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心”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接骨术
——当代湖北诗歌的一个脉络
钱文亮
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各省份中，除了曾经具有“千湖”美誉的独异地理优势之外，“九省通衢”的湖北在地域文化方面却并无鲜明的特点。例如在近年诗歌界热议的看上去很美的“南方诗学”/“南方精神”概念中，人们就很少提及当代湖北的诗人、诗歌。不过，如果将“湖北诗歌”作为一个讨论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阈中，它的话语结构却是召唤性的，其诗学意义值得大书而特书。
纵观当代湖北诗坛近六十年的诗歌实践,疏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地域文化色彩,的确很少成为湖北诗人所重视的诗歌意义来源。武汉大学冯黎明教授曾经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两种意义论:一是对异质性地域文化经验的表现,二是对总体化国家意志的表现，而“1949年至‘文革’,中国社会的总体化现代性淹没了一切差异性。国家权力的绝对化和政党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使得文学领域里的差异性追求成了敌对现象”[冯黎明：《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与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方面》，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借由这种视角来看湖北当代诗歌的历史，湖北诗人所认同的现代性文学,更主要的在于表现国家意志的总体化意义的文学。远的且放在一边，就拿1980年代同属于楚文化传统地域的湖北、湖南两省作家的不同表现为例，便能说明这一问题。1980年代中期，就在湖南省的青年作家韩少功（1985）致力于把被总体化国家意志淹没已久的楚文化重新发掘出来,以“寻根文学”的旗号追求地域文化精神表述出来的差异性时，湖北省的青年诗人王家新、陈应松却以《中国画》（1984）、《中国瓷器》（1985）为题的两个著名组诗，以超越地域性的“文化中国”的诗歌写作表现出另一种国家意志的总体性话语——中国性、中华性或国学话语的出场，其对总体化的“中国”艺术精神的揣摩远远超过了对荆楚地域色彩的兴趣。不仅如此，在新旧话语交错杂陈的1980年代，若论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而言，当时令人注目的湖北诗人也还并不是王家新、陈应松以及具有现代诗学意识的先锋诗人南野，而是以《悬崖边的树》为一代受难文人代言的“七月派”诗人曾卓，是以《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张扬启蒙精神的白桦，是以《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制止！》表现中国文人现实批判精神的熊召政、叶文福。除此之外，以饶庆年《山雀子衔来的江南》为代表的湖北乡土诗，虽然刻意于荆楚地域风情的渲染，也并不回避湖北乡村的贫困、忧郁，但在话语模式上却没能够完全摆脱1950～70年代泛泛抒发爱国、爱家乡的“生活抒情诗”传统，与总体化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并无根本性差异。
综上所述，既不像一向疏离于中原王朝正统文化而自成格局的“江南”和“塞北”，也不同于“天高皇帝远”的巴蜀和岭南，在以中原为基础的大一统的中国，作为中原大省的湖北的诗人显然更容易接受总体化元叙事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而湖北诗歌多次成为主旋律文学的获奖者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当然，除了1950～70年代这一段极端特殊的时期之外，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所表现的现代性也并非一直是那么单层、一极，有时也会混杂现代性的其他面相。这在一个具体的诗人那里，往往表现得还要复杂些。而从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角度看，湖北当代诗歌的发展实际上具有接续中国古老的人文精神的启示意义。饶有意味的是，通过文化比较的方式发掘出中国所独有的人文精神的，恰恰是湖北浠水人、第二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徐复观。如果进一步联系“新儒家”的代表熊十力（湖北团风人）、牟宗三（祖籍湖北公安）等人的出身，大概可以说湖北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中原大省，与中国大地、中国文化的关系非比寻常，湖北文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倾心与守护更是不言而喻。由此看来，湖北诗人王家新、陈应松能在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热中，出手即以总体化的“文化中国”追慕者、守护者的立场，站在“中国”的而非湖北的、民族总体的而非地方的“高度”、“视野”，致力于中国人文精神特别是艺术精神的接续和重建，自有其特别的诗学价值与意义。且看二人的代表作：
例一：王家新的组诗《中国画》五首：
山水人物
不是隐士，不是神／你浑然坐忘于山林之间／如一突出的石头／来路早巳消失，而杖／被你随手一丢／遂成身外的一片疏林／一千个秋天就这样过去／而谁能以手敲响时间，把你／从静静的画框里唤醒?
