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日记》（下B——武斗纪实）
5月7日： 上午九时，夏雨急匆匆跑来跟我说：“孙友财从四楼跳下去了。”
我问：“他不是关在地下室吗，怎么上四楼去了？”
夏雨说：“今早晨，市局老张来提人，要补充一份口供，地下室人杂，刘兵就把人带到四楼档案室去了。进屋后，孙有财想吸颗烟，刘兵拿出烟来先给老张点了一颗，乘这功夫，孙有财一头撞碎窗玻璃，跳了下去。”
我问：“人死了吗？”
“还不知道。”夏雨说：“老卞不在家，小侯让赶紧来告诉你.”
我急忙跑到楼下，那里已经围了一大堆人，见我来立刻闪开一条道。
孙有财侧卧在地，右脸朝下，脑袋下面的水泥地上一大滩血...
我回头叫夏雨，快去卫生所叫许大夫来。话音未落，许大夫已从人缝中挤进来。我说：“赶紧看一下，还有救没有？”
许大夫扒开孙有财的眼睑，看了一下，又拿出听诊器在孙有财的心窝处听了一会儿，冲我摇了摇头，说：“已经死了。”
我站起身，问站在身边的市局老张：“你看用不用找一个法医来，做个尸检？”
老张一摆手，说：“不用。”又说：“他的材料我看过。你们写个事情经过，出个死亡证明，让大夫签个字，盖公章报上来，备个案就行了。”
午后一时，召开“兵团”常委会，由小侯、刘兵和夏雨报告孙有财的案情。
孙有财是我校后勤的水暖工。平时见人先笑，看着老实巴交的，挺有人缘。
四月末的一天，我校接到从河北保定寄来的一封揭发信。检举孙有财（原名孙继祖），抗战时期充当日本人的狗腿子，曾领着日本人残杀我多名游击队员。还亲手用石头砸死我游击小队长（他自己的亲表哥）。经过小侯、夏雨、和刘兵三人去当地一周时间的外调，确认：孙有财就是光复时从当地潜逃的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孙继祖。三人回校后，立即向市局有关部门作了报告。同时将孙有财关进地下室。
市局定于今天来我校提人，想不到却出了事。
阿勇说：“孙有财死了，他的老婆就是反革命家属，应该抓起来，审查、审查”
小侯说：“外调材料证明，孙有财的老婆是当地一户贫农的女儿，人长得漂亮，被孙有财相中，十六岁就被霸占了。”
老卞说：”这么看孙有财的老婆也是一个受害者。”
夏雨补充说：“据揭发人说，他能知道孙有财的藏身之处，还是孙有财的老婆向他报的信呢。”
我说：“一个贫农的女儿，被反革命分子霸占了二十多年，生了两个儿女。终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觉醒，勇敢站出来，揭露孙有财的行踪，我觉得她有功于家乡的人民；有功于那些被杀害的革命烈士；她帮助我们揪出了一个隐藏二十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功的。”
最后决定：由于孙有财老婆的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如果她自己愿意，可以让她来学校做临时工，以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对于孙有财原籍的群众，强烈要求将孙有财押回原籍公审一事，让夏雨写一封信回复他们。
同时决定，将孙有财自杀的消息立即通知他的家属，尸体也交由家属自行处理。
5月20日： 上午九时左右，我和老卞正在“兵团”办公室谈事，军宣队李连长走进来，对我和老卞说：“你俩快去二楼会议室看看吧，刚才我看见‘六四’支队几个人拿着钉板子，说要狠狠收拾收拾周一飞。别弄出事来。”
二楼小会议室，正在开“批斗会”，批斗“反动技术权威、特嫌”周一飞。
周一飞是西车间的工程师。长的身高体胖，人送外号“周大胖子”。1956年上海汽校和长春建校合并时转来我校。周一飞技术高超，无论汽车、推土机还是挖土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他只拿把大螺丝刀，尖头顶在机身上，用把手贴在耳朵上听上两分钟，就能准确判断出故障的位置和原因。人称“发动机大王”。有人贴“大字报”说“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是他的老叔。因此被戴上“海外关系——特嫌”的帽子，关进地下室。
“造反派”组织批斗了几次，他都坚决不承认和“周至柔”的关系。因为无法去“台湾”外调，所以，此事一直悬而未决。
刘兵分管“群专”以后，决心查清此事。所以，今天又一次召开周一飞的“批斗”会。
老卞听李连长一说，忙对我说，：“我还有点事，你先去看看，告诉刘兵，不许下死手。”
我刚站起身要走，就见西车间一个女工急匆匆跑进来，气喘嘘嘘的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周一飞的屁股都让人用钉板子打成血葫芦了，腮帮子也扎漏了！”
老卞一听气坏了，霍的站起身，冲我说：“走，咱俩去看看。”
我和老卞来到二楼会议室。
周一飞头戴高帽，脖子挂着木牌，跪在台上；头低垂在胸前，手捂着左腮，血顺着指缝向下流，浑身颤抖不止。
老卞走到台前，对主持会议的刘兵说：“批斗会就开到这吧。”
刘兵很诧异，问：“为什么？”
老卞很严厉的看他一眼，说：“人都打成这样了，‘批斗’会还能开下去吗？”
刘兵还想说什么，这时候，周一飞一头载倒在台上，昏死过去。
我找了几个人把周一飞送去卫生所。老卞宣布“批斗”会结束，然后把刘兵叫去“兵团”办公室，准备和他好好谈一谈。
老卞和刘兵谈了近两个小时，刘兵一直不服气，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接受批评。甚至扬言要把“六四”支队从“兵团”里拉出去，宣布“独立”。
5月22日：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二总部”《战情通报》透露，全国武斗成风，形势极其严峻。
5月29日：
刘兵和“六四”支队，再次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批斗”会。
这次是“批斗”教师高辉。
高辉老师曾担任过我们班（‘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也担任过“六四”、“六五”年级的课任老师。“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后，我校五十多名老师，近半数回家当了“逍遥派”。高辉老师积极参加运动，并加入了我校教工“支队”。
“批斗”会上，他们打断了高辉老师的鼻梁骨。
事后，在“兵团”办公室里遇见刘兵，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刘兵说：“高辉出身资本家，他是吃剥削饭长大的。”
我说：“就凭这一点？”
他说：“对。”
我愤怒了，说：“老弟，你错了！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出身资本家不等于本人是资本家。高辉老师早就用实际行动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他早已经加入我们的组织，成为了我们的战友，为什么非要把他推向反面，推进敌人的阵营呢？”
我知道“六四”支队里有一些“混人”，特好闹事，刘兵有时候也很难拘束。为了“兵团”的团结，为了大局，我不想和刘兵搞得太僵。慢慢开导吧。
6月3日： 师大“八.一八”红卫兵在校园摆出擂台，要和“对立面”公开辩论。并向全市所有“反派”进行挑战。
愿望和动机不错，可是响应者寥寥。
谁还对“辩论”感兴趣？两派都在厉兵秣马，以求一逞。
6月15日：
“长春公社”所属组织，以要求释放被捕的“公社社员”为借口，乘夜冲击市公安局军管会。与公安局“红二派”发生武斗。
市局院里院外，围观者上千。
“公社”的人，手持棍棒、砖头，强行登梯上房，试图“占领”公安局。
