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骆寒超等人甚至提出了“诗体重建”。1997年骆寒超在武夷山“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新诗诗体应该走格律化道路:“新诗体式的现代化问题也必须考虑,……我们认为新诗不管怎么说总是要走律化之路的,但外在的声韵必须和内在的情韵作适度的应和,不能搞模式。具体点说,应把律化之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上:在约束中显自由,在自由中显约束。只有作这样的双向交流,才能使运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求得形式的规范化定型。” [22]2009年,他与陈玉兰倡导“格律体新诗”:“在不违反已定形式规范原则的前提下,今后新诗坛要鼓励大家既采用回环节奏型形式写格律体新诗,也采用推进节奏型形式写自由体新诗。而尤其要提倡写这两大形式体系综合而成的兼容体新诗。” [23]2012年吕进还强调说:“重破轻立一直是新诗的痼疾。当下的新诗面临三个‘立’的使命:在正确处理新诗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上的诗歌精神重建;在规范和增多诗体上的诗体重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进三大重建,新诗才能摆脱危机,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王冠。” [24] 近年越来越多的新诗理论家主张新诗应该有文体及诗体规则。谢冕2012年4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很多诗歌没有章法,其实诗歌是最讲规则的文体。” [25]也有人反对,叶橹甚至认为“诗体建设”是“伪话题”:“有关‘诗体建设’、‘诗体重构’的议论依然时起时伏。这些理论的提倡者虽然都是学养有素的学者,但是我却觉得他们是不是把精力浪费在一个‘伪话题’的理论上了。” [26] 从新诗史上不同时期的“诗体之争”不难看出新诗诗体建设的艰巨性。“诗体之争”不但说明诗体是新诗无法回避的话题,也说明新诗诗体具有特殊性。这些“诗体之争”消解了诗体建设的力量,也让人们意识到诗体研究在新诗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的重要性,还意识到建立新诗诗体学的必要性。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三次“诗体之争”分别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21世纪初。第三次“诗体之争”学术性最强,参加的新诗学者最多,为新诗诗体学的全面建设打下了基础。2009年8月16日到8月19日,在武夷山召开了“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张炯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来了很多名家:既有主张格律诗的代表,也有提倡自由体的代表。……我相信,通过不同主张和观点的交锋与互补,一定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推进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表现技法的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也会促进我们对于发展现代汉诗的大方向的把握。” [27]会议确实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如会议报道所言:“尽管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因为诗体是诗的技法的重要内容,自然成为诗论家们关注的‘焦点’。……吴思敬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认为:……自由诗在新诗中具有本原生命意义与开放性的审美特征。……现代格律诗所具有的先天性不足,就是公用性与稳定性的缺失。……王珂的《新诗要适度重视音乐形式高度重视排列形式――新诗技法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举隅》认为:对诗体的重视实质上是对语体的重视,对语体的重视实质上是对语言的重视,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对诗的语言形式及话语结构甚至诗的做诗技法的重视。……熊辉的《建立准定型诗体:朱自清的新诗形式观念》认为:诗人在创作新诗的时候必须考虑形式因素。对于很多创作新诗尤其是自由诗的人来而言,诗歌的韵律和形式也许成了束缚他们表达自由心灵和深邃思想的镣铐,但是诗人创作时如果能够考虑形式因素,不但不会妨碍诗情的表达,而会为自己找到表现思想和艺术的凭藉。” [28] 正是诗体的多元格局和新诗理论界的学术民主带来了近年新诗诗体学研究的繁荣。这种学术民主是前所未有的。王珂是吕进的硕士和吴思敬的博士后,但是并没有因为师生关系及学派关系影响自己的诗体观,吴思敬主张自由诗,吕进主张格律诗,王珂主张建设准定型诗体,适当偏向格律诗,但是与吕进又有差异,吕进认为新诗诗体建设重点在音乐形式建设,王珂更强调视觉形式,即“诗形”建设。近年在格律诗派和自由诗派各自的内部也形成了多种派别。万龙生、王端诚、晓曲等与黄淮、周仲器、思宇等都倡导格律诗,但在这种诗的称谓、分类及写作方法上都有差异,万龙生等称为“格律体新诗”,黄淮等称为“新格律诗”、“现代格律诗”或“现代汉语格律诗”,周仲器坚持用“新格律诗”。