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无为 于 2014-8-19 09:42 编辑
《大树》之于经典、流派
张无为
日前，在回复一网友仅从字面上否定垃圾派时，我反诘说，假如你父母给你起小名 “狗剩子”或者大名“国君”等，你就一定是吗？又是哪个？不过，命名者自然有其用意，倘若浅层与深处之间所指歧义，自然会使他者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大树》及其所属派别亦如此。不过，《大树》作为经典可以确定无疑，而就其流派属性而言应该是基于垃圾派又有超越。
首先《大树》是后现代立场的经典文本。树是古今中外最常见的诗咏对象之一，写树的诗可以说海了，从“枯藤老树”到“好大一棵树”，从诗经《周南•樛木》到古律《咏柳》到现代《白杨》斑驳陆离，各种树意象在各诗家笔下指向驳杂，实例俯拾即是。尽管如此，但《大树》还是以另类视角与理念显示出开拓意义与众不同。那就是对“老大”意识准确把握与深度剖析，它不仅是事实存在，更是文化心理。“老大”意识即独夫心态、霸权思想，在现实中，专制国度自不待言，即使是民主制度下亦难以幸免，无论是人与人，团体与团体，还是人与团体。
更有意味的是皮旦对“老大”地位的确认及开掘。一是“老大”的标准：大树仅仅由“大”决定，“高不等于大”，“粗也不等于大”，“老也不等于大”，到此我们不禁借用老舍《茶馆》中王利发的一句话“这是谁出的主意？”“大”是综合各指标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实，大与“好”、“善”、“道”、“义”等均是汉语中应用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大”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取决于认同者与被认同者之间的偶然结果，准确说是临时效果，然而这的确又是令人无可奈何的。既然标准毫无道理可讲，就是说具体标准并不科学也是事实，但是却适用，如鱼得水。那么，“大”从反面验证了人能够制定的标准，实际却无法落实，而具体实施的在标准之外，那么，标准的确认是荒谬的，因此，《大树》就深层而言是解构标准，是戏谑人的智慧本身。
其次，《大树》的作者很自觉地站在民间立场进行诗意感悟，一方面深刻剖析江湖心理，另一方面是彻底解构官场潜规则。
“老大”文化主要属于民间与江湖。江湖这个观念复杂多义，但其基本外延在民间范畴，包括指隐士居处、黑社会秩序、远离官府之处等，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江湖”与“庙堂”相对。在中国官场虽然同样浸淫着江湖文化，然而主要还是以潜规则隐性存在，并非名正言顺。
民间文化、江湖心态五花八门，但“老大”文化与侠义精神是其中两个核心元素，如果说后者是为人处世的普遍良性道德，那么前者则涉及到顶层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且至关重要。“老大”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全民思维模式，成为集体无意识，非个人所能为。 以诗歌专门就这种关系进行淋漓尽致的揭示，除了《大树》我没有其他发现。
其三，《大树》可以是对象自身的直白呈现，也可以是象征隐喻文本，即《大树》可以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任何一端独立存在。关于隐喻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自觉的象征性、意象实现，这在所谓纯诗中比比皆是；另外一种是口语化描述叙事，似乎遮蔽了意象。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有抒写对象，就难免流露意象，这是诗意自身的必然，只要是诗意抒写，追求弦外之音的蕴含，就可能被展开联想进行增值性解读，也属于“合理误读”。那么对于是否有隐喻没必要刻意排斥。例如韩东的“《大雁塔》”就是大雁塔，作者有意使其不承载文化意义，是一种有意义实践；《大树》中大树就是大树，没有其次，不能细化标准；大树又不仅是大树，可以包括树之外所有类化排名，植物界、动物界、当然更包括人世间林林总总。
其四，我以为，《大树》肯定是垃圾派理念的高标实践，垃圾派中有同仁并不认可该诗的“垃圾”属性，其实这是对题材与理念关系的误解。因为，垃圾（派）三原则之“第一原则：崇低、向下，非灵、非肉”就注定其自觉的后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而一些垃圾诗仅仅选择垃圾而“作诗必此诗”的，肯定在等而下之（这恰恰是该派实践被诗坛诟病的原因）。当然，如果让该诗题材更典型，《大树》中再进一步关联“枯朽”是否更与垃圾派诗形神兼备了？或许吧。不过，我同时认为，该诗其实是跨越了流派的，这在上乘作家中不仅常见，而且难能可嘉。越是大作越不囿于某种流派，哪怕是自己倾心的，越是经典越可能突破更多的流派界限。说到底，流派不过是从偏执向度去扩展诗性，垃圾派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从极端找到了突破正统诗歌的缺口。
另外，有关《大树》的零度情感、语言口语化及风格、体裁等，许多朋友均有专门阐述，在此毋庸赘述。
2014年8月19日09: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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