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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我的朋友列举了这么多的中国困境后,我陷入了一阵虚空。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当我谈起中国时,似乎常陷入莫名的激动。我的陈述中,有着下意识的悲观论调,似乎唯有揭露、诅咒这个中国,才可能描述它、帮助它,似乎因为在现实中深深的无力,才导致在言辞上的过分激烈。
我多少感觉到,悲观主义是一种特别的诱惑。它有一种情感上的优越——我深思熟虑、未雨绸缪。却可能标志着智力上的懒惰,列举困境总是容易的,想象另一种可能则充满难度。
每个国家都会遭遇它的转折时刻,它带来未知的恐惧,也可能激发起特别的热情与创造力。我还记得,一直到五六年前,我还热情洋溢地谈论着中国的兴起,它代表着历史的新动力、世界的未来。在这情绪背后,是我试图分享大国荣耀的个人虚荣。而在过去几年中,我又成了一名尖锐的批评者,意识到这种批评才是一个严肃作家的职责所在。但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被某种批评情绪所裹胁,陷入了一种单调的思维与情感中。因为不断的重复,批评变成了令人厌倦的姿态,它也遮蔽了我对这个国家的深入理解。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它需要一种深刻介入的热情与耐心。没有这种热忱与耐心,你的批评是浅薄与碎片式的,你的参与是短暂与浅薄的,你的离去与躲避则只能带来人生更多的无力感。
在中国陷入最深的危机时,钱穆用「温情和敬意」的态度描述中国的过去与现在。而此刻的我们呢?我们能否在傲慢、浮夸与愚蠢的官方语言,与亢奋、焦躁、嘲讽的民间情绪之间,寻找一种新的理解中国的态度,唯有这种描述与思考方式,可能让我们寻找到各种问题的内在逻辑,并且有耐心来面对这些困境。在这样的态度中,你会发现中国的另一面,它是一个等待着重新发现、整理与建设的巨大实验场,它能给几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奋斗的历史舞台,它能激发起对人生与世界的重新思考。
在悲观、厌倦与逃离盛行的此刻中国社会,我们常忘记了这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另一面。■
原载《亚洲周刊》2012年第46期 文中下划线由摘转者所加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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