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诗歌的标准

原草

                诗性•共性•标准




重阳JM





    诗刊•2002.8.下半月刊，34页，新诗标准讨论（四）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觉得这个标准，应是诗性地呈现人类精神里高尚、普遍、永恒的部分。……在编稿中曾读到一首名为《呼唤》的短诗，眼睛顿时为之一亮：

“在一个繁花闪现的早晨  我听见/不远处一个清脆的童声/他喊——妈妈  几个行路的女人和我一样/微笑着回过头来/她们都认为这声鲜嫩的呼唤/与自己有关  这是青草呼唤春天的时候/孩子，如果你的呼唤没有回答/就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就把我心中的温暖也取走”。

此诗连同另外几首迅即被编发在当年7期专号的头条，在诗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诗后来陆续被《诗刊》等转载。一首小诗何以如此“抓”人？就因它直抵人类之爱的最柔软温馨高尚处——母性之爱，诗性地呈现了人类精神里共性、共通的部分。
    这段文字中提到了“标准”，“诗性”和“共性”，并且例举了一首“诗”作以说明。
   “标准”。是“什么的”的标准？是“是”与“不是”的标准？还是“好坏”“优劣”的标准？纵观《诗刊》进行了四期的“标准”讨论，似乎仅是诗的“好坏”“优劣”的“标准”的讨论，并没有涉及诗的“是”与“不是”的“标准”的讨论。也就是说，《诗刊》是将“无韵诗”或“散文诗”当作“诗”为前提，在进行其“好坏”“优劣”的“标准”讨论的。
    上文中那位编稿人读到那首“例诗”时，“眼睛为之一亮”，因为他读到了“诗性”地呈现……
    现在将上段文字中的“例诗”，一字不差地连着写出来就是：       

    在一个繁花闪现的早晨，我听见不远处一个清脆的童声，她喊——妈妈，几个行路的女人和我一样微笑着回过头来，她们都认为这声鲜嫩的呼唤与自己有关。这是青草呼唤春天的时候，孩子，如果你的呼唤没有回答，就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就把我心中的温暖也取走。
   
    试想，假如那位编稿人，他所看到的不是那首分行的“诗”，而是这篇不分行的“短文”，他还能断定这是一首让“眼睛为之一亮”的“诗”吗？还能说是“诗性”地呈现……吗？假如他能断定那是“诗性”地呈现，也就说明了“诗性”地呈现不一定是诗，散文也可以呀！那么，说“诗性”地呈现是诗的“共性”就差矣，说“诗性”地呈现是“诗与文”的共性才对。既如此，“诗性”地呈现就不单是诗的“标准”，而是“诗与文”的共同“标准”了。那么用这个“标准”能单独断定是“诗”还是“文”吗？既然没有搞清楚是“诗”还是“文”，还谈什么“标准”呢？或者说，要谈“标准”须先弄清“是不是”诗。
    那么，上文中的例诗“是不是”诗呢？根据诗的定义：诗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可以断定那首例诗“不是诗”！因为它没有节奏没有韵律。那么，编稿人读到它的时候，“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什么？也许可能大概是这段文字的“意”或“情”被升华到了“诗性”地呈现了吧？……。
   要讨论“人”的“标准”，须先弄清“是不是”人。“是”人，那怕他再丑再坏再恶，甚至没了一点儿“人性”，我们可以骂他“不是人”，“猪狗不如”，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猪狗”；同样，对于“猪狗”，再怎么好，再怎么可爱，再怎么宝贝儿，毕竟“是猪狗”而“不是人”。对于“诗”也一样，“是诗”，那怕它再坏再劣，甚至是反动的，但它毕竟“是诗”；如果“不是诗”，那怕它再好再革命再先锋，终究“不是诗”。正如那分行的“散文”，无韵的“白话”，它再怎么好，再怎么大气，先锋，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它终究“不是诗”！既然“不是诗”，还有什么“诗的标准”可谈呢？怪不得《诗刊》开展的“新诗标准讨论”终究讨论不出“标准”来。请问：《诗刊》上的那些“诗”，都是以什么“标准”选上来的呢？那些无节奏无韵律的分行的文字都“是”诗吗？如果说那都“是诗”，正如说“木头人”“稻草人”都“是人”一样，那么，他们所“做”的只能是“玩偶”而不是“人”。那么，“玩偶”的标准与“人”的标准是一码事吗？！
    再说“共性”是什么？是“人”的共性还是“诗”的共性？上文中说人的共性是“母爱”，但“母爱”却并非人所独有，在动物界里，“母爱”（本能）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母爱”也并非仅仅是“人”的共性。所以，仅仅以“母爱”来断定“是不是”人就太勉强了。从而以“诗性”地呈现……母爱来作为“诗”的“标准”，也似乎太“偏爱”了吧！马克思对“人”的界定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标准”恐怕不是其它任何动物所能共有的吧！那么，“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不是“人”的“共性”呢？是不是“人”的最起码的“标准”呢？从而说，“诗”是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那么“韵律美”是不是“诗”的“共性”呢？是不是“诗”的最起码的“标准”呢？
    “新诗标准”似乎还应该有个“旧诗标准”相对应。我们常说“这是新诗”“那是旧诗”。那么，当你判定“这是新诗”或“那是旧诗”时，你是以什么“标准”说的呢？如果“新诗”的参照物不是“旧诗”又何以称“新”呢？仅仅以“中国原本没有”，从国外引进“才有”即为“新”吗？既如此，“新诗”的“标准”应该在“国外”了。那么，把“国外的诗标准”引进来不就是了吗？又何必“讨论”呢！
    “新诗”失去了参照物，何以谓“诗”？何以谓“新”？何以谓“标准”？！
                                                             2003．1．12  

