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应有恒久的活力

肖振中

    编者按：
　　中国新诗三十年有哪些得失？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新诗的出路在哪里？上月23日，在坪山新区举行的第六届“诗歌人间”活动——“中国新诗三十年”研讨会上，著名诗人于坚、小海、朱文等十多位诗人围绕以上议题，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讨。本版推出这次研讨会的纪要，为中国诗歌未来走向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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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忘记我们是中国诗人

　　中国新诗当然不止三十年。议题中的“中国新诗三十年”，说的是跟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新诗三十年。这三十年，新诗写作像这个时代一样，蓬勃而繁杂，“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流派、概念层出不穷，关于诗歌的话题，几乎每年都有。如何看待这三十年的诗歌创作与成就？
　　于坚：新诗在一百年前就已开始，它和中国整个现代化是同步的。作为王国维之后这一代中国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变革，我觉得这个变革不仅是中国从农业经济走向现代社会，同时也是语言的变迁。我们从传统中国的风花雪月走向现代社会、全球化，这个变革在今天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你看，过去的中国，由一个王朝更替到另外一个王朝，但是大地没有变迁，生活方式没有变迁，语言没有变迁。我们经历的变革，是过去时代的诗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非常巨大的变革。
　　在全新的时代，回顾新诗的一百年。新诗是怎么开始的？新诗说到底它就是要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命名。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样，它不是以一种宗教的方式来引领人的精神生活，它是以文明的方式、文化的方式来引导人的精神生活。在古代中国的经验里，引领文明最高的就是诗。1840年以前中国就是一个诗国，当年日本人崇拜中国，也是因为诗。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也是耻笑中国的诗，诗本身坚持的是“道可道，非常道”，不是一个直接的、立刻可以明白的东西。
　　我们为全新的时代命名，要把传统中国的“大道”怎么用今天时代的语言将它重建、沉淀下来，这是新诗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中国诗人，而不是西方诗人。西方大道可以通过教堂来实现，他们在日常生活里空虚可以在教堂里得到指引，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只有通过文化才能引领精神，中国的诗和西方的诗不一样，它不仅仅是语言游戏，某种意义上它不需要有宗教的束缚。在新诗的探索过程中一味受西方影响，把诗看成是专业分工其中一种分类，使诗变成了一种在国家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它的边缘化除了其自身的边缘化，还有诗人本身丧失了重建“大道”的使命感，也使很多读者读的诗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语言游戏。
　　要谈新诗三十年，我认为如果把这一百年新诗的历史进行对比，从胡适、郭沫若开始的浪漫主义，到30年代至50年代，到今天进行对比，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新诗受到的冷落不是诗人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方向不是追求“大道”。任何事情都以货币衡量，与货币无关的就是无用的。新诗被冷落是因为时代的方向。
　　新诗三十年一直在坚持。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了丰富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有能和神灵对话的语言。我个人为新诗最近三十年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小海：很多诗人可以和世界级诗人比肩，中国新诗三十年的一些成就，我在这里说一说方方正正的话，第一就是贡献了一大批可以比肩世界文学，或是可以和世界级诗人比肩的诗人。别说老一代诗人，就是今天的第三代诗人，比如于坚，都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同时，新诗三十年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很大。这种影响，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的影响，比如说对其他门类的艺术，如小说、散文、建筑、戏剧、电影、电视、美术。诗歌有先锋性，它有一种启蒙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朱文是杰出的诗人，又是非常杰出的小说家、导演，他本身就是跨界的；吕德安又是著名的画家；于坚，他的诗歌那么优秀，但他的散文又是大散文的代表；还有朵渔，他在文史方面，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批评方面也是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响，中国新诗发展有“溢出效应”。
　　不足的是，在新诗诗学理论上的贡献，却是远远落后于诗歌创作实践的。我发现，我们国家对古典诗学的研究，有一些别开生面的研究，有的从身体出发，有的从物理出发，也有的从抽象概念上，比如说气韵、神韵去衡量诗歌、打量诗歌，这是古典诗学的别开生面。但是对新诗的研究显得不够，研究者跟踪诗人具体的作品也不够。他们更多的是从一些概念出发，进行一些社会学的研究，这是不足的地方。
　　朱文：十年前，诗坛总说，我们是“第三世界”。今年莫言拿到诺贝尔奖了，大家不再这么说了。但是，十年前，我开始说，中国诗歌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诗对话。与外国诗歌相比，为什么我们感觉存在差距？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差异。在欣赏诗歌的标准方面，东西方是有差异的。更何况，中文又是难以翻译的，懂中文的西方文学翻译家没几个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平等的交流。此外，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诗歌人间”，我看了很多朋友的诗，我很惊喜，老诗人有很新鲜的东西，新诗人有起点非常高的作品。
　　朵渔：新诗要跟发展了几个世纪的英语诗歌、德语诗歌、西班牙语诗歌比肩，我觉得都是太乐观了。我没那么乐观。
　　这三十年中国诗歌确实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这三十年取得的成就，确实超过了以前六十年所有的积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三十年所有的探索都只是一种积累，一种经验的积累。三十年所有诗人各个途径、各个路径的探索就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何况，在今天，一切都是快节奏，很多诗人在创作时并不能保持内心的安静，这种状态下的创作是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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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着端着的不是好诗