鱼
鱼在纸上／一条鱼，从画师的笔下／给我带来了河流／就是这条鱼／从深深的静默中升起／从穿过宋元、龙门／和墨绿的荷叶／向我摇曳而来/淙淙地，鱼儿来了/而在它突然凝望下/干枯的我/被渐渐带进了河流......
空白
你画出了山，画出了云／但这空白处／你迟迟不愿下笔／是怕触染什么吗／也许，这正是一个谜中的谜／是一个梦着的梦?／于是，你绕开了一步／而使岩松伸开双臂／向着这虚空……
泼墨山水
把墨泼于空纸之上，并开始／你的梦游吧／于是，渗化开来的墨／在你的目光克制下，渐渐／幻成河谷，幻成树影／幻出绵延不断的山的旋律／和终于泊定的小小归舟／而当所有的墨云在墨中汇合／从你的笔下／竟溶出了淙淙的水声!／哦，大师／你终于把自己泼出去，并在画幅上／在天地间／呈现出一片颤动的心灵／这东方的奇迹!梦幻的墨河啊／仍在一阵阵渗化，带着夜之光／带着一种最深沉的呼吸……
雪意
雪后。雪在对山上/突然呈现出松林的葱茏/且使我/看清崖石之黑色/哦，需要凝聚起/整个世界的宁静，才能/在这一刻/深深地画出光的呼吸/是谁从雪地上嚓嚓走过？/遂惊醒/灵魂又返回自身……
读过《中国画》这组诗，粗具中国古典诗歌常识的人，都会说出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与画境的相互生发的传统美学魅力，稍微专业些的论者还能体会到山水画境中的通感、神韵；而再往深处说，《中国画》这组诗的底蕴，根本上来源于徐复观所认为的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一种“虚”、“静”、“明”的“心”，也就是艺术的“心”，是通过“心斋”与“坐忘”所达到的“心”的“虚”、“静”、“明”。而这种艺术精神的归结之地，往往是与人亲和的自然山水。不过，人之心作为道德艺术的主体，只能在工夫、实践、体验中呈现，它与人的实际生活处境或富或穷、或得意或失意、或庙堂或山林关系不大。徐复观将“心”之自觉视为人之自觉的标志。此心一旦发动，就足以使人觉悟人的使命。这一使命不仅针对人自身成为人而言，也针对人对文化与道德的担当而言。后来王家新的诗学转向背后，或已印证了徐复观所说的中国人文精神立于“心的文化”根基的心性儒学之本。
例二：陈应松的组诗《中国瓷器》三首：
围棋
远方的层岭轻轻一推/便是你：在青石之上/叩首于扇墨/须眉的沉雷在泉声处/疏林向晚：君为云态
蜥蜴伏向风水之界/晴雪山寒，梦蝶寺暖/原力为阴阳：极，栋也/天象地形，篝火狐鸣流霞的鬓丝/赤帝斩蛇游鸦的黑背/君为云态
被你轻轻指染：天地而不交/为否；错杂为泰/铸入无鳍之鱼，无翼之鸟/无星之夜/而圆寂：君为云态
只有一山之披皱淋淋/古筝渐起：冰河铁马潜行/祭成一炷香火/归人斜窗，化作点点乡愁/在石上：君为云态？
墨
如歌的行板壶中蜂来/簇涌我/消逝于天光开启之旦日/之宴船如电曳风火/何处传来的嘘气/没有人为这一刻而欢呼/杏花的笛声残落驿铃
一蓑笠翁，渐于板桥之竹/在路上，归鸟如林/在纸上。荷锄/而忘其菊篮之九月/茅亭深落日，归月万仞/食贫山水寂寞的薇菜/万物皆空我独满
欲藏名山，却遣云龙风虎/只有这一滴我自忘醉于浑沌初开/我自酣畅/如仙人之迹，如我之境/我去，或者我来/都只存在于一瞬间。
这就够了/重又飞壶入梦，以无为之为/柱于天地：同气相求
折扇
于是尘啸在摇影的松下悄然退去/一掬象征之水，倚着/行吟者的长歌/被无端的归宿所牵制/远去，又回来/静如孤鹭之羽/自阵风下翩然而开/说不出悠闲相叠/拂不去脉印如夏/永远拘守在一个面上
端凝：一千种履历/封锁在唯一的座标点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独我清醒：暮想朝思/如飘淼之天籁/我的皱折是久已存在的/或欲乘风归去/或欲画地为牢。几点墨/在扇面：浑如相叠的日子/以封存的方式/又被日子潇洒展开/为千古之风流
如果说王家新的《中国画》写出了“无我之境”，陈应松的《中国瓷器》则以物我相融的自如转换想象或曰拟想出了古中国诗人特有的心性、意态和生活方式，表现出“体道”之后获得解脱和自由的“游”的艺术精神。
也许是受王家新、陈应松的影响，也许从小即受书法、绘画、围棋等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近年来才受到诗坛瞩目的湖北蒲圻人黄斌（与王家新、陈应松为武汉大学校友）早在1988年就已写下深得中国艺术奥妙的《禅意》一诗：
就是那片叶子/在斜坡上的/黄黄的叶子
阳光来了/它就辉煌/风要来了/它就响