“二总部”让我“兵团”派人协助市局“红二派”守楼。
刘兵主动请求带领“六四”支队参战。
我和老卞研究后，让阿勇和刘兵同去。
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公社派”的人退却。
我协助市局守楼人员，于当天午夜十二时悄悄撤回。
6月16日：
“公社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市局门前和斯大林大街游行。他们以宣传车为先导，用“解放牌”平板车，载着前两天在“冲击”市公安局武斗中的“负伤”人员，那些人的头上、胳膊和大腿上都缠满绷带，上面弄的血迹斑斑，声泪俱下的控诉“红二派”的“罪行”。
许多围观的群众都说，那绷带上面，有一些根本不是血，而是涂抹上去的二百二红药水。
“公社派”的人，为造声势，博取人心和舆论的同情，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不啻一场闹剧。
6月29日：
（二总部）“战况通报”：浑江市“红三司”千余人占据市人委大楼。
“红五司”占据市银行大楼。两派发生武斗。轻重伤百余人。
“武斗”、“武斗”——山雨已来——城欲摧，何日直捣“黄龙府”，云开雾散见晴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愿勇往直前，战斗到底！
7月9日： “长春公社”的老巢——吉林“工大”的“社派”组织，开始动用电台进行广播，并且，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外语向国外大肆散布长春市武斗的情况（内情）。
这是明目张胆的“里通外国”的反革命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7月14日：
（二总部）“战情通报”：长春铁路分局“社派”组织的人，不顾铁路运输的大局和广大旅客的生命安全，公然挑起武斗，打伤我“红二派”多人，造成长春铁路运输完全中断。长铁“社派”组织对此严重后果，必须完全负责！
7月21日：
（面粉厂之战）
长春市面粉厂“公社派”组织的人，几次蓄意挑起武斗，最终将“红二派”的人强行逐出工厂，单独掌握了面粉厂的大权。随即，停止了向全市所有“红二派”掌权单位提供（销售）面粉。
面粉厂“红二派”组织的人向“二总部”求援，希望“二总部”能够派人帮助他们夺回工厂。
“二总部”决定将协助面粉厂“红二派”夺回工厂的任务，交给我“联防区”来执行。由尹大英和阿勇负责指挥这次行动。
尹大英和阿勇组织召开“联防区”单位会议，商定由“农大”、“长师”、“地校”、“电校”和我校各出100人参战。由于“长师”的情况特殊，（校里大多数是女学生），所以对“长师”的参战人数不限。
我校的100人分别从四个支队抽调，每个支队25人。因为阿勇要指挥“联防区”队伍作战，我校的队伍由我和刘兵带队。小候和夏雨也要参加，被我阻止了。我对他俩说，这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旅游。我答应他俩，一旦有机会，一定让他俩出去见见“世面”。
老景、大海、小乙、小宪，随“六三”支队参加行动。我特意叮嘱他们，一定要相互关照，尤其嘱咐老景、小乙、小宪三个人要格外照顾大海。
午夜零点，各参战单位的队伍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进入各自的预备攻击位置，埋伏待命。（我方所有参战人员的左臂上，一侓扎上一条白毛巾，作为标志）。
零点二十分左右，阿勇派人给我送来两名面粉厂“红二派”的向导，并通知我零点四十分准时发动进攻。
按照预定方案，我校负责攻打后门；“农大”和“长师”负责攻打正门；“电校”和“地校”分别负责攻打两翼。攻击和占领的重点，定为磨粉一、二车间。
零时四十分，指挥车的扩音器里，准时传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声。（这是实施攻击的信号）。顷刻间，面粉厂院墙外的四周，同时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各参战单位的队伍，同时向面粉厂的大院发起攻击。
我校的队伍在向导的引领下，刚刚冲进大门，面粉厂的办公大楼上，突然警报声大作；于此同时，面粉厂院墙四角上的探照灯和悬挂在两个厂房顶上的十几只高瓦度灯泡，同时亮了起来，把面粉厂的大院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时之间，进入大院的各路攻击队伍，统统暴露在灯光之下。“公社派”的人也随之出现在办公楼的各个窗口和磨粉一、二车间的屋顶上。眨眼间，砖头、瓦片、石头...如同雨点般砸落下来。看情况面粉厂“社派”的人早有防备，一定是有人事先走漏了消息。
借着灯光，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见他们防守的人数，绝不少于五、六百人，从着装上我发现里面肯定有厂外的援兵。对方不但居高临下，而且“弹药”也十分充足。厂房的房顶上码着大堆的砖头、瓦片、石头、滚木，还有一大堆废旧暖气片。看来“公社派”的人是下了死守的决心。反观我方参战人员尚不足500人，并且手里只有棍棒之类，明显处于下风。如果是打一场“突袭战”还算可以，而打这样的“攻坚战”确实难乎其难，胜算亦微乎其微。
由于对方的“火力”太猛，我让身边的老景、小乙、小宪等人迅速分头通知我方人员，不可冒然进入对方的“火力”范围之内。
我让刘兵照顾一下队伍，我要去关照一下阿勇。我到了指挥车，阿勇不在。尹大英说他到前面去了。我谈了对“战局”的看法，大英说他正考虑此事，让我看见阿勇时叫他马上回指挥车，以决定是否休战。
我沿着双方对峙的“前沿”，转了大半圈，也没有见到阿勇。在对方顽强的抗击下，我方各路队伍已经基本停止了攻击。回到我校队伍，我正要问刘兵等人是否见过阿勇时，突然，从磨粉一车间的后大门里，冲出一辆满载面粉的大卡车，呜呜呜的吼叫着，直奔我们的队伍开过来。我急忙呼喊身边的人赶快避让。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那辆大卡车到了我们近前，猛的一个急刹车，停下来。车门一开，跳下个人，奔我们跑来。只见他浑身上下，满头满脸都是白花花的面粉。我身边的老景、大海、小乙、小宪等人，立刻纷纷挺起手中的棍棒，指着那个人，大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 是我。是我。”那个人大声说，我迎上一步，定神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那人竟然是阿勇。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指着那车面粉对我说：“快点派人把那车面拉回学校去。”又对我和刘兵说：“你俩马上收拢队伍，准备撤。我刚才混进去看了，他们早已有了防备，人又太多，这仗没法打了，一会儿再听见‘下定决心...’的“语录歌”时，就立刻撤退。”
阿勇走后约15分钟，指挥车的喇叭里就传出“下定决心，...”的歌声，我立刻和刘兵带着队伍撤出了面粉厂。其他单位的队伍也在同一时刻撤了出来。
此役，由于战前保密工作出现漏洞，至使对方严密布防，最终造成我方战斗失利。并使我方五、六十人负伤.“长师”造大学生任天甲，在对方的第一次反击中，被一组暖气片砸中头部，当场死亡。
7月23日：
“长师”举行“任天甲‘烈士’追悼会”。
“联防区”单位均派人参加。
我代表校“兵团”送去花圈和挽幛，并带去200元“慰问金。
任天甲，“长师”三年级学生，品学兼优。家住外五县乡下，入校前已婚，一子，刚满2周岁。妻子22 岁，几次丧痛晕厥，难以自制。父母均年事已高，闻听噩耗，双双昏倒，卧炕不起。“长师”备棺，送其魂归故里.....
