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热的夏季里，我在不断地阅读林贤治先生选编的《自由诗篇》，这是少见的。最初看这本书只是因读了张远山先生的《汉语的奇迹》，在书中张先生对王寅的诗极为推崇，以前我对他印象不太深，便萌生了阅读的冲动，可一时找不到诗集，《自由诗篇》选他的诗十九首，多少可以满足一下需求。这十九首诗都是精品，写的精致、华美，并充满着贵族气息和难得的豪侠之气，我想很多人都会熟悉《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这首诗，而我尤其欣赏《风暴》的开首部分：风暴将临的呼吸已隐约可闻/飞蝇压弯草茎/门窗不再来回拍打/咖啡颤抖着/托盘上的瓷杯更加洁白。这种细节处理的功力与生活的直感是叹为观止的，每次重读都会体验到那种躁动不安的静寂中水墨画般的气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还竞争性地写下了同题诗《火车》，这首诗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阅读使我那一段经历升华了，我看清了当时懵懂的行为的内在意蕴和对现在的影响。而读诗或写诗对我们人生存在是一种净化和超越，好的诗总会唤起我们的自我意识，赋予我们一个澄明的视野，看到平常看不到的境界。
当我沉浸在才华横溢的王寅的华美多变的诗中时，北岛的诗是难于卒读的，那种粗糙和生硬让人感到虚假，可过一段时间后工作的压力增大、心情沉重则对北岛的诗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它们气势沉雄，给人一种存在的勇气和力量。《回答》、《结局与开始》等诗的批判锋芒，在虚无中承担和为信念而牺牲的襟怀，都使人难于平静，这种沉重的使命感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孤单的，我看到了那遥远的地平线，万物鲜活、生动；我又与生活是融通的，对存在充满着亲近的欲念，怀恋着那些在人群中的温暖和无我的欢乐。
阅读中也使我对多多、芒克、江河等诗人有了更新的认识，坦率地说以前我只当他们是浪得虚名，写了一些时髦的东西，此次重读似乎是一次全新的阅读，感到他们的诗一点也不逊色于翻译过来的一些大家之作。土地的每一道裂痕渐渐地/蔓延到我脸上（江河《苦闷》）。它把头转了过去/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全身披满大雪的奇装/是我站在寂静的中心/就像大雪停住一样寂静/是我的歌声曾使满天的星星无光/我也再不会是树林上空的星光（多多《歌声》）……这些诗歌情感真挚，视角独特，语言出人意料，意象变幻无穷，特别是其中透露出唯我又渴望冲破自我与万物一体的混沌境界，而力度之深厚和沉重之感更是当前诗歌所不具有的。
这本诗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昌耀、宋琳等。昌耀这位已离我们而去的诗人，在大西北雄阔、严酷的自然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硬朗的风格，特别是那种真气贯注的力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回忆》的结尾：心源有人，肉体不燃自焚，/留下一颗不化的颅骨。/红尘落地，/大漠深处纵驰一匹白马。可谓是铁骨铮铮，是对他精神自我的期许也是写照，其诗亦可作如是观。对于宋琳的诗我曾有过苛责，以前感到他的诗风平庸没有个性，这次入选的《死亡与赞美》、《曼德尔斯塔姆之死》都是力透纸背的佳作，逼视着生存与现实，也是我第一次读到。黄灿然也是在这本诗集中唤起了我的热情，这位诗风一贯纤弱、外形瘦小的诗人亦有他不同凡响的抱负和情愫，有他金刚努目的一面，如《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在决绝的力度中透出坚韧不拔的韧性和耐力。而支撑这些的应是他们与存在的神秘应和，是对高贵美好事物的热爱与高远的追求以及那种勇于担当的精神。
翟永明的两组代表作《静安庄》和《女人》我也是潜心研读，记得初读《静安庄》除了给人炫目之感外不甚了然。这次我读了多遍同时还参看了相关的评论和自述文字，每读一次她语言的黑色素便减弱一些直至完全明朗，剔除了那些暧昧的情绪密码，最后剩下透明、干净的文字，真是一个清洗的过程，这给了我很大的欣慰和启迪。在其中我看到了混乱的个人在力图进入自己时迷茫、错乱的无力感和本能对之的抗拒意图。这是另一种黑暗，另一种光明，另一种真实，这也是对时代的深度揭示和诠释，虽然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不知为何一直比较喜欢的欧阳江河和一直想读的周伦佑在这本诗集中都没有给我甚么独特的感受，反倒生出诸多不良的感觉，周的诗风过于刻意，欧阳江河的诗缺乏味道，即使被普遍看好的《最后的幻象》中的《春天》也是味同嚼蜡。可能与翟永明相比他们太渴望做时代的代言人了，而缺少了生命真切的感受。