周仲器、黄淮等主张建设相对宽松的新格律诗体,万龙生、王端诚等人主张建设严谨的格律体新诗。 尽管近年诗体学研究进展较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由于研究难度较大,需要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将诗体理论与创作实验结合,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要求较高,导致研究人员数量偏少,特别是中青年新诗学者很少有人愿意投入此项研究。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对象陈旧,多数学者受到闻一多、何其芳的格律诗理论束缚,无视新诗的书写方式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状,导致研究出来的诗体理论无法推广应用。 近年诗体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一些基本概念混乱,如最基本的概念“诗体”就有多种定义,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诗体是诗的音与形的排列组合,是诗的听觉之美和视觉之美的排列组合。诗歌文体学就是研究这个排列组合的形式规律的科学。从诗体特征讲,音乐性是诗与散文的主要分界。从诗歌发生学看,诗与音乐从来就有血缘关系。” [29]“所谓诗体,是具有稳定构造、标志诗的类别形式的特殊的符号系统。诗体的基本特征就是公用性,集中反映了诗体自身所具有的形式方面的特征。” [30]“所谓诗体,指的是诗歌的具体存在方式,……这种诗体既可以说是诗歌作品的言语结构模式,但又不仅仅是所谓的‘形式’,而是还具有某种本体的意义。” [31]这些诗体定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新诗的本体,即确定了新诗诗体学基本的研究内容,但是仍然缺乏系统性、公共性和稳定性,严重影响了研究的全面深入。 近年的新诗诗体研究普遍缺乏外国和中国古代文体及诗体理论的有力支持,也缺乏从纵向上对新诗史,特别是百年诗体建设历史的全面深入考察,更缺乏从横向上对同一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诗的比较研究,如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与海外(东南亚(以老移民为主)、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新移民为主))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文体特征及诗体方式颇有差异。 三、新诗诗体学建设的未来展望 新诗诗体学必须借鉴已有的文体学及诗体学的研究成果。新诗诗体学要借鉴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文化文体学、话语文体学、批评文体学和计算文体学,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生态学、新诗功能学、新诗文化学、新诗政治学、新诗传播学、新诗诗美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 中外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stylistics)和诗体学(prosody)既古老又年轻。诗体学是文体学的组成部分,通常把研究诗歌文体的文体学称为诗体学。两者又有差异,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学偏向艺术风格学,诗体学偏向艺术类型学。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学也包括文学分类学和文学风格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学偏向文学体裁学和文学形态学。现代文体学主要研究某种文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特别重视文体的生存状态和外部环境,重视文本的体裁特征、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是语言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文学类型学(文学功能学)、文学修辞学(文学技巧学)和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是研究的重点,强调在特定语境中(particular contexts)研究语言体式的特色(elements of language style)。由于新文体的产生周期由过去的每50年减为每10年,文体学在当代受到高度重视。现代文体学源于19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巴利、索绪尔、雅各布森、哈利德、苏珊·郎格、波斯彼洛夫、卡冈、巴赫金、卡勒都为文体学的发展作了贡献。60和70年代涌现了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众多学派。80年代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影响的话语文体学被高度重视。90年代受福柯话语理论影响,出现历史/文化文体学,认为文体学的任务是揭示和批判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中国很早就有文体研究,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中国当代文体学研究最早在外文系,如1978年王佐良在《英语文体学研究及其他》一文中主张文体学将语言学和文学融合。