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诗歌是灵魂的倾心告白 | |
![]() 西渡，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８日生于浙江浦江。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获１９９７年度刘丽安诗歌奖。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诗论集《守望与倾听》。另编有《太阳日记》、《北大诗选》（与臧棣合编）、《戈麦诗全编》、《新概念语文·初中现代诗读本》等诗集。
关于甲申诗歌大展
西渡：如果大展能够集中展示近２０年来诗歌创作的成绩，把真正的好诗介绍给公众，应该说此举意义非凡。诗歌向我们预示了人类灵魂的未来。这次大展毫无疑问，也将具体而细微地向我们展示汉语灵魂的未来。这是诗歌的意义，也是这次大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关心诗歌的读者应该关注这次大展，凡是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都应该关注这次大展。
□ 记者手记
西渡这个人我早就知道，但一直没见过。总以为他是一个脑子不灵便的家伙，让人看不惯。有个朋友说，其实西渡长得挺靓的，没你们想像的那么恐怖。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叫陈国平，让人觉得他呆板，没有诗意。
其实人长得诗意不诗意倒不重要，关键还是要看诗歌。西渡的诗，给人以美好、纯净、精致、朴素的感觉。这一点我非常喜欢，纯净的东西总能让人觉得放心，心情也会变得明朗。
有人说，西渡的诗歌有很强的技术性，喜欢修修补补。但我想，不管如何修补，只要能写出好诗，都是值得肯定的。其实，学习技艺的所有目的，就在于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技艺的要求本质上是来自灵魂对真诚、完美、精确的要求。
这位北大诗人，在短命诗人海子、戈麦倒下之后，依然在现实世界写下他最美好的诗歌，留给大地最美好的祝愿。
□ 诗人评价
大约十年前，西渡便将他对诗歌的热爱确定为探索并展示一种“词语的谦卑”。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能用语言触摸的世界，怀着一种敬畏的态度。我以为，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姿态使西渡的诗歌有别于其他的当代诗歌。另一个方面，这种敬畏的态度还让西渡找到了他自己的诗歌方式：像语言的工匠那样工作，在朴素中抵达一种可能的完美。 ——臧棣
在我看来，西渡是一位拥有综合写作能力的诗人，一位矛盾交锋中的两栖诗人。西渡追求的“两栖的欢乐”接近史蒂文斯所说的“和谐与秩序的欣悦”，当然得经过长时间的混乱、曲折、冲突、磨砺，才能抵达。 ——沈苇
□ 诗歌选读
乡村经验
这个季节暴雨的来临有山鹰的
速度，它拍动灰色而巨大的翅膀
像闪电，劈开了泡桐潮湿的躯干
暴露出它出身岩石的秘密：随即
夏天的嘴中散发出苦杏仁的气味
你的村庄缩成一团，像狩猎者枪口下
惊惶的山鸡；山葡萄一样巨大的雨点
敲打着它被山风翻动的羽毛和轻轻漂浮
的瓦片。但是，“农妇的智能胜过山鹰”
她挥舞扫帚，把它从麦田驱赶──雨过天晴
怯懦的村庄把它的喙从石缝中挪开，而山洪
的大嗓门把童年的欢乐送进每一扇敞开的柴扉。噢，我在这些山中生活了
十八年，长于我已经活过的寿命的一半
而我多么渴望能够重新开始生活，使我可以
回到你树顶的巢中，做一枚卑微的山鹰之卵
爱是写诗的根本动机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是什么东西促使你对诗歌的热爱？
西渡：我写诗几乎是与我对诗歌的阅读同时开始的，约在我十二三岁的光景。阅读诗歌给我一种强烈的感动，这种感动也促使我写下了最早的涂鸦之作。我很早就对生命的脆弱易逝有着切身的感受，而诗歌向我许诺了一个不同的未来，让我看到了人类灵魂的不朽。这足以使我对诗歌抱着矢志不渝的爱情。同时，诗歌也向我预示了一种理解的可能性。我从十二岁开始的孤寂的寄宿生活，也使我对理解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渴望。这种渴望至今仍是我写作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不过，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应该说始于我十八岁上大学之后。
记者：我们知道，许多人对诗歌的热爱仅仅停留在一种盲目与游戏当中，而你却对诗歌怀有敬畏的态度。在你看来，诗歌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诗意在哪里？
西渡：诗歌最重要的品质，应该说它有一个灵魂。诗歌是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心声，它是我们的灵魂的袒露，是我们的心灵在不设防状态下的倾心告白。在这里，我们解除了全部的武装和文装，将自己完完全全交付给另一个灵魂——我们内心暗许的读者。所以，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的诗作常常会使我感到无助和难为情。诗意的强度在我看来就体现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体验的强度。离开真实的生命体验，诗意将无处寄身。