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稍纵即逝的想法。一本诗集能给我这么大的启发和感受，而编者除秉持一种自我的立场外，并非是一个诗人或诗歌研究者，这使我难于保持沉默，更使我相信人间是有好诗的，只是缺乏诗的眼睛，诗歌的声音是伟大的也是沉寂的，你只能走进它才能感知到它那难于抵抗的力量。有时我很奇怪我会同时热爱这么多个性迥异的诗人，我想统一我的诸多热爱的本质只能是诗：真正独立的精神。诗不同于人们通常说的诗意，它不是去刻意地表演美好也不是无所顾忌地去呈现黑暗当然更不是遁词；诗歌不是一种艺术，不是语言、技巧或立场的角斗场；诗也不需要任何的桂冠或掩体，它是敞开的，诗就是存在而诗歌则是真实和真理的混合体；诗是一种力量，诗歌源于一种力量更应成为力量的源泉；诗的精神便是冲破一切禁锢，获得真正的大自由，当然这包容着多个方面并在不同的时期亦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甚么这本诗集里过多的死亡、黑暗和暴力的展示，却赋予人一种热情、生存的勇气，只有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给予。我们应有这种胸怀与认识：我们在接近地狱的时候可能正接近或建造天堂，正如但丁的《神曲》。而在穿越这三重世界的过程中诗即是引导者又是一种呈现，这是诗人必须承担的身份。而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能说是独立的。在这本诗集中我至少看到了诗人们向之抵进的姿态和由之引发的痛苦。我在内心里期待并祝福他们，与布罗姆的「影响的焦虑」相反，我则希望在汉语诗歌中发现伟大的先行者和身边那些优秀的同行们。当我通过文字看到他们笨拙、飘忽、坚毅、执着或高雅的身影时，我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敬意、爱恋和亲热的暖流。这也是诗的更是诗人们的追求所在。
而这本诗集中还体现出另外一些精神的境界，可能人们容易忽略，比如对社会对人自身的热爱、信心和在当下尤为可贵的共享意识。这是一种博大胸怀的体现，展示真正的自我是需要勇气和大爱的，这不同于现代人的自恋更不是有人鄙视的出卖灵魂。在这些优秀的诗作的背后是一个个充满着忧患意识、反思的力量、不满足又勇于承担的诗人形象。这是对个我的执着更是超越，它们或发之不可止抑的痛楚，或源于引起疗救的渴望；或是揭露、抗拒与征服的勇气和信心；是对光明、自由的向往，是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实践。我们往往在他们书写对象的事过境迁中忽略这些诗歌的精神意义，忽视它们背后的诗人形象，我也只在相似的处境中感受到他们深厚博大的胸怀，并非是苦难成就了他们，而是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我曾看到北岛对他早期诗歌的自省和他最近低调的身影，「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一个英雄。没有对英雄的渴望，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何来诗人？是对自我的不断追求使诗人在芸芸众生中凸现出来更使生活的价值得以显现。诗就是不断形成的人类的自我意识并使之呈现出来的力量。而自我或真实是一个过程，诗歌创作源于自我肯定的意念，这是一种对现实与个我的征服与升华，我们只能在自我的真实中看清这个世界，也只有在不断放弃中接近存在。诗歌的精神在追求绝对中包容着万有。诗的自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意识。
