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我爱我自己 于 2012-10-20 07:09 编辑
第一次上访 中国的信访是司法以外的一种政治维权方式，这种维权方式因为成本低廉，而且有时比司法途径处理事情更快捷，所以很多贫下中农合法权益受到伤害都喜欢选择信访。但信访成功的概率也非常低，有时甚至会给信访者带来意外伤害。不过有些时候，信访不成功，甚至会受到伤害，相对于司法来说也未必不如此，所以在中国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信访，对于贫下中农来说，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种维权方式。 我也曾有过信访，虽然是唯一的一次，但印象深刻，如今还清楚地记得事件的全部经过。 事情发生在2001年8月23日，那一天，我和妻子刚从农场领到被拖欠了将近一年的工资，钱不多，但也算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吧，当我俩正商量着如何犒劳一下自己的时候，突然妻子娘家村里来人，说大舅（妻子的哥哥）出交通事故了，让我们赶快去看看。我们当时都吓坏了，大舅可是娘家的唯一男丁，也是娘家主要的劳动力，这一出事，苦日子还真没法熬了。二话没说，让妻子带上工资钱立刻赶往出事地点。 当我们到达出事地后，大舅已经被镇委书记和派出所民警送去儋州农垦医院，事故现场只有交警和一辆被砸烂的琼O·03562号小轿车。（后来才知道是司机试图逃逸，被愤怒的群众截停并砸坏的。）我们立刻又搭车赶往医院，当我们到达医院，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刚好在医院门口碰到出来的镇委书记和相关人员，我立刻上前询问情况。他们简单地告诉我，是市委“三个代表”办公室的车撞了大舅，目前他们已经交了押金，办好了住院手续，并答应余下的事情明天再过来处理。事已至此，只好对他们表示感谢，之后匆匆地进去看大舅了。 第二天，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右脚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要动手术，让先交一万元押金。那时的一万元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大舅家来说更不可思议。因为岳父母年迈多病，他已经不堪重负，还是我们一直在帮助，他才能度过这许多难关。如今他一出事，他家里唯一的支柱倒下了，更是雪上加霜。我们身上的钱不够交押金，况且还有住院生活之需也要解决，怎么办？我们只能盼着当事人能够尽快到来，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可是我们一直等到天黑了也没看到一个当事人的影子。 第三天早上十点多钟还是不见当事人的踪影，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赶到交警队询问相关情况，同时希望交警队能给一些帮助。当我找到事故科主任办公室，正准备进去询问处理情况时，从椅子上弹起了一团圆敦敦的肥肉，拿一把鸡毛扫劈头盖脸把我打了出来，而且还砸了我一身粗言烂语。我没见过如此场面，吓得我连滚带爬的跑下一楼，虽然着实害怕，但想着大舅急需救助，只好硬着头皮再到一楼的事故处理科，进去时恰好碰到事故现场见过的两位民警，急忙上前给他们递烟并说明来意。幸好这两位交警还算和气，他们告诉我，事故处理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医院的费用我们需先行垫付，等到事故处理完毕再按事故责任分担经济责任。听完他们的解释，我沮丧极了。这时，也许是看出我的困顿吧，其中一个交警同情地对我说，本来交通事故处理时，经济责任和事故责任是先行分开处理的，你还可以找肇事的另一方协商，让他们先行垫付也可以的。突然间，就像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问交警，能不能让另一方到交警队来协商。没想到的是交警对我说，这只能我自己去找，他们也无能为力。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事故的另一方是市委领导，交警是下级，不敢找上级的麻烦。 我很理解他们的处境，也就不好再为难他们了，当问知另一方当事人是市委组织部时，我心冷了半截，刚才一个事故科主任就把我吓得半死，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医院。