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鸿：诗歌的三个问题

阳村

诗歌的三个问题

沈天鸿

   
    一﹒本体问题
    本体现在确已成为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引起。
    本体与“现象”相对，它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一是指自在之物，既自行存在的物。到了康德哲学，“自在之物”指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但是不可知的本体。对于本体——自在之物的研究，渐渐成为对存在着的事物的研究，形成不同的本体论理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试图从本源上回答存在为何在，存在的本质与性质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终极性存在问题，同时有了“追问”。文学进入现代，对本体的关注和追问，成为它区别于它之前的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可以说是一种“终极关怀”意识。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本体总是被遮蔽，并且它本质上也是不可见的。但使它在具体事物中被呈现被揭示，在沉默中通过沉默而言说，正是诗歌这一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诗歌能够对不确定性加以确定的根源所在、方式所在、本质所在。概言之，这种对于被遮蔽的本体的呈现和揭示，这种在沉默中通过沉默而言说，正是一种本体性反思，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对自己的整体存在和全部天职发出”的诗意的追问。
    这表明，对于诗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那唯一的、作为第一推动的本体，并不绝对重要，诗允许对于什么是本体有多种解释，允许在这个问题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甚至，诗还必需有这种对于本体的多种解释，因为这样才能给诗提供极为丰富的“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提供的广阔空间，从而由不同的诗篇完成那种对不确定性的确定。诗所重要的，只是“诗意的追问”，只是在对本体的追问过程所展示的本体性反思。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唯一正确的“什么是本体”的答案，这个工作还是留给哲学家们去做。但是，作为诗人，必得先承认有“本体”，然后才能有对于本体的“诗意的追问”，有本体性反思。
    所谓“诗意的追问”，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理解（并非是海氏本意，只是借用“诗意的追问” ）。
    A．对于本体的这种追问的本质是“诗意”的，缺乏对本体的追问，诗便是缺乏诗意的。
    B．“诗意的追问”的“诗意”，来自于它所追问的本体。本体是形而上的，形而上的东西不是已有的、已成为的任何东西，而是未成“形”之物，因此，它总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只有这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形而上的空间（未成“形”之物只有“空间”），才产生并释放“诗意”，如果是对可证实或可证伪的东西的追问，便没有诗意——可证实或证伪的追问，属于科学。中国古典诗学从与海氏不同的立场也自行悟出了这一点，认为诗在虚实之间。
    C．由A、B可知，“诗意”的特征或本性是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按照科学的观点，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东西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无用（实用性）。这种“无用”性表明，诗以及“诗意的追问”，是与注重实用的日常生活及日常世界无关的——或者说“超越”。我以为，日常生活及其世界是动物性的：实用性、非精神性。诗当然不可能与日常生活及其世界绝缘，并且也不能绝缘，但超越它是必需的，缺乏对本体的诗意的追问，诗必然堕入动物性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世界中去，使诗的意义等同于“客观”的生活及其世界。
    D．由前述A、B、C可知，“诗意的追问”意味着“追问”是诗之为诗的唯一方式和途径。当然“追问”并非是要提出一连串的问号，或者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句（如屈原〈天问〉那样）。在诗中，“追问”更多地采取的是“思”的方式。“我思故我在”，我思，即我追问，一个从不追问自己以及一切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能够怎样、应该怎样存在的人，他实际上是从来不“在”的。发问者，进行思的主体因此也是重要的。
    这样，对于诗来说，除了终极性存在这个与哲学共有的本体之外，还有两个本体，人的本体与诗的即艺术的本体。诗所要求的，是人的本体与艺术本体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呈现、揭示出“终极性存在”。
    诗的本体即诗的形式。形式为什么是诗的本体，以及确认这一点对于建立中国现代诗学因此也包括对于当前诗歌写作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我在〈科学的现代诗学〉一文中已经说过了（〈诗歌报月刊〉1994年6月号。沈天鸿《现代诗学》，昆仑出版社2005）。简单的说，诗的形式是诗得以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没有诗的形式，就没有诗。
    有没有本体，什么是本体，这是诗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焦点所在的一个问题，诗学的其它他问题都由它派生，一切分歧也由此产生。后现代们除否定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本体外（后现代作品的突出特征就是解构哲学解构意义），也否认人的本体，在他们那儿只有人，只有诗的形式，而诗的形式在他们那儿也是反诗的形式的，诗的形式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消灭或淡化所指（语言的意义）后的能指（语言的符号，文字或声音）的“一半”语言。
    于是有了第二个问题：

