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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万象] 鲁迅——汉奸还是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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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9 11:4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鲁迅——汉奸还是族魂?

文/清水君(黄金秋)









从小,我们就被强加了一种观念:“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

这不仅有毛大人所颂扬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为证,也有1936年鲁迅逝世时身躯上所覆盖的“民族魂”旗帜所证。
后来读书,经常读到鲁迅的大作,比如《祝福》、《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等,特别是《纪念刘和珍君》里,“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云云,更成为年青人激励自我的名言。
再后来,曾就读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更以鲁迅为荣!

但到了当代,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汉奸?



我相信怀疑是接近真理的第一步。
对鲁迅的怀疑真是从尊敬他的风骨而来。

很多学者闲聊之间,便常常引发一个话题:

鲁迅如果没有死,活在抗日时期,他会怎么样?

想想看,鲁迅是死在怎样的时代?
1936年末!!





这个时代是什么概念?
一方面,小日本帝国从甲午之战后成为中国头号仇敌——继占领台湾后,占领朝鲜;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关键时刻,日本鬼子公然于济南割鼻挖眼残杀中国大使以挑衅和试图掀起侵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无恶不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派出精锐陆海空师团攻打上海,遇到国民政府浴血抗战,19路军上演”四百勇士”记;1933年侵略热河,策动外蒙分裂……


可以说,日寇无日不在梦想吞灭中国,无日不在增兵中国,在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之前早已完成了对北京上海华东华中军事包围的准备,所以才能在北京“芦沟桥一枪”后短短几个月席卷半个中国。



另一方面,国民党推翻满清后,两次失去执政机会,一是孙中山以总统之位换取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的倒戈,二是国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党魁宋教仁在天津被刺杀!之后国民党发动北伐,以军事胜利促进政治的统一团结,终于实现形势上的统一,来面对气势汹汹的小日本帝国的杀机。

可以说,从北伐之后到抗战之前的十年,是中国迅速医治创伤发展民生壮大国防的十年,是厉兵秣马整肃军纪备战强敌的十年!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你能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吗?
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大作中看到日本的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吗?
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大作中看到中国政府的哪怕是一点积极的进步吗?


很难置信,在这样一个枕戈待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经济腾飞的时代,鲁迅的眼里没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杀和正在准备大屠杀,鲁迅的眼里没有中国政府竭尽全力于内外交困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

鲁迅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中国就象一个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更加痛苦,还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这屋子打破!(大意)
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中国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领杀害才能有生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公正游戏规则,即科学文明制度)应该缓行,对资本家的乏走狗(指中国政府)应该痛打落水狗!”

我们就不明白,鲁迅在那样一个民族危难生死维艰的关头,怎么就不号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 ?!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对中国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无不尽冷嘲热讽挖苦诬蔑之能事,讽刺“新生活运动”,讽刺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口号……

我们不明白,文艺家身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演者,怎么可以对日本的巨大威胁无动于衷?

当时军队在备战、人民在奉献,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慰军演出”、“抗日话剧”,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

为什么所谓的“族魂”却冷酷无情地嘲讽这一切的努力?



甚至,鲁迅的作为,是在否定中国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药中医,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历史辉煌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的,什么“决不看中医”,什么“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什么“中文不灭,国无希望” !




很遗憾,看鲁迅的书,两个感想:
一是中国政府真宽容,可以让他这样“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文章横空出世,公然在“申报” 等中国主流,媒体上发表(当代天朝的异议分子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即使如此,鲁迅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

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很消极,很压抑!



看看阿Q,居然被学者认为人人都是阿Q,我呸——阿Q那样无赖无耻,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形象?

如果30年代的中国人有一半是阿Q,我们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灭亡了!




而鲁迅的眼里,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国被灭亡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就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里面的人阿Q一样地“在熟睡中闷死过去”!

鲁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形象更不用说,没有一个“符合主旋律”,没有一个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范” ,我们看到的,是《伤逝》里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看到的是《祝福》里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

一句话,鲁迅是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不过,鲁迅只给我们看 “黑暗面” 而已,仅此而已!

看了之后你会感觉浑身无力,觉得国家和社会一片黑暗,你绝对不会想到为国捐躯奋斗!



如果鲁迅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以鲁迅的威望名声,在文章里对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击,我想在当时的民族精神上,该是多大的促进,该激荡多少年青人保家卫国的心?



