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欲望本体化写作的丰厚土壤

妙手丹青

[按]市场经济犹如一张大温床，将人的斗志彻底被软化了。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对中形势的分析真是一针见血，中国的理论研究所和各大院校的教授专家们干什么去了？难道也忙着消费去了？

消费主义：欲望本体化写作的丰厚土壤

李清霞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只有经济能改变人的生存境遇，人们也只相信经济利益构成全部生活的意义。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构成社会的外表，没有人相信精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5）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它不断为大众制造着新的需要、新的欲望。“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看法的人），经济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会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16）然而在欲望本体化倾向的推动下，消费和市场已经在世纪末的中国成为一种“崇拜”。张颐武说：“今天的中国都市既是文明的消费中心，又是文明的消解地——那里活跃着人生的各种欲望。都市，那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燃烧炉、欲望的驱动器。在这被驱动着、燃烧着的欲望里，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被烧毁了，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在火中生存着。”（17）现代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和工商业、金融、文化产业和消费的中心诱惑着人们，淘金者、农民工等自觉或被迫离开家园，纷纷涌入都市寻求新生活。人们在燃烧欲望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并自觉地认同和亲近现存社会，现代主义那种与世界的紧张关系逐渐消失了，先锋作家余华说：“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现在“世界在我的心中变得美好起来了”。（18）物质的丰富使人产生亲近感和满足感，平面化的生存方式让人觉得轻松、安全。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现代化的代价：“在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伦理道德方面，……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长蔓延，毒化着人的灵魂”，“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诚信、正直、公平、仁慈、和谐等人类共同的社会公德，为一些人淡忘，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公然嘲弄。”（19）在社会转型期，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给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刘心武曾谈到他内心的感受，他说1985年前后他还“觉得当时中国社会有一种亲和力与建构的倾向，因此我也倾向于人性温暖的描写，相信人性是善的，可随后的社会发展却仍有一种全面解构的态势，而且今天还在解构，我也认识到人性犹如一个幽暗深渊，其恶的东西同样是深邃的。”（20）这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中国社会10年来变化的真实感受，信仰、理想、真理，一切理念性的东西都解构完之后，解构身体，“下半身写作”连上半身都解构了，再解构，人只能变回猴子了。建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艰巨的使命。

哈维尔认为，消费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是由于中国经历了一个后极权主义时期，这种环境下的人冷漠、绝望、得过且过，对政治的绝望直接导致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加之1989年的政治风波又使中国人的“广场情结”彻底幻灭，“干预现实”和政治参与的惯用渠道被切断，政治热情严重受挫，政治参与成为例行公事式的表演。他说：“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印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21）正是这种政治冷漠直接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一个人越是放弃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既‘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22）这就是哈维尔说的人的能量的“内在化”，他认为这是后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与极权主义时代的禁欲主义完全不同，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不断满足使人们乐此不疲。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这种倾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一定社会历史意义的。他说：“从经济的眼光看，它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推动力的源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而这是僵硬的、官僚化的、非生产性的国家经济成分几乎不能指望完成的。”那么国家为什么要鼓励这种消费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要支持这种能量的内在化呢？其一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其二是为了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治社会问题那里转移开，以便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国家有系统地引导民众将生命能量转换到私人领域，并将之作为“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是有心理学依据的那就是生命能量“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为了正确地将这种剩余能量分流——如果导向‘外界’（指社会公共领域，引注）将或早或迟转为反对他们，反对他们顽固依恋的权力的特殊形式——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23）这段话要说明的是民众实现“消费自由”的代价就是在事实上失去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由度被局限在了“消费自由”领域，人们用政治自由（自由参与的自由）、精神自由（精神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由）换取了“自由选择某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通过这种压力的等级制度，人们被设法变成一种消费品中的一个顺从成员。”（24）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人们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中，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营造，因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越大，社会就越具有稳定性，而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因此，与其说是民众主动拥抱消费社会，不如说民众是被迫回归个人的小圈子，热烈拥抱世俗生活和本能欲望，当然，世俗生活的乐趣还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那么精神呢？

在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的导向使得文化在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又落入商品交换的逻辑之中，工作劳动本身已不再是人们欲望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生活方式”成为衡量人们身份地位的首要表征。大众消费文化在逻辑上要求人们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全面地理性化，因为生存竞争已经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一个他者都有可能成为生命主体的竞争对手，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知己知彼，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自己，人们被迫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假面示人，所以，目前，人们之所以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如此关注，就是因为公众形象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美好的、包装过的，即未必是真实的人的情感不是非理性，而是更理性化了，其特征是恐惧、冷漠和封闭。人的情感表达不是失去了控制，而是出自于一种更大、更自觉的自我控制，现实的生存法则要求个体在交往中表现出较大的相互尊重，对他人的行为举止和情感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谅解，而且还要有能力和智慧去判断他人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实质”，或者说透过他人的外在行为、话语方式去解读他人的深层心理或潜意识。还要想尽千方百计包装自己，用大众流行语说就是“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目前，人们之所以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如此关注，就是因为公众形象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美好的、包装过的，即未必是真实的。在动物界，只有弱小的生命体才想尽办法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免受天敌的伤害；在消费社会，只有当人失去安全感时，才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分裂的人格出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节选

风铃雨

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