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访谈诗人汤养宗（请及时刷新）

汤养宗

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是有亏欠的，这缘于文化生态的不同更缘于汉语传播性的难度。莫言获诺奖是应该的，他应该是汉语小说写作中最出类拔萃中的几个人之一，把他列在二流的中国现有作家中没有道理。与莫氏在写作血缘上相近的这几个中国作家在写作理念上无疑都受过马尔克斯，福克纳，甚至斯坦贝克等人的影响，但这没有什么不好，毕竟他们已把马尔克斯们中国化了。作家有大小，这是没办法的事，有如大象与山羊，在排泄物上也能把对方比下去。而话又说回来，同样类似于排泄，山羊们留在世上的种子又比大象多得多。
如果把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中国诗人会怎么样？一般没有这个可能，原因还是汉语传播的问题，汉语诗歌的传播又比汉语其他文体的转译难度更大，主要的问题在于汉语诗歌语言中特有的意味。再加上技巧转化中所糅杂过的现代汉诗语言意境，对于对汉语认识还处在初始化的国外翻译家们，无疑是难上加难。我不会外文，但我对许多翻译作品一直是心存疑虑的，一个作家的语言密码如果不是依靠母语来阅读，一般很难真切体悟到它隐秘的与作家生命信息密不可分的文化关联域。现在还有一个现象，中国文学作品的高低问题要依靠某某汉学家的发话在世界上才算数，这是很笑话的。
当下的中国诗歌在国外的传播大概只是冰山一角，被转到国外的汉语诗歌文字的参照数是什么，我很怀疑，也高兴不起来。

汤养宗

你在这里所说的“张力”一词如果指的是个性张扬的某些诗歌作品，我以为自有它合理的成分。诗人的独立性历来来之不易，是一个诗人经过与林林总总的写作鉴别与抗争后得来的精神与文字上的符号。是个人写作气质，手法取舍及认识世界方式的总和。我们只能先为之抚掌称赞，才可再辨认他存储于文字当中的诗性肌理及内在盈亏。
如果这种“张力”是指那种留在文字里头的阅读效果，那么，它更多的是写作者的文字修为致使诗意扩展与膨胀的结果。实际上，这种张力也造成了审美中的诗意延时性，它同时也留下了蕴含深刻，耐人寻味的阅读地盘。从诗歌的基本构成元素来说，这些是必须的，又是诗歌有别于其他文体的主要特征。但也有从另一头来反作用这种张力的方法，比如粗粝的，散漫的，我行我素的文字中的不管。看上去是大大咧咧的一大堆，其实也含有柔肠百结的隐性张力。这种行色，内质上好像更显得大象无形。
我个人喜欢的诗歌张力是不露痕迹的，不刻意人为的。浑然不作中，有大情意。

汤养宗

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新诗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文体脱变，三四十年代各流派的对接与拓展，八九十年代的文本回归，尤其新世纪后的这十几年，应该说汉语新诗已进入了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理由有三：一是社会环境为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称的大时代。二是新诗写作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曲折与实践，汉语新诗已经找到了符合汉语表达的切入口。三是中西文化的大融汇及网络时代的信息量给汉语新诗写作开拓了从未曾有的表达形式与审视深度。
除非今后的另一个时代里出现了一些更有才华的诗人或时代给了诗歌写作更为宽大的生态背景，我以为这是相当好的诗歌写作期。而今后的事，我们只能期待。

汤养宗

当下的中国诗歌必然要遭遇这一些现象，其他行业同样如此。用平常心看这些你就不会去计较什么，他们热闹他们的，你看重你的，井水不犯河水。大美不言的诗歌更不会因为这些而损坏了自身的金枝玉叶。诗歌自有诗歌的大道理在而毫发无损。
官员写诗并没有什么不好，自古写诗的大都是官员，从屈原，曹操，李煜，到毛泽东，都是一流的诗人，再低一层的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也都是一流的诗人。我们翻开唐诗三百首，会发现许多诗篇都是官员诗人们在写相互间的私下事。所以不能说官员一写诗就是附庸风雅。官员写诗获了奖有的是因为确实写得好，写不好就获奖的自有人会批评到他。愤怒，可以；你叫他不能再有，没办法。但是，臆想中以为谁都可以玩一玩诗歌并从中博得什么的那个谁，你自娱性地写写诗可以，若借诗歌来欺世盗名，那就太不应该也太不自量了。
有资源的人出来办一些诗歌活动也没有什么不好，总比一分钱没有什么活动也不办好。何况这些活动还是让诗歌写作在这个千声万色的社会里传达了自己的声音。绝对的公平本身就不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哪怕是由国家公共资源操办的一些奖项也鲜有公平可言。诺贝尔文学奖就公平吗？只能相对而言。我们只能期望出来办活动的人能尽量从有利于诗歌发展的本意出发，少一些与诗歌相差甚远的私利之心。那些有名望的诗人也不要在一点蝇头小利面前投桃报李，把什么都忘了，连一个诗人起码的尺度也不要了。谁有钱了，在诗歌界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了，我一点都不急，还是那句话：诗歌自有诗歌的大道理在。
我们的命交给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命。这个时代里的谁用了什么手段对诗歌做了什么事，我们只好站在一旁说：看到了。