同时我又想到,鲁迅长居上海租界,与日本人内山书店老板相好,而在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中国上海,内山书店名为书店却事实上一直是作为日本军方地下特务机关在搜集中国情报!




在全国一片抗日形势下,在人民拒买日货宣传抗日的形势下,鲁迅却躲在日本情报机构的内山书店与日本特务们喝茶,谈中国“5000年只写着‘吃人’两个字”,谈中国社会的黑暗丑恶与没有希望,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谈要痛打“资本家的乏走狗”——国民政府……不是太奇怪了吗?

而且,鲁迅的书就在内山书店出版并由内山书店贩卖,如果内山老板没有弃暗投明,放弃对日本天皇效忠的话,那么,鲁迅的书肯定不会有什么抗日思想,不会对“大日本帝国的军事利益”有冲突,才能在日本特务的书店贩卖!



还有,让无数鲁迅迷们难以想象的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当国军19路军四百军士号称“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同时,鲁迅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躲到——日本军方的内山书店,藏到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送至租界内山书店分店,藏到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铁血时刻,鲁迅在日本军方书店写作《三闲集》、《二心集》!



最最可笑的,是鲁迅于躲藏期间,不忘“青莲阁邀妓來坐,与以一元”……

这种屁事都记入《魯迅日记》(2月16日),但对于同城的中国人惨遭日本侵略残杀三个月之久,对于日本浪人放火烧掉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造成中国文明的无数古籍孤本全部毁灭,却只字不提!






尽管无数的学者给鲁迅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所谓的“民族魂”,尽管鲁迅的文章确实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我要说——一个不热爱中国的人,绝对不配当中华民族的“族魂”!



一个对中国的文字都看不惯要彻底消灭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历史看成一片垃圾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古代一切文明都看不顺眼的人,一个对中国政府抗日救难的努力冷嘲热讽的人,怎么有资格做中华民族的“族魂”?!

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导师,在祖国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却可以文章里不发一言!

鲁迅如果不是无知,就是一个亲日的“堕落文人”!




很多年青人至今盲目崇拜鲁迅吗,就让我彻底来打碎这个神像:
鲁迅,在和许广平小姐结婚后,许广平这个北京女师大的学运和抗日领袖,在鲁迅的约束下,竟然成为一个不能参与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为此,两人多次严重冲突,几度面临离婚——其实他们也只是同居而已,鲁迅早于1905年有发妻朱安,未尽丈夫义务,与许同居却又没给夫妻名份!



“族魂”鲁迅,在日记里这样记载:

某月某日晚,“洗脚”一次;某日晚,再“洗脚”一次……

“洗脚”者何?
和许广平做爱而已!


把和妻子的做爱形容为“洗脚”,这是怎样的侮辱与伤害?这是怎样的高傲与自大?


本人不才,遍阅史书,鲁迅所视为粪土的人们还没有人对妻子这样污蔑,倒是日本男人,对自己女人的鄙视与高傲,与鲁迅的“洗脚”颇为类同,从日本女人的跪式服务中,我们可以联想一二。


还有一个光环,是鲁迅自述说: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日本电影,看到麻木的东北民众,要么做了被杀的木头,要么做了无赖的看客,因此认为,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所以愤而退学,开始创作云云。
我们一向认为那是真的,直到我读到一篇回忆录,才知道鲁迅很会撒谎。


那篇回忆录说,大约在1918年,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务员的38岁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同事有一天去看望当时的周树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无所事事,玩佛经和古董,旁边桌子上有一篇向教育部撰写的公文,同事看了觉得不错,就劝他说:既然你无事可作,不如写写文艺作品发表。

周先生就怀疑地说,“写作有用吗?”

同事就鼓励他,然后……

我们就知道了,现代史上的大文神——“鲁迅”诞生了!






但是,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在日本留学辍学,是因为看电影受刺激发愤著作以医治国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

因为按时间推算,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已是留学日本之后十几年了,鲁迅为何还没有专业写作?为何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写作的精神医治作用?还担心“有用吗?”

就算鲁迅当时真受了电影刺激,要写作,也完全没有理由在丝毫没有写作基础和经验的基础上,忽然辍学专门写作!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初出国门的青年,忽然放弃留学专门写作以”医治国民精神”,除非他疯了!
何况,,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和生活阅历,根本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医治国民精神”的效果,这就是鲁迅为何在回国十几年后任职教育部闲暇有空之时才能写作的原因!


