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妙手丹青 于 2013-1-9 23:41 编辑
在舒洁先生博文后的跟贴（略有删改）
姜桦
舒洁兄： 问好。读了你关于当代诗坛真相的文字。杀骨。过瘾。 这里不和你讨论新红颜、老红颜了。因为我一向不太关注外面的热闹。尤其是因为那些半痴半傻的女诗人所起的热闹。至于你所说的那一两个和所谓的“新红颜”调情的男诗人我也不说吧，他们之间的那点破事，真地不值得去饶舌。看那些嫖客，对着女人将钱一扔：“脱啊！”我以为那才是真男人干的。可你所说的那几个有那个气度吗？舍得吗？又没大气度，又不舍得兜里的几个银子，所以，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充分利用身边的不花钱的资源也就不足为奇了。你是蒙男，人家也说自己是男人。这个，我们都是知道滴。 很怀念80年代的诗坛。那时的诗歌刊物编风真好！80年代末的《诗歌报》发了我许多作品，包括整整一个版面的“诗歌专版”。可直到10多年以后我才见到其主编蒋维扬先生。《星星》诗刊也是。老主编白航先生在我的《滩涂，一个男人和女人》寄出去没到10天，就来信告诉我作品将发表在1986年4期的消息。那是1985年12月25日。所有的通信都得通过邮局。从成都到我的家乡小县城，邮件来回起码要走8天——也就是说，白航先生在最快的时间就及时处理好了我的诗稿——那首诗有140行。 当然，你也不会记得，很久以前，你在《青年文学》的时候也曾经发过我的诗。
现在的情形真地是大不一样了。特别是一些著名刊物的编辑。当然，我想过、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刊物发行上不去，收入也就少。于是只好进入其他一种和诗歌有关的形式——比如到处跑场子。可这并不能成为降低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或者编辑尊严的理由吧。你在京城，我这里却不得不提到我们伟大的北京。因为某种机缘，我曾经牵头搞过两次诗歌活动。我第一个想到可以邀请一下京城的某个著名诗人（也是编辑）一起过来走动，毕竟是熟悉许多年的“朋友”了——我以为作者和刊物编辑应该是典型的朋友关系，互相支持——可是结果，人家第一句就提出：“有没有钱？如果有钱，我还可以帮你请上谁谁”。这一推搡倒真把我难住了。我怯怯地说，诗歌活动不好搞，我只是真心诚意地想创造些机会让朋友们聚一聚吧。很难为情，这次活动花费不少，我可以承诺报销你们来回的机票，红包可能就困难了，当然……我说了一句：“当然，您若来，我还会想些办法……不过比较麻烦”。结果人家低低地“哦”了一声，回答我：“我确实很想去，不过，最近邀请的确实很多，到时候看吧。”还没等我说完就挂断电话“忙”去了。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先生自然没能来。原来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捧场子去了。因为我后来在某个著名年轻女诗人（快50了吧）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白发哗哗的照片。不过我也不遗憾。因为一个人的没出席，我用原来准备的两个人的机票钱邀请了四、五位最想邀请的诗歌兄弟，而且他们都是接到电话坐着火车和长途汽车就都来了。并没有因为没有钱而不来，大家一样玩的很开心。活动并不因为某一两个所谓的“诗坛大佬”没来就不再好，反而是更加圆满。不过，此事过后，我们——那位诗歌大佬和我好象就此隔了一层。我从两个方面发现这个变化的：！、他再不如以前那么热情地给我发信息，说：某年选今年又选了你的作品了（以前连续多年都入选）；2、我的诗在他眼中也好象也突然变的“差”了。我百思不解，就这么一年半载，我的诗歌落差怎么就这么大，难道我这30年的诗歌一下子就写坏了。再说，我一直以为诗人应该是靠作品说话的，如果我的作品不好，而是靠某个人的抬举，就是一本年选都选我一个人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写诗几十年，发不发、选不选早已是无所谓了，我又不靠那个混饭吃。混饭我也不靠在刊物上发几首诗去混啊。再后来，还是一个京城的编辑在电话里提醒我：你看你，诗人气太重，哪有这么不会办事的，现在，某老师在全国的名头很大，他出了北京那可就是数钱啊。你邀请，又说没钱，那能让他开心吗？我才恍然大悟。
写了30年的诗，今天也还在写着，但我现在是很少和那些风生水起的“著名诗人”来往的了。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是“诗歌大佬”的人。平时安心在单位里上班干活，挣饭票钱挣车油钱，周末带着农具在乡村菜园里弯腰种树，我过着新世纪里我这个年纪的诗人应有的生活，见也只见那些和我气息相近、彼此神交多年的诗歌兄弟和姐妹。他们和我一样真诚待人、真心地爱着诗歌，我们一样地接着地气。当然，那些著名诗人也不会因为我而改变什么，他们还在扯着诗歌的大旗到处跑。因为他们身居要地（京城）要位（掌握着刊物），总会有人请他们。但从心底里，我真地瞧不起那些整天到处跑的“诗歌大鸟！”——别说你来自上海北京，哪怕你来自火星！
何况，这些人中，有许多，连小雀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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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9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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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9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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