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标题的“枪”是加上引号的，表明这首诗拆的并非物理学意思上的“枪”，那诗人要拆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枪”，我们不妨来立足文本来看。诗歌营造了这样一个场景：某个夜晚，我在屋子里烤火，（应该是从电视）看到在异乡（巴基斯坦、约旦河西岸，阿富汗
）的杀戮，深深的震撼了我，心情非常沉重起来，因此放弃了与姑娘J的约会，一个人呆在房子里哪也没有去，埋头拆“枪”。很明显，这个拆抢的过程，只是在诗人思维里发生的，最终，“枪‘被我从词语学的意义上被解构了，成为了零散的一些东西，拆”枪“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得到，现实的杀戮仍然在发生。这看起来非常的荒诞，正是这种荒诞，给人带来了沉重的刺痛感，促使我们去反思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取得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何来如此，我认为去取决中诗中所采取对比。
1、诗人所处境遇与战火下人们流离失所的对比：
今夜，雨夹着雪
在风中奔袭，我让五指分开
试图接近一枚飘摇的枯叶，炭火闪烁
我想象着星光的安宁。但我
还是听见了可怕的枪声：在伊拉克
在巴基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在阿富汗
枪声似乎离我很远
在这样的一个寒冬，诗人围绕在炭火的周围，还能够“想象着星夜的安宁（星夜与雨雪的反衬更凸显了温暖的含意）”，而在基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在阿富汗”人们却饱受战争暴力的折磨，两相对比，诗人“温暖”的心情立即降到了冰点，“我的善良、脆弱
却一一倒在了血泊之中”，自然而然导致取消约会的行为，我已经没有心情去享受这种浪漫，隐语就是我所处的这种祥和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是一种耻辱——在战火中挣扎的人们何尝能够享受这种浪漫的约会呢？我独享而他却不能！我仿佛听到了远方的哀号，却无能为力，只有将自己封闭起来，埋头拆抢。这就牵涉到了第二个对比。
2、现实之残酷与诗人无力之对比
一方面是沉痛的现实，战火仍然在地球的某个角落蔓延，那里的人们吉凶难卜，前途不明。这样血淋淋的现实如此之残酷。而诗人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够蜷缩回自己的内心，“我决定放弃，与女孩J的约会／合拢诗卷，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尝试着，如何去拆卸一支“枪”。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无言的抵抗使背后强大的情绪感染力量得以凸显。
3、想象之枪与现实之枪的对比
在现实的枪里面（这种现实仍然是诗人幻想的现实，但实际上仍然是现实，因为枪的性状仍然是可感的，与真实的枪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了一致性），我们看到了子弹，看到了保险，看到了弹匣，看到了不锈钢，看到了黄铜……在想象的枪（实际上是枪这个符号的社会学所指），我们看到了”连着仇恨和死亡，连着／爱和不幸，连着一个又一个家庭”，“我发现了／血肉模糊的地图、铁丝网
死亡洞穴和辛德勒名单，发现了／毒气、死海、秘道和哭墙”，看到了“眼泪：苦涩、腥咸”。从这种对立，我们看到了诗人的拆抢行为得到了升华，即从拆解给社会带来苦难的”工具之枪“上升到了拆解了隐藏在枪背后的社会因素，枪本身是没有仇恨也没有死亡……枪本身也不必然指向辛德勒名单，这就极大的扩展了诗歌的视野，增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4、语义之枪与现实之枪的对比
现实之枪前面已经谈到，我们来看语义之枪：我终于把一支枪”／给拆了，拆成／树木的“木”／粮仓的“仓”；在语义之枪与现实之枪的对比中，诗人表达了自己美好的愿望，“木，是木秀于林的木／是独木成林的木”，“最会唱歌的那一根木头”，是“圆曰囷，方曰仓”的”仓“，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仓，一方面表达了枪本身并不是罪恶之源，枪本身也能维护安定，给我们带来祥和，一方面生发出诗人的感概：让我们在树木下、在粮仓前／生儿育女吧，让一双儿女／一出生，就不认识“枪”字／就会看着“木”和“仓”发音／就会说英文：木，WOOD；仓，BARN／就会读拼音：M-U-木；C-A-N-G仓。在这里，枪被消解掉了，更准确的说，是给社会带来伤害和苦难的枪被拆解掉了。因为”木“和”仓‘仍然需要“枪”的支撑，枪仍然是其来源。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几个对比，想象之枪与现实之枪的对比，表达了诗人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沉痛和无力之感，邪恶和暴力永远不会得以消失，诗人只有在想象和语义的层面对“枪”进行一次拆解，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命运吗、人类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裹挟着走向未来，多少年过去了，战争依然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们唯一寄希望于下一代，多一些爱，少一些仇恨，即便如此，也是一种奢望，因为枪本身就是爱与仇恨的混合体。除了充盈的情绪，我们无法解开这首诗，除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如法逃脱人类命运的安排。
解读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一是对社会之枪背后的东西缺乏深层次的批判，二是存在一些过度联想的痕迹和难以索解之处，比如“深藏在“安全”之下的／一道道保险，我知道，这些保险／必须一一拆除，它们所能保障的／只是以生命为靶子／以死亡为靶心”，保险从何中意义来谈，生命和死亡用靶子和靶心的关系，如何理解；比如提到枪的一头连着仇恨和死亡，连着／爱和不幸，但整首诗几乎都是从仇恨的层面来谈及枪，导致“我要冲出去／让准星之下、射程之内的人卧倒／我要告诉准备开枪的人／有一封家书，正踏雪而来／写信人，是母亲、妻子／和在母腹中躁动不安的一双儿女”，是否我们将爱和仇恨的对立理解为死者后面有着情人的爱，家人的爱？这种仇恨和爱按理说不应该是枪本身所带来的。另外从与J的约会到迎娶其做新娘，似乎不太像诗人自身的经历，这其中有多少的可信度？还有由木联系到“乔木的木，灌木的木，木棉的木／是能自转和公转的木星的木”，由“仓”联系到“是达赖六世、情圣诗人仓央嘉措的仓／仓颉的仓”，就拿“仓”来说吧，要毕竟不是人家的名字，而是名字中的一个字，过于牵强，不如不要。还有“我首先卸下子弹／子弹的子，是孩子的子”，由子弹联想到孩子，也有些过了：既然子弹是孩子，那枪岂不是母亲，既然“我不敢拆了，我的手／颤抖的厉害；我拆不下去了／那是我的母亲呵！”这个母亲又从何意义上来说？我既然不敢拆了，那是否意味着拆抢行为的结束，又有什么理由支撑后面的拆抢行为呢？三是牵涉的情感看似繁复，却显简单，大部分都是从母爱，家庭之爱，爱情来说，而且翻来覆去，难以理清。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吧，关键是诗歌凸显了强烈的在场感，诗人的行动（其实是反思过程）有了情绪的支撑，因而获得了较强的情绪感染力。 |
发表于 2012-2-14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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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4 21:35
发表于 2012-2-14 2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