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公民——干预、超越同情、政治无意识

水云生

诗与公民

——干预、超越同情、政治无意识（讲座节选）

白鸦

……提出诗的“公民”写作立场，基于三个原因：一是有史以来中国诗歌缺乏公民意识；二是当今时代的特殊性呼唤中国诗歌的公民意识；三是新诗“走下观念祭坛、回归诗学本位”需要公民意识。除此三点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认识到：意识形态这东西，存在于一切诗中。它在诗中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它在诗中的语言艺术表现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否则，立场就简化为内容和口号了。大家记住：每个诗人都有立场，但立场写出来不一定是诗。诗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艺术，但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为什么有史以来中国诗歌缺乏公民意识？三句话概括：1、帝制时代，“公民”作为义务的主体远远大于作为权利的主体，谈不上真正的公民意识。2、共和时代，公民意识虽然增强，但中国的共和时代约等于军阀时代，就像陈独秀在《一九一六》中所说：“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由于没能“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所以共和时代也谈不上真正的公民意识。3、当今时代，公民意识能否集体觉醒的关键，要看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命运究竟会怎样，大家可以经常看看微博，比听我说更明了。

为什么当下中国诗歌更需要公民意识？三句话概括：1、随着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双重增长，城市移民越来越多，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已具有“中产阶级性”的心理共性，这个心理共性的核心就是“公民意识”的集体自觉，它意味着中国大众的“居民意识”正在向“公民意识”转变。2、中国的中产阶层本质上源自草根，中产阶层文化基于大众文化精神，“中产阶级性”包容“草根性”。3、“中产阶级性-公民意识-中产阶层”是中国社会独有的新经验，不同于西方社会出现中产阶层的经验。当下新诗，已经到了应该反映这个中国新经验的时候。

为什么公民意识是新诗“走下观念祭坛”的需要？两句话概括：1、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观念祭坛的根子——诗言志。大家看《左传》就会发现，古代各诸侯国的“外交官”们，动辄就说“诗曰如何如何”，诗到他们嘴里已经不是诗了，只是用来讲道理的言志工具而已。“诗言志”作为正统的诗歌观念在中国诗歌领域代代相传到今天，已成新诗死穴。2、意识形态存在于任何一首诗中，这种存在有其本来面目与艺术性，但由于现当代中国诗人受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影响，意识形态抒写在诗中已经严重扭曲变形，不仅艺术性荡然无存，更沦为观念祭坛上的“僧侣式反抗”与惯性写作中的“伪解构”。

以上，关于诗的公民立场问题，如果展开了说都是长篇大论，我已在《中产阶级性、公民意识与中产阶层》、《削足适履与空想的三宗罪》、《当下诗歌伦理问题的实质》、《走下观念祭坛、回归诗学本位》、《草根写作批判》、《诗歌趣味》等文章及随笔中多次阐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索看看，今天不展开说了。

我知道，提出“公民”立场的诗歌写作，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干预社会、批判现实之类的诗，这样联想当然没有错，但从诗学上讲，问题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我围绕“公民”二字，简要阐述几个诗学理念：“干预”、“超越同情”、“政治无意识”。这是基于公民立场的诗歌写作的核心概念，也是诗中意识形态抒写的本来面目与艺术性所在。不识本来面目与艺术性的意识形态抒写，貌似“伟大”，但不是诗，任何脑子正常的人都会写。

   一：干预

诗的干预，有内容上的，有形式上的。关于内容干预，大家不用动脑子都知道。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说的“美刺”就是干预，“刺”就是中国诗歌最基本的干预观。内容干预，大意就是诗人要介入现实、面向社会、不做旁观者（其实旁观也是一种干预）、具有人道主义同情等等。但要知道，任何人写诗都可以有“刺”，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刺”了，而是你怎么“刺”的。所以诗的干预，更重要的是语言艺术形式上的干预。对形式干预的理解，不同悟性的诗人理解层次不同，从低到高大约可分为三个层次：修辞的、结构的、建构的。

诗的形式干预，为什么说低层次的理解是修辞的？通常在一句诗中（注意，我说的是一句，不是一首），阅读可能性产生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干预的对象，这是诗人特别重视的；二是用来干预对象的词语，这是读者特别重视的。因为诗人关心对象是否有诗意，一旦对象的诗意产生，干预的目的就达到了，用来干预对象的词语就没什么重要意义了。这个道理，就好比佛家讲的过河弃船。