子耕

“新诗”失去了参照物，何以谓“诗”？何以谓“新”？何以谓“标准”？！

重阳新韵

“新诗标准”似乎还应该有个“旧诗标准”相对应。我们常说“这是新诗”“那是旧诗”。那么，当你判定“这是新诗”或“那是旧诗”时，你是以什么“标准”说的呢？如果“新诗”的参照物不是“旧诗”又何以称“新”呢？仅仅以“中国原本没有”，从国外引进“才有”即为“新”吗？既如此，“新诗”的“标准”应该在“国外”了。那么，把“国外的诗标准”引进来不就是了吗？又何必“讨论”呢！
    “新诗”失去了参照物，何以谓“诗”？何以谓“新”？何以谓“标准”？！

原草

“共性”是什么？是“人”的共性还是“诗”的共性？上文中说人的共性是“母爱”，但“母爱”却并非人所独有，在动物界里，“母爱”（本能）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母爱”也并非仅仅是“人”的共性。所以，仅仅以“母爱”来断定“是不是”人就太勉强了。从而以“诗性”地呈现……母爱来作为“诗”的“标准”，也似乎太“偏爱”了吧！马克思对“人”的界定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标准”恐怕不是其它任何动物所能共有的吧！那么，“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不是“人”的“共性”呢？是不是“人”的最起码的“标准”呢？从而说，“诗”是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那么“韵律美”是不是“诗”的“共性”呢？是不是“诗”的最起码的“标准”呢？

原草

要讨论“人”的“标准”，须先弄清“是不是”人。“是”人，那怕他再丑再坏再恶，甚至没了一点儿“人性”，我们可以骂他“不是人”，“猪狗不如”，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猪狗”；同样，对于“猪狗”，再怎么好，再怎么可爱，再怎么宝贝儿，毕竟“是猪狗”而“不是人”。对于“诗”也一样，“是诗”，那怕它再坏再劣，甚至是反动的，但它毕竟“是诗”；如果“不是诗”，那怕它再好再革命再先锋，终究“不是诗”。正如那分行的“散文”，无韵的“白话”，它再怎么好，再怎么大气，先锋，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它终究“不是诗”！既然“不是诗”，还有什么“诗的标准”可谈呢？怪不得《诗刊》开展的“新诗标准讨论”终究讨论不出“标准”来。请问：《诗刊》上的那些“诗”，都是以什么“标准”选上来的呢？那些无节奏无韵律的分行的文字都“是”诗吗？如果说那都“是诗”，正如说“木头人”“稻草人”都“是人”一样，那么，他们所“做”的只能是“玩偶”而不是“人”。那么，“玩偶”的标准与“人”的标准是一码事吗？！

李万修

  “标准”。是“什么的”的标准？是“是”与“不是”的标准？还是“好坏”“优劣”的标准？纵观《诗刊》进行了四期的“标准”讨论，似乎仅是诗的“好坏”“优劣”的“标准”的讨论，并没有涉及诗的“是”与“不是”的“标准”的讨论。也就是说，《诗刊》是将“无韵诗”或“散文诗”当作“诗”为前提，在进行其“好坏”“优劣”的“标准”讨论的。

原草

    试想，假如那位编稿人，他所看到的不是那首分行的“诗”，而是这篇不分行的“短文”，他还能断定这是一首让“眼睛为之一亮”的“诗”吗？还能说是“诗性”地呈现……吗？假如他能断定那是“诗性”地呈现，也就说明了“诗性”地呈现不一定是诗，散文也可以呀！那么，说“诗性”地呈现是诗的“共性”就差矣，说“诗性”地呈现是“诗与文”的共性才对。既如此，“诗性”地呈现就不单是诗的“标准”，而是“诗与文”的共同“标准”了。那么用这个“标准”能单独断定是“诗”还是“文”吗？既然没有搞清楚是“诗”还是“文”，还谈什么“标准”呢？或者说，要谈“标准”须先弄清“是不是”诗。

重阳新韵

何谓诗？

诗是韵文。诗是文体。诗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
文体，与内容无关，与好坏无关。
是这个样子的是诗，不是这个样子的就不是诗。
诗是韵文的主代表，诗是韵文的主标签。
韵是诗的本质特征，韵是诗的独特标志，
韵是诗的命根子，韵定是非，无韵非诗。
（重阳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