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对于认知体的个我而言，经验的积累与求证过程产生的知识是探索另一阶段精神体验的阶梯，不论如何的有备而来都是在接近错误并开拓错误。在未经反复实践他证的，错误是自证的真理。有无数他证而确立为行为上的参照，有无数他证而规划个我思维模式的通常不冠以真理，而是称之为常识。错误是通往常识的必要一环，现时的个我群运用的常识，是无数个前行者试错后所馈赠的一条知识与经验的捷径。常识是个我认识这个世界何以开始的触点，其不被质疑的普遍性是牢靠的嫁接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的认识，乃至个我毫无疑虑的全盘接受并下意识的传播给所面对的受众，自发的会行使这样的知识扮演着纠错者的身份。在此群体的共同点如此的深扎在相同的土壤中，根据这样的共同认识群体某一行为一致的发生有着必然上的体现。在自证的真理一面，个我有太多的分歧各自阐释价值观，各自在所站立的位置上仰望形而上的道。这条铺在个我思维中的路成了人们握在手中形状各异的器物，在深度左右个我价值归属中埋伏下了因利益冲突外的其他类型的冲突。另一面则增加了跨功利的合作倾向。

22。大我（被奉承的高贵感觉），小我（甘愿奴化的卑微心态），这两种个我社会价值的感觉会在日久积淀的文化环境中被有意的放大到人际之中。当然这更体现在强者与弱者的注重强化级层，即使不存在附属关系，至少是礼仪的告诫。有能力去惩罚比馈赠某种好处更体现权威的存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现象偶尔也在个人修养那里得到缓冲，但区别高贵与卑微的群体社会不会就这样的个案而更改本质。因而对某种行为的限制或鼓励仍在于心理上差等感觉的修补，既平等观的反复求证。平等不是一个人的规则，是全体参与者共同依循的行为限制，以维持群体生存环境的合理范围，以便每个人相对的靠着自我的劳作得到等值的权益。力求不会在任意行为出现后没有制衡的力量来对需要维持的公平做点什么。个我有选择的利己，有选择的利他交替的发生在整个生命过程，利他在血缘那里更为频繁，利己在陌生人之间会更偏重。这符合基本的生存法则，除了他侵是道德所允许的范围。在保有平衡的生存条件中每个人渴求平稳、秩序，所有假设中的安详世界都将在他侵发生中终止。他侵者也只在偏好享乐或生存境况的改善上（心理障碍的他侵不在此列），因而整体上的平稳、秩序的保持是最稳定的利益生成。就像屠杀不是战争的目的一样，征服才能利益最大化。在所有惩罚机制完备的环境中，除了生存之路的堵塞或不能制止的贪婪，有着庞大基数的人多在谨慎评估某些获取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人们选择观望，在原先的境况中，从不轻易去尝试他们所不能明了的未知情况，即便正在遭受他人所施加的困难，因为没有比失去生命或者已有的稳定的生存境况为更高代价（人类的历史演变从来都在少数人那里，他们执着的推动一旦带动了观望的那一部分人，许多固有的都将重新排列，进步与否姑且不论）。在日常中，个我发生的行为后果不论被判定为利或害如果是因情绪波动都是暂时的，在生存那里个我会迫使自己将一种行为持续化。

23。个我所一贯行为的部分，并较长时间长保持与环境的阻力密不可分。随着环境的阻力变化，个我为了适应也会相对的改变或修复自认为有偏差的行为（不包括个别的人在后天形成的个人意志、个人强烈的偏好对出现的环境阻力产生抵抗。当然并不表明个人意志、个人强烈的偏好能够脱离变化中的环境作用的结果，只是更为固执而不计代价。）奖惩最终决定了个我即将有某种行为的可能。相应于个我的生存状态同样取决于环境阻力，生存环境阻力只给个我一个选择，就是退而求其次。个我会在最大阻力后面找到自我的生存位置，直到承认现状为止。趋利避害促使群体行为取舍趋同，在显见的价值化目标那里，从不缺乏众多的参与者。是人为所设定的价值必要有人居之，资源是核心部分，是人类所有标为价值化参照的母体。环绕这一母体，取得支配权的强者最终将人变为了汲取不尽的资源，物质资源推动人力资源，一个被统治的世界渐渐趋向明朗。群体间分散的血缘结构被无形的网茧缚，在如此贴近的陌生人之间关于信任的前兆被小心翼翼的剥开。