而鲁迅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呢?
据推测,一是因为鲁迅家庭发生变故,父亲早死,经济困顿,难于继续支持鲁迅留学;二是鲁迅所就读的仙台医专,是偏僻乡下的普通私立学院,鲁迅的日语还没有过关(鲁迅散文《藤野先生》里交代他交上去的作业,几乎布满了红X,藤野先生不仅要改他的答案错误,也要不厌其烦地修改其日语语法和单词错误),学习成绩也颇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负责和善待鲁迅,他所教的那一门课鲁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个及格,其它科目可想而知),这严重挫伤了鲁迅的自尊心!

鲁迅既经济困难,也对医学有畏难情绪,觉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就借结婚之机辍学回国几个礼拜,之后就滞留东京长达5年,期间行踪成谜……

除了刚开始的几个月要办杂志而没有成功,鲁迅从来没有交代他在生活费最为昂贵的东京到底是怎样在完全没工作的情况下生存的!




再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鲁迅如果真的有一点“族魂”的精神,有半点“医治中华民族”的气魄,决不至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重金延聘百般迁就学生们嗷嗷待哺如影跟随的情况下,遇到一点点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呆不到几个月就开溜!

须知,厦门大学新创办,不可能万事完备,但已竭尽所能为鲁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学更是迁就到聘请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

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做逃兵!

要不,为什么他自己也自嘲是“骗人家的钱”(鲁迅《两地书》)?

须知,1926年时局动乱的每个月250—300袁大头银元,换在今天,至少相当于月薪30万!



越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越生气,越觉得他们无聊兼无耻,互相在比赛唱衰自己的学校,全不知道——教育,本来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难,也正好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时候!




看看南洋的“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破产为了兴学抗日;

看看南洋的“族魂”林连玉,一生为了华教,被捕被剥夺公民权;

看看南洋的“新民之父”许峥嵘,为了办学倾家荡产不惜向高利贷借款,连累后代还债30多年!

就是比比清朝山东的武迅,一生行乞办学……

这些人,这些事,和《两地书》中那个哇哇乱叫、稍不如意就脚底抹油的鲁迅比起来,谁——才是真正的族魂?!






鲁迅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是暴富阶层的水准(民国时期一篇评论文章的稿费可以让老舍在北京买个黄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 ,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大特务内山完造(日本战败投降后,内山完造被日本天皇任命为紧急负责人,遣送百万日军及日侨回日本,可见其在日本军方之地位)茶余饭后亲密无间合作愉快,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吊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见许广平回忆录)、然后回家用许广平“洗脚”( 见鲁迅日记) 的乐趣,骂着这个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中国政府,自由出版着《伪自由书》等各种“煽颠”的书……他还觉得这是“伪自由”,到底想怎样啊?



然而,他仍然“出离愤怒”了!

他这样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写在<坟>后面》)

“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面前站着一个(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的——本文作者注)中学生的话,我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的自由”(《答北斗文学社问》)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本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什么全都是一样……”(《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

“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我要骗人》)

“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

……






在鲁迅的眼中,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在鲁迅的眼中,他躲在上海的租界,通过民国大型报刊公开臭骂羞辱政府所享受到的超高额稿费,不是自由言论的象征!

在鲁迅的眼中,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等同于垃圾,中国书会害人杀人!

在鲁迅的眼中,中国男女的动辄被日本人奸杀,不是因为日本人残酷残忍,而是因为我们不认真!

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什么都好,我们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却忘记了日本没有长江黄河!

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是注定要像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日本的勇士们”,亏我们的“族魂”喊得出!

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不是在侵略东三省,而是作为教授来“惩罚”中国政府和人民!






鲁迅,某些人所谓的族魂,是怎样对待我们的祖国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呢?
《双十怀古》、《九一八》、《黄花节的杂感》、《航空救国三愿》、《沉滓的泛起》、《真假堂·吉柯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而作》……

除了尖酸刻薄、无耻攻击之外,谁能看出鲁迅这个所谓的族魂所发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对祖国的期待、对烈士的崇敬、对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

当民族的脊梁从世界各地千辛万苦地为国家民族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金融财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统一大业、外交关系努力的时候,当民族的脊梁奋力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起“女权运动”、“新生活运动”、“抗日运动”的时候,鲁迅却总是这样给年青人泼冷水:

中国的一切都糟糕黑暗,中文中医等等中华文明都是垃圾,抵制日货等于给英美送钱没有意义……甚至对于中国的青年,他也表示“很失望”,对人性“很悲观”!

