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苟延残喘到了“五·四”这一波之后,多少有一些人开始稍拿文学当正经事看待了,文学不再是做官卖笑不成,发狠泄愤乃至意淫的工具。这时又恰逢国家动荡多事,情势逼得作家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小成。然而,问题跟着也就来了。先是许多作家处女作也即成名作,成名作也即代表作的尴尬事实,“后力不继”成为许多现当代“大师”、名家们的创作“ 规律”。再有就是这一茬茬精英们晚年和死后的“待遇”问题,出现了两种可怕的征候:一是作品被人过分抬高到一个吓人的高度,直至被一些武断的人硬拿来作为某种尺度、标杆, 成为他们用来打人、用来阻碍文学新生力量的一个借口,甚至棍棒;另一是身后寂寞,对文学建设性的贡献非但没有准确、客观地受到评价,有时还被一些满脑袋浆糊的人诋毁……
艾青是有福的。这两样他全摊上了。
晚年的时候,他曾因为自己的一些昏话,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一些保守主义者当成了压制朦胧诗的一个幌子;去世后,他因为失去了被评论界及创作界利用的价值,开始有意无意被冷落 。尤其是近年,理论界对他的关注反倒不及另一位已故诗人穆旦的多。更有甚者,四川一个叫钟鸣的人甚至将艾氏早年的那些卓异之作比作“有点智力不高的热情的小岛”(钟鸣《旁观者·天狗吠日》),这在某种程度上,既说明了当代买办主义诗人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无知与不尊重,也表明了艾青作品在今天文化界被漠视和曲解到了什么程度。
新诗自上世纪初诞生至今,有四位诗人对它的成长居功至伟。艾青位居其中。这四位诗人及其主要功绩分别如下:
A .郭沫若之于早期自由体新诗;
B .艾青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现代文学“收获期”和“凋零期”(司马长风语)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以及民族爱国诗风的确立和完善;
C .纪弦(路易士)于20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对新诗现代主义诗学传统的梳理与重建;
D .作为朦胧诗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北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内地诗歌人文精神(也包括部分英雄主义因素)的恢复与推进。
四人中,艾青所跨越的新诗发展阶段最多,经历最丰富,表现也最具起伏性。从《芦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我爱这土地》等佳作,到《希特勒》、《藏枪记 》、《抓得好》等臭“诗”,他的作品成色大概是诗与非诗各占一半。而在“诗”中,佳作与平庸之作又是“五五开”的样子。从某个程度上讲,艾青一生的写作历程,正可谓中国新诗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逾半个世纪坎坷岁月的真实写照,极具剖析价值。尤其是他进入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文革”前的作用,在回答我们长久以来追问的“为什么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没有产生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大师”时,颇能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答案。
从惊世之作迭出,到晚年的平庸、守旧,是谁,在逝去的那个世纪,成功地删改了我们那些现代文学“大师”们曾经灿烂、曾经意气飞扬的创作轨迹?
是谁,是什么,将我们一度佳作迭现的民族诗歌大师艾青修理、改装成了一位后来大多数时间都热衷于炮制颂歌体“抒情诗”及四不象“叙事诗”的语言艺人?
我以为,在今天对上述问题予以深究并没有过时。它不仅仅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还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界有着很强的警醒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