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访谈诗人方文竹（请及时刷新）

方文竹

拙作写好后，给北京的一些诗友看后，受到了一致的肯定，当时的石一龙居然说：“老方你写出来了。”1997年6月11日中直三家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方文竹作品暨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研讨会”，王一川、张颐武、程光炜、王家新等认为方文竹诗歌中的叙事和反讽因素代表着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的新取向，“叙事”“反讽”主要指这一首，次一首还有《哲学系》。“叙事”“反讽”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知识”，也是我注重吸收的。至于它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和观念，我认为研讨会上程光炜先生的评价较为到位：表达了一种文化传统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复杂性关系。当然，若“过度阐释”也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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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能跟世界大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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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对拙作的细读，你对诗性特征的辨析和把握能力让我惊叹。我尊敬的陈超先生是在读过我的诗集《九十年代实验室》后给我的回信这么说的（这封信将收入霍俊明先生编的《陈超书信集》）。但是陈超同时提醒，优缺是一体两面。比如“分寸感”是“极端”的敌人，而“极端”是引起艺术注意的偏激之必需，对于我则一直按照汉语诗歌的本体建设而追求一种“均衡”的美学，因此像你曾说过的，我不是一个挺立潮头的诗人，说世俗一点，就是不是一下子就能“红”起来的诗人，我必须像长年累月慢慢打磨一件铜器一样，耐心、寂寞是我的写作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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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无法归类”，我承认！不仅因为写作时间长，而是不搞观念为先这套把戏，更不搞文体边界的学术认证，写作中该认真的要认真，该随便的要随便。文体的界线说到底就是自己的意识的界线，你超越它（要敢于超越），也就超越过去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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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常说是“一个写作者整个人格的投入”，你的人生经验整个地都参与进来了，“诗歌写作的经验和心得”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而且各人情况各各不同。说出了什么，就会遮蔽了什么。
受到大家肯定的拙作在写作过程中都带有一点神秘的性质，即超出了自我的部分，有时候是恍惚中写就的，说不出来，仿佛是另一个人写出来的，或说自己好像不是自己似的，有点柏拉图说的“神灵凭附”。这是灵感又不是灵感，我不喜欢“灵感”这个词。我更相信“笨”功夫，在读、写、思之间打“持久战”，这其实是一场“埋伏”，未来的一篇作品一定会在某一个时机伺机而动、振翅而飞。真正的写作还要挑战难度，舒服的写作是出不了好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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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注重“过瘾”式的写作，即“写自己”，固执地写自己愿意写的，从题材、内容、手法、语言等，不会为难自己，不想跟风、随大流而改变自己，当然这会牺牲掉一些东西，但是我愿意。话又说回来，我对于那种风行的写法天生缺乏一种应合的敏感度。或直白地说，我不满意自己，但对于诗坛上哪一种写法我都不满意。在这方面，《滴撒诗歌》2012卷封二“语录”介绍我时较为符合：“有追求综合、整体之野心，使其葆有永远未完成之写作乐趣。”
在写作中“分寸感”是很重要的，可谓“基本功”和“入门券”，恰恰是那些追求语言和想象力的写作者最懂得也最能够把握“分寸感”，因为正是“分寸感”的缺乏才会让语言和想象力越出了预设的轨道。有人指责诗歌看不懂，但是你在写作过程的主观行为中一定要让每一个词和句段适得其所，这就是功夫！
我不愿“忠告”什么，因为我没有选择这种视角的习惯，我喜欢一种平等协商的方式。既然你出了这个题目，我不得不说两句——因为“家族相似”，诗人对诗人应该宽容、亲善，我反对有些诗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另外一些诗人。诗人应该学会融合社会，我们的生存绝对不带诗性。活着，这是最大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诗。诗人应该健康、快乐、有风度、有味道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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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透露一下个人的真实心态：我对学术批评的兴趣远远大于文学类写作。当然理论批评也称为“作家”，如当年马恩的习惯。少年时代在乡间接触到一本艾思奇《大众哲学》算是启蒙吧，以后我一直喜欢看理论书且不限于哪一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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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问我：你为啥至今还坚持写诗？我答：写了30多年还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其中一位朋友很美学地笑着说：恐怕你真的要写生命终结的那一天啦。“虔诚”“敬畏”“低调”只是一个写作者的人生态度的侧影，显然它遮蔽了另一面。低调往往与一个人的目标即参照系有关。
就这样，因为个人心性和爱好，创作和学术理论纠缠在一起，我十分乐于处在这个状态里。多种文体之间往往产生一种“借用”现象。记得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将要发表我的一篇西方美学论文，该刊主编打电话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搞文学创作的吧？……”意思是论文的行文方式不一样，在这方面尼采、本雅明、刘勰等是祖师爷。我没有人们以为的理论储备是文学创作的绊脚石或拉锯战（著名的有当年革命导师剖析席勒），而是“添加燃料”。
这样或许我可以多向度地体味“好诗”。至于什么是好诗，我经常通俗简单地对朋友说，别人写得出来而我写不出来的就是好诗。如果严肃起来，“好诗”是有问题的：有“好诗”吗？或许，“好诗”之“好”不足以说明好诗的品质。诗是有倾向的如先锋、解构、传统等。倘若真的有“好诗”这回事，我认为，好诗是对世界的补缺。即你的写作是否有效和必要，对于世界和传统秩序、诗歌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元素。这个看法与前面说的“别人写得出来而我写不出来的就是好诗”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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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诗坛看起来“好诗”的标准五花八门，对这个人来说是“好诗”，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臭诗”。就拿我自己的眼光来说吧，有些受到热捧的“好诗”我倒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好”，也有些人和我同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好诗”标准的多元并不能成为某些写不出“好诗”的人的借口，那么天下也就真的没有“差诗”了吗？不会的。“好诗”虽说没有公认的标准，但是，你有没有写诗的基本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要防止将“好诗”发展成“好诗主义”，“好诗主义”一经产生，真正的好诗将变得十分可疑起来，因为“流行”、“看齐”、“共性”等会扼杀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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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这条路（这里我喜欢海德格尔“林中路”的说法）必须劳作一番，劳作一番，必有收割。
我认为一个诗人的所谓“成绩单”只是体力活的鉴定结果，因为真正的结晶（是否闪光）还要从时间的迷茫中来勘探。经常有朋友对我说：凭你方文竹，长期旺盛创造力、有理论等全位素养、深广度及多方探索且写出了一些让人们记住的好作品，可是名气却不如某某某某，也没有获得过像样子的大奖、入选最高的选本，而应该怎样怎样等等。甚至酒台上有人说我不善于“斗狠”和“会混”，诗江湖啊。 这里引用一下我不认识的紫丁先生在微信朋友圈如此言：“一个“绝技深怀”的写诗者。一个与诗开玩笑的写诗者。方诗人是诗乐团中拉倍大提琴的那一位。弱势与优秀都在“过度沉缓”了。 紫丁。2016，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