90年代文体学才受到中文系学者,特别是文学理论界的重视,北师大出版了“文体学研究丛书”,童庆炳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把文体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体裁――语体――风格,认为文体与作家个性、时代精神、历史文化相关。2003年中山大学成立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褚斌杰、杨仲义、吴承学等学者的古代汉诗文体学成果颇丰。 传统意义上的“诗体”指诗的“体裁”、“体式”,有时也指“风格”。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到卡冈的《艺术形态学》、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中国从《尚书》、《毛诗序》,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学夷的《诗源辩体》……都有关于诗体的论述。西方诗体学偏重诗歌语言的听觉形式和视觉形式研究,如诗节、诗行、音步、抑扬格或扬抑格等,语体是诗体的重要内容。如1938年纽约出版的《诗的门口》(Doorway to Poetry)共六章,三章涉及诗体。第二章是《诗的语体》(the Diction of Poetry),第三章是《诗的类型》(the Kinds of Poetry),第五章是《诗的构成》(the Forms of Poetry)。第五章分为四个小节:《诗是如何建立的》(How Poetry is Built)、《形体与诗节》(Shape and Stanzas)、《十四行诗》(the Sonnet)和《定型形式与自由形式》(Forms Fixed and Free)。作者路易士·昂特梅尔(Louis Untermeyer)这样定义自由体诗:“自由体诗(Free verse)韵律自由、规则的音步自由和诗节形式的常规限制自由。” [32]中国古代诗论的诗体兼顾体裁和风格。国外近年随着文体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形态学等的繁荣,诗体研究受到重视。如英语诗歌在诗的形体和诗的音乐与具体的诗体类型,如十四行诗、具象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中国古诗诗体研究也较繁荣,出版了杨仲义的《汉语诗体学》等专著。新诗诗体学需要将古代汉诗与现代汉诗、外语现代诗与汉语现代诗分别视为不同语言体系和不同思维方式产生的抒情文体,意识到新诗诗体学不但必须有别于外语诗体学,也有别于古代汉诗诗体学。但是仍然需要借鉴古代汉诗诗体学和外语现代诗诗体学的研究方法,提出构建策略。 建立全面科学又富有特色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如在讨论新诗本体时,既要重视本质主义视域中的本体,重视这些约定俗成的诗歌观念: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诗是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诗通常是韵文,新诗是现代汉语诗歌,新诗是具有现代精神、特别是自由精神的诗歌,新诗是打破了“无韵则非诗”做诗信条的自由诗……更要重视关系主义视域中的本体,尤其要重视新诗的形式本体――多种诗体、混合本体――多种文体、表现本体――多种技法。新诗诗体学必须研究以下基本问题:“何为新诗”(新诗的文体特征)?“何为诗体”(一般的诗体概念、范畴及中外诗体理论的历史和评价)?“何为新诗诗体”(特殊的诗体概念、构建)?“新诗如何生成”(新诗文体生成的文学本体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新诗为何要和如何建立常规诗体”?“新诗诗体为何定型难”…… 尽管目前诗体研究存在研究方法落后、理论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导致诗体构建策略偏颇,如极端强调诗体的格律化或自由化,新诗诗体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建立。虽然已经有了多部优秀的新诗史(论),如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等,却没有完整的新诗诗体的生成演变史(论),更没有纯粹的新诗诗体理论专著。但是涉及诗体的新诗文体的某些局部研究较有成就,如吕进的新诗文体学研究、骆寒超的古代诗体与新诗诗体建设研究、姜耕玉的新诗的语言形式研究、许霆的十四行诗和新诗诗体流变研究、台湾丁旭辉的诗的图式研究和林于弘的诗的“固定行数”研究、荷兰柯雷的新诗的音乐性研究、美国杜国清的网络诗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构成了新诗诗体学的重要内容,呈现出这一学术的光明前景。如果继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如在对已有的文体理论及诗体理论的全面梳理研究、诗体理论的基本构成研究、诗体的流变特点研究、外国现代诗歌的文体诗体特点考察、新诗诗体的全面重点研究基础上,构建当代新诗诗体理论,提出21世纪现代汉语诗歌的诗体重建策略,完全可以完成新诗诗体学的全面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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