那么,面对黄浦江上那血红狰狞的日本野心狼军舰上的膏药旗,他老先生实在是死得及时,否则,他一定会成为比周作人更大的汉奸!






1934年3月,鲁迅在日本《改造》月刊上发表了《火、王道、监狱》的文章:“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发之名入中国的,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那可是侵略者……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宣传过那是王道”、“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人民所渴望的王道”……

这难道不是为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作理论上的支持怂恿?

他似乎对日本人说:只要你们入侵中国成功了,中国人就会像对周的武王一样来歌颂日本的“王道”。



鲁迅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等同于李香兰的作用。

只不过,李香兰用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来》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恶;

而鲁迅,用“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方式抹黑中国政府、挑动国民内斗情绪、瓦解国民的抗日意志与勇气……
论文艺,李香兰和鲁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论抗日论爱国,那么他们当时所做的一切,无异于努力地替日本人进行心理战。

不过,李香兰本就是日本人,国民政府无法以汉奸罪起诉她,可是——鲁迅呢?!






鲁迅是大师,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也是大师,然而,鲁迅抨击政府不遗余力,破坏传统不遗余力,揭露社会黑暗不遗余力,而独独没有像其他大师那样,拥护抗日、学术救国、参政议政、戮力国家的统一和建设。
胡适的实用爱国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对国家最有建设性,他在破坏恶传统的同时,能继承好传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勾画光明的方向!
胡适和鲁迅,分别代表着中国成熟和幼稚的知识阶层,忠与奸的学术方向。
放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可能鲁迅起到的作用是好的,然而,国难当头,鲁迅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抗日危急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分裂力和杀伤力的!就像鲁迅所说的,是“匕首一样”,狠狠地、狠狠地——扎向多灾多难的祖国!



在鲁迅的眼里,谁好呢?

他是至死声称“一个也不宽恕”的!

而他所不宽恕的,绝不是日本鬼子,而是现代中国史上的大师们,如胡适、梁实秋、陈源(抗日被日本人残杀)、杨荫榆(为保护女学生被日本人残杀)等等。

虽然,说鲁迅“汉奸”可能骇人听闻;

但说鲁迅“族魂”,就更加可笑无耻!



中国的文字是不是应该灭?

中国的中医中药是不是应该取缔?

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只写着”吃人”两个字?

中国的传统文明是否不值一文?

不需要多说,历史已经证明,历史仍将证明:

——中华文化是凤凰涅槃,虽浴火必重生!






附《鲁迅年谱》中相关事实:








1902年,22岁:留学日本,入语言学院;
1904年,24岁:8月入仙台医专;
1905年,25岁:6月回国与朱安女士结婚,返日本时即滞留东京,不回仙台学医;
1905——1909年,谜一样似乎无所事事缺乏明确经济来源却能滞留昂贵的东京长达5年,度过其人生最美好时光;


1909年,近30岁:终于回国担任浙江师范教员;
1912年,32岁:担任教育部佥事职务;
1918年,38岁:开始创作,笔名“鲁迅”:

1919年,39岁:1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5月4四日“五·四运动”前后沉默;8月买公用库八道湾房院;11月修缮,与弟弟周作人共迁新居;

1920年,40岁: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1923年,43岁:9月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呐喊》,12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屋;
1924年,44岁:翻译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1925年,45岁:翻译日本厨村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1926年,46岁:3月,“三·一八” 惨杀案后,避入日本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达两个多月;9月担任厦门大学教授,12月辞职;

(日本侵占华北残杀中国人后,鲁迅第一个想到的避难场所是——日本军方医院!)
1927年,47岁:1月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4月辞职,10月回上海,与许广平同居;

(本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并开始执政,也是大师顾颉刚发公开函控告鲁迅诽谤诬蔑案的一年,鲁迅辞职躲入上海租界,与情人许广平同居)

1930年,50岁:10月与日本人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 ;

1931年,51岁:6月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演讲,7月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 ,8月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担任翻译,12月与友人(?) 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有必要指出,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后,鲁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头》,鲁迅以“阿二”笔名发表的,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比如“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完全丑化政府参拜中山陵决心抗日守土的举动;

比如“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这些文字,让人难以相信这是鲁迅的大作,这简直就是配合日本鬼子军事侵略的心战传单,把中国政府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但对于日本鬼子,却一个骂字也没有!!