7月26日—29日： (‘工大’——‘战役’）
7月26日，“红革会”、“二总部”动员了数万人的“兵力”，决心将“长春公社”主要据点之一的“吉林工大”彻底占领，然后，交还给“工大”的“红二派”。从而给“长春公社”以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从战役开始的第一天，“红二”就对“长春公社”的另一处主要据点“地院”，进行了战略性的包围，以防止其对“工大”的“社派”进行增援。
战役的第一阶段,(头三天)，“工大”的“社派”从其它渠道增加了一部分援兵，进行拼死抵抗。双方在外围（以‘工大’校园栅栏分界）进行拉锯战，双方你进我退，未见胜负。
这一阶段“红二”主要采用了车轮战术，不舍昼夜，轮换使用兵力，对“工大”的“社派”进行轮番攻击。意图在精神和体力双方面，对“工大社派”的人，进行消耗。
7月29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红二”在前三天使用总兵力的基础上，又增兵近一万人，准备对“工大”实施一次强突击，（发动总攻）。
战役的第一阶段，我校“兵团”作为预备队，没有参战。
29日早晨8点钟左右，阿勇（一直在‘工大’前线参与指挥），赶回学校，带来“二总部”的指令，通知我“兵团”派人参加对“工大社派”的总攻。
我“兵团”接到指令后，立刻进行参战的准备。决定“六三”、“六四”、“六五”、“教工”四个支队（除了女同志、老、弱、病及留守人员以外），全部参战。
老卞提出他要带队去，我考虑到尚不知此次参战要多长时间，前方的给养供应十分重要，就说：“你和小候在家留守吧，把前边的伙食弄好点，保证按时供应，我们这800多张嘴可就靠你们俩个火头军了。”
上午10时左右，我和刘兵带队赶到“工大”校园。“工大社派”的人由于连续战斗了三个昼夜，早已经是疲惫之师。在我方后备援军的有力攻击下，正节节败退。我“兵团”到达时，外围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工大”与“305”所之间的马路上，扔满了砖头、瓦片、和大大小小的石头。“工大”校门口，高大的牌楼也被我方人员用燃烧瓶击中，正熊熊燃烧。牌楼两边的栅栏后边，尚有“公社派”的小股部队（约20多人），在那里凭着栅栏负隅顽抗。我大军已经“兵临城下”，那些“公社派”战士的顽强战斗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这时候，我的耳边忽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发动机声，其中还夹杂着重金属片摩擦、撞击时发出的哗啦声。循声望去，就见“工大”校园一幢大楼的后边，驶出一辆“坦克车”来。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辆用履带式推土机改装的“坦克车”。驾驶室的四周都焊着厚厚的钢板，上面排列着一些鸡蛋大小的孔洞。那辆“坦克车”后面，跟随着四、五十个人，手持扎枪、棍棒，呐喊着向这边冲过来。
“坦克车”后面那四、五十个人，我并没有放在眼里，我在想那辆“坦克车”该如何对付？突然间我想出了一个办法。立刻让刘兵从队伍中挑选出二十几个手中持有粗铁棍和铁管的人来，分成两队，我准备等那辆“坦克车”开过来以后，用优势兵力绕过“坦克车”，迅速将那四、五十人击退，然后这两队人，用铁棍和铁管从两侧同时插进“坦克车”的导轮和履带中间的缝隙里，别住它的导轮使它动弹不了，“坦克车”也就成了“死老虎”。驾驶室里的人也只好乖乖的当俘虏了。
我立刻将我的办法，布置给刘兵找来的人。我刚刚布置完，那辆“坦克车”已经冲到“工大”的大门口，那座仍在燃烧的牌楼下方。这时候，还没等我们的人动手，就见铁栅栏外右侧一片小树林里，突然冲出来四、五个手里拿着“燃烧瓶”的人来，（他们是先于我们到达的‘红二’的援兵，牌楼就是他们点燃的）。他们冲到距离“坦克车”约十余米的地方，把手中的“燃烧瓶”同时砸向那辆“坦克车”，“轰”的一声，那辆“坦克车”立刻被一团烈火吞没，熊熊燃烧起来。由于情况发生的太突然，使得跟随在“坦克车”后面的人，一时间竟都楞住了。少顷醒过腔来，一些人见事情不妙，回头就跑，另一部分人欲冲上前去施救，这时候，我乘势大喊了一声：“冲啊——”，带领我校“兵团”的800多人，一起呐喊着冲上前去。那些人见状也吓得连忙调头跑掉了。
这时候，从燃烧的“坦克车”里，忽然传出一阵惨烈的救命声。我让刘兵带着队伍继续乘胜追击，我带着老景、小乙等人跑到“坦克车”跟前，就见车门被人从外面用一把锁锁住了。里面的人成了“瓮中之鳖”。我立刻从身边的人手中要过一根铁棍，只几下子就将锁头砸碎，锁头掉落的瞬间，门被从里边撞开，一个“火人”嚎叫着扑出来，滚落到地上。我立刻和几个人脱下衣服，一起扑打那个人身上的火，火扑灭时。我见他的头发全都烧焦了，脸上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泡，双手全脱了皮...疼得他浑身发抖，不停的哀叫。我赶紧叫人喊来随队的医生，她们跑过来，看了那个人一眼，说：“咱们没有治烧伤的药，得赶紧送‘208’医院。”我马上安排了两个人，领那个人去后面找我校的汽车，送他去医院。
我带着几个人去追赶我“兵团”队伍的路上，碰见我方的一队人，押着20多个“社派”的俘虏迎面走过来。我发现走在最后面的一个瘦高个俘虏，左侧的脸部和脖子上都负了伤，血顺着左臂和左腿流下来，连左脚上的白球鞋都被血浸透了，身后的路上，留下一串殷红的血脚印。
我叫住他，让随队的医生和护士赶紧给他包扎伤口。我看见那些俘虏里面有三、二个女学生模样的人，心想：‘社派’这些混蛋，怎么把女人都派出来打仗了？我问身边押解他们的人，要把这些人押到那儿去？他说，要押到省委去。（那里是‘二总部’办公室所在地）。
这时候，“工大”校园外围的战斗已告全部结束。“工大社派”的人此刻也已经全部撤进了校园内的主楼里。“红二指挥部”，随即下令对“工大”的主楼进行全面包围。同时用战地指挥车大喇叭，向固守在主楼的“社派”下达了“最后通牒 ”，限令他们放弃抵抗，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无条件投降。
我们几个人，在指定的合围点上，找到我“兵团”的队伍。我和刘兵领着医生和护士，对我“兵团”的人员检查了一遍，发现共有10几个人带伤，其中，“六三”支队 的孙革受伤最重。上唇和脖子均被“气枪”射中。门牙被打掉了一颗，上唇和脖子右侧均有一处伤口，经过包扎处理后已无大碍。其余人员均为轻伤。
我“兵团”队伍距离前方“工大”的主楼，约有100米。此时，我方各路队伍均磨拳擦掌，持戈以待，等候“指挥部”下达最后的攻击令。
很快，“红二指挥部”派人送来通知，让各单位的队伍抓紧时间进行休整。为了减少攻击主楼可能造成的伤亡，“指挥部”正在考虑制定具体的攻坚方案。同时还听说要调来挖土机和大吊车，用挖铲或吊锤对“工大”的主楼进行破击后，再由地面部队进行强攻。
这时候，“工大”主楼的扩音器里，突然传出一阵急切的呼救声：“‘3009’部队、‘7311’部队，‘红二鬼子’一小撮人，正在对我‘工大’红卫兵，进行野蛮的围攻和屠杀，强烈呼吁亲人解放军立即阻止‘红二鬼子’的野蛮暴行...”。“工大社派”那个播音员的声调，一忽儿十分高亢激昂，一忽儿又变得无助和可怜，引得包围的队伍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
下午1时左右，老卞和小候带着两辆大卡车，给我“兵团”参战的人员送来了午餐。午餐很丰盛，有香肠、面包、肉包子、绿豆粥、咸鸭蛋，还有几十箱苏式瓶装饮料“葛瓦斯”。
“兵团”的“战士”们拿到食品和饮料，各个兴高彩烈，有人还冲着“工大”主楼的方向，举着“葛瓦斯”瓶子，大声喊叫：“喂——‘工大’的‘黑蛇’们，下来一块儿会餐呀...”