    二﹒语言问题
    西方哲学发生过“语言的转向”，中国的诗歌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稍后也发生了“语言的转向”，语言被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被看成诗的本体。这种偏颇的激进，成为先锋诗歌中声势浩大的一翼。这种语言至上主义，在其初期时，对于在它之前中国诗坛长期忽略、轻视形式（包括语言）的弊端，是有着矫正的积极意义的，但它矫枉过正，所以，语言很快成为争论的中心。这儿我只说一点，这就是无比热爱语言者热爱的根源。
    爱上语言并且只爱语言的有两种人，因此爱的原因也有两种。
    一种是后现代，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爱了，不爱灵魂，不爱深度，于是便爱上能在语言游戏中给他们带来的狂欢的语言。
    另一种人是一部分现代主义者，他们反对游戏，对形而上的本体的追问持有浓厚的兴趣与执着，他们之所以爱上语言，用他们常常引用的话来说，乃是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如何理解“存在”这个词，哲学界也存在分歧，有争论。“存在是一个谓词吗”曾成为西方不少哲学家争论的话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个判断句中，我们现在且把它看成名词。对“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误解之一是将它理解为语言等于存在。这种误解之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存在的家园。而不等于存在。误解之二，也是最主要的一个误解，是认为“存在”“居住”在语言之中。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以为并非是说“存在”“居住”在语言之中。“存在”作为存在，它只以自身为家园，但“家园”是一个比喻说法。去除比喻来说，存在就并无家园。存在因此总是遮蔽的。唯一通向它的道路就是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正是在此意义上的一种比喻说法，我们——人理解、把握世界，乃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一切存在，也都是唯一地用语言描绘、勾勒的，我们别无选择地只有通过语言这条道路进入或者试图进入“存在”。
    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总是危险的，它可能把我们带向目的地，也可能引导我们误入歧途。语言这支手杖和唯一的道路，也不例外地兼有这两种可能。因此，忽视它、轻视它固然不可，但也不能完全毫无戒心地拜托它、膜拜它、盲从它。
    其次，从诗的形式来说，语言固然是形式的重要部分、构成因素，但只看到语言忽略其他也是致命的错误。形式作为一个有机的有意味的整体，它决不是语言单独就可以构成的，形式有不变的规范，但也有灵活多变的种种变体，如果总是不变，它就不是有机的，而只能是机械呆板的。这个“有机”就体现在形式诸因素诸部分相互作用的关系上，并且也体现在这相互作用的关系因为某一微小的调整（不论是比例、比重或其他的微小调整）就可发生的变化上。只看见并且只看重一个语言，如何能构成“关系”？
    语言，在诗中并不是像在科学文体中那样赤裸裸、孤立或者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存在并运动的。在诗中，语言要与意象结合，要与具体特定的技巧结合，才能存在并运动。而且越是优秀的诗，语言就越显得不是语言在运动，在说话，而是具体的意象具体的诗在运动在说话，甚至是通过沉默在言说。
    一方面，不能得鱼忘筌，另一方面，又的确要得鱼忘筌。如果一首诗让读者读了，满目都是“筌”（语言），而看不到、感觉不到“鱼”，那是一首什么样的诗？什么意义上的诗？
    语言也不是思想，它从来就不是思想。这是常识。因此既不可能指望一首只有语言的诗除了“语言”还会有些什么，也不能指望语言会自发地将诗带进“存在的家园”。

    三﹒操作主义或纯粹客观操作问题
    这是由一、二派生出来的问题。一个否认终极的存在——或许是承认有终极的存在，但认为它有或是无都没有什么意义，拒绝追问，一个没有人的本体意识的人，一个有意无意地否认艺术有其艺术本体的人，一个盲目相信并且唯一只相信语言的人，一个以语言游戏为一切的人，如果他写诗，那么除了纯客观操作，还能怎样？除了发布一些似是而非的“主义”或“宣言”，又还能怎样？
    操作主义或纯客观操作，与行为主义有密切关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将“写诗”变为“写作”，无定指的“写作”便成为行为主义的一个同义语，写作就是一切，而不关心写出什么、如何写，这样，行为就成为操作的行为，甚至有“诗写我，而不是我写诗”这样似乎很漂亮、奇特、神灵附身与哲学风度兼而有之的说法。但这也是一种真实的说法，因为既然写诗只是操作的行为，那么当然是“诗写我”，于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作者也死了，放逐作者、放逐意象、否定技巧，自动写作、纯客观写作，层出不穷。这些，从主体性和形式本体方面，完成了对诗的颠覆（另一个颠覆是以对意义即对哲学意义的本体的否定和拒绝来完成的）。
   这样写出来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只有能指的游戏与狂欢，让人无法参加“游戏”，因而是对诗实现了颠覆的“操作”——满纸失去所指的文字的狂欢，让人能认出的只有对这样的文字的操作，而不是诗。这一类“诗”不多，甚至较少见。较常见的是另一类，诗的某个局部尚可辩认，但放到整个作品中，又失去所指。整首诗也处于可解不可解之间。可解不可解的中间状态本来是诗尤其是优秀诗歌的正常状态，因为“水”太深了，深不可测。但操作出来的这类诗的可解不可解却是因为浅，浅得成为一滩浑水，貌似深沉——模糊构成了诗的唯一意义，模糊在其自身中表现得似乎有深度一样。这两类诗，其实都以其自身对自身做出了否定：操作主义不是诗的主义。但问题在于，没有谁承认自己是诗歌的操作主义者，而且一些这样的诗正赢得不断的喝彩声。
    这就使得本可以不理睬的“操作”问题成为当前真正的问题。

（转自沈天鸿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2e67d701000cmz.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