神事物在我们中间，使我感到了诗歌的缺席和它的在场一样有效。不要以为诗歌缺席就不能对我们讲话，也许它正是用这种缺席的方式对我们讲话。准确讲，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仍在用它的沉默讲话。
　　所以，这里我要谈谈那些在我的一生中曾照亮我的事物，谈谈我心目中的“诗人”和“诗歌精神”。“新诗：存在还是死亡”，这是当今频频出现在媒体上的标题，甚至还有人专门写文章宣布文学已经死亡。但是诗歌从来不会死亡，只要人类的灵魂不死。另外，现在还有一句很可疑的口号叫做“保卫诗歌”，我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要保卫的是什么。我只知道诗歌无须保卫，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不用保卫。相反，真正伟大优秀的诗歌，如同它们所显现的精神事物，从来就是对我们的一种庇护。可以说，我活到现在，仍时时从心中涌现出对生命的感恩之情，就是因为受到这些更伟大的精神事物的庇护，不然，早就垮掉了。
　　那我就从自己的大学时代谈起。我读的是武汉大学，我曾在一首长诗《回答》中这样写到“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有的大学同学读了很不理解，说你怎么把母校珞珈山比喻成墓园呢？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和它的感情太深了才这样写的，别的地方也许我还不愿意把青春埋在那儿呢。青春就是用来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会成熟。
　　这就回到了80年代。80年代是一个富有精神诉求和诗歌冲动的年代，它的氛围和现在的确不太一样，就像谁说的，在那个时代“谁不写诗谁就不正常”！我是77级学生，班上有近一半的学生都写诗，三天两头都会冒出一个诗社来，有一种莫名的集体兴奋。更重要的是，80年代有一种“诗歌精神”。“诗歌精神”作为一种说法正是80年代提出来的。所以80年代你们北大能出海子、骆一禾、西川那样的诗人。海子的诗是“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也将告诉每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一个幸福的使者，把诗的光芒带向人间。这也正是80年代很多诗人的自我意识。1987年我们在山海关办青春诗会，那时我在诗刊做编辑，我们请了一些诗人如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等，那种氛围真使我难忘。我记得在海边的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诗“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欧阳江河？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80年代的诗歌精神，是80年代的精神在通过那些诗人之口讲话。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即兴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而且是在一只香烟盒上写下的！那天我们白天参观玻璃工厂，晚上彻夜看护一个生病的女诗人，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这就是一首诗的诞生。这首诗最初叫《在玻璃工厂》，我说这个“在”字没必要，放在那里反而碍事，欧阳听了我的建议就去掉了。西川在这前后也写下了“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树木的躯干中有了岩石的味道”，这种诗我一读就有了一种深沉的喜悦。诗人写的是树木，我想也是在写人生，一种经历了风霜雨雪的诗歌生命。虽然一代诗人真正的成熟，在我看来是在90年代以后的事，但它却出自80年代那种诗歌氛围和精神的养育。
　　而在那个年代滋养我的“诗歌精神”，我在这里坦白的说，是和叶芝、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诗歌品质及其命运，对我来说几乎具有某种神话般的意义。我在上大学前下了三年乡，我参加的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那个年代还非常压抑，父母“出身”又不好，真没想到后来居然能上成大学。我难忘从知青点去公社看有没有通知书的那天上午，那天奇异的寒冷，冰天雪地的，那似乎是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是文革的最后一年。就在它的最后一场大雪中，一封来自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居然落到了我的手中！但那时我已顾不上兴奋，而是感到不知所措，因为还有一位一同去看通知书的朋友，他什么也没有等到，就一屁股坐在雪地里抱头抽泣起来！
　　你们看看，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和你们是多么不一样！除了偶尔弄到的冯至和普希金的诗，我是上大学后才接触到一些真正的诗人和诗篇的，所以远没有你们幸运，你们现在上中学就读他们的诗。开个玩笑，你们现在的痛苦也许是没有钱花，而我们那时的痛苦是没有书读。我记得上高中时我把鲁迅的杂文都背下来了，因为没有别的书读！所以一上大学就怀着巨大的饥渴去读书。上大二、大三时，我第一次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读到袁可嘉译的叶芝和冯至译的里尔克，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也最难忘，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使我至今仍怀着感激之情。叶芝早期的代表作《当你老了》，在座的一些同学可能比较熟悉。这首诗的写作对象是毛特o冈，她是叶芝终生的精神恋人。据说叶芝第一次见到她后就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这真是一种“命”。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叶芝都为她写了许多不无痛苦的诗，这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当然，《当你老了》并不代表叶芝一生的创作成就，我后来更喜欢他中晚期的诗。这首诗之所以对那时的我那样重要，是因为我一读就感到它已提前写出了我自己的一生！它之于我，真如创伤般深刻。它使我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找到一位灵魂上的对话者，哪怕这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对话。与这种“想象中的对话”相关，诗的开头“当你老了”，也显然是一种想象和假定，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要对整个人生进行沉思，而“老年”才是一个对人生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权威性的视角。只有饱经沧桑的人才有可能说出人生的奥义，墓碑比任何别的事物更能照亮一个人的一生。