看看妻子和舅母迷惘的眼神，把事情对他们说了。并安慰他们说，等我回去看看能不能借一点，如果不行就借高利贷。舅母却极力反对借高利贷，说如果不行，去找些草药处理也行。我知道当地的草药对治疗骨折确实比医院好，但是这粉碎性骨折肯定不行。这时护士又来催交钱了，肇事方交给医院的四百元押金昨天就超支了。只好叫妻子先去交两千元继续打点滴，我马上赶回去借钱。 第四天，我找遍了认识的人也没能借到一分钱，那时大家确实有困难，而少数有些钱的人因为关系不是很熟，都一一婉拒了。一天折腾下来，筋疲力尽，回到家已经是半夜，我饭也没吃就往床上躺。虽然很累，但事情太闹心却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到来凌晨四点，干脆起床洗漱一番，然后出去走走。因为正是秋天，外面的天气很凉，风刮得脸儿发疼。可这一疼，头脑反而感觉清醒了许多，突然又想起了交警的话——也可以让对方先行垫付。对呀，对方经济肯定没问题，只要他们肯帮忙，事情不就很容易解决了么。虽然事故科主任吓人，但不代表市政府也吓人吧，记得医院门口遇上他们时也是个个慈眉善目的，这时心才定了下来，决定明天无论如何，先找找他们再说。 第五天，我第一班车就赶到了市里，因为心里着急，早餐也顾不得吃了，直奔市委。好不容易等到上班，急忙到一楼的信访办。信访办里一溜坐着四五个人，愣了一下，脑筋急转弯地随口问了一句：“你们好，请问哪位是主任。”幸好，离基层最近的单位没人发飙，其中有一个人回答了我：“我就是，请问你什么事呢。”这时我定了定神，说：“我有冤情，我要信访。”刚才自称主任的人笑了笑，问我：“什么事，有材料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材料还真没有，不但没有，因为着急，整个事情我还没弄清楚。也许是看穿了我的窘迫，也或许是见惯了像我一样的信访者吧，主任和气地对我说：“没关系，你先把事情说说，看我们能不能帮到你。”听了主任这番话，我终于淡定了许多，接着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说了出来。听我说完后，主任递给我一杯水，并对我说：“你对整个事情都没了解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你最好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写成书面材料再来，另外，这是发生在乡镇的事情，你直接奔市委也是越级上访，建议你先到镇里信访办处理。”听完这话，我心凉了半截，市交警都不敢出面的事情，镇信访办如何能办？况且大舅是急需救助，就算能办，时间也耗不起。我一口气喝完主任递给的那杯水，心里一沉，豁出去了，大胆地辩称：“事情是发生在市委高层，到市委信访不应该算越级，你们是离我们群众最近的父母官了，你们不为我们做主，我们还能找谁去呢？”主任没有被我的罗嗦激怒，还是那么和气地对我说：“那好吧，你就先把事情弄清楚，写出书面材料，我们也没有权利处理你的事情，但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把你的材料转交有关部门，并敦促他们尽快给你答复的。”主任说着再给我倒了一杯水，并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应该先找当事人商量一下，说不定事情就解决了，也用不着上访。”我一想也对啊，怎么这么糊涂，应该先找当事人的啊，也许是被事故科主任吓晕了吧。因为我只知道当事人是“三个代表”学习办公室的，所以只能先找他们去。急忙向信访办主任打听“三个代表”办公室所在。他们告诉我，这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个临时组织，叫我直接找组织部就行了。事不宜迟，对主任道了声谢谢后，就直奔五楼的组织部去了。 因为有电梯，一会功夫就到达了五楼，不过这次我没有匆匆忙忙就奔办公室去，我在楼道里想了想，理顺了思路，这才走向组织部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办公室里坐着六七个人，我定了定神，说：“你们好，请问哪位是部长。”这时坐在正中位置的一个人对我说：“部长不在，我是主任，有事吗。”我急忙把想好的说词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刚说完，主任不急不忙地说：“这事情我听到汇报了，但这不关我们的事，那辆出事的车是财政局的，司机也是财政局的，因为我们搞三个代表学习要走基层，所以才借了他们的车，你还是找财政局去吧。”