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我一个弟弟

一

小时候，我就像一只被寄养的猫，在我家和我姨家抱来抱去。

80年，蛇一样的火车扭扭曲曲，便把我抱到有山有水、有花有林、有冰有雪的呼中去了。吃红薯长大的我，在姨家倍受呵护。玉米碴子，小葱，大酱，酸白菜塞满我了的胃。那时，姨家里还有五只像我一样的不大不小的猫，‘大姐，大小子，二妹，二小子，小妹’。六只猫贪婪地嚼食着姨和姨父的肉，汲吸着他们的血。

“军儿还小，让他上学吧？”姨说。

“……….”

“俺看，这孩子挺聪明的，让他上吧？”

“…………”，沉默………

“军他爸妈在咱有大丫头的时候，也帮了不少的忙，不然，咋对得起妹妹呢。”

“俺懂，……..”。沉默许久的姨父点头了。

我便带着父母和姨.姨父的沉闷的晦暗的希望，走进了呼中的第三中学。

被一兜蛋糕打动了的桃老师，把我这只寄养的猫抱进了她的班级。语言的差异，让我听不懂老师们讲的是什么。幸亏我是只聪明的猫，第三天，我便能听懂了一位天津知青老师的数学。一道解析几何，密密麻麻塞了一黑板，最终在左下角，答案出来了。

“同学们，你们要认真理解，一步一步来，比着做一遍。”

“抄啊，你…….”。圆脸大个子的同位，见我无动于衷，催我。

“那位新来的同学，你怎么不做？”天津知青老师微怒。

“老师，俺做好了。”

浓重的山东话，让全班哄堂大笑。

“是个山东蛮子……..”。

“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都别笑！”。

“在这设个点，连一个线，设个x.y,列个方程，一解，答案就出来了”。我的脸像下蛋的鸡。

“奥，挺简便。”

“同学们，新来的这位同学，做这道题，方法很简便……..”。

呼中三中也随之出了个山东的蛮子。那时，我还不认识我的弟弟，一个北方的弟弟。

二

被寄养的猫，在这家叫这，在那家叫那。我便有了新的名子——刘忠文。

也许是这个名子的缘故，我便以第五名的成绩，顺理成章地进了呼中第二中学高中部。那年，二中刚刚开办，等了两个月，拔地而起的二中教学楼和办公楼才竣了工。

开学的日子，兴安岭的雪飘起来了。茫茫的雪，覆了连绵的山，连绵的森林。落叶松、针叶松、桦木林……都带上了白色的帽子。呼玛河也用厚厚的冰遮住了裸露的身子。我穿上姨特意给我做的棉袄、棉裤，戴上姨父给我的半旧的皮帽子，“嚓嚓嚓”，棉靴奏响了我上学的乐曲。

二中坐落呼玛河的东岸，一支分流贴二中而过，向北又汇入呼玛河的怀中去了。这时的呼玛河一片冰封。

开学典礼是在教学楼的后面，一片宽敞的石子广场上召开的。我被分到了普通一班。班主任杨林根——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清瘦的江南的男人，把我们这群颇具野味的孩子，带进了一班的教室。

“我叫杨林根，从上海来，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我愿陪伴你们度过三年的高中时光。也希望你们能在这三年的时光里，认真学习，快乐成长。三年之后的今天，能鱼跃龙门，金榜题名。为二中，为呼中区，为巍巍的大兴安岭，争光。当然，也为我——杨林根。”随着在黑板上出现了三个大大的行草——杨林根。

之后，我便成了杨林根的学生，杨林根也成了我的老师了。

这个时候，我仍不认识我的弟弟，一个北方的弟弟。

三

北方的雪，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说下就下，就像江南的雨。

第三场雪还在下…….。

放学的电铃像姨催我上学一样，响起来。

“刘忠文在吗？”一个浓厚的、老成的东北嗓音飘进来。

谁在叫我？收拾书包的我，被这声音吸引了，抬起头。

一位身着肥大军装外罩、厚唇、阔额、瘦如桦木的分头走进我的视野。四束目光交织着、缠绕着、互融着。

“我是刘忠文，你是？”

“他是姜红伟，我们的大诗人。”同位的梁振国介绍说。

“哥们，听说你也写诗？”

自此，我这只寄养的猫，便有了新的伙伴了。

四

东北那地方，一泡尿没完，就会结成冰棍，拔不掉，还得用棍子敲。说来东北时的那天晚上，我的大爷给我介绍东北的残、东北的狠。到了东北，我才知道并不像大爷说的那样。穿了一身棉的我，有姨的母爱，有棒米碴子，有腌制的酸白菜，有猪肉炖土豆，更何况又有红伟弟的友爱。我的血是沸腾的，零下四五十度的冰雪世界，并没让我感到寒冷。那年我才十六岁。

“哥们，星期天到我家做客。”带着东北人的爽。我喜出望外。

姨家离红伟家一千多米的路程。我踏着车碾过的冰雪路，虽然小心翼翼，还是摔了二个跟头。路上的人哈哈地笑我：“小子，没走过路？”。红伟早早就在街里的呼中的第一商店门口等我了。

红伟家的院子像所有的院子一样，都是木制的栅栏。院子不大，中间一条用零碎的砖头铺就的狭窄的过道，过道两边的菜园子堆积了厚厚的雪。

“妈，我同学来了。”

拉门进去，红伟弟便大声地叫到。随着叫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从里屋出来，脸上绽开着达达香的笑。

“孩子，快到里屋炕上暖和暖和。”

尽管外面冰天雪地，屋里却异样的温暖。后来听红伟说，大妈听说孩子的同学要来，特意把家里的火炕烧了再烧。

“孩子，来吃土豆。”大妈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土豆，还有一盘红糖。这种忒热忒炙的爱，使我不知如何了。

“大妈，您…...您别客气，大妈。”虽然我脱去了棉袄，头上仍然冒出了汗。

一上午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红伟和我谈他的诗，谈艾青的诗，谈臧克家的诗，谈陆伟然的诗，谈舒婷的诗，谈北岛的诗，谈雪村的诗……。少年的他，有如此渊博的文学知识，一种惊愕、一种敬意在我的脑子里油然而生。虽然，那时的我读过艾老、臧老的诗，虽然，我也写了些鹦鹉学舌的诗。

自此，我走进了诗，也走进了和红伟弟一样的梦，

五

春天来了，大兴安岭的冰雪融化了，落叶松、桦木林、山丁子树、臭李子树也相继吐出了新绿。呼玛河也欢笑起来，清澈透明的河水从南向北像撒欢的马驹儿，一溜小跑，朝碧水方向去了……。

“哥们，我发诗了，得稿费了！”。星期六的中午，红伟像喝了北大仓酒，满脸盛开了火红的达达花。

“发哪了？发哪了？”突然的惊喜使我的呼吸也急促了。

“上海《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稿费都12块6角钱呢！”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相当于红伟的父亲的工资一半的稿费，让我们有一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喜悦。

“哥们，我们吃去……”。

叫上好友邓宏伟、梁振国、孔庆伟……，在街里卖了麻花、糖酥饼、糖块、香槟，像一群撒欢的马驹，蹦着，扭着，唱着涌上了石砬子山。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山顶上翻跟头、打滚，手舞足蹈的样子，在我的梦里仍然历历在目。那天，在我回到姨家的时候，为我的那条新裤子缝补口子的从来没骂过我的姨，骂道：你这个败家的玩意。

我思念我姨，思念红伟的母亲——我的大妈，思念我的好友、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为我那远去的姨父，红伟的老头——我的大伯，送去我真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