　　说实话，那时我就喜欢这种沉思、内省的调子，更使我受到震动的是中间一段：“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读到这里时，我的心里一震，并似乎在那一瞬间被提升到一个更崇高的生命的境界，或者说，在这样的诗中仿佛有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出现了，而它的出现提升了我，也照亮了我。
　　我想，这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可称之为“精神性”，它闪耀着精神的元素。正是这种痛苦使理想熠熠生辉，赋予了叶芝的诗以高贵的品质。“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读了也让人难忘，它像木刻一样富有质感，并显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度。这些，对我以后的写作都有着持久的影响。
　　至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我首先惊异于其语言的清澈，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语言的清澈其实来自于心灵的清澈，来自一种人生之秋的清澈；五十九只光辉的野天鹅从此呈现在我心灵的视野中，成为诗的高贵、神秘和美丽的象征。诗人臧棣在几年前有个说法：诗除了高贵，什么也不承担。我很赞同这个说法。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胜任”这种高贵？现在我们来看这首诗：
　　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
　　把寂静的天空映照；
　　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
　　五十九只天鹅浮游。
　　
　　自从我最初为它们计数，
　　这是第十九个秋天，
　　我发现，计数还不曾结束，
　　猛一下飞上了天边，
　　大声地拍打着翅膀盘旋，
　　勾划出大而碎的圆圈。
　　
　　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
　　如今却叫我真疼心，
　　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
　　也是个黄昏的时分，
　　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
　　我那时脚步还轻盈。
　　
　　还没有厌倦，一对对情侣，
　　友好的冷水中行进，
　　或者向天空奋力地飞升，
　　它们的心灵还年轻，
　　也不管它们上哪儿浮行，
　　总有着激情和雄心。
　　
　　它们在静寂的水上浮游，
　　何等的神秘和美丽！
　　有一天醒来，它们已飞去，
　　在哪个芦苇丛筑居？
　　哪一个池边，哪一个湖滨，
　　取悦于人们的眼睛？
叶芝于1897年初访格雷戈里夫人的私人庄园柯尔庄园，1916年重访该地并写下了这首名诗。多年之后，诗人已步入人生的中年，柯尔庄园也即将被强行收归国有，这使叶芝十分感伤，在他看来柯尔庄园是一种文明价值的象征，因此天鹅的光辉只能让他“疼心”，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悲痛。他在目睹一种高贵事物在他那个时代消逝。同时，天鹅的年轻、美丽又引起他自己对人生岁月流逝的感叹。大家体会一下，诗的第三节写得是多么动人！一个已经步履蹒跚的诗人在回想过去，而那也是个美丽的黄昏的时分，他第一次听见从头上掠过的天鹅的翅膀拍打声，那时他的脚步还“轻盈”！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动情的诗吗？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咏物诗，而是把这群光辉的天鹅放在一个更大的人生和历史的视野里来写，从而赋予这一切以一种“挽歌”的性质。美国著名作家苏珊o桑塔格在谈到摄影时曾说摄影是一种“挽歌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诗歌也是。这是它的命运。诗人要做的，就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把人生的美和价值“挽留”在一首诗中。这当然十分不易，但又是多么值得我们为之献身！
　　叶芝诗中的高贵、明澈和精英气质，包括他的痛苦，他那不可能的爱和绝对意义上的灵魂追求，都深深影响了我，“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灼亮的眼神/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这是叶芝晚期一首名诗《在学童中间》的结尾，诗人以此来表达他对生命和艺术至高境界的向往。而叶芝自己的一生，在我看来就是诗与诗人、舞者与舞蹈溶为一体的光辉见证。所以这样的诗人对我来说，绝不仅仅是写了几首好诗的问题，而是某种诗歌精神、诗性人格的光辉象征。
　　这就是叶芝对我的影响，要摆脱它，也许需要用我的一生。这就是说，我“中毒太深”，也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1997年我在一首长诗《回答》中曾这样写到“长久以来我想写一本书，但我所构想的一切/正受到生活的嘲弄……”而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但我依然感谢这种赋予。没有这种赋予，我不可能继续走在一条诗歌的路上，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样子的我。
　　以上谈的是与叶芝诗歌的“初恋”。下面我要讲一讲里尔克。我们来看里尔克的《秋日》。这是里尔克早期的名作，我第一次读就永远地喜欢上了它，不仅我，而且我们全寝室的同学都很喜欢，每当晚上熄灯上床睡觉前，往往就会有人来一句“主啊！是时候了”，当然这不是严肃意义上的，严肃意义上“主啊！是时候了”很难在这里谈，这不是一个公共话题。但我相信，人到某个时候他自己的全部遭遇就会把他推向这一声呼喊。诗一开始写出秋日将至时的空旷感和紧迫感，因此第一句就震动人心。
　　“夏日曾经很盛大”，这里的夏日指光辉、热烈的夏季，但也隐喻着一个人在生命盛年时期的灿烂和挥霍。似乎青春就是用来挥霍和浪费的，不然它就不是青春，是不是？而接下来的“阴影落在日晷”、“秋风刮过田野”，即刻带来了一种紧迫感。正是在这样的关头，诗人发出了他的恳求：在秋风刮来之前，“让最后的果实长的丰满”，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生命就是这样一种转化和奉献。这“最后的果实”不仅是自然界的果实，也正是“心灵的果实”或“诗歌的果实”。它意味着生命的实现和精神劳作的“完满”。

