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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的乱相 最近，与一诗友闲谈，他无意提到一句话：“当下诗坛，牛鬼蛇神一并出没，处处皆是乱相。”对此，我不置可否。有媒体报道，中国有200万诗歌写作大军，广义上，姑且全部称之为“诗人”。将200万诗人全部归之为“牛鬼蛇神”肯定过激了，诗人与普通人相比，只是一群心怀文学梦想、活得不那么庸俗、喜欢与分行文字寻欢作乐的一群人，固然有极个别大奸大恶，但整体素质无疑还是较高的，犯不着上纲上线，用“牛鬼蛇神”之类的文革词语来抨击。但后半句，无疑是可以肯定的。 200万诗人大军的形成，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和诗歌门槛的降低，正如杨炼所说的当下诗坛“比盛唐时热闹好几倍”。有资料显示，盛唐人口不过8000万，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然而，不难看出当时受教育人口还是较少，最多也就几百万人。《全唐诗》共收录唐代诗人2529人，而盛唐诗人的真实数量，最多也就万人左右。而2010年底的中国，人口达到13.7亿，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到20%，也就是2.74亿，其中有200万诗歌写作大军，与盛唐相比肯定是翻了几十倍、几百倍。诗人数量如此之多，还与现代汉诗的写作不讲究格律、韵律有关。除了分行，没有更多的细化规则和任何准入制度，也就降低了写作门槛，导致更多的人进入诗人队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是必然。 上世纪中后叶，政治中心转移，环境有所松动，诗人们依然压抑和窒息的时候，整个社会却集体无意识地陷入了金钱专制主义。金钱专制主义不知不觉间牢牢占据了舆论、世俗的阵地，各种社会问题顿时凸显，我们突然发现幸福感、归宿感日益丧失，精神家园满目疮痍。价值的解体，道德的溃败，物欲的膨胀，人的异化，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肯定几个关键词。当欲望无限大时，心灵空间必然被挤压得无限小，必然出现以次充好、以数量取代质量的诗歌写作倾向。而诗歌创作过程更多的是精神的活动，与欲望无关，与世俗的利益无关，诗人数量太多未必是好事。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众多。试图在最短时间内，以诗歌获取名利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诗歌的创作规律。太过专注于诗歌，并将其当成终身事业，可能最终会泯灭不少原本有大好前途的商业天才、政治天才、科技天才也说不定。 当崇高、尊严逐步丧失，真、善、美等一些基本社会尺度开始模糊，社会生活秩序就陷入混乱、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状况，而诗人的心境也在所难免受到影响。在此大背景下，催生出诗歌写作的浮躁、功利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当诗人遭遇生存、精神、事业的三重困境，必然会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呈现出相应的乱相。 乱相之一是诗人思想浅薄、视野狭窄。自身需要整合和输血的文化大背景，很难为诗歌写作提供合乎时宜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写作规范。当国际诗坛诗人普遍站在以人为本、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人类大同、精神困境等高度，讴歌人性、社会秩序、文明出路的时候，中国诗人还普遍陷入文人士大夫的“小我”世界，闲人呓语、歌功颂德成为写作的常态。普世价值的匮乏，源于中国长期与世界潮流的脱节和中体西用的政治模式，也是对待民族文化高度自尊甚至是极端自负的病态体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迟迟戴不到中国诗人头上，剔除意识形态对峙的原因，更多的是中国诗人本身并没有创作出能够跟得上世界潮流的作品。北岛说过：“一切语言皆是重复”，与其说是对人类思想贫乏和自大无知的哀叹，不如说是对中国诗坛现状的无奈以及他个人的觉醒。 乱相之二是妄自尊大、缺少敬畏和谦卑。与世界长期的脱节，中国诗人或多或少成为井底之蛙，自我感觉良好，妄自尊大。思想浅薄、视野狭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谦卑和敬畏的心态。“杯满自溢”，井底之蛙执拗于自己的一某三分地，不想去也不愿意去学习、消化和吸收全人类思想文明成果和艺术成果。与此同时，截至目前还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的、系统的批判和继承，没有对西学的彻底的继承和吸收，必然使得当代诗歌的写作在文化价值的认同和趋向上，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在当下诗坛流行的社会批判反思、生命体验、终极关怀、后现代主义等诸多写作潮流中，看似热闹，实则没有带来诗歌真正意义的繁荣，诗人的精神依然迷惘，在人云亦云、抄袭剽窃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取而代之的，是对诗歌写作意义的怀疑和对名利的追逐。