黄斌的这首诗相比于王家新、陈应松的“文化诗”有微妙的变化。王、陈二人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自外而内的总体想象和追摹，所选对象皆为古老传统中典型的文（化）人意象，而黄斌除了题目的提示外，则具体而微，化繁为简，在一片常见而普通的树叶的自然动静中，表达出了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禅”的生命姿态，以诗歌的形式地诠释了中国传统的感应美学和自然自在的生命意识。
如果说，1980年代的湖北诗歌对于中国人文精神特别是艺术精神的接续主要还是受北京诗人江河、杨炼等人的“文化史诗”（“寻根文学”的源头实际是这些“朦胧诗”）的外在刺激（或曰“启发”），那么，到了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新的诗歌探索中，湖北诗坛最有影响的三个诗歌刊物竟然一脉相承地以《象形》、《汉诗》和《新汉诗》命名，旗帜鲜明的提出以重建或曰发扬整个中华民族的语言诗性为己任，表现出自觉而突出的“中国意识”与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从而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一道令人瞩目的诗歌风景，具有超逾于诗学范畴之外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当代中国人精神史的研究价值。
回到徐复观那里：在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道德、艺术、科学中，中国文化在源远流长的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方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主要来源于西周时期勃兴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作为道德意识，对己表现为人的自觉、慎独，对外表现为关注现世、民胞物与的悲悯情怀和承担苦难、变革现实的责任感。循此人文精神的传统，在荆楚诗歌历史上，我们上可追溯到屈原忧国忧民的诗歌内涵，下可梳理出湖北现当代著名诗人胡风、绿原、曾卓直至白桦、叶文福、熊召政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实际上，从1980年代的饶庆年、刘益善（《我忆念的山村》）、谷未黄（《谷未黄乡村诗选》）到1990年代以来的田禾（《喊故乡》）、哨兵（《江湖志》）等被归类为“新乡土诗”的湖北诗人的写作，仍然属于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的发扬；甚至在吸取较多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和诗学观念的诗人黄斌（《卖淫的母亲》）、柳宗宣（《棉花的香气》）、余笑忠（《悼沙兰逝去的孩子们》）、张执浩（《美声》）、阿毛《当哥哥有了外遇》等那里，这种精神仍然不绝如缕。
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因为遭受1949年以后文化专制的历史连累，以及受意识形态化的伪现实主义和简单的浪漫主义的株连，我们上面论述过的湖北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们的文学史地位在晚近的文化语境中每况愈下，尤其是在现代主义诗学主导1990年代以降中国诗坛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之后，这种问题愈加突出。当然，这一问题涉及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之中儒家的“家国共同体伦理”向现代“个体自由伦理”的过渡[对此问题可参见拙文《“诗歌伦理”及其相关问题》，载《新诗评论》2011年第2辑。]诗歌在现代社会功能的缩减、诗歌意识的变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文化、政治和诗学问题等，在这些重大问题得到明朗之前，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也很难形成共识。