我们很容易以诗歌的名义背离着诗歌的精神；我们有太多以时代的名义编选个人偏好的选集，以所谓的全面公正的立场编选一些毫无个性的大杂烩，以所谓艺术的品味抵制激情、血液和真实，以所谓学术的态度清除着生活；我们有太多诗歌的炼金术士。以之来反观当下的诗歌乃至有些先锋诗歌看起来激进，其实是颓废和退化的，它们是颓废的现实主义。很多诗人对真的诗歌精神是怀疑、嘲讽甚至批判的，有的在言辞或技术中寻寻觅觅，更多的则是暧昧、无名的，是对生活或别人诗歌的复制；它们表现的不过是对自己屈从的一种解说与再现，这是对诗对生命存在的讥讽。他们执着于历史、民间、知识、中年、神话、技巧、隐喻甚或叙述，归结一点便是如何搬演他们大声抗议的日常生活。他们以戏谑的语言预示清醒的态度，以迂回曲折的手法表现事实，以取消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客观，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接近存在，真实成为一种技巧和不断自我翻新的产物。反讽与混杂成为诗艺成熟的界碑，如何处理意象纷呈的人生经验是诗人们的追求，能否书写存在的悖论或呈现出悖论似乎成为诗人人生境界的体现，总之智慧成为诗歌的钥匙。无论是在国内或世界我们的负面遗产都太多，在普遍的怀疑与期待中我们尚没有形成自己的诗歌谱系和精神遗产，虽然几乎每一个诗人都有他们推崇、模仿的众多西方大师，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多数只能横向地移植，对于身边的诗人他们在还未形成自己的认识时便已盲目地否定了，这是一个误区。
90年代至今的遗产与现实呈现出背叛与顺应的奇妙结合，诗人们自觉地抛弃80年代乃至前半个世纪诗歌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合谋，而顺应其实在某些诗人那里呈现的是批判的姿态，那便是市场的功利主义盛行，换用一位学者的话这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诗歌不再是合谋者而是形成了微妙的同构关系，他们是清醒的深知鱼儿与水的关系（参见伊沙的《司机的道理》），不过从前期的主动转化为被动甚至是扭扭捏捏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暧昧与凡庸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精神征象，对凡庸的推崇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相比。权利是人们着意消解又是自觉追求的对象，这里不仅仅存在着悖论更隐含着角色转换的期待和现实，当然我并非批评权利而是质疑权利构成的简化和粗糙化。而诗歌愈来愈沦落为一种艺术的门类，似乎人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地活着。很多诗人自觉地追求诗歌的边缘化，有意识地与生活保持着距离感以达到所谓艺术的纯粹，或在接受中表演着一种痛苦；更有再现世俗生活的快乐，以确证一种虚伪的时代感甚或反叛意识，这些都是与生活的同构；无论是自觉还是潜意识都是殊途同归。诗歌一次次降下心灵的高度，却没有想象的大地出现，从而形成众语喧哗又万马齐喑的状态。
为甚么同是对个人的肯定而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为甚么生活环境松动后我们的精神处境却每况愈下，我们是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还有哪些诗人仍梦想着生命的神性，以拥抱的姿态走向生活？人们还有哪些理想与抱负？追求诗歌的独立与个人的自主，这种行为本身为何产生了负面效应？
最简单、通俗的做法是将之归因于社会的过渡时期，世俗社会的来临和改革的阵痛；这本身便是对时代的误解，对个人的逃避和对真实的遮掩；从而在反面承担了自己的宿命；这也是一种惊人的无知，时代精神往往体现在对现实的清醒、批判与超越中，绝不会是接受、认同和美化。不过这些问题也是有些诗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他们往往以生活环境的优越化，以诗歌对现实承纳的多少，以诗歌的技艺化程度来衡量诗歌的进步，这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进步本身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会有它的衍生物，形成惰性的力量会使人们盲目又自负，使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表面的镜像中丧失了探索反思的能力而成了欢乐的俘虏。当然有人会说这才是生活，他们忽略了他们不过是在模仿，这也是对时代的再现的一种，但这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缺乏真正创造的态度，我们生活的意义之所在。他们是将对自我的追求转化为生存的智慧，不是去思考对存在有距离地介入，而我们没有认清时代和历史的诡秘怎能达到超越存在的境界。