我让夏雨领几个人，抬着饮料箱给“红二指挥部”也送去一些食品和饮料。
老卞和小侯送来午餐后就回去了。走时，把孙革和四、五个伤员随车带了回去。
傍晚时分，天下起了小雨。“工大社派”的人仍在不停的向“3009”和“7311”解放军部队呼救。
这时候“红二指挥部”调来了两台挖土机，准备对“工大”主楼进行“破击”。阿勇从“指挥部”赶回来找我，要从我“兵团”抽出200人，随同挖土机一同进至前沿，对实施“破击”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掩护。同时规定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歌”为出发的“信号”。
我和刘兵商量了一下，决定从“六三”和“六四”支队各抽100人，参加掩护行动。
当战地指挥车上的大喇叭里响起“下定决心...”的歌声时，两台挖土机立刻轰鸣着驶向“工大”主楼的大门。我“兵团”的200人亦分成两队，每队分别掩护一台挖土机，同时跟进。
“工大”主楼正对大门约30米的地方，停着一大排汽车。当我方的挖土机驶到那排汽车跟前时，“工大社派“的人似乎觉察到了我方的意图，接连从大门上方的两个窗口扔出五、六个燃烧瓶，那排汽车中的三辆大卡车被击中，三股浓烟夹裹着烈焰冲天而起。“工大社派”的人，企图用燃烧的汽车形成的火墙，档住我方的挖土机。
与此同时，“工大”主楼上扩音器的呼救声，变得越加急迫起来：“‘3009’、‘3009’...‘7311’、‘7311’...请求亲人解放军，立即阻止‘黑二鬼子’的暴行...”
由于燃烧的汽车挡住了挖土机的去路，两辆挖土机都被迫停了下来。
这功夫， 那三辆燃烧的解放牌卡车的油箱和轮胎，被烈火炙烤得接连爆炸，又将两侧的卡车引着。我见刚刚燃着的卡车旁边，停着一辆近八成新的苏式“嘎斯—69”吉普车。一会儿如果也被烧掉，就太可惜了。我立刻喊过老景、小乙等五、六个人，冒着烟火冲上去，把那台吉普车抢了出来。其余尚未烧着的都是大卡车，想抢出来很难，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一辆接一辆的被烧毁。
这时候我方一台挖土机，在“红二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的指挥下，伸开长臂用挖铲将一辆即将烧落架的卡车，横推到了一边，另一台挖土机也将一辆挨着的卡车，横推到另一边。如果再推开两辆卡车，通向主楼大门的通道就将被彻底打开。
“‘3009’...‘3009’...‘7311’...‘7311’...”，“工大”主楼上的扩音器，仍在一声接一声的拼命呼救...
正在这时，“红二指挥部”派人前来通知，让挖土机和掩护部队，立即后撤50米，原地待命。接着，就见从我方阵地那边，跑步过来一队解放军，大约有300多人，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到达那排燃烧的汽车前约10余米的地方停下来，迅速排成两列横队，隔在我方和“工大”主楼的中间。很显然，这队解放军是来制止这场武斗的。
这队解放军来的太及时了，如果他们再晚来30分钟，两台挖土机就将用铁铲把“工大”主楼的大门破开，随之，“红二”的大队人马就将一拥而入，迅速将其占领...
事后，阿勇告诉我，那天带领解放军制止武斗的，是“3009”的一个副政委。如果当时“红二”不听劝阻，继续对“工大社派”进攻，那么“3009”部队还有一个团的人，正在整装待发。
是解放军挽救了“工大”的“社派”，使其免于一场灭顶之灾；也是解放军成功的制止了一场全市最大规模的武斗，亦挽救了许多条可能会因为这场武斗而失去的生命。
8月5日： （二总部）“战情通报”：
8月2日，（XX），XX派组织，武装抢占已经实行军管的(XX）邮电局，引起（XX）市两派发生抢夺邮电局大楼的战斗，至使该楼被焚毁。
同一天，XX派组织，使用武力将另一派组织的人赶过图们江，随即指责该组织“判国暴乱”。
8月4日，XX派组织，使用枪支和弹药，把另一派组织的数千名干部和群众，围困在（XX）医学院和（XX）医院里。并且实施了多次爆破和强攻，造成伤亡上百人的流血惨案。
这一消息是“红二”的人从（XX）传回来的。我看了这份“战情通报”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从‘工大’战役，我‘兵团’孙革被‘高压气枪’打中后，我就隐约有了一点感觉），冷兵器的打斗，可能很快就要演变成为现代化火器的对决。
我想我应当把我的这一感觉，和“兵团”的其他人交流一下，这一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我还应当让阿勇去了解一下“红二”领导们对这一情况的看法。
8月8日： （‘八.八惨案’）
今天，是一个最悲惨的日子。
“ 命运袭来你无处可逃。”我忘记了这是哪位哲人说过的一句话？
今天8.30分，“红革会”和“二总部”要在人民广场银行大楼门前，联合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一周年。会后还要游行。
“二总部”指定我联防区，出动六台汽车和200人，担任庆祝大会和会后游行的警戒任务。
“农大”由于距离市内太远，决定单独在校内召开庆祝会，不再参加“红二”的统一行动。“长师”在面粉厂战斗中任大甲阵亡，使大多数人至今心有余悸，已经无法再担任警戒任务。
最后商定，我校出四辆车和140人，“地校”和“电校”各出一辆车和三十人，组成警戒车队。
我校决定“六三”、“六四”、“六五”、“教工”支队，各出35人，按顺序每个支队乘一辆车。警戒车队由我统一带队。
早饭时，我在食堂看见小候和夏雨，我问他俩:“今天要给庆祝大会担任警戒，你俩想不想去？”小候犹豫了一下，夏雨很高兴，在旁边抢着说：“去，去，我们去。”
我告诉他俩，7.30分在校门前集合。7点整我校的四辆车准时停在校门前，各支队的人开始陆续上车。老景早早的就钻进了“六三”支队头一辆车的驾驶室里。这小子每次乘车时，最能抢位置。7点30左右，小候和夏雨来了。我让老景从驾驶室里出来，到车箱上去，把里面的座位让给夏雨。我把一面“二总部.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的大旗让他在头车上打着。小候随后上了“六五”支队的第三辆车。我看见小候没有戴安全帽，就把自己的头盔摘下来给了小候。
7点40分，“地校”和“电校”的汽车和人到达后，我校的四辆车在前，“地校”和“电校”的车随后，一起向人民广场方向出发。
我们的车队从斯大林大街南口进入人民广场，“红二”庆祝大会的会场在广场北口的西侧。我们的车队行进了不到半圈，就见广场北侧入口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正在路中间燃烧。看情形刚刚烧着不久，大股的黑烟翻腾着冲向天空，把广场中间的苏军纪念塔笼罩了。附近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不知道是哪一派的车，因何烧着的。