　　这也正好应和了那时我内心中最深沉的渴望。我时时感到，我们活着，但另一个自己远远还没有诞生。第三节中的“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为里尔克的名句，它耐人寻思，并有一种警策之力：谁在秋日来临之际没有准备好“房屋”，就不必建筑，因为一切都来不及了；谁在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因为秋日来临时人所感到的孤独是致命性的，是一种永恒的孤独。这些诗句，都像冰河上砍下的利斧一样击中了我，并在此后时时从我的生命中响起。
　　但里尔克的孤独自有深意。在他那里，孤独也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它使生命更成熟、更深刻了。孤独，这就是人生的收获。里尔克在另一首诗中还这样写到“我是孤独的但我孤独的还不够，为了来到你的面前”。这个“你”是谁？一个灵魂的对话者？诗神？上帝？这真需要我们以一生来辨认！
　　所以不要害怕“孤独”。要从事艺术和精神事业，首先就要过这一关。里尔克式的孤独，正体现了一种对艺术家命运的承担。从事艺术即意味着生命的投入。你不投入你的生命，你投入什么？这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里尔克是这样，卡夫卡也是这样，甚至杜甫都是这样。我至今仍难忘第一次读冯至译的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第一封信》时所记住的那些话，它在我内心所引起的颤栗已超出了一切言语：“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若你以'我必须'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职责是艺术家。那么你就接受这个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
　　这样的教诲之于我，真是比创伤还要深刻！它使我从此看清了一种未来。可以说，正是从里尔克、叶芝这样的诗人那里，我才更深入地领会到何谓“诗歌精神”，或者说，他们给我昭示了一种最严肃、深刻意义上的人生。这样一些诗人给我带来的，决不仅仅是几首好诗或一些新奇的句子，而是对我的一生都无比重要的东西。
　　但是在今天，这一切似乎都成为遥远的往事。世俗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日复一日地削弱着人们对诗歌、对精神事物的感受力。里尔克和叶芝正在离我们远去，或者说似乎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了。人们甚至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佻的口吻来谈论他们了。
　　这真是“苦难没有认识，爱也没有学成”（里尔克）。我想，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也正在于此。
　　而我偏偏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是一个“离近的远，离远的近”的人。这句话出自多多，多多是我非常敬佩的诗人，离近的远离远的近，所以他能创造一个独特的诗歌世界，并直达诗的本源。在1992年的《词语》中我这样写到：“无论生活怎样变化，我仍要求我的诗中有某种明亮：这即是我的时代，我忠实于它”。还有这样的句子“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这句话前些年曾被人特意用来作为“例证”，说我是怎样“脱离时代”！那又怎么样？我想我只能呼吸另外的空气来帮助我活在这个时代，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关注我生活的时代。你不关注时代，时代还会关注你呢。但是，如果我不呼吸着另外的空气，就无法生活在这个时代。愈来愈是这样了。
　　后来，在叶芝、里尔克之后，我接触到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策兰、希尼这样的诗人。我自己的“守护神”，这里如实对大家说吧，正是屈原、杜甫、但丁和以上这些诗人。我从全部历史中选定了这些人，对我而言，他们就是全部的历史，就是全部的苦难和光荣。他们“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他们的存在，对我的生命和写作都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先说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来说，他的完美真是令人绝望。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我是在80年代末期读到荀红军译的他的一批诗的。其中的《二月》的开头是“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一开始就出手不凡、震动人心。从此，早春二月和缪斯的墨水就注定和这样一位诗人联系在一起。大家体会一下，这里不是二月的雨水雪水而是“墨水”，而这墨水不是用来书写而是用来“痛哭”的！这真有一种奇特的说不清楚的力量！从此“墨水”成为一种诗的隐喻，后来许多俄国诗人都爱用这样一种隐喻，比如布罗茨基的“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不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可能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早期的诗语速很快，受未来主义的影响，而我这个人比较笨拙，也更偏爱笨重、沉着一些的诗，语速太快我就跟不上。未来主义令我想到了艾青的“太阳向我们滚来”，为什么不说太阳升起而说“滚来”？就是在强调速度和力量。后来闻一多在一次讲演中还引用了这句诗“艾青先生说太阳向我们滚来，为什么我们不向太阳滚去呢？”
