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湖南新乡土诗派东山再起？

肖振中

陈惠芳印象

这就是当年“新乡土诗派”的中坚力量，被誉为“七大金刚”、“三驾马车”。从左至右为：刘清华（著名诗评家，现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副总裁、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鸿伏（著名诗人，现供职于湖南省政协）、彭国梁（著名诗人、藏书家，现为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曾鸣（著名诗人、词作家，现供职于广州《第一财经日报》）、陈惠芳（著名诗人、散文家、足球评论员，现任湖南日报科教卫新闻部主任）、于鸣非（著名诗人、营销学家、现任太阳鸟游艇公司副总经理）、江堤（著名诗人、散文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员。2003年7月病逝）。（此图片摄于1986年，地点：湖南省歌舞剧院。 ）

按理，对从未谋面的人，是无法“印象”的。虽未谋面，但我与陈惠芳“相识”20多年了，这都是诗的缘故，而且是新乡土诗的缘故。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桃源师范教书时，排遣心中郁闷的唯一方式就是写诗，其实那种郁闷，正是那时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共有精神特征，从乡村考学进入城市后，对故园的眷恋，对城市的彷徨。以我对新乡土诗的理解，这正是这杆大旗树起后能得到共鸣的重要原因。

我在小城写诗，无投稿平台，无交流对象，完全的一种自我情绪的释放，就像一个没有组织的人，孤独得很。

就在孤独感越来越深时，在湖南大学校报任编辑的同学陆珊（李晓峰）给我推荐了一批发表诗歌的报刊，印象最深的是《科学诗刊》，这是长沙一批诗人集结的阵地。并由此熟悉了“彭国梁、陈惠芳、江堤”三个名字，于是，他们的诗歌便不断地进入我的诗野，白菜、狗吠、炊烟……等乡村意象让我感到无比亲切，让我顿然悟出我们曾经试图逃离的家园是那么地富有诗意！

于是我产生了融入他们团队的强烈愿望，利用两个暑假前往长沙，那时从桃源到长沙，公路稀烂的，七八小时车程，骨头都颠散架，但因为心中有诗意，竟一点也不觉累。遗憾的是，这两次聚会，都没有见到惠芳兄，据说他在湖南日报工作，最忙。我记得先到湖南大学去，江堤与陆珊住同一筒子楼，相隔几个房间，走廊里白天都黑黑的。我至今感到愧疚的是，同学陆珊的女友来了，江堤毫不犹豫地给住在河东的女友打电话，告知她这晚不要来亲热，而是与我共睡一床，聊诗聊到转钟两点。江堤、陆珊和我踏着月光去彭国梁处聊诗，国梁兄似乎是住在如今的长沙火车站后面的郊区一带，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奢侈有车可打，就是步行去的，一路聊着诗，聊着聊着就到了。

两次都没有遇到惠芳兄，心中甚是遗憾，三驾“马车”，至今只看到“两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与惠芳兄没有交往，也许他自己都忘记了，大约是1991年下半年吧，我很意外地收到了他的来信，娟秀的字迹，起初以为是哪个少女给我写来的求爱信（那时写诗总有这些意外收获），展开来，却是惠芳兄的一封邀请函，大意是准备成立“湖南青年诗人协会”，拟要我出任理事，负责湘西北一带诗作者的联络工作。这个协会至今都没有成立，我也就一直没有当成“理事”。也算与惠芳兄缘份未尽，如今他重新树起大旗，我竟被委任为“名誉主席”。

湖南新乡土诗曾经轰轰烈烈过，与当年全国众多诗歌流派一样，自上世纪90年代商品大潮汹涌而起后渐次陷入冷寂，曾经的诗人，各自为生计，或为官，或从商。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曾经两次拜访未遇的惠芳兄，去年竟在网络里相遇了，他就像重出江湖的侠士一样，突然呼啦啦地抖落新乡土诗大旗的灰尘，招旧部、唤新人，竟在今年7月初热热闹闹地成立了“湖南新乡土诗歌研究会”，已经两鬓染霜的惠芳兄，为这一天的到来，该付出了多少心血？

所以，在未曾谋面前，我仅凭他娟秀的字来判断他情感细腻可能柔弱的话，那么现在惠芳兄给我的印象则是条汉子了！试想，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没有坚韧的毅力，执着的追求，要拉起这么一杆文化大旗是相当难的。可想而知，这近二十年的蛰伏，惠芳兄血脉里的激情一直在积聚着，只等着在恰当的时间重新燃烧。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精神支柱和高贵信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了奔腾不息的血脉。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就没有承前启后的持续力量和创新力量，我们选择文化中的一个微小分子，选择诗歌的感召力与凝聚力，一点一点地实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梦想。”这是惠芳兄的宣言，这样的宣言，让我看到了湖南人的特质，敢于担当，勇往直前，以天下为已任。诚然，知识分子的力量有时也许是微弱的，诗歌在现代物质世界面前也许是脆弱的，但唯有这样一种精神，世界就会多少放缓一些堕落的脚步，我对惠芳兄，便油然而升一股敬意了！（周碧华的个人空间 http://blog.gmw.cn/628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