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黄金时代的回归——评《第三条道路》
侯平章
我之所以要说《第三条道路》（第一卷）的出版发行标志中国新诗黄金时代的回归，是中国新诗资源优势在不结盟的大结盟、不统一的大统一、不规范的大规范的原则下进行的整合，是当下新诗实力的充分展示，是思想和审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诗歌文本直抵诗质内部核心的很好彰显，是一个强大的进行新诗实践和研究的群体在诗歌环境日益边缘化荒漠化的背景下，为捍卫诗歌生态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诗歌环保行动。
大量媒体对《第三条道路》一书出版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推介，《第三条道路》于2004年6月5日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后，《法制日报》首先于6月7日进行推介，紧接有中央电视三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新京报》、《人民政协报》、《文学自由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等众多媒体给予《第三条道路》的大力宣传。从媒体对《第三条道路》宣传的积极参与，充分说明《第三条道路》这一让人们接受的文学事实，向人们展示了当今诗域场中的既不归派、也不划类的进行诗歌文本实践和诗歌理论研究的庞大群体的实力。由此可以窥见中国新诗正在从寂寞冷清的边缘化、荒漠化向鼎盛的黄金时代回归。
《第三条道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打破了疆界、流派和主义的束缚与限制，这就更适合和适应于“百花齐放”的方针。从《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所收集作品的作者的地域看，东起上海，西至天山脚下，北边从中俄边境的绥芬河市，南到南海岸边的东莞，覆盖了整个中国疆土，同时，还渗进了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区。作者地域的无垠广阔，也才有诗歌文本内容的无限丰富。从新诗的生态环境来看，诗歌的域场和汉诗式微的处境、诗人和诗歌理论研究者的生态景况都在从边缘化、荒漠化和低谷中回归。从诗歌文本被交流、阅读和交往的范围的广阔，彻底打破了陈旧的“小圈子”、“小社团”、“小集聚”、“小门派”“小主义”的地域界限和人为进行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居”而形成的诗歌交流、交往的障碍和阻隔。营造了从诗歌理论的建构、诗歌文本的创作实践二元高度统一的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包容的、尊重个性的新诗现场。在这里，无论是诗歌理论的大家到诗歌文本的践行者，没有年龄的界限，没有学位的界定、没有所从事的职业的锁链、没有诗艺和风格的统一规定、没有人员性别的歧视和偏见、在作品的收录方面充分体现了“坚持以诗歌理论的创新和突破，诗作的质量和运用语言的技艺上乘，摒弃霸权和霸气”的原则。让人在阅读《第三条道路》的过程中都有一种崭新的感觉和感受，无论从诗建设理论的推陈出新和诗史的理论文献给人参考，还是就诗歌文本的阅读都给人一种阅读带来的愉悦和快慰，给人以越过混沌的智慧启蒙，同时还给人以无期的沉甸甸的思索。这些无不表明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正在从《第三条道路》上走来。
《第三条道路》一书可看到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从靠动力装置进行运动的机械来看，飞机有双翼，火车靠双轨，汽车靠两边的轮子，才使其有不断前进的动力，使其永远保持着活力。《第三条道路》从观念的提出，到全面的诗歌文本创作实践的发展过程中都体现了理论建设同文本实践“二元”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先看在诗学理论的建构上，上个世纪的1999年，莫非、树才、谯达摩的《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第三条道路---兼谈诗歌写中的“不结盟”》、《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诗歌写作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观念。2000年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我的诗学：2000年冬天的思想》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定义等给予了全面的阐述和解读，2002年林童的《当下中国新诗的三个代表：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在比较中凸显了第三道路写作思想的先进性和具备的无限活力。2003年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理论给予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使得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理论日臻完备，随后林童的《第三条道路论纲》、和李祖德的《论第三条道路》更进一步的擦亮了第三条道路上被遮蔽的闪光点。与此同时，四川的胡亮、北京的林韵然、上海的赵思运、江苏的十品、郑州的李霞、江西的庞华、广东的兰马、胡磊等积极参与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建设上来，起到了第三条道路思想理论锦上添花的作用。