　　对我真正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自传《安全通行证》和小说《日瓦戈医生》。我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些难忘的冬日彻夜读《古拉各群岛》和《日瓦戈医生》的。那时别的书都读不下去，而这样的书我生怕把它读完！《日瓦戈医生》我不仅读了两遍，最重要的是，它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也应该有这样一本书，或者说我们完全是为了这样一本书而准备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欠债感，因为同时代很多优秀的人都先他而去了，比如他的朋友、诗人茨维塔耶娃，他在巴黎见到她时暗示她不要回到前苏联“别回去，那儿的风很凉”！但茨维塔耶娃太想家，还是回去了，回去后第二年即自杀于前苏联中部的一个小城。这给帕斯捷尔纳克留下了终生的内疚和悲痛。他写《日瓦格医生》就是为了“还债”，还生活的债，诗的债，历史的债。欠了债就要还啊。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让我敬佩，就在于他以全部的勇气和精神耐力，承担了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就是这样一本书，还有书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气质和氛围，使我整整一个冬天都沉浸其中。书中的叙述，不仅写出了一个广阔动荡的时代，写出了一个天赋很高、同时又很善良、正直，与他的世纪相争辩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其悲剧命运，还由此揭开了俄罗斯的精神之谜。拉丽莎对日瓦戈说的那一段话“我们就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创造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那些不再存在的奇迹，我们才走到一起，相互搀扶、哭泣、帮助……”这一段带有挽歌性质的话，就一语道出了全书的精髓。所以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一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这样写到“在二十世纪的半途中，俄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确，《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恢复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诗歌记忆，在一个粗暴的、践踏文明和人性的年代，恢复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而这对我十分重要，一个诗人是否可以让我们有远大的期待，正要看他是否获得了这种“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学意识。
　　这个小说就这样吸引了我。对我来说，它不仅仅具有诗的性质，还是一部精神的启示录，正如卡尔维诺指出的那样“这条热切的哲学思考的血脉，也贯穿全书”，“那些一再冒现又消逝的关于自然与历史、个人与政治、宗教与诗歌的讨论，则犹如恢复与早就与世长辞的朋友的往日谈话一样，创造了一个深邃的回音室”。那里面的爱情描写也不仅有一种令人心醉的美，帕斯捷尔纳克通过这个故事，就是要在一个野蛮的年代重新达到对美的价值、对精神的尊严包括对爱情的高尚力量的肯定。或者说，通过这种苦难中的相遇和爱，证实那些更伟大的精神事物对人的庇护。正因为如此，这个故事被注入了神话般的力量。
　　小说中的日瓦戈到后来猝然死去，因为在悲剧中必需有死亡，因为只有死亡才使悲剧得以完成。应该说，不是日瓦戈必须去死，而是他可以去死了！因为他已经历了一种命运并从中领受到那无上的神恩，因为灵魂的远景已为他呈现，他可以去死了。就在日瓦戈的葬礼上，有一位迟来的女来宾，那就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几乎消失了的拉丽萨。她就这样神秘地出现了（几天后她又被抓进集中营，并永远消失在那里）。拉丽萨伏在日瓦戈遗体上说的那些话，每次读都使我禁不住内心颤栗，“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尤拉。上帝为什么又让我们相聚？……你一去，我也完了。这又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大事。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这些我们是熟悉的。可是天地间那些琐碎的争执，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永别了，我的伟大的人，亲爱的人；永别了，我的水深流急的小溪，我多么爱听你那日夜鸣溅的水声，多么爱纵身跃入你那冰冷的浪花之中……”
　　《日瓦戈医生》堪称是一部以一生来写就的伟大的诗篇。在即将完成它的时日，诗人在病床上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为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了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什么时候我们满怀感激地这样说话，感到我们的一生活得值得，感到我们面对的语言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恢弘的音乐，并闪耀着音乐的光芒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诗人。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帕斯捷尔纳克。“活下去。活到底。活到最后”，这是他的一句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说出的话。显然，这里的活绝不是苟活。这还使我想到诗人同时代或稍后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那里面有一种犹豫和推迟，总是不能推向结局，就像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一样，成为一个谜。后来肖斯塔科维奇这样说了一句：“等待处决是我一生的主题”。而这是否正是音乐的谜底？以及诗歌和诗人命运的谜底？面对这样的诗人和艺术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90年代初，我就这样在一个“黑白照片的时代”和帕斯捷尔纳克守在一起。那时我家住在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有一天大雪刚停，或还没有完全停，我乘坐--准确地说是“挤上”公共汽车到东边农展馆一带上班去，满载的公共汽车穿越长安街，一路轰鸣着向电报大楼驶去，于是我想起远方的远方，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想起我们共同的生活和命运，满载的公共汽车轰鸣着，一道雪泥溅起，一阵光芒闪耀，一种痛苦或者说幸福，几乎就要从我的内心里发出它的呼喊，于是我写下了这首诗《帕斯捷尔纳克》。