我难以接受这样拙劣而恶毒的传单,然而,鲁迅全集正式收录这些作品,而且在“鲁迅年谱”中记载鲁迅与“友人”(?) 合编出版这种传单式的所谓旬刊,却没有光明正大地公布那个“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莫非是日本特务内山完造?



1932年,52岁:“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1月29日鲁迅再次避难于——日本军方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 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

(值此国家民族燃眉之急,值此日本鬼子疯狂侵占上海之际,鲁迅却由日本人转移来保护去,有“三闲”的功夫,有“二心” 的准备,实在是爱国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罢?!)

1936年,56岁:病重,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

(鲁迅死之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然而死前最后两天是外出奔波访问两个日本人,之后就去世。其厚待日本人程度,难以想象!)



备注1:

据现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STEVE FU教授越洋电话给清水君爆料:其先人与鲁迅是日本滕文书院留学的同学,而藤文书院是日本人的间谍培养训练中心!

备注2:





日本学者永田圭介在《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中披露:


鉴湖女侠秋瑾留学日本时,在悼念陈天华的留学生会议上,拔出佩刀,对鲁迅等拒绝回国革命者“判处死刑”,大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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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6-9-19 11:57 | 只看该作者
鲁迅是亲日还是抗日?
【信息时间:2015/2/16  阅读次数: 2435】 【我要打印】【关闭】 鲁迅是亲日还是抗日?。  