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宿命，对于生活其间的人谁也无法逃脱，时代对自身的不断超越，使个人的坚守或剥离都缺乏应有的根基，没有参照物，没有对立面，精神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抛弃着自己，或许复制是最好的表达。这就是为甚么背叛比想象的艰难同时也比想象中的高贵，当顺应成为一种隐在的先锋之后，当表面比内在更加真实、深厚和优越时，我们凭借甚么得以形成自我的观念。而在生活中荣誉、尊严乃至道德变成近乎伪善的笑谈或利益的翻版，个人则成为欲望的真实，更确切地说是物质的情人，并以之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背景。精神的不断消解与生活的不断改善使个人的迷失表现的是如此地光怪迷离又是如此地水到渠成，对内在于传统的个人自觉剥离后的虚无之感与后现代的及时行乐的混合使90年代以来滥觞的个人主义表现出复杂的面相，这是对真正个人的一次实现更是背叛。80年代的身体无法负荷庞大的精神，而现在则是精神难以承担沉重的肉身。为了将生活进行到底，人在市场与政治的双重剥夺下不断卑弱化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对自我进行清理、逃避和覆盖。写诗不再是对个人的张扬和确立而是一种自我的压抑，主体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词汇。诗与写诗者构成了微妙的讽喻，他们通过写诗来取消并呈现出人的正日益消逝的部分自我。这种自觉剥离的心态削弱了我们承担的意识，将解构视为一种使命；我们在对极端的纠正中丧失了真实感，借助于海子的大地我们上升到一种虚妄的俯视，而它们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漂泊无根之感已深入现代人的骨髓，生活成为生活的价值。
即使一些有追求的青年人也很难走出个人的阴影，挣脱世俗的束缚与诱惑，他们在唯我中缺乏抵抗的意志，在平滑的生活流动中难于领悟存在的深度，更不会自觉地向隐秘处挖掘抵进黑暗。没有信仰，没有大爱，没有另一个世界与世俗抗衡，他们的批判精神与反叛意识往往也是病态的，他们在个人感觉的真实中以自我的美化作为一种超越；或以融入实际的生活为一种承担和责任，并不断地在现实的沉沦中追求、刻画着种种自立的述求。从卫慧到下半身写作再到葛红兵，我们绝望的肉体如何承担它的背叛，身体最终会表露出物欲的真相，我们生活的本色。一些诗人也在与之对抗，但又缺乏对抗的资源、力量和勇气而陷入一种颓废且失败的情绪里，因而排斥存在而无法接近真实，并把诸多的情绪、力量呈现在诗作中。我看到现在一些优秀诗作也多是诗人对未被认可的一种报复性自残与自救甚或自慰的表现，这是病态的当然也是真正诗歌精神的一种体现，不妥协，一种反抗病态的疾病。我们的时代借此呈现进而又以之来规约我们的发展。
诗歌的处境也就是人的处境，诗歌的萎靡最直接的因素是个人生命力的衰弱和病态。没有健全的个人当然就不会有高贵、壮丽的诗歌，事情就是如此的悖论。不过是很多人难于形成这种意识，人们太容易将个人的残缺转化为社会的问题，进而误以为是时代的特征并将之表现出来，更加深了社会的混乱。这种自觉的病态是否能够得到疗救？从北岛到于坚，他们的诗歌见证了我们的真实，我们走过一个人的道路，却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人。我们对自我的追求中最后都走向对个人的消解，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渺小的个人吗？而对自我的坚持多会是个人生活的灾难。你看诗人黄灿然的《倾诉》：愿你不要清高，也不要单纯/孩子啊，愿你一生平庸……愿你平平稳稳，这是父母的希望/他日你人面兽心，或者行尸走肉/我们都不会谴责，也永不会遗憾。我们的社会尚未形成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公共空间，更确切地说我们没有个人可以依赖的精神空间，那些坚持自我的人不但要承担外部的压力更要克服内在的叛离。而这些恰恰是因为缺乏独立的个人的缘故，我们真正需要回到独立的个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力量无论是悲痛或欢乐。在长期文化政策的松动下，我们的社会、学校也应该思考如何完善地保存真我而不是改造，我们只有看到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人时才能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我们只有在个人的不断完善中看到社会的进步。
