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一片茫然，中国诗人在一些重大事件面前大面积地失语，失声，逐步渐模糊和丧失了诗性正义的立场。在今天，我不禁要问，我们的自由诗歌理想在哪里？
20世纪20年代，美国作家、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逃往欧洲，他于是在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随后，他也像众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成为 “失落的一代” 中的一员。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1989－2009”，我们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这20年中成为“失落的一代”。如今，20年过去了，当年热血沸腾的充满社会正义与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
当代中国诗人的意识形态的激情缺失与群体性精神逃亡现象，一直没有引起文化批评界的足够重视，更没有引起诗人们身身的觉醒与反思；相反，中国诗人回归传统诗学的自恋情节却在不断上升。这种现象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全球现代性诗学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国传统诗学的自恋问题。1966年至上世纪末，中国又出现了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诗人，其中以林昭、食指、黄翔、北岛、昌耀、廖亦武、贝岭、京不特、黄梁、黄灿然、李笠、姚风等重要诗人。21世纪初，新一代具有独立意识的诗人在70后诗群中产生，比如朵渔、孙磊、廖伟棠、沈浩波、陈家坪、蒋浩、赵卡、黄礼孩、杨典、杜撰、徐淳刚、吴季、方闲海、曾蒙、张杰、李建春、余丛、育邦、贾冬阳、江非、霍俊明、广子、胡应鹏、花枪、阿尔、巫昂、吕约等，这一群不可忽视的70后诗人，正在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诗歌的中坚力量，同样这种诗歌理想与自由精神，在60后与80后诗人中也得到了体现，只是他们的诗学理想与反抗精神没有这一群70后诗人如此突出，来得如此迅猛。
为什么70后诗人中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敢于担当，敢于批判现实社会的独立诗人呢？这无疑与这一批诗人成长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有较大关系，与70后诗人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与诗歌困境有重要关系，正是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与诗学背景，让这一批70后诗人开始觉醒，自觉地在汉诗现代性言词中背负与消解时代的诟病与顽疾。作为个体的诗歌写作者，我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与感召。
如今，当我们反观中国当下的日常社会文化与消费文化时，我们已经深深地发现，流氓文化、痞子文化、媚俗文化已经充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精神病人或者一个变态狂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大众娱乐的明星，比如眼神充满恐惧的犀利哥被改造成了“中国时尚先生”，相貌奇特的凤姐一夜之间变成了前后五百年无人能敌的“文化先痴”；电视娱乐走秀的马诺、闫月娇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当下性文化的“肉色符号”……，正如批评家朱大可所言，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上演着一场宏大的流氓盛宴。如果说，这种流氓盛宴是一种集体性的“肉体亢奋”，那么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呈现出的对社会道德、文化伦理、人文思想、独立精神的漠视，则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疲软”。作为时代境遇中的诗人，我们无法逃避这种时代消费文化的现代性的诟病，我们必须通过诗人心声与言词，来消解与对抗这种堕落的丧失社会进步意识的低俗文化，这种消解与对抗是否有效，我们应该将它视为诗人的一种诗歌理想，同样我愿意把这种写作上的努力姿态，视为“自由诗学理想”的一部分，现代性“诗学正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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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9 21:35
发表于 2013-6-9 2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