我带着警戒车队，又围绕广场缓缓的转了两圈。这时候，“红二”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在银行大楼的前脸上，悬挂庆祝大会的横幅。一些参加庆祝大会的队伍也已经开始陆续进入会场。
我把警戒车队沿着会场的边缘排开，组成一条半圆形的警戒线。
庆祝大会于8.30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歌声中准时开始。
上午9时左右，当庆祝大会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来到警戒车队头车跟前，当时，我正站在头车驾驶员一侧的踏板上。那个人扶着自行车，气喘吁吁的对我说：“你们快去看看吧，‘二总部’一个参加庆祝大会的队伍，在大经路汽车公司门前，被‘长春公社’的人截住了。”
我听了，立刻带着警戒车队绕过广场，顺着长春大街往南，直向大经路开去。此刻，我仍然站在头车的踏板上。距离大经路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开车的姜师傅对我说：“你到车箱上面去吧，站在踏板上太危险了。”
我便攀着前车箱板，进到车箱里，站在左侧边上。头车一驶上大经路，我立刻看见长春大街和大经路交叉路口的北侧马路上，黑压压一片都是人。路口上的人排着四路纵队，每个人的头上都翻戴着军帽，手里握着长矛。旗帜上写着“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兵团”的字样。是“兽大色团”（‘长春公社’所属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兵团’）。“红二”的人称他们为“兽大色团”是“长春公社”里闻名的打手和武斗干将。我扭头向南边看了一眼，见南边的马路上空无一人，立刻弯下腰探头冲驾驶室里的姜师傅喊了一声：“向右拐，小回。”不知道姜师傅没有听清楚，还是听错了我的话，竟左拐头直冲着“兽大色团”的人开过去。
当头车刚刚开进人群时，我看见一些“公社”的人冲着我们的汽车一边鼓掌，一边欢呼，他们可能看见了老景打着的大旗上有“东方红”的字样，误以为我们是“东方红公社”的人（‘长春公社’的盟友）。为了麻痹他们，我也和车上的老景、小乙等人，对着车下的人鼓起掌来。由于马路上密密麻麻挤满了“公社”的游行队伍，所以姜师傅一边急按着汽车喇叭，一边让汽车“划着龙”向前冲。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人躲避不及，我眼见一个人被碰倒后，卷进了车轮底下...“长春公社”的人很快就醒过腔来，（可能是头车老景打着的大旗上‘二总部’的字样，使我们漏了马脚），立刻有几个人轮着大片刀，挺着长矛向着我们头车的驾驶室和车轮猛砍、猛刺起来...
由于我们的头辆车出现的太突然，使得“长春公社”的人措手不及，才使头辆车很快从“长春公社”的游行队伍里，闯开一条路冲了出来。就在头车从“长春公社”游行队伍里向外冲的时候，我看见“公社”的人，已经捣毁了汽车公司大楼的大门，正向汽车公司的楼内猛攻。汽车公司楼上“红二”的人不断向楼下抛着砖头、石块...马路上躺着几个被砖头、石块打倒的人...
我们的头一辆车驶离“长春公社”游行队伍150米左右的时候，我让姜师傅停下车。回头望去，汽车公司门前那条马路上，人声鼎沸，尘土飞扬...转眼之间，就见第二辆车也冲了出来，接着，第三辆也出来了，之后，却不见四、五、六三辆车的影子。大约一、二分钟之后（尽管只有短短的一、二分钟，可我却觉得那一刻是那么的漫长。）我终于看见第四和第五辆车相继冲了出来。可是仍然没有见到第六辆车。
这时候，“六四”支队有人跑来报告，车上有人被“弹簧枪”射中，负了重伤。这时候，刚刚冲出来的两辆车到了跟前，其中一辆是“电校”的车，另一辆是“地校”的车，车上也有人中了“弹簧枪”。我这才发现，尚未冲出“长春公社”游行队伍的那辆车是我校“兵团”“教工”支队的第四辆车。我猜想那辆车一定是被困住了。已经出来的五辆车，除了“六三”支队的头车没有人受伤以外，其它四辆车上均有人负伤。我让他们立即开回省委大院，并让夏雨跟回去，找“二总部”办公室的人安排救护车把伤员送医院。我和第一辆车的人暂时留下，再等一下“教工”支队的车。
大约又过了二、三分钟，就见一些人从尘土弥漫的马路上，向这边飞奔而来...“看，是教工支队的人。”
“那不是开车的李师傅吗？”车上的老景和小乙等人喊道。李师傅跑过来说，他开的车不到20米就要冲出“长春公社”游行队伍时，两只前轮胎被“公社”的人用扎枪扎破抛了锚，车上的人乘着混乱，纷纷跳车逃跑，他们从这边跑了出来，还有一些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和李师傅一块跑过来的20多人上了车以后，我们又等了大约五、六分钟，见再也没有人出来，便开车直奔省委大院。
我们的车进了省委大院，在“二总部”办公室门口停下来，就见“地校”的车上，有五、六个人，正小心翼翼的向汽车下抬着一个人，他是“地校”一名姓刘的学生，被一根“弹簧枪”洞穿了右胸，胸前后背都支露着一米左右长的枪杆。我“兵团”“六四”支队的车上，李岩的右小臂被“弹簧枪”射穿，此时枪杆已经被拔出，夏雨帮着“二总部”的一个医护人员正给他进行处置。同车的张文被一支“弹簧枪”穿透车箱板后，贴着他的后脊骨将他的后背射穿，人还钉在车箱板上。周围有几个人，正用钢锯锯着张文背后的“弹簧枪”杆。“二总部”办公室主任江姐（‘师大造大'的三年级学生，绰号‘老佛爷’，我们平时都叫她‘江姐’）。正站在办公室的台阶上，怒骂着“长春公社”的人。我顾不上和江姐打招呼，立刻和老景、小乙等人跳上“六四”支队的车去帮忙。张文后背上的“弹簧枪”杆很快取了出来。我跳下车，夏雨也随着下了车，我俩一起走到“六五”支队的汽车前，小侯迎面走来，我见他一脸汗水，就问：“你怎么样？”小候笑着说：“我挺好的，没事。”说着就伸手去摘头上的钢盔，摘了两下，没摘下来，感觉眉间处发痒，用手一摸眉间，支出一个尖头来，还挺硬，感到后脑也有点发麻，就让夏雨給他看看怎么回事。夏雨绕到小候背后看了一眼，突然惊叫一声，脸色煞白，一屁股坐到地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我见状立刻也到小候背后，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就见他脑后钢盔上扎了个洞，露出一段扎枪头来。我怕小候紧张，没敢作声，立刻拽着他，向停在“二总部”办公室门口的救护车快步走去。我让夏雨扶着小候坐进救护车，我急忙把老景喊过来，让他把车队和人员带回学校，然后我坐上救护车直奔“208”医院。
