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徐敬亚 于 2011-9-9 11:33 编辑
徐敬亚
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2011年6月初，正在回否东北度夏的犹豫中，接欧宁电话。他说《天南》本期全交给诗歌。
他刚说出“诗歌地理”几个字，一幅辽阔的中国诗歌版图，已经出现在我的脑中。在一句顶一句的对答中，我似乎已经预订了那张未来的机票，并在一瞬间扫过了我诗歌记忆的全部天南地北，抚过了我熟知的天下诗歌好汉。
正是在东北，1971年，我写了我人生的第一首诗，在吉林延边一个水电站的工棚里：《嘎呀河畅想曲》：我站在嘎呀河旁，/看河水滚滚，/出神凝望。/碧波流向无边大海，/琼浆灌满千年河床。/一条水的队伍浩浩荡荡。/其间蕴藏着多少千卡热能，/多少万吨力量（1971-4-11）
22岁的我无法知道，在几千公里外遥远的河北白洋淀，一群和我同年龄的青年人也在聚集写诗。在这些来自京城的天之骄子中，一股新奇的诗风正在旋转、啸叫、聚集。若干年后。它们神奇地向我吹来，并注定影响整个中国。
1、河北。白洋淀—1968～1973：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
白洋淀诗群的存在，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派并不全是西方人送来的。
1968年秋冬，尽管寒风扫过整个国土，但在千亩万亩的高梁中，总会有一枝神奇之穗，冒天下之大不韪超前吐粒飘红——在火热的上山下乡中，食指天才地写出了悲泣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技巧略传统，但其内在精神却具有超前的现代性。1971年，在白洋淀，芒克已经写出“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这些都是现代诗在中国本土的最初萌芽。
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白洋淀，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个摇篮。正是由于那里来了一群首都的天之骄子。他们带去的，不仅有动物般的、天然的绝望与忧郁，也带着京城里早已渗透出来的关于时局的小道消息。那些令人外省人心惊的政治破绽，在首都高层及其子女们的圈子里，早已成为暧昧的时局常识。这一点相当重要，对于被欺瞒了10年的心灵，一个耳边密语都可能带来一瞬间的顿悟，带来为自由奋战的智慧与勇气。
我之所以曾称中国最先起跑的《今天》诗派“穿着一双令人羡慕的首都牌跑鞋”，是由于他们的另一个得天独厚：文革后期，北京已悄悄成为某些禁书的秘密集散地。当时，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一批黄皮书开始传遍北京。这些洗人耳目的书，带来了陌生、惊异的西方现代派气息，带来了一种外省人无法企及的贵族式高傲、智慧、自由。诗集《娘子谷》我是在1980年青春诗会上从江河手里才看到。
不管先行者们享受过多少天然恩惠，后世人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才华。仿佛上天设定，在具备了精神受虐、思想提醒、艺术点拨这三个要素后，一批才华横溢的北京中学生在白洋淀自由的天地里，拉动了中国诗歌革命的大幕：那个站在白洋淀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被多多称为“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的男低音岳重，还有后来写过《在路上》的方含，还有潘青萍、戎雪兰、陶洛诵、宋海泉……当然还有芒克、多多。
白洋淀诗群的大本营其实是北京。与全国几千万常年困守乡村的知青相比，他们显然具有另一种特殊的自由。从诸多回忆中，人们发现，白洋淀的天才诗人们常常奔波在白洋淀通往北京的南北大路上。像被流放的竹林七贤，他们在京城与芦苇荡之间流窜、写诗。当时在京的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也都曾前往游历。
诗人的处境往往被诗化。在今天诗歌界，白洋淀似乎再被额外赋予了一种美妙浪漫的气息。但不管诗意多么飞扬，也不能改变那些苦闷生活的本质。对于20几岁的年轻人，那是绝望之地，是青春囚徒的灵魂沼泽。多多曾像法官宣布刑期一样恨恨地写道：我6年，岳重3年，芒克7年。
2、北京—1970年代：地下文学沙龙
与北京浓厚的地下艺术氛围相比，白洋淀只是一个小小分支。我相信当时的北京各类高层、权威子弟中，还有更多写诗的青年人。
暗中的文化，常常带来一种潜伏地下党的快感。那些禁书，在大人们眼里只是一些危险的文字。对青年人，它们却可能是美妙的毒品，强烈击中青春期的敏感。因此，当年的天才并没有在中成年人群体中出现，恰恰是一批15-20岁的青年工人、滞留学生、返城知青，最先沾染了那时代仙气。时局意义上的大国首都恩惠，使他们的艺术才能骤然升华。这其中便包括后来名满天下的北岛、多多、食指等中国现代诗先驱。
多多和北岛都分别回忆过，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以徐浩渊为中心的文学沙龙。文革期间，徐浩渊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诗霸”岳重，包括写过《你好，哀愁》的依群，还有后来多成了知名画家、诗人、音乐家的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
在沙龙中，最初相识的多多与北岛，双方竟是作为男高音被互相介绍的。
3、贵州。贵阳—1962～1997：黄翔，诗界顾准
多多曾伤感地说过：“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这是老牌人物精彩的哀叹，但是他指的并不是贵州黄翔。
1995年夏，参加完贵州红枫湖诗会后，我和唐晓渡、唐亚平一起去看望黄翔。那时他刚获释不久，和妻子住在在贵阳市郊一座小山下。门前就是充满诗意的花溪，而黄翔却过着毫无诗意的流浪汉生活。被监视，被限出，没有工作，家徒四壁。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全部喝得大醉。不知为什么几个人忽然走散。我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乘公交大巴返回了贵阳。我记得我摇晃着走在无边的山沟里，不辨东西，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汽车站。我当时身体已经失去控制，但头脑还有一丝清醒。我努力抵抗着晕眩，心想我要抓住这清醒，不能倒下去。努力控制后，我甚至还躲到了一处小树林里呕吐完了才上车。那真是一次莫名的众人通醉！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我想，那天暗中作祟的，不是未谋面老友的相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隐藏的内心悲哀。
