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我们被诗歌塑造
陶发美
有时，哲学上的一些问题想来特别有趣。例如，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说，“诗意地栖居”；还有我们的庄子说，“与天为一”。他们都讲的什么？站在西方说，他们讲的是存在主义；站在东方说，他们讲的是中国的天道。
可见，一定要说存在主义，我们的道家早就与之有了通达。如是，庄子更应该享受存在主义之发明的最高荣耀。只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学院派们习惯了以西洋调说话，不管人家是什么东东，一股热乎劲地全搂在怀里，而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则赤忱不够，反而愈来愈推之远之。
再说，一个哲学家的赤忱尤为重要。笛卡尔是赤忱的，他在荷兰的一间寓所里进行了一次自我陶醉的表演。他倚坐在炉火旁，以一种刻意的怀疑态度，一连沉思了六天，他声称这是一次完美的“精神清扫”，清扫了自己以前的一切“错误”，从而确认了自我的存在。
较之笛卡尔，我们的庄子更有热忱的表现。在《齐物论》的开头，他就描述过类似笛卡尔那样的表演。一个叫南郭子綦的倚靠几案而坐，仰首向天慢慢吐着气，一副木然之态，好像灵魂脱离了躯身。南郭子綦形如枯槁，心如死灰。这副状态让站在一旁的颜成子游十分惊愕，他看到了“吾丧我”，即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某种超然状态。这样说来，笛卡尔的作派似乎是从庄子这儿学来的。
当然，哲学问题到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这里，更多的是减去了的，或忽略了的。很多时候，不妨联系我们自身来思考，即以我们自身的生活与世界的关联来思考。
常听人说，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命运不好。在上个世纪那个风云激荡的时期，被塑造得很愚顽、很可悲、很可笑，被塑造得“我不是我”。往高一级的理论上说，就是我们的存在出了问题。人家说，我思故我在，可是，我们既不知我思，更不知我在。人家说好，我们跟着说好；人家说坏，我们跟着说坏。要说存在，我们只知道一个人活着就是存在，一个人还在过着日子就是存在。活在这里，站在这里，眼皮儿能扎巴，腿脚儿能动弹，能有班上，能和家人一起，柴米油盐、平平淡淡、安安宁宁，不就是存在么？
可哲学家们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就像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栖居大地之上”，就像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们偏偏还说了，人类还有什么本质的存在，什么思想的存在，什么存在的虚无。什么是存在？存在就像一个十足的顽童，并不在实处可见，而在一架虚无的秋千上飘荡。
现在，我们写诗，也讲诗意的存在。那么，这是不是本质的存在？是不是写诗了，就是诗意的存在？我觉得，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写诗了，有本事、有志趣将语言罗列成诗行，诗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诗的思维占住了我们的一部分思维。从而，我们与常人有了区别，成了诗人，我们的语言有了思想者的味道，有了哲理的味道，有了艺术的味道。然而，一个人写诗了，写得很多，出版了诗集，这是不是诗意的存在了？细想起来，又觉得事情不是那样简单。我看，又得要回到诗的本身。
什么是诗？诗就像爱情一样，神秘且浪漫，却难以定义。其实，很多的那些关于诗的说法就是说法，那些说法只是诗人的某些心得，是个人化的艺术感言，不过是要显摆一下才气而已。只是，要追索诗的正义，还是要在本质上思考，要有一个基本方向。什么是诗？诗就是人性本质的反映，就是人的一种精神现象。也可以说，诗是自然世界在人类思维世界的精神透射。梵高这样说过他的画画：“当我在画一个在田里干活儿的农民的时候，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农民正像庄稼那样正向下融会到土壤里面，而土地也向上融会到农民身上”。这是有启发的。我们说，诗是从人性意义上出现的，它是人性的、精神的、心灵的，但毕竟与自然世界相关，与天空和大地相关。佛语说，“一花一世界”，这也是一种诗的参悟。就是说，自然世界与人性世界，只要少了一项，都不可能有诗。诗是自然世界与人性世界所孕生的精灵。诗人就是借助自然，表现世界，表现人生。再说，我们表象上看到的语言形态，还不能算作诗的形态，真正的诗在心灵。语言形态当然是不可少的，它是在表达，——表达着诗的内在。
维柯说，世界是诗性的。他是从孩子那儿得到启示。因为孩子会模仿，诗就是模仿。这是从诗的本真，或世界的原初性来说的。诗性就是人性。诗性就是人性的本真部分。诗人的本真，映现了世界的本真。
我们被诗歌塑造也好，或诗意地栖居也好，或诗意地存在也好，实际就是我们应该往哪里去，很自然，就是往诗歌里去，往诗意里去。我们讲被诗歌塑造，诗歌是不能缺席的。诗歌一定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意识中。我们被诗歌塑造，意味着我们是诗歌的化身；意味着诗歌化我，我化诗歌；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有了诗的形态、诗的品格、诗的气度。