当然，实际的情形并不完全悲观。作为有“九头鸟”之称的聪明的湖北人，湖北诗歌在新世纪以来国内新的诗歌探索中，已经以“中部崛起”的实力，呈现出更多的美学向度和诗性精神，在诗坛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对于湖北诗人在新世纪诗歌发展中的种种努力和贡献，我尤为看重的，仍然在于湖北诗歌对于中国古老的人文精神的接续或曰重建，以及诗人们在现代文明意识下，对于古国人文精神的反思与转化，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融会与发扬。其表现可以分述如下：
（一）以“仁爱”的理念重建生活中的共属关联，在血缘、地缘为脉的生命共同体中体察个体生命的由来、存在与情感。
与毫无怀疑地认同和服从于现存国家政权的“爱国主义”诗歌有别，新世纪湖北诗歌对于中国古老的人文精神的接续或曰重建，“并不是一种总体重建（企图一下子扭转乾坤），而是从那些细微的、人们不太注意的地方开始的重建。对于他们来说，诗歌是一种通过感通而进行的教化，而重建共同体就是重新唤起我们生命深处的感通经验。”[在此借用一行的观点。一行：《新诗与伦理：对三种理解模式的考察》，载《新诗评论》2011年第2辑。 ]在这些诗歌中，虽然也大量的，甚至更具体的描写了湖北的乡土地理、植物生物，但并无以往借助“祖国”、“中国”、“人民”、“江南”、“故乡”等大词所进行的简单煽情，正如黄斌自陈的“诗学地理”只在湖北的范限之内那样，因其低调，因其融入诗人个体生命血肉的诗学记号，带有记忆的呼吸和古老亲情、乡情的温暖，因其自然、亲切而感通人心。
在新世纪湖北诗歌中不难发现，以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等直系亲属和叔伯舅姑、兄弟姐妹等旁系亲属为缅怀、抒情对象的诗歌写作，几乎成为诗人们集体性的“行为艺术”，一种非常突出的诗歌现象。其中黄斌的《敬惜字纸》和《冰棺中的父亲》、张执浩的《美声》和《与父亲同眠》、沉河的《祖母之死》和《母语或方言》、李建春的《母亲在电话中催促》和《六爷》、柳宗宣的《藤椅》、田禾的《起风了》、余笑忠《我的父亲忍着疼痛一声不吭》、刘洁岷《玉芬姑姑的快照》等都堪称佳作，属于新世纪汉语诗歌的崭新收获。与此相关，大多数来自湖北乡村的诗人近年多从作为自己出生地的某处乡村或某片地域展开诗思（例如黄斌的“蒲圻新店镇”、刘洁岷的“鱼薪老屋”、哨兵的“洪湖”），在对故乡地方志式的书写中，在对自己童年少年时期在乡村共同体中生活回忆里，在对与自己具有血缘、地缘的乡村共同体成员生活和命运的书写中，沉静而又包含深情地呈现了生活的原有风情和变迁，表现出对于古老的乡村共同体生活伦理和情感的接续、修复和更新的心愿；与此同时，这些作为“农耕之子”的湖北诗人，还敏锐地揭示了盲目而疯狂的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城市化对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生活的破坏和瓦解，对于健康而自然的生态和心态的摧残、污染，在铁血而庞大的历史恐龙面前，表现出渺小个体的无奈与哀伤。就像在沉河《消逝的乡村时光》里所描述的：
最近的几次回乡，看到四处毁坏的河堤，田埂，以及不断消失的小树林，我的心有些绞痛。
田野颤栗。农业慌乱。那些单一的庄稼在孤独中。它们大片大片的晒着没有云彩遮挡的阳光，吹着枯燥的风，仿佛时刻等待着成熟，等待着被收割，被贩卖。
很少看到牛了。看到的几头，身上的毛稀稀落落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它们大都跟着一个饱经风霜却神情麻木的主人，或在前，或在后，一路散发着苍老得有些悲凉的气息。
……
与沉河面对田园破碎在散文里所叙写的情感反应类似，哨兵在《偷猎》、《异乡人》《入冬》等诗歌中也表达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在急剧且凶猛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下的衰败和“乡愁”：
这些年我总觉得人是天外来客。
不然，父母姊妹为什么像旅鸟群，
全都迁离了洪湖？
而在这水边的出生地，我只能认鸟
作亲。如白鹳于冬春间往返，
错把故土当成了异乡。
——哨兵《异乡人》