最近在网上又有人在议论,鲁迅亲日,甚至有汉奸之嫌。之所以说“又有人”,因为早在鲁迅生前就有人以此攻击过鲁迅。那么,鲁迅究竟是否由于曾经留学日本7年,受到日本文化浸淫过深,置日本侵略中国事实而不顾,置民族大义而不顾,出卖自己,出卖国家,成为汉奸呢?
鲁迅生前受到的攻击
说鲁迅是汉奸,替日本人做事,领取日元等等,在鲁迅生前,就屡有发生。在鲁迅书信中也有过记载。现摘录几段鲁迅信中的文字,一窥当年鲁迅所受攻击的几个事例。
如1934年5月15日,鲁迅在致杨雾云信中说,“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
1934年5月16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但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矣”。
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的信中:“……我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说是由我授意,而我之叛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血汗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
第二封信中所提之事,是指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1934年5月6日)署名“思”的《鲁迅原为汉奸》一文。文中污蔑鲁迅“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乐于作汉奸”。这帮文氓竭尽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之能事,《南腔北调集》是鲁迅把除了登在《申报·自由谈》外,1932、1933年两年来所作的杂文,文中涉及多位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鲁迅非常有预见地指出,再过不到一、二年,谁是汉奸就可以一清二楚了,暗喻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
到了年底,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又一次轻蔑而不无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在信中鲁迅一针见血指出:“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来开口吗?”
鲁迅之所以屡次遭到污蔑诋毁,在于他在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鞭挞一批御用文人,同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为转移大众视线,国民党政府雇用的文氓不得不使出下三滥的污蔑手段,来抹黑鲁迅。
鲁迅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此时,鲁迅已于前一年即1936年的10月逝世了。那么鲁迅是否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无关,或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根据学术界已形成共识:中国抗日战争是十四年,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个观点,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胡锦涛同志在有关讲话中,也明确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鲁迅的晚年,就生活在这个局部抗战的历史阶段,在空间上,鲁迅的家(拉莫斯公寓)还曾经是这场局部战争的前线(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和全国民众共着一个命运,经受着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的民族屈辱,也遭受了住所遭日军侵扰,书桌被子弹洞穿,举家离寓避难等战争的危险和苦难。也正是这个历史阶段里,鲁迅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呼号抗争。
鲁迅在这期间,多次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或声明,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1932年2月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1936年9月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等。但时间最早,并完全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应该是《答文艺新闻社问》。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仅三天,鲁迅即发表此文,公开谴责了日寇的法西斯行径,表示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的严正立场。这既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又是对民众救亡图存的呼唤。鲁迅在民众尤其是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鲁迅的表态,其意义、影响、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随后,鲁迅不断地用自己的如匕首般的杂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发动全民族的抗日运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比如鲁迅写的《沉滓的泛起》、《战略关系》、《安内与攘外》、《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尤其是《友邦惊诧论》更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的名篇。文中,鲁迅对所谓“友邦惊诧”的论调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愤怒揭露了日寇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等一系列暴行,慷慨激昂,掷地有声。鲁迅的这类文章,给国人以警醒、启迪。鲁迅先生还以当时社会发生的具体事例或“新闻”为着力点,以小见大,如《新的女将》、《“以夷制夷”》、《学生与玉佛》、《真假堂吉诃德》、《论“赴难”和“逃难”》、《航空救国三愿》等。鲁迅在这些文章中,借助对社会具体现象、“小事”的剖析,触及了抗战初期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主题,包括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揭露;对黑暗社会的抨击;对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和花拳绣腿式的“抗日秀”的讽刺。在抗战初期“文禁如毛,堤骑遍地”,“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上海,鲁迅以杂文为利器,运用这种曲折迂回、大中取小、小中见大的战术,进行着极其猛烈的社会战斗。他所期冀的,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奋起和全民抗战新时期的到来。透过犀利、冷峻的笔端,鲁迅炽热的拳拳爱国之心,感人至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战斗意义和巨大价值,不可低估。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鲁迅病重,难以握管,在几篇由他口授,0.V.(即冯雪峰)笔录的文章中,鲁迅用非常明确的语言,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他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鲁迅的浩然正气、严正立场,在当时中国的文艺界、知识界,乃至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鲁迅致力于中日的长远友好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鲁迅先生的一首诗里的两句,被大家一直传诵,鲁迅先生认为,由日本侵略引起的两国交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劫波”,他始终把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普通的日本国民区别开来,相信“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这也是抗战期间鲁迅与日本人士交往的思想基础。但是,鲁迅先生这一理念并不为许多人所接受和理解,在中日发生局部战争,中日关系紧张之际,鲁迅依然与日本人士保持交往,有的关系还很密切,在这个问题上,在鲁迅的生前和死后,常被人提及和曲解。其实,鲁迅所接触日本人士的数量,据目前我们的研究,能排得出名字有200余位之多。人员结构比较复杂,既有学者、名流、宗教人士,也有普通学生、职员、教师等,其中,大多数仅为一面之缘,有些成为师生、朋友,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如增田涉、内山嘉吉、山本初枝等。鲁迅早年,曾留学日本7年之久,与这些日籍人士的交往,语言既无障碍,文化又有了解,能够相识,甚而相知,是很自然的事。这是鲁迅多方面社会交往的一部分,乃人之常情。鲁迅总是在与日本人士交往中,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吸收日本先进的理念和认真的态度。但是,对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右翼分子,坚持原则,针锋相对,毫不让步。野口米次郎是日本的著名诗人,鲁迅曾翻译过他的作品,1935年,经内山完造的引荐,鲁迅与他有过一次见面。会见中,野口提出,中国的政治军事应由日本来管理。对这种军国主义的论调,鲁迅当即予以驳斥,表现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鲁迅晚年的旧体诗,有多首系为日本友人而作。这些诗是鲁迅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特别真切感人,绝非泛泛的应酬之作。《所闻》、《一·二八战后作》、《题三义塔》及若干《无题》诗,风格或含蓄细腻,或深沉凝重,内容都涉及到当时进行的抗日战争。尽管是写给日本人的,鲁迅在诗中,并不回避日本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期待共同努力,结束战争,建立和平。岁月流逝,经过历史的积淀,鲁迅的这些诗作,愈发显示出跨越时空的历史睿智,丰富蕴涵。
通过以上回顾和梳理,我们了解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局部抗战时期。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最为复杂、变幻和严峻的时期,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侵略与反侵略,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思想文化界,也是风云际会,流派纷呈。正是在这个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鲁迅以他的作品、思想和人格,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为迎接全面抗战新阶段的到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时下,一些人以“新”面目出现,哗众取宠,罔顾历史,误导舆论,企图解构和否定鲁迅,给鲁迅扣上种种罪名,这只不过是沉滓的泛起。通过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结论,鲁迅不是亲日派,更不是汉奸,他既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侵略,又是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使者。
(作者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作者:乐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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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19 12:05 | 只看该作者

鲁迅的真面目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其人






李凝晚 2014/11/22 8: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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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鲁迅的真面目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其人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豫山,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 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厦 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鲁迅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四运动”以后,曾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 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看守性质的“留平教授”,也是他战后变成汉奸的原因。周作人何以当“汉奸”,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 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是 1941年元旦正式收到汪精卫政权委任状的,离他遭枪击事件已有两年时间,历任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汪精卫政权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要职。战后,周作人在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到南京受审,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 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后经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关进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同时代的人评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1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 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 判》创刊号〕