我一想也对，就立刻奔九楼的财政局去了。因为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淡定多了，心想，冤有头债有主，这回看你还能躲不。当我到财政局办公室时，局长不在，去海口开会了，只有秘书在。我对秘书说：“你们财政局的车撞了人都一跑了之，不闻不问，你们打算怎么办？”也许高官都比较大气吧，后来回想我的问话确实不礼貌，但当时秘书并没有发作，他对我说：“兄弟别生气，有话慢说嘛。这车虽然是我们财政局的，但用车的是组织部，而且我们局长也没有同意他开车到你们那个镇去，而是他们在另一个镇开会结束后自作主张地跑到你们镇去喝酒回来才出的事，说来我们财政局也是受害者啊。”这一说到把我整晕了，我到底该找谁啊？这时秘书又说了：“你还是找组织部去吧，他们肯定要给你负责的。”听他这话说得铿锵，我又奔组织部去了。刚一进组织部办公室，我就对主任说：“财政局秘书说这是你们的事，让你们负责，你看怎么办吧。”这回我的胆子大了些，因为在楼道听到有人议论这事，也知道他们一直在互相推诿，都害怕担责，也害怕群众闹访，因为是三个代表学习的非常时期，谁也不愿顶风冒险。还好，主任这次也没有发飙，而是和气地对我说：“那财政局说话没道理，车是他的车，司机是他的司机，我们借车去办公，并没有让他们撞人啊，哪有不追司机责任而追乘客责任的道理。”我又糊涂了，问题出在哪了，到底该找谁呢。这时到了下班时间，大家都走了，主任对我说：“下午上班赶快回来找财政局就没错啦，如果再不及时救治，事情惹大了就更不好收拾了。”没办法，我只能沮丧地离开了市委大楼，这时才感觉到异常的疲累，而且非常的饿了。心想，先去吃点东西，冷静一会，顺便趁这个时间弄个材料出来投给信访办吧。 匆匆吃了点饭，马上找来纸笔写起材料。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所以写起来一点都不费劲，一共写了三页，经过几次审读后，马上跑去打印。帮打印的小姑娘也很是同情，劝我多做几份，发到市委各个部门，给他们增加压力这事才能快一些办下来。很快又到了下午上班时间，我带上材料，直奔市委，到一楼时，急忙跑到上班人流前面，把材料投到了一楼的各部门信箱里。然后在一旁观察，一会儿，我的材料全部被取走。我长长地虚了一口气，然后又来到了信访办。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主任，急忙给他递了几份材料，一边对他说：“主任，麻烦您了，希望您能多多帮忙。”主任接下了材料，说：“我们一定尽我们的能力帮助你，你就放心吧。”我拜谢了主任后就直奔财政局办公室去了。 到了财政局办公室，我直接对秘书说：“组织部主任说了，他们借你们的车是去办公，不是让你们去撞人，撞人是你们的事，让你们负责。您看怎么办？”秘书一脸无奈，骂了一句：“这帮无赖！”我一时误会，以为是骂我，顿时满腔的怒火一下爆发了出来，指着秘书说：“你骂我不打紧，我告诉你，我大舅有个三长两短，我还跟你们没完。”秘书可能知道自己一时失语，急忙说：“我没骂你，是骂那几个去开会的代表。”接着他拿起电话并对我说：“等我向局长汇报一下，反正他们这帮没良心的肯定不会好过，你放心，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他让我出去等一会，等他汇报完了再告诉我。我识趣地到外边等了，约二十来分钟的样子就见秘书走出来对我招了招手，我以为问题解决了，急忙回到办公室。秘书对我说：“我和局长沟通了一下，局长说她很快会回来处理这事的，让你放心等等。”我急忙问：“局长什么时候回来？都五天了，由于不够钱动手术，现在我们每天都白耗七八百块钱在医院里，加上拖久了，万一落个残疾什么的就更麻烦了。”秘书说：“很快的，你放心好了，保证没问题。”因为经过了上午的奔波，我还是怕他们又踢皮球，不放心地说：“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也许我们命运的改变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举手之劳，签一个名后，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希望能尽快一点。”秘书说：“放心吧，局长说了，一定解决，可能明天就会回来，到时我打你传呼吧。”事已至此，没办法，我只好回到医院等等了。 回到医院看到妻子和舅母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不禁哑然失笑，对他们说：“明天局长回来就解决了。”