　　就是这样一首诗，“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充满我的一生”。我说出了吗？似乎说出了一些。说出了一些，是因为诗中的内在强度，那种精神的迸发性和语言的明亮，此后难乎为继，一生中似乎只能有一次。我自己的嗓音也承担不了。其中的一些诗句比如“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也唤起了广泛的共鸣。这些，都是我写这首诗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但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认同这首诗，因为它如梦初醒般唤起了他们的感受，他们由此意识到他们生活中的“两难”，他们由此感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那种疼，那种长久以来忍在他们眼中的泪……这里我想到诗人柏桦，《帕斯捷尔纳克》写出后不久他到我家，我给他看诗的手稿，他一读完，眼泪一瞬间就要涌出。而我转过了身去，因为我了解他。就让他在沙发上静静地坐一会儿吧。后来我给他递去茶。我也什么都不说了。我知道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我们共同的命运在对我们讲话。在十多年后，柏桦写出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心灵与背景：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唤醒》！
　　但是还没有“说出”，还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当然，在今天我们已很难呼吸到冰雪的气息了。且不说现在的世界用沙尘暴代替了冬天的飞雪，我们呼吸到的是一个物欲世界最贪婪、腐败的气息。大家注意，“腐败”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贪官的身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状况就充满了一种腐败的气息，是精神在腐败，文化在腐败，当然，肉体也在跟着一起腐败。但只要我们写诗，只要我们不想屈服于灵魂的死亡，就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这里，又回到了里尔克的那句话：“你的职责是艺术家。那么你就接受这个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
　　90年代就这样过去了。如果追溯起来，首先应是海子的死。海子的死也给我带来了极大震动。海子的死使我很清晰地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从写作上，我们就必须重新开始。大家都熟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美好、开阔、温暖，甚至还带有一点可爱的大男孩气，因此深受广大年轻读者喜爱，但却无法使我这样的人满足。在我看来，海子是“加速度”完成的，他那样年轻，他最好的诗也大都是在他死前那一段时间写成的，有一种设定好目标后向终极冲刺之感，而我本人更喜欢那些在野地里自然生长的，经风沐雨、带着时间本身的份量和痕迹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后我们转向了像米沃什那样的带有历史见证和沧桑感的诗人。
　　这也和我们自身的经历相吻合。一个人经历得多了就会体验到时间和命运的威力，就不得不去考虑如何用诗歌来承担这一切。对此，我想不是其他人，恰恰是是一个柔弱的女诗人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她就是阿赫玛托娃。如果你们读了她的中晚期作品你们就会感到这一点。阿赫玛托娃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出名，就用她的诗篇征服了一代读者，但是她非常不幸，与她相关的男人后来一个个都死掉了，“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这是她的诗句。命运就这样造就了她。后来她的诗愈写越好，当然，也愈来愈沉重，带着历史的重量。似乎在她的每一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命运悲剧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特意“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荣的诗歌命运。
　　除了这种沉重感和历史意识外，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也加剧着作为一个诗人的荒谬感。进入90年代，80年代那句话就要倒过来了，那就是谁写诗谁就不正常。我们之所以坚持下来，正如一位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所说：“我喜欢写诗的荒谬/甚于不写诗的荒谬”。
　　当今的诗人们就在这种荒谬中坚持。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引用了海子的诗“我不得不与圣徒与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我的话音刚落，马上有人纠正，说不是“圣徒”是“烈士”！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又是与一些什么样的人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呢？肯定比海子当年见到的更多更杂更让人感慨万端。海子当年还可以说清楚，现在说不清楚了。那好，既然这么多人拥在这条路上，那我就让开。让我走另一条路，或是干脆往回走。
　　当然，这往回走的路还是同一条路，只不过是一条更孤独、也更为艰难的路。
　　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诗？我想来想去，就是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荒凉。我在昌平乡下有一处房子，长久没回去住，一打开大铁门，哇，满院子的野草疯长，甚至高过了向日葵，连满树的苹果也落在地上开始腐烂了。我真是惊讶于这种荒凉的力量。的确，一个人长久不写诗了，就会变成这样。
　　话说回来，我也并不惧怕这种荒凉。也许正是这种荒凉会使人走向诗歌。用一种海德格尔的方式来表述，正是时代和人生的匮乏性使诗人听从了在的吩咐。海德格尔还有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拯救”。我相信诗歌不死，正基于这样的信念。