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旗帜下，簇拥了活跃在当下诗坛的诗歌文本实践者。他们是华北板块的莫非、树才、谯达摩、林童、海啸、李祖德、温皓然、老巢、简宁、刘文旋、安琪、洪溟、西北龙、楚楚、斯如、卲风华、路也、席君秋、郁葱、李岱松、毛梦溪、车前子、谷禾，华南板块的庞清明、马莉、李明月、卢卫平、方舟、刘汉通、侯平章、梁山剑客、徐晓宏、兰马、郑小琼、司童，华东板块的赵思运、玄鱼、徐慢、十品、汉江、冰儿、吴情水、子梵梅、沈河、姜宇清、罗唐生，中南板块的红杏、老德、庞华、张作梗、严家威、杨晓茅、墓草、张建新、王征珂、仲彦、苍耳、阳阳、讴阳北方，西部板块的凸凹、胡亮、梁平、杨然、柏铭久、喻子涵、杨通、张选虹、娜夜、丁燕，东北板块的刘川、马永波、金辉、杨拓、孙慧峰、阿拜以及海外的汪文勤、姚园、李维、张耳等135位诗人的诗作300多首，可谓洋洋大观。同时还收编有我国目前最活跃的诗评家的诗评34篇。更增大了《第三条道路》的含金量。
为了便于对《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分析研究与阐述，我就《第三条道路》的诗歌实践者进行了如上的地域划分。
长久以来，人们对新诗的指责总是大于肯定。让诗人的名词同疯或者精神病挂上了钩，至少诗人也是个思维不正常的人，要是某人被称为诗人，则是带有嘲讽的味在里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写诗更成为个人背地里的私下活动，在大众之下要是还有人敢宣称自己是诗人，是绝对会遭到一阵急风暴雨的冷嘲和热讽。诗歌的外部环境是越来越荒漠化。如何同外部环境进行抗衡，唯一的就是在内部“清理门户”进行资源整合。《第三条道路》的出版发行就是在“清理内部”各门各派的基础上向外部展示了新诗的实力。打破“圈子”和“异类”，用真正的诗的声音向世界宣布：具有神性和使命感的最先锋的新诗还在，充分显示了诗人涉足的地方随后才有哲学家的考查的功效。诗的这种先锋是任何诗外的学科所无法抵达和取代的。
《第三条道路》在不结盟的大结盟前提下，主张的是致力于新诗生态环境的保护，保护新诗生态是致力和潜心新诗的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从动机效果统一理论来看，《第三条到路》一书的及时出版发行，不但整合了当下中国新诗具有潜质的优势资源，而且在边缘和荒漠的环境里展示了新诗的生机与活力。理论和新诗文本都很好地彰显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光芒。
在新诗回归黄金时代的路上，各闪光芒，大放异彩。尊重个性是《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思想之一。荣格发现，当意识和无意识、自我和本我之间存有良性的互动时，人们感受到自己独特的个性，同时也与人类实存深处无际无涯的经验之洋相通。从而使自己的生活真正地具备创造性、象征性和独立性。荣格将达到这个心灵平衡的过程称作个体化，并认为这是人类所有心理活动都遵循的原则和过程。在第三条道路上走的诗人们也更尊重这样的个体化，才有这些如此各具特色的好诗。
伟大的诗篇，既能昭示人生，又能昭示宇宙，甚至指引我们走入灵视境界。诗人笔下的记忆是脱离了人和时间的，成为一种可具体把握的“独立存在物”，即尽管身体不再存在于过去那个真实的时空中，但记忆仍然存在于寰宇，而它倒过来又证明了诗人的存在。莫非的《大觉寺》在他充满智慧和哲思的具备强烈思辩性的语言中表现了一个永恒的意象。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对距离美的神秘向往。这样神秘的向往不因季节的变化而更改。“雪化不化是一样的，太阳上升 太阳下落”一样的永恒。《大觉寺》就是宠辱不惊的大智若愚。他的《突然的光》给人一种难得的渴望，让人在跌落中徘徊。诗句“有一阵鸟儿飞走。在我心里 有一阵化不开的冷，有一阵”就是这样的感觉。同时有种清楚的距离感，“点亮木柴，却看不见你的容颜”。这是一种被拉开的距离。另外“人潮中涌动的人 多么热闹，这春天的下落，转瞬即逝”在热闹喧嚣里的失落，叹的是时间流逝的无情。大觉寺和春天在诗里都不是现实的存在，却因诗而证明了诗人思考的存在。
李白史称诗仙，我在读了谯达摩的《月牙泉》和《穿睡衣的高原》后，真想称他为情仙，他的情诗的棒和绝，我个人认为目前国内没有他者了。两诗不着一个情字，也不见一个爱和性字，但是在阅读中给人展示的是蜜月的影视画面背后的想象。把人一次一次的带进情爱的漩涡和陷阱的审美阅读中。他的诗句像一只只健康的鸟儿落入心里，它的喙儿慢慢的给你疗伤和疗痒。
诗歌通过审美来认识自我，认识和想象我们生存的环境与景况，树才的《一只蟑螂正在死去》，我在阅读时强烈的感到一种对即将失去的和谐与共的自然生活的一种哀婉。从妻子要求杀死蟑螂到见到蟑螂即将死去的惊叹，而后却各忙各的，没有拯救的行动，这里说出了那种失去才感惋惜，失去才感到珍贵的普遍心态。诗歌在净化心灵，剔除烦躁，隔断尘嚣，愉悦情感，让人生活在安逸的温馨氛围里，有种幸福的感觉从心里流过，这就是诗歌的最大功效，也是最具原始的功率，树才的《冷，但是很干净》就达到了这样的功效，在落差中表现一种对纯美的追求，也正是这种落差的距离，才让读者的心灵找到安逸感。