一到医院小候等人立刻被送进手术室。我坐在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脑袋嗡嗡作响，心里悠然欲呕，刚刚过去的情景，仿佛一场恶梦，在我眼前不断的闪动，此刻我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那些只有在电影镜头里才会有的场景，怎么会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呢？这一刻，我才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和领教到了“武斗”的真正含意，和它的残酷。那些刚刚发生在我眼前的惨烈景象，对我心灵震撼的程度无以复加。是我害了小候，如果不是今天早晨我在食堂里的一句话，他怎么会遭此劫难？万一小候有个三长二短，我将遗恨终生，也将再无颜去面对他的父母和亲人。
我和小候是因诗相识的。夏秋之季，早餐前，晚饭后，我们经常相约到学校附近的公园里去读书和讨论诗稿。我们谈诗、谈文学，谈涅克拉索夫、普希金、海涅、托尔斯泰、高尔基、海明威、和鲁迅...小候意气风发，才思敏捷，我觉得他一定能够实现他的理想，成为一个诗人或者作家。小候的家住在郊区的农村。我去过他家里几次，他上有两个姐姐，他是家里的老小。家中三间草房，周围是高大的杨树，村前一条清亮亮的小河。雨季涨水，河水漫出河床，二、三斤重的鱼，会游到田地的垄沟里，连村前的草甸子里都是鱼...我和他一道锄地、割草、捉鱼，在地头上笼火烤青包米...尽情的享受田园生活，痛快的呼吸乡间的清新空气......可现在，一根扎枪头竟穿透了他的脑袋...此刻我真的愿意代替他，宁肯躺在手术室里的那个人是我。此时夏雨也懊悔莫及，坐在那里默默流泪。
下午3时许，经过近5个小时的手术，小候终于被推出手术室。医生说，小候暂时尚无生命危险。那根扎枪头不偏不斜正从他左右两个脑半球中间穿过，哪怕再向任何一边偏上一毫米，他就没命了。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奇迹！此前，我不曾流过一滴泪，听到这个消息，却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李岩、张文和“地校”等人的手术也都很顺利。从当天开始，夏雨就留在医院护理小候他们。
晚上我回到学校，听老卞说，“教工”支队的人，除了高辉老师以外，已经全部归队。听说高辉老师跳车时，大腿受了伤，可能被“公社”的人抓去了，还有人看见，高辉老师被“公社”的人砍了两刀。
我和老卞都为高辉老师担起心来，可是一时也想不出怎样去找高辉老师的办法。最后，决定去找军宣队的李连长，让他通过“长春公社”那边的军宣队，打听一下高辉老师的下落。李连长立刻登车去了“长春公社”的总部“地院”。
晚上9点钟左右，李连长回来了。我和老卞正在“兵团”办公室里等着。李连长说，他通过军宣队，了解了“长春公社”今天所有参加游行的单位，都说没有抓“二总部”的任何人。
这时候，“兵团”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夏雨从“208”医院打来的，夏雨说，高辉老师现在在“208”医院，是“汽车公司”“红二”的人送来的。我和老卞立刻驱车赶到“208”医院。原来高辉老师跳车啊，脚在车厢板上绊了一下，他从车上摔下来，把一只膝盖摔伤了，被“公社”的人看见，两个人冲他跑过来，一个人照着他的脑袋打了一棒子，他本能的一躲，棒子打在下巴上，当时就脱了臼。另一个人照着他砍了一刀，砍在腮帮上，他感到脑袋“嗡”的一声，两眼一黑昏了过去...“长春公社”的游行队伍走了以后，“汽车公司”的人发现了他，见他还活着，就把他和自己单位的伤员一起送到了“208”医院。医生说，高辉老师的下巴已经复位，右腮上的伤口已经缝合，目前除了有一点轻微脑震荡和进食比较困难，已无大碍。我和老卞商量，再派两个人过来，和夏雨一起护理他们几个人。不管怎样，高辉老师总算回来了，至此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我和老卞回到学校已近午夜零点，躺在床上，我还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听李连长说，“长春公社”的人，今天死了两个，伤了100多个。早晨8点30分左右，“长春公社”的游行队伍从“汽车公司”大楼下经过，“红二”的人从楼上向游行队伍投掷砖头和石块，砸伤了他们许多人。“公社”的人群情激奋，立刻向“汽车公司”的大楼里展开攻击。双方激战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候，我方的警戒车队突然冲进他们的队伍，压了他们的人。此举，越发激起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弹簧枪”原来是攻打“汽车公司”大楼用的，这时立刻调转枪口，向我们的车队发射起来，于是，我们的车队就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靶子。这一切都已经无可避免的发生了，只是还有两点，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一是那个骑自行车向我报信的人是谁？他向我报信的目的是什么？二是当我们的汽车开上大经路，我已经看见“长春公社”游行队伍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长春公社”的人正在向“汽车公司”的大楼进攻。当时我想到不要和“公社”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所以我才让姜师傅“右转、小回”，可他为什么偏偏把车迎着“公社”的游行队伍开过去？姜师傅是经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他绝不可能故意开着车去撞“公社”的人。那又是为什么呢？
想到这里，我躺不住了，起身去问姜师傅。姜师傅是一个具有坦率秉性的人。他说他听到了我让他“右转、小回”的话，他所以把车开向“公社”的游行队伍，是因为他看见我们的头车离“兽大色团”的人已经不足30米，如果我们“右转”“兽大色团”的人就会发现我们是“红二”的人，后面的几辆车就有被“兽大色团”拦截和攻击的危险，所以他才把车开向了“公社”的游行队伍。他认为这样做“公社”的人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开初，他也看见“公社”的人不停的向我们鼓掌，后来“公社”的人攻击他的驾驶室，他才被迫让车加速并“划龙”，他想以此为后面的车开出更宽的通道。
尽管姜师傅的话似乎没有错，可还是因此而发生了流血惨案。姜师傅的话也丝毫没有减轻我心头的沉痛。姜师傅还说，以他多年开车的经验，他感到他的车是压了人。看得出他面部表情的凝重和懊悔。他没有犹豫；没有辩解；没有推诿；没有否认；很痛快的承认压了人。他无愧于一个当过兵的人。
我想，如果没有那个骑车人前来报信；如果姜师傅当时听从我的话“右转、小回”；如果“汽车公司”的人，没有向“公社”游行队伍扔砖头和石块；如果没有今天的“庆祝大会”；或者，如果“红二”和“公社”的人不在同一天进行“庆祝”，那么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惨案”了。可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一样，人（或人类）之所以在某些灾难发生后，常常设想出许多“如果”来，这是人面对灾难时的一种无奈、无助、可怜和胆怯的表现；直面灾难，直面现实，直面多舛的人生，才是勇敢者的所为和应对灾难的良方。