中国民间诗歌的精英行列中，没有谁比黄翔更早。1958年黄翔在《山花》上开始发表诗歌。1962年，他写出了迷惘、孤独的《独唱》，这是至今发现中国1949年后最早的现代诗萌芽：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我相信，中国现代诗人中没人比黄翔更磨难：1959年，他以“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罪被劳动教养4年……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管训班重点严管……1987年引导学潮被关押8个多月，10月在贵阳家中被捕、抄家……1988年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3年……
贵州诗人们称黄翔为“诗界顾准”。这不是单纯羡慕夸赞，也是沉痛追悼。在当年，谁愿意当顾准，谁愿意一天天写那苦难的日记。
黄翔是中国少数与专制对抗的早期诗人。1978年他在北京创办全国首家民间社团“中国启蒙社”，成为当年西单民主墙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1980年在贵州参与创办《崛起的一代》（我至今能记得封面那油印的5个大黑字）。1986年，黄翔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与薛德云等人到北大、北师大、人大、中央美院等处进行“诗歌大爆炸”行为主义吼诵活动。因被当局视为“引爆”“八六学潮”而入狱。1997年夏旅居美国。
在漫长崎岖的生命旅途中，黄翔始终坚持非官方的文学创作，反叛笔争从未停止。他的创作涉及各种形式，包括诗歌、诗论、文论、诗化哲学、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政论和回忆录等。据贵州朋友说，数十年来几经历届政治运动清查、抄搜，现仍幸存有300万字左右。
谢冕这样评价黄翔：“比食指年长，写作也早于食指的黄翔，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他的了解不多，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耶鲁大学苏炜说：“我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诗人为了写诗关过那么多的铁窗，也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关过那么多铁窗，也关不掉他的诗……
有足够资料证明：贵州，因黄翔、哑默等先行诗人，成为中国现代诗早期圣地之一。诗人哑默的哥哥伍汶宪，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诗歌写作，宣泄精神压抑和苦闷。后来冒险偷越国境，被狼狗咬住一条腿拖了回来。丢进黑牢，一泡十多年，黑发泡成了白发，被迫放弃了文学……诗人哑默六十年代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他家是全省最大资本家，在保留下的一座深宅大院中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参与者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青年诗人、画家、演员、音乐人，被黄翔称为“野鸭沙龙”。
4、北京—1960年代：“太阳纵队”和“X诗社”
仍是北京，时间再向前推。中国现代诗更早的影迹，可追溯到六十年代。
1963年，张郎郎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在中央美院正式成立了诗社“太阳纵队”。其《章程》开篇便宣布——“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文革初，张郎郎又编辑16开地下杂志：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文革开始后，太阳纵队遭遇很惨：张久兴在军队中服役时自杀。甘露林也在军中自杀身亡。张郎郎被抓。逃跑后被通缉，归案后被判死缓，坐牢10年……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时，他在一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这一张回忆录中的纸条，成为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原创性的因果疑点。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诗歌史上的所谓疑案。我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巧合，当成悲愤年代囚徒发出的相似吼声。一句话与一首诗，远不是一回事。天才从来不需要被人摇醒，在时局壁垒森严的七十年代，没有怀疑与反叛精神而写出纯粹的诗，几乎不可能。
时间再向前推。更早的五六十年代之交，郭沫若之子、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组织了地下沙龙：X诗社。很快被破获，全数被捕。郭士英最终自杀。
那个年代，文学结社本身即罪过。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们为此付出了比后人十倍百倍的苦难，甚至生命。任何苦难皆有代价。任何苦难皆有果实。一条暗中的文学通道，已经遥远地伸向未来。
5、四川。云南。南京—1968～1978：精神病患者
诗一直是中国人的强项。自幼古典诗词潜移默化的熏隐，官方出版物中普希金式的忧郁，拜伦、雪莱的反抗……都成为那时文学青年的潜在营养——因此，中国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体裁是诗歌。
沮丧的情绪，是现代派滋生的肥沃土壤。流传在四川的知青歌曲，透露出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二唱我老师，/老师是屁眼痒哟，//天天上门来动员哟，//骗我去边疆罗哟。//哎嗨唷，哄我去边疆罗哟。而流传全国的《精神病患者》，已天然地具有了荒诞派倾向：……眼望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世上人，/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却被埋没，/有谁同情我……
我再次提示今天的读者：这些地下诗歌与当年官方意识之间的天壤之别——红日出东方/光芒照四海/伟大的人民/革命壮志满胸怀！这就是当时官方广播、报纸、书籍中的代表诗句。后来的人们不易明白，那些当年逃犯，即今日英雄们，经历了怎样真实的磨难。在深深地下爬行的诗，与黄沙砥砺，与血泪相随。
2011-7 深圳-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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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9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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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9 12:59
发表于 2011-10-9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