现在我们来看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扎加耶夫斯基（AdamZagajewski，1945-），被认为是继米沃什、席姆博尔斯卡之后波兰最杰出的诗人，他本来是“新浪潮”诗派的代表人物，1981年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迁居法国。一接触到他的诗，我就知道这是一位“精神同类”。比如在一首诗中他这样写到“我看到音乐的三种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有了这“音乐的三种成分”已相当不错了，这说明肖邦的血液又秘密地流到他身上，而这个没有名字的第四种更耐人寻味，也更为重要，而它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去领悟。这个没有名字的第四种，也许就在以下这首诗中：
　　《灵魂》
　　我们知道，我们不被允许使用你的名字。
　　我们知道你不可言说，
　　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
　　疑心着神秘的伤害。
　　我们知道，现在你不被允许活在
　　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
　　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被告知--
　　你根本不在任何地方。
　　但是我们依然不断地听到你疲倦的声音
　　--在回声里，在抱怨里，在我们接到的
　　安提贡来自希腊沙漠的信件里。
　　（李以亮译）
　　灵魂存在吗？当然存在，就在这首诗里。虽然它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带着疲倦的声音，但它存在；虽然它不被允许活在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但它还是找到了一位在时代的暗夜中守护着它的诗人。
　　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首诗，就是为灵魂辩护的一首诗。为诗一辩，也就是为灵魂一辩，这样才有更本质的意义。斯大林模式下的前苏联和东欧，以铁腕否定灵魂的存在，西方工业技术文明社会、商业社会、大众文化时代、物质消费时代，同样漠然于灵魂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它们真是异曲同工。扎加耶夫斯基一生经历了这两个时代，所以他要带着痛感，起而为灵魂一辩。这是一个精神的尊严被贬损，甚至被嘲弄和践踏的时代，所以他不能不为灵魂一辩。这就是我深深认同这位诗人的根本原因。
　　所以真正的诗歌不仅仅是审美，它更是一种进入灵魂的语言。“下半身”否定灵魂的存在，所以它只是下半身。那些热衷于时尚的写作忽视灵魂的存在，结果也日益显出自身的苍白。海子在他的诗学绝笔《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于这种诗观。不过这种“烈火”很可能是一场“看不见的火”。一个诗人便终生穿行在这看不见的、但一直在烧灼着他的火中。在诗歌界不乏行家里手，但它缺乏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由诗歌的烈火锻造出来的灵魂。
　　当然，为灵魂一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地谈论灵魂，更不能把它挂在嘴上。还是扎加耶夫斯基说得好“我看到音乐的三种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我们只有保持敬畏，灵魂才有可能用它的沉默对我们讲话。
　　我们现在再看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首诗《飞蛾》：
　　透过窗玻璃
　　飞蛾看着我们。坐在桌旁，
　　我们似被烤炙，以它们远比
　　残翅更硬，闪烁的眼光。
　　
　　你们永远是在外边，
　　隔着玻璃板，而我们在屋内
　　愈陷愈深的内部，飞蛾透过
　　窗子看着我们，在八月。
　　（桴夫译）
　　人人都知道飞蛾的悲剧在于它的趋光性，我们在鲁迅的《秋夜》中也曾听到它“丁丁的乱撞”，一种声音的质感从深邃的秋夜里传来，一种小人物粉身碎骨扑向灯火的悲剧让我们心悸。但我们在凝视这样一种生命存在时，是否也感到了一种注视？
　　扎加耶夫斯基就感到了这种注视。正因为飞蛾的注视，并由此想到更广大的悲剧人生，诗人感到被“烤炙”，换言之，他的良心在承受一种拷打。愈陷愈深的内部，这是一种隐喻性的写法，但我们都知道诗人在说什么。
　　所以，诗中最后出现的不再是飞蛾，是“灵魂”出现了。不仅是我们在看飞蛾，也是某种痛苦的生灵在凝视我们--这首诗就这样写出了一种“被看”，一种内与外的互视。它让我们生活在一种“目睹”之下。一个东欧诗人的“内向性”，就这样带着一种让人颤栗的力量。
　　这一切，正如米沃什所说“不是我们目睹了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这些诗人不仅以其杰出的艺术个性吸引着中国的诗人们，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如爱尔兰著名诗人希尼所说，在二十世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这里，我又回到了两年前的初冬那个开始飘雪的下午，当我在昌平乡下公路上开车开到一辆农用车后面时，我不由得骤然降慢了车速，一首诗就在那样的时刻产生了：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诗写出后我一直被它笼罩着。许多读者读了也很感动。“田园诗”这个诗题是诗写出来后加上去的，我希望有心的读者能把该诗放在一个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读，以使它和“田园诗”这一悠久传统发生一种关联。在传统的田园诗中，我们看到的自然往往是被过滤了的“自然”，是一种诗意化的想象，一种乡村乌托邦。这种“诗化的自然”往往把把“丑陋”的事物排除在外，当然也把对动物的杀戮和虐待排除在外。我们就在这样唯美的山水诗和田园诗中长大。
　　历史和文明一直在演变，羊依然是羊，它们一直用来作为“田园诗”的点缀，似乎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田园诗”。甚至在一幅幅消费时代的房地产广告上，人们也没有忘记通过电脑合成在“乡村别墅”的周边点缀几只雪白的羊，以制造一种“诗意”的幻境。但在实事上呢，羊不过是在重复它们古老的命运。诗中写到它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依然怀着几分孩子似的好奇。它们的注视，撕开了我们良知的创伤。
　　我甚至想问，这种注视是谁为我们这些人类准备的？
　　诗的最后，是一双掩映在挡风玻璃后面的悲痛的眼睛。读者通过这双眼睛看到了什么呢？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在飞雪中消失、模糊的运羊车，还有我们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命运。在这种命运里，人与羊、大地上所有的生命已被纳入了某种相似的“程序”。
　　借用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的一句话，在我写这首诗时，“奥斯维辛神话”就在我的心底无声地呐喊。
　　最后我要说的是，没有米沃什这样的诗人的影响，就不可能有这样一首诗。
　　所以我在《词语》中这样写到：“当我开出了自己的花朵，我这才意识到我们不过是被嫁接到伟大的生命之树上的那一类”。我一生都会铭记这种造就和哺育。现在的很多诗人都很可爱，不是以大师天才自居，就是声称已写出了“不朽”之作。杜甫、莎士比亚会这样说吗？我记得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是这样说的：“我的爱能在墨痕里永放光明”。多好的诗！这是对爱的力量的肯定，也是对语言本身的力量的肯定，而非自我神话。我们写诗，就是要通过写作，和诗歌本身、语言本身的这种力量最终结合在一起。
　　所以最后我要说：谢谢诗歌。