如所周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乡村共同体和“仁爱”理念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但是，从人类伦理意识的发展历史看，中国儒家将这种家庭伦理作为“自然之理”推广和泛化为一种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结果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绝对否定，这是其在现代社会最为人诟病的缺陷。正因为如此，湖北诗人中具有优秀理论素养的李建春才提出了以基督教文明补救儒家的“外儒内耶”的人格培育方案，认为对于传统儒家，“不妨把宗法体系的外壳剥下来，留下仁爱。……儒家文明有取于基督文明的，不仅是管理体系，就是在修身的实践中，也须以弟兄的、民主的爱取代三纲.”[李建春：《我的立命，我的安身——关于当代汉语伦理问题的进路》，“重建诗歌的出发点”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5月。]与这种思考相关，1990年代以来湖北青年诗人鲁西西、李建春等相继转向以基督教为精神信靠，并因此而形成新的诗学意识和写作追求，从而为汉语诗歌带来了新的精神向度和诗性维度，他们也因此被归入“神性写作”，引起诗歌界高度的重视和广泛讨论。
的确，恰如徐复观很早便发现的，儒、道两家的思想都有着立足现世的基础，道家的“虚静之心”和儒家的“仁义之心”是心体的两面，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立足于仁义道德，需要经过某种意味的转换方能成就艺术，没有这种转换便不能成就艺术。在上述湖北诗人们的诗歌中，这种转换显然是通过对切己的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具体细节的感悟和理解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是通过现世生活的艺术化来实现的。
（二）现世生活的艺术化：在日常的点滴里眷恋生命，在忙碌的劳作过程中觉识自我，在流连光景时明心见性。
徐复观曾经指出，相比于孔孟儒家，更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是庄子所奠定的道家艺术精神。而“庄子的道，从抽象去把握时，是哲学的、思辨的；从具象去把握时，是艺术的、生活的。”[（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42页。]（5）经由这一点，我们自能明鉴，虽然新世纪湖北诗人们的诗歌中也涌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细节，但不同于1980年代第三代诗人“反文化、”“非诗意”的生活流、口语化，不同于那种现象学式的“客观”还原世俗状态的西方现代主义式的“先锋”、“实验”，新世纪湖北诗人们的日常生活诗写，有自身生命的跃动，有艺术创造、精神自由的喜悦，有康德意义上的超实用的趣味欣赏。于是，《江城五月落杨花》、《江南春雪夜咏》、《蒲圻农事诗》、《黄姓：写给我的姓氏》、《砖茶吟》、《蒲圻县新店镇》、《赋得春梅和腊梅》、《去苏州抚摸水》、《小区回家的路之左右》……成为黄斌的诗题，饮酒、旅游、散步、阅读、访友、交谈等日常生命活动成为沉河、柳宗宣、余笑忠、张执浩等众多湖北诗人作品的内容，在《象形》杂志上，对于中国传统立春、清明、中秋等节令时守岁、祭坟、怀远等慢生活的书写也一度蔚然成风……。从这一类的诗歌作品中，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林语堂介绍了中国人自然乐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该书中，林语堂谈论过庄子的淡泊、陶渊明的闲适，并对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等娓娓道来，而读新世纪湖北诗人们的上述一部分诗歌，同样能够体味到中国人传统的达观、浪漫、陶情遣兴的生活情调；或如陈超所言:提示生存,眷恋生命,流连光景,明心见性，这是汉语诗歌亘古迄今一条未曾中断的金链。这一金链在新世纪湖北诗人们诗歌中光彩愈益明亮，依稀映照着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与风度。且以沉河的《冬天小咏》为例：
在冬天 还能在一起的人
是亲人，是爱人，是朋友
是心头的一点温暖
要抵御漫天的寒冷
和大地的孤寂
这是年末，日子的低处
一滴滴的酒下去
蓄满了，这冬天
（三）在中西方融会的哲学视域中思考生与死、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实有与虚无、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等等。