那么，又问，我们写诗了，出诗集了，就是被塑造了吗？看看现在的网络世界：铺天盖地的都是写诗的。不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诗人、诗人，却是诗归诗，人归人了，诗与人扯不到一块儿了。人到哪儿去了？人奔名利场去了。写诗为了争名逐利，把诗往名上写，往利上写，这个现象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极为突出。诗人很媚俗。写诗的多，网上疯传的多，评论家哄抬的多。但很多时候只是一些名字在那里热炒，而那些人到底写了什么却几乎无人知晓。
本来，诗人也都是平常人、平凡人，可现在，一个人一旦写了几首诗出了点名就不得了，装得很，好像天下就是他的了。我有个发现，不知这算不算个规律，凡是自以为是的，妄自尊大的，他就是拒绝诗的，他的诗作水平就是差的，他拢在自己身上的不过是一个虚名。目中无人，心里无诗。这就是虚大于实，名大于诗了。一个人的作品不管怎样，只要名字炒热了，就云里雾里了。所以说，写诗了，不等于诗品都在境界上，更不等于被诗歌塑造，或诗意地存在。
在《诗经》里有个发现，发现了什么？就是发现了我们的民族往诗里去了，成了诗意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诗意里，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现象。中华文明五千年，虽是一部患难史，但一直有幸于诗情的照耀。我们讲中华文明连绵不绝，也应该看到诗意的连绵不绝。我们讲诗性，也是讲民族性。故说，我们被诗歌塑造，也是被我们的民族塑造。
我们记住了屈原、记住了陶渊明、记住了李白和杜甫。我们为什么记住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当然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不朽的诗篇。他们树立了中华诗人的榜样。他们的心中有壮烈的爱、悲悯的爱、广阔的爱、神圣的爱。他们爱土地、爱山水、爱苍生、爱一切善。他们用真爱写诗，用性情写诗，用气质写诗。他们是真的到诗歌里去了，到诗意里去了，他们是真的被诗歌塑造了。更准确地说，诗歌的塑造，本质上是灵魂的塑造，是他们的灵魂到诗歌里去了，到诗意里去了，是他们的灵魂被诗歌塑造了。
诚然，一个人被诗歌塑造，其精神内核，或灵魂不可能外化。凡外化的东西就不是诗意的。一个诗人可以桀骜不驯，可以嬉笑怒骂，可以长发飘飘，可以衣角带风，但他不会丢失爱，不会丢失美。就像画家高更，可以骂巴黎就是一个垃圾桶，但他信守真诚、信守真实、信守艺术的高尚。
现在，我们讲被诗歌塑造，也是被我们的人生塑造。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表达：人生就是一首诗，或人生就是一行诗。一个诗人在他的年代，或被当朝排斥、打击和歧视，甚至命途多舛，但历史不会遗忘他，反而格外地拥戴和抬举他。他最终没有倒下，而在历史中站了起来，在诗歌中站了起来，成了一尊伟岸的诗人雕像。
我们讲被诗歌塑造，也是被我们的民族塑造。要说诗意地栖居，那些伟大的诗人才真的栖居于中华大地。要说“与天为一”，这个天不仅是自然的天，还是中华民族的天，这个天当然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片天。这意味了，诗性和民族性的相关性。它们之间的融合性、包容性、亲密性，以及崇高性是天然的，是不可分割的。
要说民族性，它既是一个母爱的抽象，也是一种灵魂的认同。我们讲民族性，就是要讲精神的认同、信念的认同、美的认同、基因的认同、爱的认同。民族性不应与一定的意识形态挂钩，它是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伟大母体。它是伟大人文精神的高度凝聚，是伟大历史品格的恒远映照。
然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人为什么那么忌讳谈论民族性？为什么总是排斥和抵制我们民族文明的美学和价值？要做一个诗人，却把诗与人分开了，而把诗与名利结合了。这是令人忧心的事情。
可能在短的时间内，我们还看不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危害。但往人类文明史上看，会有一个极不好的后果，那就是我们的一些优秀传统被丢掉了，当然，我们诗人的正面形象也看不到了，我们民族诗情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也被扭曲了。历史到了我们这个年代，诗歌的这份答卷却交不出去。
也是说，我们非但不能写出彰显我们民族文明的诗歌，非但不能被诗歌塑造，反而会遭到遗弃，而或成为诗歌的一代遗弃物。
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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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7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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