记者：你觉得，你和诗歌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你曾说“能够写诗是一种幸福”，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写作动机？
西渡：正因为写诗是对你最信任的人的倾心相告，它本质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它是和理解、爱、幸福这样一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在诗歌写作中，我体验到一种完全的自由感和一种完满的幸福。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焦虑、烦恼、恐惧、不安，在写诗过程中，完全消失了，代之以一种难言的自由和幸福的感觉。
诗歌和我是一种什么关系？她是我两心相印的爱人。我想说，没有人能够爱我如诗歌爱我这样深。在我和诗歌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不存在征服和被征服，也不存在任何爱的计谋。也因此，我和诗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和谐的，面对诗歌，我的内心是安宁的。如果有什么使我不安的话，那也只是对不能写诗的一种担忧，是对自己能不能爱和爱的能力的某种程度的怀疑。而诗歌对我们的爱却是不朽的。是的，爱，无疑正是诗歌写作最根本的动机。
技艺是对真诚的考验
记者：在我读到你的很多作品当中，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语言非常纯净，比喻也很恰当，你是不是很注重诗歌的写作技艺？
西渡：奥登说技艺是对真诚的考验，对我来说，它也是对爱的能力的一个证明。技艺是我们献给诗歌的礼物，而且看来也是诗歌惟一乐于接受的礼物。我对技艺的全部忠诚来自于我对诗歌的热爱。
记者：正如你所说的，技艺很重要，但有些时候技艺对于诗歌写作并没有效果，诗歌或许更注重内心的探索，很多人因迷恋技艺而陷入一种知识的陷阱当中，从而忽略了当下生活与心灵的存在。你认为呢？
西渡：技艺和灵魂的要求并不矛盾。对技艺的要求本质上来自灵魂对真诚、完美、精确的要求。从来没有一种完美的技艺是和鄙俗、渺小的灵魂联系在一起的，我也从不相信灵魂有可能寄身于一种粗糙的技艺。真正的技艺就是对内在生命体验的恰如其分的表现。舍弃灵魂内在要求的炫技，说到底是另一种粗俗，而粗糙的技艺最明白不过地暴露了灵魂的鄙俗。能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知识分子和任何其他人的几率是一样的。对诗歌自发性的迷信，造成了无数低劣的和无效的表现。这种迷信永远是诗歌的天敌。
记者：谈到技艺，我就想起了新诗的表现形式。因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在形式上并不怎么完善，你认为能否获得一个“普遍”的形式？
西渡：缺乏形式一直是新诗面临的普遍指责。为了寻找一种普遍的形式，从新月派诸人到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诗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了种种努力。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努力的成果仍然是令人怀疑的。这些诗人的努力本身无疑是可贵的，其写作也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还都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普遍的形式。我现在倾向于认为，诗人应该为他的每一首诗发明一个独特的、适合于它的形式。也就是说，我现在怀疑新诗是否真的需要一种普遍的形式。不过，我同样相信每一个诗人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形式感。形式对每一首诗仍然具有约束力。自由诗并不是不要形式的诗。
记者：为了形式的完美，你是否经常修改你的诗？在你修改的过程中，是不是非常注重意象、韵律（声音）、形式等因素，进而达到“优美”和“纯净”？
西渡：是的，我总是不断地修改我的作品。改诗的目的倒不是什么“优美”和“纯净”，而是精确。一首诗只有准确地传达出内心的经验，我才会感到满意。一些诗在发表之后，我仍要不断修改。修改过程中，意象、韵律（声音）、形式等因素肯定在考虑范围内，但最根本的要求还是精确。“优美”和“纯净”可能是我对诗歌品质的一个偏好，但无论在写作过程中还是修改过程中，它们都不构成本质性的要求。实际上，是它们根源于我的内心经验，但我从不会根据它们去修改我的内心经验。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如今很多诗歌充斥着某种哲学的、或者玄学的东西，这样会不会令诗歌失去抒情性？
西渡：为了准确地表达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社会的繁复的经验，诗歌可以也有能力吸收哲学的以至科学的因素，但这种吸收要以丰富诗意为前提。换句话说，我们对哲学或者玄学的体验，也是诗歌渴望表达的经验之一。抒情是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但并不是诗歌的本质属性。诗歌可以是抒情的，也可以是叙事的，还可以是沉思的，海子甚至还希望诗歌是行动的。不同的经验需要不同的表达手段，同样的经验也可以有不同的处理。譬如，既可以采取抒发的方式来对待感情，也可以用沉思的方式来分析感情，还可以用陈述的方式来客观地呈现感情。就是抒情本身，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样式。诗歌的可能性远比我们设想的丰富，我个人以为，失去抒情性也不会成为诗歌的末日。所以，我们尽可不必担心。