王家新：

策兰抛弃了美的诗、传统的抒情诗，可以将之放在阿多诺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样的背景下来解读。德国读者问我为什么翻译策兰，我说因为我们的历史经历过更多的暴力与死亡，策兰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具有很大的意义。里尔克当然非常好，但距离我们已经有些遥远了，可策兰与我们是如此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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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55

夏卿 发表于 2014-5-20 21:49
谢冕：我们生活的当下与古代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但诗人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下，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是一 ...

哇，，好长，，谢冕先生现在也提倡有点韵律好。。与自由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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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兰苓    时间: 2014-5-20 21:57

胶东读者 发表于 2014-5-20 21:22
PPT形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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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兰苓    时间: 2014-5-20 21:59
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

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

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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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1:59

兰苓 发表于 2014-5-20 21:57
同意！

好，你俩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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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兰苓    时间: 2014-5-20 22:00
支持风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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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兰苓    时间: 2014-5-20 22:01
风宝贝，我的原则是，只要能感动你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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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01

夏卿 发表于 2014-5-20 21:33
偶只邀请过一次，还不成功！嘿嘿。。。。

我有个秘密武器，，，以后保证全部呼叫成功。。。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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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02

兰苓 发表于 2014-5-20 22:01
风宝贝，我的原则是，只要能感动你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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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准备脸盆接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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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2:08

兰苓 发表于 2014-5-20 21:59
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

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

这个提议不错，可以尝试。能逮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就是好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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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08

兰苓 发表于 2014-5-20 22:01
风宝贝，我的原则是，只要能感动你就成。

不光能感动，，而且还要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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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徜徉    时间: 2014-5-20 22:20
林下君的理论风暴，顶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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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20

青青河边草 发表于 2014-5-20 21:43
喜欢看你发的一些帖子！有时默不作声，还是在看，，，

嗯，，多看看也没坏处。。刚刚又认识了一位诗人
学学他的诗歌


别——吴奔星

你走了，没有留下地址，只留下一串笑容在夕阳里；
你走了，没有和谁说起，只留下一双眼睛在露珠里；
你走了，没有说去哪里，只留下一排影子在小河里；
你走了，
笑容融化在夕阳里，
双眼动荡在露珠里，
影子摇晃在河水里。

哪里都有夕阳，
哪里都有露珠，
哪里都有河水，
你走了，
留下了整个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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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卿    时间: 2014-5-20 22:24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2:01
我有个秘密武器，，，以后保证全部呼叫成功。。。嘿嘿。。

悄悄告诉偶，绝不外传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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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25
吴奔星
人物思想

  吴先生对“究竟怎样迎接‘明天’的新诗”作了三点小结：“第一，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时代性，是可以继承发展的。因此，今天的诗人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并不奇怪，无须加以排斥和反对。

第二，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国别性，是可以互相引进、互相交流的。我们从“五四”前夕开始移植西洋诗，促使新诗的成长，是无可非议的。

第三，从传统看，诗的形式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因而，以时更新，不断创造，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不容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为了“明天”的诗坛能出现一种或多种足以代表我们伟大时代的诗歌形式，我们应该在传统上、形式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既不数典忘祖，也不排斥“拿来”。

认真继承“昨天”的成果，总结“今天”的成就与失误，迎取“明天”的创造，应是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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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28
@朵朵 @沧海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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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36
@明月清风 @梦里江南荷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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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41
@清江渔哥 @许蓝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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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45


@木雨风清 @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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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49
@许晓鸣 @绝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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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50


@梁树春@汤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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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53
@老远 @郑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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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2:59


@张恩浩 @朱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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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3:01
@纯粹映像 @时光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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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0 23:03

徜徉 发表于 2014-5-20 22:20
林下君的理论风暴，顶顶顶

好累，，都是拿来主义现成的。呼了这么多大腕，，，嗓子都哑了。。下线休息，，明天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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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恩浩    时间: 2014-5-20 23:03
欣赏，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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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时光空壳    时间: 2014-5-20 23:38
传承与创新是中国特色诗歌未来的道路。中国故事的文学奥妙在一定程度上高于西方诗歌。如中国国画一样，古诗词追求神似。恰好这种神似，让中国古诗词立足于世界诗歌之巅。我们借鉴西方诗学的浪漫和宏大，更要传承中国诗学的博大和精神。让新诗在方圆里传承，在开放中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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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徜徉    时间: 2014-5-20 23:58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3:03
好累，，都是拿来主义现成的。呼了这么多大腕，，，嗓子都哑了。。下线休息，，明天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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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徜徉    时间: 2014-5-21 01:10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18
@徜徉 @胡权权