●钱杏(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份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 “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 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 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 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 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 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钱杏着《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 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 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 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 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9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1934年4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2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 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藉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 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藉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 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 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 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

“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 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1966年11月7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鲁迅只是二流作家,决不是被吹捧的大师级



鲁迅缺乏宏大磅薄的叙述气质。和中国古代比,《红楼梦》具有莎士比亚人文启蒙的先知先觉,还迸射出卡夫卡叩问生命终极之门的无尽思想光芒,以及充满托尔斯 泰人道主义的批判力量,是古今中外文学的精神交响、艺术狂欢。但是,作为中国百年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在叙述气质上与同时代的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 肖洛霍夫等等等等相距千里之遥。鲁迅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才二万多字。《尤利西斯》七十万字,《城堡》二十多万字,《追忆似水年华》一百多万字。





鲁迅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严酷,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所 成就的只是文学宏大哲思空间的一处角落的半成品。《红楼梦》是一部以变态人生对常态秩序进行强烈彻底质疑的小说,它蔑视道德的力量要比鲁迅强劲百倍,它对 集体国民惰性的批判更为全面、更为有力、更具艺术个性感染力和血肉奔流的人性活力。打倒孔家店,早在鲁迅之前的一百多年就被宝玉黛玉同志进行了专利注册, 鲁迅不过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充当了前沿阵地呐喊助威的铜管号手,而非开山、人文始作俑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四百年前《唐.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进口 组装,改头换面。在中国或者世界文学,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二流文学。



文化上的强盛,标志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而鲁迅的文章核心是否定中国的文化,否定中医,否定汉字,号召年轻人不要读古书,其作品中更看不到中国人的淳朴、 宽容和智慧的一面。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鲁迅却和一些儒教信徒一样,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当时,日本和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东北, 西藏,新疆和蒙古,都有分裂出中国的危险。鲁迅的言论有汉奸嫌疑。



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一起共事的文人;骂军阀、骂国民党、骂皇帝、骂青年,唯独不骂日本和苏联,这是不是令人有点奇怪呢?鲁迅不是不骂人的人,鲁迅是个破口大骂的人,对日本人和苏俄人,却三缄其口,这是不是表现出鲁迅的立场?





有人从鲁迅文集中,东拼西凑的找了不过三四千字的鲁迅“抗日”文字,以证明鲁迅不是汉奸。五年啊,鲁迅就这几篇羞羞答答的装模作样的抗日文字。而这五年, 他写过不下五百篇破口大骂中国人的文字。成克杰胡长清王昭耀的主席台报告,那反腐败厉害的很,足以证明这三人是被冤枉的,他们绝对不是贪官。就如鲁迅一 样,怎么可以说是汉奸呢?鲁迅在这几篇文章里说的这几句话,汪精卫同志比他说得更好听!



现在,没有严格的证据证明鲁迅是汉奸。但是,说鲁迅如何抗日则更是一个讽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中日战争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时,鲁迅稍微一有风吹草 动,就逃往日本租界躲避,比日本侨民还还要更侨民。普通的上海市民还没有逃跑的时候,鲁迅先生早就逃跑了,这个是铁打的事实。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在这方面 的境界比普通上海市民还要差。



鲁迅时代的知识份子,除去科技界的精英跟政治有距离之外,社会科学界的知识份子,在日本侵略中国,国家民族立场上中立或者隐忍都是应该谴责。把鲁迅愤世嫉 俗痛恶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性,鲁迅痛批张献忠杀人如麻的文字,哪怕移植一星半点到抗日的文章中;或者,对鲁迅不作高要求,麻烦他作一篇300字的短文,表示 自己对日寇侵华的态度,来点“匕首和投枪”,来点讽刺和挖苦,像对梁实秋和林语堂那样,对日寇“痛打落水狗”一次,不要求多次,汉奸的帽子就不会戴在他的 头上。





总之,鲁迅与中国古往一流文学相去甚远,不要说红楼梦,连老舍先生的作品都不如。鲁迅与同辈世界文学大师也不可比肩。鲁迅有卖国嫌疑。在抗日问题上,他可 能比其弟周作人稍强一些,但文学成就则未必。鲁迅地位的提升,乃是当年统战政策的结果,就跟郭沫若相当长时期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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