　　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下半身写作”诗人用直白口语写的诗，好还是坏？“梨花体”、“羊羔体”诗歌，好还是坏？关于诗歌的好坏，历来都是争论的热点话题。这次的研讨会，诗人也探讨了这个问题。
　　周亚平：好诗和坏诗的问题，大家都是写诗的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标准。它的标准也是相对的，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产生的感受。
　　我个人的感受是：一、符合新诗的写作规律和发展规律，新诗经过三十年的锤炼，很多东西淘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了，留下来的当然是好诗。二、诗歌能不能激活汉语的创造性？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语言和其他的语言是不同的。三、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我认为真正前沿的诗歌不是贴近的问题，而是逼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贴近和适应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深入到内部。诗歌要让灵魂出窍。
　　不好的诗，很容易判断，那就是装着、端着。我们经常在舞台上、荧屏上看到很多诗歌，我认为这些装着的、端着的东西不是诗歌。很大的范围内，我们的诗歌写作还停留在表面的抒情阶段和叙事阶段，工具化十分明显。
　　宇向：新世纪以来，置身于商业化、娱乐化、消费时代、多媒体时代，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重建逝去的理想与自由，诗人的写作对现实介入和重申成为方式之一。必须认识到，信息时代的快餐文化更多是消费文化，不是文化，真正的诗歌应该具有长久的活力，任何时代的社会结果和现实背景都是不稳定的，诗人和诗歌的地位不可能不变，诗人和社会的关系有很大的灵活度，诗人的语言方式和传播方式不断改变，诗的核心从来没有变过，真正的诗歌永远是疏离于闹市才是正常的。
　　重阳：什么叫诗呢？“诗”这个字拆开来看，一个是语言的“言”字旁，另外一个是“寺”。可以理解为诗歌是一种寺庙里的语言，但凡是寺庙里的语言能流通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它有一种宗教意味，这是我拆字的理解。
　　近些年来，诗歌涌现各种新兴的诗体，“羊羔体”、“梨花体”，还有今年特别火的“乌青体”。我非常喜欢乌青的诗，就是简单、粗暴、直接、有效。他们都大大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我觉得，这些东西接地气。这些东西不是从西方本土化过来的，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起来的，1919年到1949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撒泼”这种感觉是绝对没有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是社会包容的体现。
　　朱必圣：作为一个诗人，应该从道德水准、人品水准、品位各方面要求自己。只有这个高了，你的诗歌才会高，后代才能接受。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很复杂的时代，社会各个层面处在很焦躁的时代，诗人应该有所超越，写出好诗。
　　楚尘：就我个人阅读经验来说，中国新诗三十年的发展，是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时期，而且我们最好的一些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过去写诗的人，有很多目的，中国新诗三十年所有优秀诗人写诗的状态，都是自然的，像万物一样，自生自灭的，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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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不必“中心化”