诗歌表现的是复合的灵魂
记者：北大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如海子、西川、臧棣等，你是否受他们影响？你是怎么看待模仿这种行为的？
西渡：这三位都是我非常尊敬的诗人，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对我的写作有过相当的影响。我早期的诗受海子影响很大，这可能是因为我和海子都有长期的南方农村生活经验，而由于这种经验使我们对北方、对城市生活也有着一些共同的心理体验，它们构成了影响的基础。另外，我也被海子早年在诗艺方面的探索所吸引。但是，我和海子之间个性的差异以及时代的因素都使这种影响不可能是长期的。戈麦生前就对我说过，“如果海子活着，和我们之间也毫无共同之处”，那时还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我一直认为诗歌所表现的是一个复合的灵魂。包括我们的人格、个性在内，我们身上的一切都不是凭空来的。我们的灵魂的力量来自经过无数世代流传下来的千百个比我们更优秀的灵魂。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来自他们的祝福。因此，一个诗人应该自觉地、不断地从古往今来的那些不朽的灵魂那里汲取精神的力量，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所谓独特的品格和个性，就是在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哪一个诗人的写作不是从模仿起步的呢？
记者：谈到模仿，我就想起当我们忘乎所以“临摹”外国诗歌的时候，会不会存在像一些人说的要与国外诗歌“接轨”的问题呢？
西渡：我都是通过翻译来接触外国诗歌的，也就是说，我是把它们当作汉语诗歌来接受的。至于诗歌的形式，我认为只要一种形式有助于丰富汉语诗歌的表现力，我们都有权利使用，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采用外国诗歌的形式，其惟一的目的就是丰富汉语诗歌的表现力。这跟接轨不接轨扯不上任何关系。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中国诗人，我首先关心的当然是我的诗歌在汉语中的表达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的诗能够通过翻译感动别种语言的读者，我只会感到高兴，不会害怕这里有什么“接轨”之类的原罪。
记者：用汉语写作，当全球化到来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它对你写作的影响，甚至威胁？它可能会逼迫你去写一种世界性的东西，从而失去了某种个性？你是怎么看待现代性的？
西渡：我能感到全球化对我们的实际生活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威胁到我的写作状态。我从未想过要去写一种世界性的东西，我的写作总是限于我切身体验的东西，它首先是一种爱的经验。因此，全球化对我的写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说到现代性，我一直抱着非常矛盾的心态。我看到，现代文明的进程是以许多美好事物的毁灭为代价的。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拒绝现代化，实际上意味着剥夺多数人的生存权。我想，我们需要现代化，但我们也需要节制，需要对现代化本身进行反省。诗人有义务不断地向人们提醒，现代化本身不能保证我们生活的质量，我们对物质的无限欲求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对数字的膜拜是一个为祸甚烈的现代神话，也是现代化最严重的精神后果之一。其实，我们对物质的需要是非常有限的，爱和理解才是幸福的不尽源泉。
记者：那么，影响你最大的是哪几位诗人？他们影响你创作的哪些方面？
西渡：中国——杜甫，外国——惠特曼。杜甫在中国诗人中最能显示人格的深沉博大；惠特曼则最典型地显示了灵魂的复合状态，在他身上活跃着无数的灵魂，并通过他的歌唱得以表现。他们影响我的灵魂状态甚于具体的写作。
记者：你最喜欢你的哪几首诗？为什么？
西渡：《为大海而写的一支探戈》、《死亡之诗》、《未名湖》、《伤痕》、《实验课》、《雪》、《蛇》等等。与它们相联系的是一种愉快的写作经验。它们都有不错的声音效果和艺术上的完整性。
编辑：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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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4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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