并让他们放心。随后把这两天的事情大概的对他们说了一下。这时妻子说了：“看你一进来脸黑黑的，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赶快去休息一会吧。”在一张空病床上一躺，我如释重负地睡着了。 第六天，一直等到了中午下班时间，我的传呼机始终没有响。这时隐隐感到又被骗了，吃完中午饭，我对舅母说：“看来在市委没办法解决了，反正市委书记和财政局长在海口开会，如果下午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天我去海口上访去，咱不信三个代表就代表不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的上班时间，我马上又奔财政局去了。刚一进门就看到了秘书，忙问：“局长回来了吗？”秘书遗憾地回答我说：“抱歉，局长说今天回不来了，让你明天再来。”听了这话，我彻底失望了，对他说：“看来这事在市委是处理不了了，明天我去省里看看吧。”秘书忙对我说：“不用去了，局长明天就专程回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回去等等吧，明天我打你传呼。”我已经很不信任他们了，对秘书淡淡的说：“好吧，反正现在去也没用了，如果明天八点钟以前我的传呼没响，我就立刻去海口上访。”秘书没有生气，他对我说：“晚上，我再和局长沟通一下，让他尽快处理吧，我们一定尽力的，你放心。” 第七天，七点四十五分，我已经到了汽车总站。这时我的传呼突然响了起来，我激动极了，马上抓起公共电话回了过去，接电话的正是秘书，我忙不迭地问：“局长回来了吗？”电话里传来了秘书淡定的声音说局长回来了，让我赶快到办公室去。我一扔下电话，立刻打了一辆摩的飞快地来到了财政局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着急地问：“局长呢？”秘书却淡淡地对我说：“局长还没回来，但我和她沟通后，她让问你，交通事故责任还没认定，凭什么让我们先掏钱。”我气极，原来他们在耍我，让我等是为了拖住我，不让我在会议期间找到省里去。但这时我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异常冷静，狠狠地对他们说：“凭什么？一，交通事故责任没有认定之前，轻伤的或没事的有先救治重伤的义务。二，就凭你们是党，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我的解释你满意不？”说完我立刻往楼下去，这时秘书拦住了我，我大声地冲他说：“你想用暴力吗？”这时秘书笑了笑，说：“别急嘛，等我给局长再打个电话好不？”我想，他们无非是怕我在非常时期闹访而已，反正会议还有两天，就看看他们还耍什么花招。也就对秘书说：“那你快点啊。”看见我定了下来，秘书走进办公室，这时，我隐约听见秘书对另一名工作人员说：“看来第一套方案不行了，用第二套吧。”之后，那名工作人员走进了隔壁的一个办公室。我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鬼，但直觉告诉我可能会有转机。过了一会，那名工作人员走出来对我说：“局长让你到那间办公室等她，她一会就到。”说着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里，让我坐椅子上等一会。大概十来分钟，明显感觉到刚才那间神秘的办公室门再次打开，这时走进来一个骨感妇女，陪同的是秘书。秘书冲我说：“这就是王局长，有事你跟她说。”我急忙站起来，局长一直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不用说了，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农民出身，老百姓的困难我理解。”同时他让秘书给我倒杯水，接着说：“你放心，你的事今天马上解决。”她放开我的手后，坐到旁边的办公椅上，对刚才那名工作人员说：“把三个代表办公室那几个借车的找来，还有，让出事司机也进来一下。” 最先进来的是司机，王局长对司机说：“你现在马上打一万块钱手术费到医院住院部去，不能再拖下去了，万一恶化，后果会更严重的，你明白了没有。如果有困难，先打欠条，由局里先帮你垫付。”司机当场表示后悔，并答应照办，一会就开出了欠条。这时王局长对那名工作人员说：“你陪他去，尽快处理好了。”司机和那名工作人员刚一出去，那几个借车的三个代表也来了。