随便说一句诗来举例：“一只着了火的麻雀飞过丛林”。麻雀，是诗人要干预的对象，“着了火”是用来干预对象的词语，干预的目的是让对象“麻雀”产生某种诗意。这句诗中，读者往往最关心麻雀为什么“着了火”，读者会在“着了火”这个地方停留，并读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对诗人来说根本不重要，诗人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干预制造麻雀的诗意，诗人可以任意干预“麻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比如可以任意用“结了冰的麻雀”、“倒着飞过丛林的麻雀”等等。所以大家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诗的语言艺术形式干预，其奥秘并不在于所选择词语的内容，而在于词语之间的关系和形式，诗人是在选择建立词语关系，而不是限定词语内容。

也就是说，诗的形式干预，较高层次的理解是结构的。为什么呢？随便说几句诗来举例：“一只麻雀飞过丛林/母亲拎着一桶衣裳走到小河边/今年的雪，比往年下的早”。这三句诗分开来看，基本就是平常话，诗意很少，但是放在一起读就很有诗意了，这种形式干预就是结构的，每一句的诗意是互相产生的，整个一首诗的诗意是通过叙述结构产生的。这个道理，就像弗罗斯特说的“诗歌情节产生韵律”，或布鲁克斯说的“诗意产生于上下文之间”。

凡是以叙述推动的诗，这样的结构干预随处可见，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有些诗从头至尾句句都是很平常的话，但整个一首诗读下来却味道十足，什么原因呢？就是叙述推动与结构干预的结果，我称之为“结构陌生化”。写诗，不一定要让一个词语产生诗意，也不一定要让一句诗产生诗意，但一定要让整个一首诗产生诗意。不要以为诗就是意象推动的，这是一种很低级很狭隘的认识。

所以，当我们说“某一句诗写得很好”时，无非就是两种情况：1、这句诗和其他诗句合作起到了结构陌生化的作用，若把它单独抽出来就是一句平常话；2、这句诗就是个一句不错的抒情，或说了什么小哲理而已，它最多也就算个警句美句什么的，但不是诗。诗，之所以是诗，有两个必备的标志：诗意与结构。有些人写诗写一句两句，貌似有点什么深刻含义，这不是诗。如果你牛，你写一个字也行，只要有结构和诗意，没有就不是诗。……关于诗的“结构陌生化”问题，前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不再赘述。

诗的形式干预，为什么说高层次的理解是建构的？我曾说过，诗歌文本是“有界无限”的，有界是指诗歌文本的现实性，无限指诗歌文本的可能性，两者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一个优秀的诗歌文本中，无限对有界起着积极的建构作用，也就是可能性对现实性的积极建构。这种建构也可以说是干预，只不过是很高级的干预艺术，一般人领会不到而已。这个问题，我在关于“可能性”的系列诗学随笔中已论述过，不展开说了。

以上，我从内容与语言形式两方面，简要谈了诗的“干预”，但这样理解干预还远远不够。凡是认为理所当然要干预的诗人，或坚决反对干预的诗人，基本上都陷入了狭隘的干预观，即把诗的干预与批判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诗的干预，从内容与立场上理解需要超越，怎么超越呢？那就是“超越同情”；从艺术形式上理解也需要超越，怎么超越呢？那就是“政治无意识”。

   二：超越同情

大家知道，我在说诗的公民立场时，提到当今中国大众的心理共性“中产阶级性”，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就是因为大家基于阶级论、内容论、狭隘的人道主义观念误解了这个概念。诗的公民立场，并非倡导阶层对抗，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它的人道主义观念，就是“超越同情”。这不是以一种阶层同情另一种阶层，而是站在更大的人道主义背景上把握诗的立场，以真正的人道主义对阶级论的超越。

啥叫人道主义文学？这个问题可以是多元的，很难有一个普适的定义，但不管它是源于古希腊罗马的理性，还是源于基督教的神性，还是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性，不管它是启蒙的、浪漫的、宗教的、世俗的，人道主义总有一个可以把握它的基本点——自由、平等、博爱。