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存在的很多黑暗与邪恶的认识最终都在我们的肉体、思想、习俗乃至背叛中体现出来，这种消解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回到个人也意味着回到了虚无和罪恶，我们任何的真诚也难于面对我们追求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之感。这种个人与时代的不期然的同构关系是每一个诗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差别只体现在我们的认识以及对之的态度上，我们是遵从，是超越；是回到起点还是继续穿越；而这又是没有前车可鉴，缺乏同行者的孤独之旅。正如帕斯所言：现实是最遥远的。这不是提示我们要与生活保持距离，而是让我们领悟到存在并非仅仅处于我们感知的领域，对真实的认知本身包含着我们的怀疑、背叛和重构等各种欲念与行动中，荒原或绝处也不可等同于没有道路，而是没有道路这种意识形成了这种认知，只要有人的行动任何的存在都会显露出生机。当然我们更要意识到人类行为本身以及由之导致的荒漠化，这源于我们不断面临的丧失之感，我们在背叛中承担的那些拒绝与遗忘，这也只能在行动中克服。我们不可能在沉思默想的姿态中完成征服的使命，更不会从中领略生存的价值与欢乐，我们生存的力量和勇气之源。我曾追求过完全的独立自主而最终认识到个人的虚妄性与卑贱状态，我在对自己的克服中意识到自我是一种过程，是种种现实心态的不断展现与完结的过程。这使我对多多等的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北方的声音》将个人的苦难与生存其间的土地和人民相连，这种胸怀和认识都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承、发扬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在世俗中坚持真我，一方面则要在坚守中追求更大的境界。我们需要不断消解社会对个人的覆盖也应能回到生存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创造自己的父亲，以之来保存对生命的真切感恩，在现代人的流浪生涯中创造我们永恒的家园和记忆，这也是个人存在的必须要素。虚无是不存在的，对虚无的肯定只是对自己的背叛，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一种真诚与勇气的体现，恰恰相反这是典型的懦弱的自我泛化和逃避。如果我们不能直面真实和事件，从而对不断地改善中的生活和时代产生了不信任和隔膜之感，该坚守的不能坚守，该放弃的无法放弃，而这种缺失了精神立场的个人如同落水者，任何微小的水坑，都可等同于大海，都会淹死人，都会产生可笑的自救动作，我记得在一个影片中表现一个落水者的呼救与挣扎，当他被提醒站直身子的时候，水位并未淹及他的臀部，如此人性的镜头恰可隐喻我们的现状。写到此我再次感受到诗人济慈的诗句：真即是美。诗的力量总会在探索的过程中瞬间照亮那些隐秘在个人视线之外的事物，生命从那里生发而来，自我藏匿之处便是存在，人生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诗歌如闪电如彗星在瞬间划过并燃亮天空或宇宙的封闭，诗人在仰望中看到了自己，而生活如雨滴滴落。
另外社会的发展演变不断地侵蚀着诗歌的领地的同时也在更新着诗歌的领域与观念，如何寻找并把握新的方向，创造另一种真实和自然！是每一个关注诗歌的人需要思考的。但我想诗的精神是不变的，诗歌只是这些精神或者说生命的强力意志、抱负与时代风云、社会氛围相互激荡而产生的交响，它们是对抗、呈现是欢呼更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在大众文化到来的时期，诗人应肩负着歌唱、批判和重构等的多重角色。时代、社会的变革正是诗歌得以发展、繁荣、演变的契机和场所，生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是诗人的幸运。当然诗源出于沉默和静寂的力量，在时代的喧嚣中对写作构成了挑战，有些人因此认为诗歌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以「亡灵」自居，在人生的空地上寻觅着自己的影子，坚守着稻草人的位置。我们要冲出种种自闭倾向，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一个自在自足的社会供我们演练诗艺，这只能是我们的创造。诗人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缔造者，而伟大的诗人则将存在上升到审美的层次。任何敢以诗人自居的人都应有这种承担的能力和气魄。当然这里的「诗未必一定是分行书写的」，它首先是一种诗歌的精神。无论是夜莺、猫头鹰、云雀还是凤凰都是令人向往的，但最好不是麻雀和乌鸦，特别是它们的变种，哪怕是蚯蚓也好。