我已经表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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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虹儿    时间: 2014-5-21 02:01
虹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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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树春    时间: 2014-5-21 04:26
群众的喜闻乐见还是用韵的。年节开个联欢会，能唱的唱，有的爱写的就写个诗朗颂，说些结合本单位的豪言壮语，应时应景，过而不留。有的爱写诗的就被指定写诗。
喜爱诗创作的就不同了，最自由的是不用韵，不受韵脚的束缚。
当前大刊纸刊是引领诗歌方向的。投稿者要适应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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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明月清风    时间: 2014-5-21 04:28
林下昨晚有事没来，今天补上，好好休息，今天开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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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绝不收兵    时间: 2014-5-21 05:39
非常好的学习材料 姐姐辛苦了 兵兵敬茶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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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三子    时间: 2014-5-21 05:58
诚如诗歌研究者吴奔星所说，“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就不能老是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功夫”。

我就有吴奔星与他助手编选的一本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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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三子    时间: 2014-5-21 05:59
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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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沙漠的杨    时间: 2014-5-21 06:15
学习！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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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病人    时间: 2014-5-21 08:46
文字透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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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光荣    时间: 2014-5-21 08:54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17
@刘光荣 @刘亚武

中国新诗得大于失。当然新诗逃不脱世界的前进，但并不是西化就不对，即使是西化，也是中国式的西化，对中国传统也有继承。世界的一体化或多或少对新诗是有影响的。我觉得中国新诗的发展是健康的。并且是任何事物和原因都不能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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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菽    时间: 2014-5-21 09:27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47
@刘昌平 @英菽  @刘昌平 @刘昌平 @刘昌平 @刘昌平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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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11:17

刘亚武 发表于 2014-5-20 21:31
嗯，对官方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就在方向的层面，操作性不强，问题过也过于初级，对于普通的诗人等于没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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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11:20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36
2012年的呀。。不算陈旧。。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坚持，在支持。

批孔批林打到孔老二打倒林下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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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11:23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2:08
不光能感动，，而且还要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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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11:23

徜徉 发表于 2014-5-20 22:20
林下君的理论风暴，顶顶顶

是风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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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11:24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2:20
嗯，，多看看也没坏处。。刚刚又认识了一位诗人
学学他的诗歌

他你也知道？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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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11:27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2:25
吴奔星
人物思想

他很配服汪国真他说：汪诗太好了，与他比，他自己的诗好的只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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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梦里江南荷摇曳    时间: 2014-5-21 12:25
怎么写是次要的，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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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梦里江南荷摇曳    时间: 2014-5-21 12:30
赞同
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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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19:09

大荒 发表于 2014-5-21 11:20
批孔批林打到孔老二打倒林下清风~~~

都跟我学会了哈，，打倒了，，还得费劲巴哈地搀起来，，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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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0:36

刘光荣 发表于 2014-5-21 08:54
中国新诗得大于失。当然新诗逃不脱世界的前进，但并不是西化就不对，即使是西化，也是中国式的西化，对 ...

光荣老师最富包容心。。。豁达，，其实自己写自己的就是了，，谁也改变不了谁的现状，，一切都是自然罢。存在都合理，，连垃圾派下半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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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0:37

大荒 发表于 2014-5-21 11:23
是风抱

数你能乱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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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20:39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1 20:37
数你能乱扯，，，

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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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权权    时间: 2014-5-21 20:51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0 21:18
@徜徉 @胡权权

支持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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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0:54

胡权权 发表于 2014-5-21 20:51
支持林主持。

谢谢一伙的支持。。。发个贴子热闹一下罢了。。别当真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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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0:56

英菽 发表于 2014-5-21 09:27
？？？？？？？？？是什么？

晕，，紧张成这样了。。。没看明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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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0:57

大荒 发表于 2014-5-21 11:17

发个这样文章，，有的人就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语无伦次了。。手势都不会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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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0:58

张恩浩 发表于 2014-5-20 23:03
欣赏，赞赏！

问好张老师，，很喜欢你的诗歌。。欢迎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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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0:59

徜徉 发表于 2014-5-20 23:58

真后悔邀请了这么多大腕，。，，幸好没有都来讨论，，不然，我回贴就累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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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1:19

大荒 发表于 2014-5-21 11:24
他你也知道？不易

多少年以后，，你也能被人提起，，，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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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21:22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1 21:19
多少年以后，，你也能被人提起，，，就不错了。。。

走着栈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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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恩浩    时间: 2014-5-21 21:27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1 20:58
问好张老师，，很喜欢你的诗歌。。欢迎常来。

谢谢，祝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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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1:28

梦里江南荷摇曳 发表于 2014-5-21 12:30
赞同
感谢分享

分享开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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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1:29

大荒 发表于 2014-5-21 21:22
走着栈桥！！！

怕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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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1:31

夏卿 发表于 2014-5-20 21:49
谢冕：我们生活的当下与古代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但诗人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下，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是一 ...

这篇从前记得读过，，很不错。。谢谢主持人，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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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荒    时间: 2014-5-21 21:33

林下清风 发表于 2014-5-21 21:29
怕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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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下清风    时间: 2014-5-21 21:33

夏卿 发表于 2014-5-20 21:51
喧嚣时代，诗歌何为 ...

写小说的人其实都在默默地沉静地写，，，象莫言，，都几乎不上网，不用电脑，，用手写，很能耐得住寂寞

倒是诗人们，，最不甘寂寞，，，都在自己小圈子里热闹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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