8月11——13日： “8、8”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8月11日），“长春公社”的一部分人，乘夜袭击了“英俊区武装部”，抢走许多武器弹药。
8月12日又，袭击了“长春拖拉机厂武装部”，抢走了全部的武器弹药。
8月13日，“长春公社”所属的“坦克学校”和几个军事院校“造反派”的人又袭击了“坦克学校”的武器库，抢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长春公社”的人，竟然敢于公开袭击各区“武装部”，抢夺大批武器弹药，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自己，这充分表明了“长春公社”的人，已经不惜一切手段，誓将“武斗”进行到底。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舆论造足了，必然动拳脚，拳脚不够劲，就用棍棒、扎枪、大片刀——冷兵器，冷兵器不过瘾（亦不够狠），就来热兵器。这正如我在8月2日根据图们江畔发生的事件所预感的那样，冷兵器的打斗，迟早要被现代化武器所取代。
“长春公社”的人已经动手了，“红革会”、“二总部”的人该怎么办?难道眼看着“长春公社”武装到牙齿，而自己却无动于衷吗？
8月14日：
傍晚6时左右，阿勇急匆匆赶回学校，立即把老卞和我找到“兵团”办公室，说，今天半夜，“红革会”和“二总部”要组织人去“白虎屯”武器库抢枪。阿勇说，我们最好多去几辆车，多去一些人，尽量多抢，最好能把“兵团”的人全部武装起来。
由于小候这两天连续高烧，“208”医院让我们去一个人研究一下治疗方案。因为我一会儿要去“208”医院，老卞决定和阿勇一起带三辆车50人去“白虎屯”。
当天晚上，我从“208”医院回来已经近半夜了。
零晨3时许，老卞和阿勇他们回来了。老卞说，这次“白虎屯”行动“红二”去了几十台车和近千人。我们虽然去了三辆车，但是由于不熟悉武器库内部的情况，所以没有拿到多少武器。老卞和阿勇领人往小会议室搬运武器的时候，我做了记录。共有：捷克式轻机枪5挺，苏式转盘机关枪2挺，苏式冲锋枪5支，苏式步骑枪30支，美式“汤姆”冲锋枪一支，美“30”步枪一支，驳壳枪二支（长、短苗各一支），迫击炮二门（没有炮弹），各种弹药12箱。武器太少，装备一个支队都不够。而且几乎都是二战时期老掉牙的武器。
我当即试了一下那支长苗驳壳枪，试了3发子弹，只打响了2发。我查看了一下，不是子弹的问题，是撞针顶尖老化变短了。我开玩笑说，这样的家伙打家雀还凑合。阿勇说，他再去想想办法，看还能不能再搞一点武器。
8月15日：
今天一大早，“地校”的红卫兵头头小崔就来找我，要用他的一只“五.四”式手枪，换我们一挺轻机枪。
我说：“你小子做梦娶媳妇呐？”
小崔嘻嘻笑，说：“媳妇没想，就想‘机关枪’了。”
我说：“听说你们昨晚儿也去‘白虎屯’了，为什么不自己搞？”
“别提了.”小崔说：“去的人太多，我们的人少靠不上前。后来我们从天棚上跳进去，好容易抬出了一箱手枪。”
我说：“你们抢了一箱子手枪，想拿一只换一挺机关枪，太抠门了吧？”
小崔苦着脸，说：“大哥呀，箱子里就12只手枪，没等到家就抢光了，这一支还是我强留的呢。”又说：“万一‘公社’的人来攻楼，就12只短家伙，大哥，你说这大楼我怎么守？”
我说：“行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换你一只吧，不然到时候我还得替你去守楼。你小子可捡了个大便宜。”
小崔连连称谢，扛着一挺轻机枪，乐颠颠的走了。
8月16日： 上午10点多钟，阿勇来找我，说他已经采好了一个点，可以搞到武器，让我准备二台车，组织20个人，今晚10点取货。“取货？”这小子怎么说的这么轻松。
我问：“什么地方，安全吗？”
阿勇凑到我耳边上说：“三道街，老天主教堂”
“那不是‘南关区武装部’吗？”我说。阿勇冲我点了点头。
夜里10点正，我和阿勇领着两辆卡车和“六三”支队的20个人，准时悄悄的来到天主教堂墙外的一个胡同里，这里是南关区武装部的后院墙，没有住户，安静又隐秘。二辆车一前一后停靠在一扇大窗户下。阿勇用一根剥树皮的铁铲，轻轻一撬，窗户就开了。按计划阿勇和10个人进里面去搬武器，我和10个人在外面接应。
不到10分钟，阿勇就领着人把武器从窗户里递出来。我和外面的人接过武器后直接装车。不到30分钟两辆车就几乎装满。
回校后我才发现，这批武器虽然数量挺多，但是除了两支“7.62”口径半自动步枪以外，几乎清一色二战遗留的武器。除“7.9”、“9.9”以外，有100多支日本造的“三.八”大盖步枪；五、六支日式“王八”盒子；两支“八音子”手枪；两门小“60”迫击炮，（没有炮弹）；5箱手榴弹；一支德国造“猎狗”牌猎枪；20支小扣径步枪，（体校教练用）。这些武器虽然陈旧，但是（加上头一次搞到的武器）用以“武卫”绰绰有余了。事后我想，这南关区武装部的武器“抢的”未免太容易点了，简直就象从自家仓库里取东西一样。“英俊武装部”、“长拖武装部”、“坦校武装部”尤其“白虎屯武器库”，警戒何等森严？怎么会轻易被“抢”了？那是武器弹药，是“天字第一号”的禁品。哨兵干嘛去了？警卫部队呢？难道这些地方也有人当“内应”，就像我和阿勇等人在“305”所偷喇叭一样？
为此，阿勇向我透露了一些他在“二总部”听到的“内部消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抢夺武器的事件发生，部队对此早有预防。对于现役武器，一是转移到更加秘密的地方，二是死看死守；对于抢夺已属淘汰的武器弹药，力争劝阻。但是有一条，绝对不许对“红卫兵”和“造反派”开枪。如果不是这一条，无论“长春公社”亦或“红二”哪一派都休想抢到一枪一弹。我认为阿勇的话有道理，从我们拿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武器弹药来看，也证实了阿勇的说法。
8月19日： 今天，“兵团”召开常委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会上形成两种意见。我和老卞认为，8月11日以来，“长春公社”的人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连续抢夺了两个“武装部”和一个“坦克学校武器库”，手里已经掌握大量武器弹药。长春市的形势急转直下，变得更加严重和险恶。时至今日，我“兵团”人员有伤无亡，已属万幸，我们早有为“兵团”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的约定，所以，今后应当立足于“武卫”，（这也是我同意抢枪的主要原因），尽量减少或者不再外出执行任务。