所以请大家注意，我说的“超越同情”不是对人不同情，而是同情一切个体的人，不管他是什么阶层的人。更进一步说，“超越同情”是同情一切众生，就像佛教说的众生平等。再进一步说，“超越同情”是平等的、去中心的、抛弃二元对立的、承认一切事物包括山川草木的存在价值并与之互相回应的、过程主义的人道观，用一句中国古话说，大约就是“与万物同心”。其本质，是超越集体性和阶级性的人道主义，回归个体性的人道主义，是诗的人道主义的核心。

这种“超越同情”的人道主义观念，中国古代圣贤早已有之。道家如庄子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佛家如僧肇说“会万物于己者，其惟圣人乎”。儒家如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为什么当今的中国诗人缺乏这种人道主义观念？原因就在于前面讲到的：观念祭坛的根子“诗言志”、陈独秀所谓“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被文革推向高潮的阶级同情。

当今的中国诗人，人道主义观念很混乱，简言之，大约有三类人道主义观念混杂在一起：一类是伦理的，一类是道德的，一类是阶级的。伦理的人道主义基于血缘，道德的人道主义基于集体，阶级的人道主义其实就是没有人道主义。文革，就是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毁灭，冠之以阶级同情，把中国诗人的脑子乌合起来，搞坏了，如今还没康复。

大家知道，新诗运动提出“人的解放”，即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但是，在现当代中国文学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集体性、阶级性的人道主义，太缺少个体性了。缺少个体性的人道主义就是缺少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个体性匮乏的人道主义文学从骨子里讲就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就是将来要像苏联文学一样从俄语文学中清算掉的扯淡文学。所以大家应该看到，很多当代中国诗人所谓的干预社会、批判现实，实质上是把生活压榨成事件，继而把事件压榨成观念，这就是把个人性压榨成集体性的阶级同情。我说的“超越同情”恰恰相反，不是把生活压榨成事件或观念，而是把事件或观念还原给生活。

不客气地说，当代中国诗歌评论也一样，作为意识形态的奴才只关心写什么，作为语言艺术的脑残基本不知道怎么写。比如以“底层写作伦理”来攻击公民立场的“中产阶级性”，此即是中国50年代以来人道主义被意识形态妖魔化之后的死灰复燃，是人道主义阶级性毒药的残留，是对个性与自由的无知。安徽大学的王大敏教授曾指出：过分强调人道主义的阶级性，是以特定时期的人道主义的特殊性取代了人道主义的普遍性。我看这句话说的太客气了，其实，强调人道主义的阶级性就是以非人道主义冒充人道主义。

举一个中国人都懂的例子——政治抒情诗。在我们所受的欺骗式的诗歌教育中，很多中外诗歌表面上涉及到干预或批判现实之类的主题，往往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大加赞许，学究们总是热衷于分析它表现了什么什么内容，究竟表现了什么内容呢？无非就是集体间、阶级间的那点事儿。其实，政治抒情诗只是一个很中国化、很苏联化的诗学概念而已，对它的命名，即意味着对诗中意识形态抒写的浅薄理解——那就是内容论、阶级论、狭隘的人道主义观。

事实上，意识形态存在于任何一首诗中。问题不在于诗人是否写了它，或者是否回避了它，而在于诗人是怎么写它的，是如何超越阶级论和狭隘人道主义的。究竟怎么超越呢？从写作立场上讲，就是基于公民立场的“超越同情”，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从艺术形式上讲，又是怎样超越的呢？那就是“政治无意识”。

   三、政治无意识

“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提出的概念，此人关于文学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政治诗学。他认为一切阐释最终都是政治的，这才是绝对的视界，至于其他阐释方法如精神分析等等，在他看来都是补充性的。大家可以去看《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等书了解詹姆逊的理论。今天我不是要讨论他，而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从“政治无意识”中受到的关于意识形态抒写的启发。

什么叫政治无意识呢？这个概念可能不太好懂，这是詹姆逊糅合了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之后提出来的。现在，我从诗的角度做一些自己的发挥和借鉴，并归纳出几个理解要点，大家记住：

1、人是社会的人，诗人也是社会的人，他必然属于某个社会集团或阶层（阶级）。诗人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必然会投射到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诗的叙述中。诗中的意识形态永远存在，这是诗呈现人与世界关系的要素之一。