在这种情况下，原创性的思想和技艺必然很难出现。如同满世界的“中国制造”的商品一样，绝大多数是简单的、“大跃进”式的复制。 乱相之三是拉帮接派、占山为王，排他性强，缺失包容。尽管诗歌写作完全是个体化行为，但一个地区诗歌的兴起，引领性的凝聚力和合力是不可缺少的。拉帮结派、占山为王，是诗人内心寂寞、寻求关注和自我价值认同度的急躁心态的外化。得益于网络的兴起，网络论坛的数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然而，因各个论坛发表篇幅和阵地有限，因一些诗人缺乏包容，因“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心理在作祟，必然出现排异性，哪怕有再好的诗人和诗歌进入相应的圈子，也会遭到排斥。一些诗人忙于拉帮结派，抢占山头，导致诗歌圈子化、僵硬化和平庸化，好诗人遭淘汰，好诗歌遭埋没，此种情形下，诗坛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冷遇与非议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还有一些诗人，巧立名目笼络圈内人士，出版“诗歌大典”、“诗歌年鉴”也只不过另一种形式的“占山为王”罢了。 乱相之四是炒作事件频发，败坏诗歌名誉。“眼球经济”时代，以事件作为噱头吸引眼球固然没错，也是商业时代诗歌自我推销的出路之一，毕竟现代诗歌传播方式要求诗歌逐渐告别文人相会、代代相传和单本流传、类书载体流传的模式。但严肃的诗歌与科技、现代化、商品化有“天生的敌意”，如果把恶俗当个性，把肤浅当卖点，那就是炒作者的恶俗了，只会让更多人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诗歌的名誉也不是靠一两个事件就可以败坏的，但炒作事件的频发，暴露了炒作者急功近利的态度。诚然，炒作者中的一些诗人的诗歌还是相当不错的。然而，他们炒作的不是诗，而是自己的名誉，致使诗歌沦丧性加速。真正的诗人，心境应该是孤独、寂寞的。随波逐流的媚俗，无疑对现代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负面冲击。 乱相之五是卖诗求荣现象普遍存在，发表途径单一，打压新人现象严重，体制内一些诗人站着茅坑不拉屎。这一现象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海子生前的投稿屡屡石沉大海，游历时屡屡遭受打击，并没有得到相应赏识和提携；死后的大红大紫，无疑是对体制和世俗的一次响亮“耳光”。好在有西川、骆一禾，要不然他的诗歌、诗稿被彻底掩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些体制内的部分诗人，打的是诗歌旗号，牢牢占据大部分话语权，行的却是一些见不得光的龌龊行当。他们用出道时间论资格，把官僚职位当本钱，以诗歌当成政治资本，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名利、好处。或对新人指指点点，或以职位压制新人，俗世的龌龊尽现其中，都在不同程度损伤诗歌的纯洁性。更有甚者，花钱买取各种诗歌奖项，试图用买卖的商业模式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提升知名度，殊不知诗歌毕竟是青春的事业，“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晚节不保的诗人大有人才，大浪淘沙到最后只不过徒添笑料。 乱相之六是吹捧的多、建议的少，有建设性意见的更是少之又少。在传统的官方媒体上，随处可见千遍一律的吹捧，极尽夸张之能事，去褒扬所评论的诗人和诗作，似乎吹捧对象一个个几乎都可以与李杜齐名了。在诗歌论坛上，“提读”、“赏读”、“遥握”之类的字样更是大行其道。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字眼不能用，而是因为这些简短的问候语里暴露出了诗人们浮躁、急功近利的硬伤。这其中，固然有“不得罪人、少得罪人”的圆滑和市侩，更多的却是诗歌评论语言的缺位和对系统性理论把握的欠缺。有建设性的评论语言，应该是真诚的、富有指导性的，决不是敷衍了事、人云亦云。 诗坛的六大乱相，是在政治专制主义和金钱专制主义下催生的一些有悖于诗歌创作规律的痛楚，是社会乱相在艺术领域的映射，是全中国原创思想匮乏、想象力缺失的具体表征，如此而已。 笔者人微言轻，也同样是诗坛“大染缸”中的一只“小臭虫”，并不比其他诗人更有道德优越感。撰写此文，无非就是隔靴挠痒，有病呻吟几声。对诗坛建设若有丁点儿裨益，也会倍感欣慰；若觉满纸荒唐言，看官也就一笑置之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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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7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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