诗歌意象的密度，重要的是看诗有无沉积的意蕴，有无风骨，是不是生气贯注的完整审美活动。如果放弃了整个乐曲而在欣赏局部华丽的音符，这就不是审美的完美结合，只有将之贯穿全诗才是最佳的审美，在这方面林童的《御临河》从现实到历史再回到现实的各种意象都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诗中的意象密度不仅是指艺术创作中形象的繁杂、膨胀、彼此嬗替的频率。同是也是指意象内涵的深厚和富于弹性。是生活的血肉之躯上衍生出的活体组织。具有厚重感、延伸感、立体感。有时需要的是疏淡和概括。叙事抒情长诗《御临河》在诗的意象密度的处理上可谓做到了精妙绝伦，全诗从开头选择史诗性的抒情基调，而后激情澎湃的一气呵成。思乡的主旋律随春雨入窗，然后折回对家乡御临河历史的回顾，进而自己的“亲历”和眼前的“存在”生活的怀想。无论是多灾多难的时代还是太平盛世都无法隔断思乡的浓情。卢卡奇认为，史诗的主题不是关于个人命运而是关于一个团体的命运。从这一角度讲林童的《御临河》关心的不只是家乡的生存忧患，而更多的是折射出对广大的人民生活的关注。林童的《御临河》饱蘸了“糖醋味”，这首散发甜酸味的诗，让我在读时感到甜甜的，而在回味时又有浓郁的酸涩。
诗歌是与人的心灵相通相融的奇特的语言构造，是人类审美艺术和审美能力的综合体现，是人类情感的真实载体。哪怕有些诗在涉及人的情感方面是少之甚少。但是他们在退隐后注视和观察着诗人所处的生存环境与景况。庞清明这位坚信诗歌是隐者的艺术，在他的退避后关注的是火热的现实生活，从他的《南方乡镇（组诗）》就可窥见其二。
诗句间给人以荡得开的空间，留一条通道，让读者与抒情主体并驱于神奇活跃的诗的艺术世界，任何庄重典雅的殿堂的饰物都讲究疏密有致，而不是叠加的。我曾经读凸凹的《大师出没的地方》就有这种感觉，也许是都在大巴山生活过，受那种山地纯朴文化的洗礼，凸凹的语言朴实，但给人的诗意的空间却是广阔的。让人的思维自由驰骋。他的《羞惭》一诗开头两句，“我朝前走去/迎面一条狗走来”这之间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通道，思考的通道。
诗歌的审美让我们进入事物的核质，同时又因诗歌的审美让我们成为事物的静观者。马莉因在《南方周末》的特殊身份,她的写作可谓视野开阔，积淀丰厚，同时,长期受岭南文化的浸润，在她的语言充满圣洁和光亮的诗里散发出她追求的诗的神性的光芒。那种被水滋养的直抵神性的光泽。读她的《两枚果子掉进了湖里》，仿佛作者马莉是个生活的旁观者，这也许是她追求的神性的空灵，与己无关的四大皆空的空灵。其实在这空灵的背后无处不在印证马莉是个生活（不仅指现实的存在）的有心人，如果没有其真正对生活上升到神性的思考，又如何有反过来看似对最普通生活的自由的描绘的诗句。这种归于平淡不留任何痕迹的诗写，没有高超的技巧是难以完成的。
真正的好诗应该是生命深处沉埋的矿藏，是一座休眠的火山，海啸的短诗《侧面》，读后给人有无尽的东西，让人联想不断。看是大多数人都有的那种思乡之情的流泻和对逝去岁月和生活的无尽怀念，其实透过背面就看到了深埋的矿物，在时令的秋天，“泪水是风的晚餐”让人想到里面是休眠的火山。
第三条路上还有十品、十分钟（红杏）安琪、杨通等其作品都各具特色，在此就不细数。
“第三条道路”在对上个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让民族语言与精神建构双双下滑进行拯救的同时，还积极的在内部规训，集聚力量，抵抗各种外部短期情势压力的自然反弹，还积极的迎接伟大锐利的诗歌审美历史的回归。同时第三条道路也拒绝跌落进自恋的泡沫，这是《第三套道路》进行内部规训的目的和任务之所在。
雅克·阿达利给穿越迷宫的旅行者说：“站在迷宫的入口处，黑洞洞的豁口前，外行人，无知者看不见的是一条充满陷阱，没有出路的隧道。如果他掉转身走开，生活之门就将在他身后关闭。倘若他走进去，倘若他战胜眩晕、幻觉和恐惧，倘若他不在内心打结，倘若他甘愿运用为今人所不屑的非常独特的才干，他将会发现幻觉给人以启蒙，恐惧使人坚强，错误使人成长，眩晕使人脱胎换骨。从这一点上看，在1999年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给诗坛带来的一片混乱，让人迷惘。如果在他们的“二元对立”的烟尘中不清醒，甚至退却，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第三条道路”更不会有中国的新诗黄金时代的回归。在这里莫非、树才、谯达摩可是功不可抹的。
每个诗人都可把自己的立场带进他自己的诗歌写作。优秀的诗人善于将个人的诗艺和语景的有效组织并了无痕迹的融入诗人的血液。在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中能感到生命的快乐，这是诗给生命赋予的。即便不能带来快乐，能带来强烈的生命的阵痛和震撼。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第一卷的印证和启示。 |
发表于 2014-3-29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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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6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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