24。信任是行为的托付，在值得相信的人那里支付个我的价值体。信任的产生需要媒介，这些媒介可以是血缘，情义，货币为源头。信任有着多层次结构，个我会在对象的行为上不断的判断给予哪个方面可能的信任。血缘之间信任是天然的，除了能力方面的考量外，这种天然性正是基于互助式的利益共同体上。相类似于情义的信任是血缘的外延，是志趣情感上阶段的弥补。在人际沙漠中快速建立信任的是货币支付的兑现，既交易过程中暂时相信需求的实现，这既可以是对物品及物品持有人的混同信任，这种信任的相互程度会随着交易的结束而暂时搁置，只有在第二次或多次交易产生后就延续到利益链的层面，信任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忠诚度。完成这些一系列的信任条件首先要个我有选择的利己，正如功能社会设计者所担忧的那样，如何限定个我的利己尺度是基于对人性不信任的前设。个我受到信任即是单项的也是单向的，从忠诚度开始，或职业、或“我们”、或某个人的忠诚。忠诚是归属感的递进，归属感在被认同中完成（没有荣耀感的认同只是生存本能机械的行为），这些所描述的排序可以从某类职业获得的困难程度，从某一人在相对的群体中是否出类拔萃的能力来比较发生信任的质量。能力是建立长期信任的捷径，可以一直追加到权威的层面，一个人对另一个因某一方面的信任辐射到对全部言行的信任就进入了崇拜阶段。除能力信任外，任何信任都无法长期保持，此间的尊重会多于信任。因为在长期近距离交互中，个我固有的习性会在不确定变因中触发不融洽的氛围，如利益冲突，如情绪冲突。单向信任是普遍现象。只有功能组织或协作利益共同体存在局部的双向信任，那是以价值目的为基础，受力与信念或受力于利益。信任的产生是小范围的或单一的，在个我认为是“对”的前提下，这种“对”的认为涉及到功利方面个我就容易产生对信任的忧虑。另外有过繁杂经历的人那里，对信任的谨慎程度高于涉世未深的人作出的轻易信任托付。人类行为有没底线的问题似乎只能在受害者那里寻证，那受害者信任什么？

25。“对”是个我之所以行为的核心。正如对某种行为在知的层面上意识到是“错”，个我如果有机会认错，至少说明某种价值观是深入人心的。个我对“对”把握偏重于感性，认错则是体现理性。每个人致力于往对的方向行为，甚至有意的强化自我的“对”。当然个我所有行为的之所以都是建立在“对”的判断上（即使在行为自认为的错)，至少在行为的当时是那样认为的。就算在过往有过对错的习得并能够辨识，但那一刻会那样做，就当时的情景而言是在进行对的选择，在无从知晓选择后果时氛围盲从或潜意识帮助了自我完成了所犹豫的那一瞬间，面对未知“对”仅是感性的预期，只有结果的显现后经由以往的知识经验才能在这次选择中缀入满意或后悔等心理作用（当然这只针对直接行为的描述，立竿见影的作用类似赌博，在周期较长的结果那里，所有的代价只会在语言中流动或摘取硕果，如个人的生存方式选择，如行政政策的制定，那是产生循环结果的行为，利与害都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中易手，谁来下这样的结果判定呢？）。因而“对”的价值在过后才能体现，“对”在将来才有意义，现在无非是在可选择的前提下择一而为。能对“对”的把握最具心得的在“对昨天的重复”（没有试错者螺旋式上升的文明只能从天上掉落)。“对”是对错的修正，是对挫折第几次后的回避，对“对”认识存在结构上的困难。重复昨天就能有对把握，这是参照在起作用。参照在人的行为上起主导的位置，包括精神建筑的搭建，不论是拓延还是颠覆，都需要前定的答案来作为发力的标靶。判定行为的潜在“对”的参照，一般人会取值出现的反对者那里。那么反对者用什么反对？参照的是已掌握的普遍适用的经验、知识。知识与经验是发生过的记忆（在信息流速比较慢的时代，一种知识体验的价值观一旦确立将受用终生。在信息流速比较快的时代，知识体验远远少于知识经验，个我身在这种环境中将经常处在强迫陌生经验中），个我深入其中不只是停留在“知”那里就停止，只要条件符合，表现点什么是体现存在感的心理内驱动。在人际中表现的方式就在纠错那里，不停的表达观点输出自我所理解的对或错，既凡经过文明完整改造过的个我都将是某种形式上的“卫道者”。每一个强制“纠错者”都要自行贴上标签，以证明自我的价值取向。每一个受时代的价值感衬托了人与个我身处的社会氛围密切关联，既文化氛围，大多数人的行为正是完成这种氛围的实现（氛围的制造来源于有能力直接干预行为的团体），并转化为标尺，以此来衡量个我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大多数人的准则，并相应的给予赞美或排挤。氛围，最具穿透力的在榜样的力量，那会让那些心生落差的人认为在偏离成就感，而自行放弃自我特立独行的一面，回归到社会价值框架内。每个人在群体行为中都要经历价值重塑的过程，多数人是因挫折感而接受重新塑造，这个过程是自证的过程，从有意差别到自行同化，通常认为是理性的回归。