荆楚之地，屈原之诗，除了现实关怀和道德担当之外，蹈虚神秘的巫术、终极追问的兴趣却是常被忽略的传统。实际上自1990年代以来，湖北诗人们便在诗歌实践中表现出旺盛的哲思倾向，这为湖北诗歌，乃至当代中国诗歌增进了现代的“风骨”。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中感性直观与理性分析的问题时，诗人肖开愚曾经反驳过笔者关于中国诗歌重感性、轻思辨的观点，认为“咏怀诗、感遇诗和游仙诗的兴趣是讨论哲学，古诗中不讲学和理的叫村俗气。古今一样，像样的诗歌作品主要指那些建立起说服力的作品，东西方建立说服力的方式时有不同。……不能分析则谈不上直观，直观就是一眼看穿，但层峦的构造不是追问出来的，而是细察出来的。我不认为我们谁有本事把诗写得西化，我不认为我们谁有本事把诗写得理性，这就是我们的局限和特长。缺了学与理，兴成盲动，观成看怪，群成鬼混，而怨则啼笑皆非；完全地风马牛，意思不起来。”[钱文亮、肖开愚：《现在位于来龙与去脉的连接处》，载《芳草》2010年第1期]应该说，肖开愚的观点有助于修正人们以往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整体主义的简单化和笼统判断，但还是忽略了古典诗歌普遍缺乏深邃思想和精神升华力的问题。如徐复观所发现的，中国文化中科学与民主之缺失是必须弥补的，而这“科学”则源自越逾于家国伦理阈限的旺盛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而进行对于宇宙真理和人类自我的无穷追究，从而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人类强旺的思想力量和精神能量。据此而言，中国当代诗歌的“风骨”不能仅仅拘囿于古典诗歌的道德人格内涵，还应该在思维方式、哲学意识、求真意志和精神力量方面得到增强和补给。在这一点上，湖北诗人有着可贵的表现。
经历过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人大概都知道，湖北武汉的《青年论坛》曾经引领时代风骚，张志扬等哲学家成为无数中国有志青年的精神领袖。从那个时候起，湖北的许多青年诗人如沉河、黄斌、阿毛等就深受濡染，学诗之初便以诗歌汇入了中国当代的“思与诗的对话”之中，其中沉河从存在主义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出发的诗歌理路，阿毛借生命哲学对中国女性诗歌的拓展，以及英年早逝的宇龙对于生存的深邃掘进，都需要专题性的研究和总结。近年来，诗人黄斌在诗歌形式之外持续以《老拍的言说》为题，在融通中西哲学的思想视野中，通过对汉字、汉语知识考古学式的探究，显示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神拓展力和创造力，这种融现代诗体与思想随笔于一炉的形式犹如一支精神上的激光利器，探察出前所未有的人类文化与思想的秘密，实为湖北诗坛的奇伟收获。
最后，就以黄斌的《接骨术》片段结束这篇太过简略的文章吧：
我身体中的一堆骨头里
有天然的接骨术
这完美的技艺我要认真赞美
多少年了 我奔跑 行走 跳高 跳远
一直都能顺利完成
且不必生出丝毫感恩之心
这种守护我不知道是谁的施为
我赞美 但没有具体的对象
生活中有这么多匿名的善的力量
就像空气 只要你肯呼吸
它就栖息在你的鼻尖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修订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象形》（2008～2012年各辑），长江文艺出版社；《汉诗》（2008～2012年各辑），武汉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新汉诗》（2003～2008年各辑），自印。
[3]湖北诗人公开出版和自印的各种诗集、博客。
钱文亮，男，1965年10月生，河南罗山人。教授。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发表于 2013-8-24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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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8 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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