阿勇认为这一点很难做到，如果各单位都立足于“保卫自己”，那么“红二”就有可能陷于极大的被动。假如我们的“联防”单位，如“地校”、“电校”、或者“长师”、“农大”...等单位，遭到“长春公社”的武装攻击，我们去不去支援？阿勇这样说，我和老卞觉得这却实是一个问题。最后，达成以下共识：首先立足于“自卫”，绝不主动以武力去攻击任何一个单位。如果“长春公社”敢于武装进犯我“联防”单位，我“兵团”相机而动。同时决定，立即将教学楼和宿舍楼中间，用砖垒上，使两幢楼连接起来，并将一楼的门窗全都用条石垒死，只留一道小门，用20厘米钢板加厚，供人员进出。将现有武器、弹药平均分发给四个支队，将三个支队的人员（教工支队除外），调配到两个楼内住宿，一旦一方受到攻击，可以相互增援。白天，由教工支队分班守楼；夜晚由另三个支队轮换值班守楼。凡参加守楼人员，每晚发一盒香烟，一根香肠，两个面包。我提出应当多储存一些主、副食，以备不时之需。另外，也应当多存一些香烟。阿勇好象突然想起什么，说：“米、面你们负责搞吧，香烟和副食我去办。”阿勇让我给他安排一辆“解放”车和10个精干的人，晚上用。我安排了姜师傅的车和“六三”支队的老陶和小乙等10人给阿勇。
晚上11点多钟，阿勇、老陶等人乘车出发。临走，我问阿勇，怎么半夜去拉东西？阿勇冲我诡秘的一笑，说：“这活儿，就得黑天干。”
后半夜1点多钟，阿勇、老陶他们回来了，拉回来满满一大卡车东西。我打开一楼的一间大教室，阿勇、老陶领着人把拉回来的东西搬进去。
拉回来的东西有：各种香烟（‘飞马’、‘大前门’、‘大生产’、‘北极熊’、‘恒大’、‘迎春’、‘握手’...）30多箱；白糖20多袋；动物饼干5麻袋；面包10几箱；麻圆、蛋糕、花生蘸等5箱；香肠三箱；各种瓶装酒30多瓶；桶装白酒三大桶；各种糖果三袋；还有一些罐头、袋装小菜等小食品...我越看越纳闷，这怎么象副食店搬家呀？就问阿勇：“这些东西你哪儿弄来的？”
阿勇说：“管朋友借的。”老陶在一旁冲我直劲使眼色。
东西搬完，人都散去后，我问老陶，这到底咋回事？老陶对我说，阿勇有一个“红二”派的朋友，是南大副食的经理。是他让阿勇把副食店给端了。他还说，如果我们不端，用不上两天，“公社”的人也会端。莫不如把人情送给我们。老陶还说，今天晚上，阿勇的朋友和一个更夫值班。我们把门敲开后，立刻亮出枪，把他们两人“请进”值班室，用大被将两人蒙到床上，又假戏真做，割断了电话线。最后，还留下一张借条，上写着：“今因革命需要，特借南大副食店副食品若干，待革命胜利后，加倍奉还。”临走，还向天上放了几枪。老陶说时，眉飞色舞，不停的笑。
8月20日： 今天，我们去“208”医院看望小候、高辉老师等人，小候的伤情反反复复，前几天的高烧终于退了下来。现在 有时头疼的挺厉害。医生说，可能由于脑血管受凝血块压制造成的。症状消失最少也要1——3个月。由于有夏雨在身边照顾，小候的精神挺好。
高辉、李岩等人的情况比较乐观，再有10天半月的就可以出院了。“地校”的刘同学恢复的也挺好，我们也给他带了一份慰问品。
在小候的病房里，我意外的见到了“打工大”那天，我和老景、老陶等人从燃烧弹烧着的“坦克车”里救出来的那个“坦克手。我进屋时他正在和小候聊天。他看见我立刻站起身，冲我鞠了一个躬，并说：“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一时愣住了，不知道眼前这个陌生人，为什么 向我鞠躬道谢。听了小候和夏雨的介绍，我才知道，眼前这个脸上涂着药膏，双手和小臂上缠满绷带的人，就是“ 工大”那个“坦克手”。
我问他：“你还好吗？”
“我挺好。”他说：“脸和手臂上的烧伤都快好了，再住一些日子就可以出院了。”又说：“我现在和小候已经是朋友了。过几天出院后，我先不回‘工大’，直接回山东的家里去休养。”
我说：“好哇，祝你早日康复。”
我把夏雨叫到门外，从口袋里掏出“八音子”小手枪，让夏雨看。“手枪？”夏雨惊异的问：“从哪儿弄来的？”
“在路上捡的。”我说。
“骗人。”夏雨说：“马路上能捡到手枪？”
我问她：“喜不喜欢？”
“喜欢呐。”夏雨说：“能送我吗？”
我说：“因为你护理小候他们有功，就送你了，全当犒劳吧。”
“真的？”夏雨高兴的象个孩子似的，说要拿给小候去看，乐呵呵的进病房去了。
傍晚，刘兵找我，想要几支“小口径”教练枪。
我说：“那玩艺儿只能打家雀，要它干啥？”
刘兵说：“大张他们想用那枪练射击。”
我知道大张已经离开“群专”回“六四”支队了，就从枪库里给六兵拿了六支小口径步枪和200发子弹。
将近半夜时，刘兵来敲门，开门一看，刘兵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狗肉。
“这是从哪儿弄的？”我问。
刘兵笑嘻嘻的说：“‘闻见狗肉香，神仙也跳墙’，问那么多干啥，吃就是了。”
已经睡着了的老陶、老景、大海等人，都被刘兵的大嗓门吵醒。一听说有狗肉，立刻都从被窝里爬出来，搬桌子；拽凳子；端碗、拿筷子。大海跑去仓库，拿了几瓶酒，和香肠等食物。我让刘兵在这里喝点，刘兵说大张他们还在等我，要了两瓶白酒，拎着走了。
8月21日：
今天早晨，我听说昨天大张等人拿着小口径步枪，跑到乡下打狗去了。刘兵昨天夜里送来的狗肉，就是大张他们打来的。打了四、五条狗，闹腾了一宿。有人还把狗脑袋用狗肠子拴上，从窗口挂到楼外去，从四楼当啷到二楼，血乎啦的，挺吓人。住在学校附近的老百姓，围在大门口看热闹，向学校大楼上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和老卞找刘兵，让他劝劝大张等人，把狗头和狗肠子拿下来，今后也不要出去打狗，老农民养一条狗不容易，再说总往外面跑，也容易出事。谁知道这帮小子不再去打狗，却天天晚上开着车，在学校附近的垃圾堆上打猫，一次能打10几只。刘兵或大张，隔一天晚上就给我们寝室送来一大盆炖好的猫肉，老陶、大海、小乙等人乐坏了，隔两天就大吃一顿。猫肉挺好吃的，肉细嫩，和兔子的肉在口感上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吃上了瘾，也不管猫是什么‘七仙女’变的，有“九条命”的传说，老陶、小乙等人也拎上小口径步枪，夜里出去打猫。
自从阿勇和老陶等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卡车副食品以后，大海每天早晨就不再去食堂打饭了，早上一睡醒，立刻管我要一塘磁盆动物饼干，再抓上两大把白糖，用开水一泡，权当早餐。吃到后来，把味觉都吃失灵了，每天早晨吃完白糖泡饼干后，总是自言自语的说：“这白糖泡饼干，怎么不咋甜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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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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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9 02:44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