26。行为的“对”最直观、最符合眼前心意的在于有利可图，如果不是可预期的惩罚式的“危险的悬念”起着作用，个我在取舍中会出现自由落体式的竞逐，而将人的底线不断下设，强者的话语将覆盖公义（但文明的特性似乎正受牵制于强者的脸色，他们是游戏的主角，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于是站立时代阵前的人多了向群体喊口号的使命。凡所提倡的，必是曾经所证实的美好而现在已经流失。正如“人性”这一概念的形成，证明人在行为上曾经历过无底线时期，一切相关联于类的品质在缩小，或某一区域、或某一利益团体、或血缘、或自我，以此为界线所有自由落体式的行为都在上演。群体被分割，“我们”更趋精细化，在价值阐释上出现了双重标准，这与“我的”确立息息相关。“我的”使人具有了群体社会属性的价值化体现，是“我”的外延，主人意识的产生。“我的”某种关联事物的支配关系，是与他人互为承认的结果，作用于物是财产的性质，作用于人是成员身份。作用于人的这一部分有着极为复杂的动态定性，因为会随着新概念的开发表现出应属时代的特征，如主奴、公私领域的界定（通常人并不自主的去深层次认识自我，除了已知的那些概念被自我有图的当成工具外，个我未必会或无能力自主的拓展知的领域，这一点需要能负得起代价的人与思想层次更高的人来帮助完成个我的属性界定），从中要看到不懈的为合理而争取的人，他们的付出正为搭顺风车的人开辟了自知的光源。当人挖掘出人性的概念并进行层次上描述时，就是在有意的规划行为。人们区分了善的行为，恶的行为并一一对应甄别的填入内容，为的是明了行为属性好让旁观者有机会成为是非的裁判，并在自行的行为中强化或者规避类似的发生。虽然人具备这样给定的裁判身份，也有机会站于道德的制高点，但那只存在于旁观者位置，所有是非的故事都有当事人参与者，如果设定人的理性可以跨越每一个发生的纠纷与功利，那些衍生的概念将一无是处，也就少了那些以治恶为名的机器凌驾于群体行为之上。

27。普遍实用的善或恶的甄别，在于利他或他侵的发生。由鉴于个我活动半径，有机会行为善或恶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中都在有限个别那里，正如个我不会在群体社会受到全部人的友善一样也不会受到全部人的憎恨。在产生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那里，施与者都在寻获选择对象，符合条件是有意加于，这种自行纠错行为会根据个我的能力所及而付诸实现，实现出来的行为都将产生影响，既在信息接收者那里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心理共鸣。其间道德之恶都相应的存在心理障碍，因触动人性的基础而引发公愤。利益之恶，仿佛存在于人的劣根同感一样并不产生太大群体反应，只相应于受害者及其极强纠错的正义人士牵扯其中。恶的行为都伴有利己的目的，因利己的行为产生了直接受害者是常超自我保护式的纠错，是外在的人为干扰阻碍了获取的目标是必要纠正（利己所产生的间接受害者是不背负恶的名义，既市场效应）。有目的的行为是要进行选择，从阻力最小入手成了优选。利益的恶是强者的游戏，虽然法律在制造行为的底线，如果只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规定，那只是强者的工具。如同利益产生的恶不可能纯粹一样（这并非假设强者的良心自觉，如果受害群体庞大，反过来将毁灭强者所建立的持续利益），个我利他的善使之纯粹也不能实现。宗教式的不做选择的利他，一般人存在条件上困难，要排除这样的困难个我要有放弃精神或有利益的恶先人为其积存了行善的物质。一个人因放弃所有的利己行为而行为利他，那么将在何时一无所有只是时间问题，相反的应是接受帮助的人。在有选择的利他中，个我或许都有机会断续的冠予崇高的机会。有一种可以持续的利他行为，但不能以个人的品质来判别，是职业性质的利他，同样可用有选择的利己来定性。这种行为自有职业道德范畴来划定，如果因个我有选择的利己让他人是有所助益被视为高尚行为的话，那么高尚的定义要宽泛的多：凡参与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人。这样的定义将排除之前描述的纯粹利他者行为性质。将某种人的品质与某类职业挂上等号，实际上在排除所有人都在参与的人性结构，而将人群按差等划分。

28。个体所行为的善或恶，在其的活动半径内相较于一个时代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植入职业作用后，变为集众趋同的行为，就演变为时代朝向。尤其是在组织化的职业中，资源更为集中的支配，其间所形成的力量将覆盖任何层次的善或恶的表面，这种面积庞大的影响力，善或恶的结论在现时将分化，受益者与受害者同时并存，这两股形成的表达之音相互抵消，只有强者的声音留下。直到发生在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影响的事件成为历史后，才能看出过去的种种到底展示出什么概貌。个我在历史中吸取的只能是谨慎，而不会是将来的命运，能够展示将来的只能是预期中工具的出现如何的影响群体的生存方式。另:不论谁在某种性质的职业从事多长年头，并不表明这一职业特有的性质带给了其时间上的损失，因为个我自出生开始，生理的结构就在经历衰亡的过程，与任何形式的从属无关，只与职业对身体的损害程度有关。当一种选择产生后，无数个人也能做到同样的选择，就将排除了某种特殊性，只能说在机会的排序上恰好谁遇到了（如果能力恰时将显现格局的变化)。因为以文明为习惯的社会机器要正常有序的运转，置设的位置就需要有人去操作。就公共领域的操持者是需要认同来消弭反对者的干扰，来实现有效职业行为。如果强调认同体现着某种合法上的忧虑。不管谁赋予的认同都将到群体中去寻根，为荣誉的抽芽寻求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