全球化的到来对于生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解放也是一次囚禁和清除，人们普遍臣服于工具理性，这种科技理性在提供生活的便利的同时正消解着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更确切地说是使一切技艺化，这是诗歌的现状给我的启示，也反映出我们整个精神世界的病态，现代性一直延续着艾略特所描写的病态，而后现代则是抵制疾病的疾病，正如我在前面揭示的当前我国诗歌的病态，我们很容易从尼采式的颓废的浪漫主义滑向海德格尔式的颓废的现实主义，从历史的颠峰中走向无所不在的时间。而不断祛魅后的存在并没有呈现出本来面目而是不断地流失和荒芜化，我们已丧失了自然的神性和大地的感觉，人类在不断攀缘自我的上升中正丧失着存在的立足点。难怪有人已在宣告着人的死亡，预测另一个黑暗时代的来临。在愈来愈精致化的物质世界中我们愈来愈缺乏一种积极自主的态度，事实一次次地打击着我们的脆弱，在不断地扩展着的外部空间中内在的力量日趋微小。人类内在精神的高度在消失，我们在普遍的怀疑与批判的心态中一切都在褪去美丽的色彩，似乎只有不断地抛弃，我们才能获得加速度，从自我的质疑到生活的镜像化再步入生命的自我规范。可在这突飞猛进的时期，我们更需要在内部汲取存在的力量以确定自己的方向，我们太需要时间来消化那么多异质性的事物以使它们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分裂，更不是依附，使自我臣服于自己的衍生物。这些只有具有一种大我的诗歌精神才能统一。不过有时我也疑心由人类自身引发的问题是否可通过人类的努力得以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会不断地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转念一想这不也说明了人类可做相反的运动吗。但我很少看到（至少在国内）人们对目前这种状况的反思、批判，我看到太多知识导致的堕落，更确切地说是知识的外化；知识不是对生命的完成而是实现，将知识工具化的背后是生命的屈服和流失更是对之的掩盖。在这全球的虚无主义的浪潮中，很多的诗人学者的使命似乎就是使人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他们不会不知道现实并非是真实或真理的存在。他们如此自觉地消解着精神，使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丧失了伦理的关怀和期待。这是一种暂时的表现未必不是一种历史的趋势。而人类的历史只能是对人自身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不是奴役、囚禁更不是清除。诗便是导引与再现者。
而在这本诗集我看到了众多诗人的本色或者说我看到了个人，他们的诗作中呈现出的不是情绪而是种种精神的状态，在诗集里我看到了在苦难中坚守的诗人们，我看到他们主人公的心态，他们在高压下冲破一切的活力，他们敞开的胸怀与承担的勇气；我看到了另一种对时代的诠释和再现，宛如在深夜的旅途中看到那些闪光的河流在不断地流动中形成自己。当然无论是编选的理念，诗集中诗作体现出的精神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深挖掘和汲取。这也是诗歌精神的体现──一种对大我的自觉追求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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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9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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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9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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