汤养宗

这重要嘛？似乎重要似乎又很正常。每一个时代都有令人心趋近或逃离的问题，这是个读图的时代，人们的心思没有放在阅读上，人们并不依靠阅读来垫高自己的什么。提到当前诗歌与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冷与热的问题，只能说在一个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边门。诗歌在诗人心里有无比神圣的位置，在社会，却是另一码事。李白厉害吧？朝廷也只是把他录用来作填词谱曲用。在社会那头，诗歌的用与不用是并非诗人所想象的。
好诗无人搭理伪诗歌反而有了市场，这当中有个标准的问题，你如果是个真正的好诗人，你完全可以置之一笑了事，社会性人为的问题无法左右真正的好诗出现。伪诗歌之所以会这样也与这时代没有好诗标准有关系。我们整个社会对诗歌的教育靠谱么？真正掌握诗歌话语权的又都是些什么人？人们不热衷于诗歌你又如何让社会在很大的范围来拨乱反正地评判诗歌的标准问题。可能永远存在着这种现象：闹着的人，不懂；懂的人，安静。
要承认诗歌历来是少数人的事业，只要这少数人靠得住诗歌才靠得住。
诗歌在这个时代里是一项惊险的事业，在极少有利益与公平的生态环境里，有多少鄙视与冷落是必须需要诗人们心甘情愿地去担当的。
诗歌的内质本相一直是冰凉的，但在人世的精神层面又一直在看守着什么。对于这一真相诗人们及关心诗歌的所有人都得有耐心，并甘于被冷落。要相信人意与诗意是统一的，人意终究会归顺于诗意的好，这是诗歌的天性使然，它站在人心最关键的路段上。诗歌从不与其他的什么争夺地盘，但它一直有自己的地盘，这地盘就是世道人心。它与天道与大美相依存。遥想那些穷毕生精力制造陶瓷品的人们，他们的骨头比陶瓷片更寂寞地散落在无人认知的荒野泥土里，但他们精心制造的一些精品，至今仍是人世争夺的罕世之宝。

汤养宗

个人认为百年新诗主要围绕着白话对接运动，中西主张磨合，及汉语形态下的个性写作探索三种情形展开的。三种情形可以大体划分出各自的时期，内容实质上又相互影响并穿插交叉着。每个时期都有急先锋在开路，也有相互推搡中的分分合合。无论轰轰烈烈或者静水流深，汉语新诗写作还是按中国社会的客观形态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条件的路子。
    这条路子的前因后果，归纳起来便是促成了现代汉诗写作的丰富表现手法及现代汉诗写作的自圆其说与自信。特别是近三十年与世界文化接轨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结实可靠的优秀诗歌文本与世界性的优秀诗歌作品并肩于耀眼的顶层部位。
纵观百年新诗历史，当中有多少才子为之贡献了自己超拔的才华。按我个人印象，当中的胡适，郭沫若，殷夫，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袁可嘉，何其芳，蔡其矫，以及当代的几个代表性诗人，都是为新诗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具有段落性的人物。说到大师，我本想点到穆旦，艾青两个人，但是不行，大师不但需要丰厚的作品，更需要文本的复杂性作为支撑才算数。不是他们不行，是他们错生在一个只能作为汉语新诗父亲的年代，他们的年代还来不及让他们对汉语新诗内在肌理做一番令人信服的打造。所以，他们只能是现代汉诗中值得我们敬重的父亲。
那么，与我们同时代中的谁又具有这种大师相呢？应该是有的，但我们还不便点出他们的名字。那就让他们在他们所允许的时间里自己长出来吧。

汤养宗

谢谢各位版主和各路大侠！大家辛苦了。当然，我也辛苦了哈。。。

汤养宗

答汤胜林：写的苦，不快乐，但快乐正来自这种“苦和不快乐”。诗歌写作是一种神秘的苦和快乐。

汤养宗

答水云生：你能那样批评证明了那是你的道理。就先按你自己的道理批评或写诗吧。
只要不是太离谱，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不会去计较别人的批评的。

汤养宗

答周瑟瑟：你也是我敬重的诗人。生长都在江南，自然也与江南的一切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