这回王局长可没那么客气了，指着他们说：“你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是怎么学的，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这样代表的吗？放下这个不说，你们有没有良心，我好心好意借车给你们，到头来还有理了，说什么没让咱去撞人，这话也说得出口！我告诉你们，我如果告诉市委张书记，我看你们怎么收拾。”后来这几个人都认了错，并表示愿意承担部分责任。当他们回去后，王局长对我说：“小弟，你看到了吧，不是我们不担当，是太忙了，我向你道歉！”我急忙说：“岂敢让您道歉，别折杀我了。”王局长接着对我说：“你放心吧，我们会一直把你大舅治好的，以后有需要直接找秘书就行了，我让他帮你协调，好了，你回去先看看你的账户吧，如果钱没到，你回来找我，我帮你做主。” 回到医院，舅母马上迎上来告诉我，医生说明天手术。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不用看，手术费肯定到了，这年头，医院也非常势利，是个要钱不管死活的地方。接着就把上访的结果简单地对他们说了，舅母听了口中不断地念着：“活菩萨啊活菩萨。” 9月20日，经过了21天的治疗，大舅终于康复，22号就可以出院了。这时交警队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出来了，认定责任是我们行人方负主要责任，没有对经济责任进行划分。对事故的认定我没有去较真，我知道那是件毫无意义的事，咱也耗不起，我只关心经济责任问题。非常仔细地询问了交警经济责任的处理方法，交警也非常耐心地告诉我，经济责任靠协商或司法另行解决，并告诉我，依据潜规则，主次责任经济划分一般都是四比六。我粗略算了一下住院费用，我们花了六千多元，财政局花了七千多元（账面还有两千多元），总费用是一万四千多元，目前，按四比六，财政局要承担约五千六百元。还有一些后续治疗可能还需五千元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多花财政局一分钱，所以心里也就没那么紧张了。把一些利害关系分析给大舅和舅母听，征询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也表示认命，剩下的事情就自己承担了，财政局的协调工作由我去处理。 就在医院的事情处理好后，财政局秘书又打了我的传呼。我已经知道他们想对我说些什么了，心里很淡定，带上前一天写好的感谢信再次踏进市委大楼。首先把感谢信投进一楼的所有信箱里，然后再到信访办送一份，顺便问好主任并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最后来到财政局办公室，一见面，秘书就问我收到认定书没有，我肯定地回答了他。这时他调侃地笑了笑说：“怎么样，你多花了的钱怎么办？”因为之前我已经心中有数，所以非常淡定，我把帐和他算了算，他摇了摇头，一脸苦笑。最后我递给了他感谢信，并对他说：“请您转告王局长，我们非常感谢她，同时也对您和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感谢！”这时他的脸上才露出了真正的笑容，急忙去给我倒水，我对他说：“不客气，水就不用倒，他们还在等着我一起回去呢。医院里还有两千多元，您让司机去结账好了，如果还有什么事，咱继续沟通好不？”秘书握住我的手说：“好的，以后多沟通，祝你们一路平安。”其实，从财政局离开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往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一切都协调好后，心情也放松了很多，回想这28天的经历，心中充满了感慨和感恩。如果没有三个代表思想，也许我们的故事会是另一种结局。所以我一直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们，一直深深地感恩三个代表思想，这种感恩让我终身铭记着一个伟人的名字——江泽民！ 2012-10-20 | 
发表于 2012-10-20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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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1 00:47
发表于 2012-10-22 0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