　　诗歌边缘化、小众化，不仅是媒体常谈的话题，研讨会上，诗人们也围绕“诗歌出路”各抒己见。
　　周亚平：探讨诗歌出路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生和死。新诗，我始终不把它看成文学的类型，我宁可看成当代艺术的表现。诗歌与当代艺术更加接近。
　　新诗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不值得担忧。因为诗，与我们时代、与我们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关系。何况还有这么多人，从事这个写作。“诗歌人间”活动还能得到坪山新区政府关心、支持，你说它能死掉吗？
　　诗歌不会死，但也不会“生得很大”。从比较窄的概念上来看，诗歌能成为少部分人的艺术，成为很重要的艺术，也是非常好的。再退一步，如果诗歌这门艺术能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好，也很有意义。
　　朱文：写诗这件事，有两百个人喜欢我就OK了，我就满足了。诗歌呆在相对偏僻的地方，它更好。因为“诗歌中国”过去是无处不在的，它已经给当代汉语注入了很多新鲜的活力。现在我觉得诗歌就呆在非中心的地方，它是最好的，大家也更从容。
　　吕德安：说到新诗三十年，这也差不多是我写诗的时间，感慨很多。读现在的80后、90后的诗，我能感觉到，语言对他们的诱惑、他们对表达的需求。诗人面对表达的时候，要有自我尊严，我觉得这是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的。从一些具体的文本上看，我觉得一些年轻诗人对传统诗词的传承多少都能体现在当代中国诗歌上，这很好。三十年下来，我们每个阶段都会出现十个左右很好的诗人，写出好诗是必然的。
　　宇向：诗歌本身是完整的存在方式，它变换了一下面孔，在现世中独善其身。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写作指向，艺术是多元化的，诗人与诗歌从来没有长成一张脸，诗歌有一个隐性的标准，说到底一切都在于诗人自身的坚持，对于有些人，甚至是一种本性，甚至连自觉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天性中就具有超出常人的孤独感。孤独感也造就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从现实中获取新的力量。
　　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生活在时代之外，孤独感使他具备了清晰的头脑，使他有足够、内在的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发生在时代背景下的事件、情感和语言。并通过这样的写作确立一种独立性、爱的情感和他人的互动能量，排斥的能力，拒绝权力和一切同谋。
　　重阳：对于出路，写诗的人还是要心态乐观一点。我说点具体现象，我是来自杭州的，杭州的诗歌传统也还有，但不太发达。但现在越来越发达，杭州市从2008年办西湖现代音乐节，这个音乐节每年都烧钱，越烧越办，越办越烧，去年搭建了一个诗歌舞台，这是杭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年的9月，杭州又办了运河国际诗歌节，请了国内外的名家来杭州写诗。政府有意识扶持诗歌，诗歌就会有很大的保障。全国各地的诗歌节越来越多，有青海、广州、深圳、杭州、西安等其他地方，这是特别好的现象。你会发现这些都是言之有物的诗歌节，不是大忽悠，每一次都还是有成果的。
　　诗歌还可以跨文化传播。一幅画能挂在家里传承，音乐唱片也能传承，诗歌缺乏这种借助性。未来，可以把诗歌作为当代艺术品，和一些装饰艺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把诗歌挂在墙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行为，同时诗性本身也不会受到消损。当然这是比较荒诞的说法，不知道能不能成型。
　　小安：新诗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30年，我最早写诗到现在，也是上世纪30年。我自己感觉是，这30年中国诗歌不比任何一个年代差，而且还更好。我认为这个时代出了很多伟大的诗人。未来的方向不能定，也说不清楚，既然诗是诗人写的，只要人在诗在，以后会越来越好。
　　楚尘：关于诗歌的前途，我认为，诗歌的发展肯定越来越繁荣。诗歌和长篇小说相比，诗歌更容易流传；互联网的出现，为诗歌的繁荣带来很大的契机。希望有好的出版社，拿出整体的规划，把最好的诗人、最优秀的作品归集起来，这样读者不用再为去找好诗而烦恼。（深圳特区报记者/钟润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