2、诗中的意识形态在哪里呢？不在你写出的什么大道理或大立场里面，更不在你所谓的猛烈抨击或口号里面，而是在被压制与埋没的历史现实表象之下，在由于“不在场的原因”所引起的突然中断、空白、痕迹中。记住：我们看一首诗中的意识形态，关键不是看它写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写出什么。意识形态被压抑进诗人的无意识，然后在诗的叙述中以不连贯、突然中断的空白、沉默或其它痕迹表现出来，这就是诗所呈现出的真正矛盾与历史困境，也是意识形态在诗中的真相。

3、诗中的意识形态是怎么表现的呢？用詹姆逊的话来概括，就是“遏制策略”。他说的这个“遏制”，不仅是意识形态在诗中存在的必须，也是保障诗的艺术形式的必须，否则，意识形态在诗中就是道理或口号。讲道理喊口号不是诗的形式，更不是意识形态在诗中的本来面目。诗中的意识形态表现，是集体层次上而非个人层次上的“压抑”，这个“压抑”不仅是压迫者的需要，也是被压迫者的需要。为什么呢？原因就像梁小斌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曾经崇拜革命，但这个崇拜必须有利于“人民不参加革命”。

4、诗的叙述，就是不断地接近历史矛盾，诗只是照亮那些暗角，只是矛盾症状的呈现，诗对历史矛盾的判断与解决方案，本质上都是想象性的。换句话说，政治无意识是诗人的创作艺术，自觉的政治意识是读者的阅读效果，诗中的政治无意识在于唤醒读者自觉的政治意识。

限于时间，今天只说提要，不做具体的文本分析。大家可以从我说的“政治无意识”角度，去比较体会几个文本：一类是能明显看出意识形态抒写的诗，比如我的《9.11》、韩庆成的《对一桩借款的新闻学和法学分析》、皮旦的《祖国祈祷词》、北魏的《绿皮火车》、吕约的《法律的羊毛披肩》等。另一类，意识形态存在于任何一首诗中，只是你可能没看出来，或者你不是基于这个角度去看的，比如北魏的《梦见1967年的冬天》、张军的《八十年代》、我的《王雀轩》、吕约的《参观一个自杀朋友的房间》。

……

以上，简要梳理了“干预”、“超越同情”、“政治无意识”这三个概念的含义与关系。总结一下：基于“公民”意识的诗歌写作，是具有“超越同情”的过程主义人道观的写作，是达到“政治无意识”高度的干预艺术，它不仅旨向诗的立场与内容，更旨向诗的艺术形式，而且艺术形式永远是诗歌内容的前提。这才是意识形态在诗中的本来面目，这才是诗的意识形态抒写的艺术性所在。

所以，诗人不要拍着胸脯强调你写了什么“伟大”内容，那在我看来，是对语言艺术的无知，或是对一知半解的掩饰。内容的纸终究包不住艺术形式的火，真正的诗歌史最终只会看你怎么写。也许大家会问：诗歌史好像不是这样的啊？没错，那是因为你们现在读到的诗歌史是假的，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事实你们已经看到，就是苏联文学史是假的俄语文学史，那么，必将到来的另一个简单事实——新中国文学史是假的汉语文学史，为什么看不到呢？

一个诗人在诗中抒写的意识形态内容，能比学者的论述更系统？能比上访农民的哭诉更实在？这就好比一些诗人貌似有学问地写佛道、写基督、写孔孟、写老庄，从内容上看，有几个不是半吊子花拳绣腿？诗人对他要写的内容一知半解，又想不懂装懂，怎么办呢？含糊其辞的诗就成了“内容忽悠”的最好方式。其实，“内容忽悠”也没关系，问题在于你是用什么艺术形式来忽悠的！

诗，之所以是诗，不在于为你一知半解的“内容”做了掩饰，而在于你是否提供了语言艺术形式的创造。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家就不难看出，那么多所谓的政治抒情诗，那么多所谓的干预了或批判了现实的诗，是多么浅俗！还是那句话：每个诗人都有立场，但立场写出来不一定是诗。诗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艺术，但一定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2012-12-04 整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