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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能否靠笔养活自己
朵渔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赢得公众不少掌声。随即有人呼吁，稿酬税基和税率亦应该相应降低。目前，稿酬税基还是800元，税率则高达20%。
在我国，稿酬制度变化频繁，不仅与现实经济息息相关，更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1910年，由著名学者严复倡议、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起草的《大清著作条例》颁布，稿酬、版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1949年后，一度延续了民国的出版制度，作家仍然属于高收入群体。从1953年起，开始废除“版税制”，而制订了“基本稿酬”加“印数定额”的付酬标准。1957年“反右”之后，“印数稿酬”被取消。自1966年6月起，发表和出版不再付酬，稿酬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一些收受过“巨额稿酬”的作家亦受到了批判。
不妨通过几位作家的经历，来观察一下1949年后稿酬制度的变迁。
1955年，“很想搞创作”的诗人郭小川由中宣部调到中国作协，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工资加稿酬，使他成为高收入一族。1957年这一年，他“写了近6000行的诗……此外，还写了几万字的文章”。不妨给他算个账：按一年发表3000行诗算，每十行15-20元，他的收入应在4000-6000元之间；还有几万字的文章，收入也应该上千元。再加上他行政级别不低的工资收入，郭小川在当时应该属于中高收入者。看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电影”、“舞会”、“演出”、“溜冰”等词汇，确非那个时代一般民众所能享受。
在当年，郭小川的稿酬收入不能算是最高的，加之他又是一个诗人，与当时当红的小说家根本没法比。1952年，16岁的北京通县小伙儿刘绍棠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一炮打响。1956年春，刘用稿酬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包括住房五间、厨厕和配房四间，还有十余棵老果树，也不过花了2000元。而他一部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集《夏天》，就收入了稿酬8000元。与毛泽东相比，刘绍棠的稿酬收入又小巫见大巫了。据党史专家杨奎松的说法，毛泽东一直享受最高稿酬待遇，在文革初期稿酬已达几百万。
无论郭小川还是刘绍棠，都是“有单位”的人，本身就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很多次降低或取消稿酬，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发工资，仅靠稿酬收入，大部分作家在哪个年头都不好过。
1949年后，著名翻译家傅雷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为了维持一家的用度，傅雷必须笔耕不辍。一旦节外生枝或因身体原因而停顿下来，他的家庭就会陷入困顿。在此情况下，傅雷抖擞精神，开始了一场艰难的纸上长征。据傅家保姆周菊娣回忆，傅雷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至12点半工作，下午2点至7点再次工作数小时，夜间看书至深夜，每周如此工作六天，周日用来写信。青灯黄卷，日以继夜，短短几年间，傅雷在他的“疾风迅雨楼”里译出了数百万字的世界文学经典。
作为译界的巨擘，其译文号称“傅译”，当时的稿酬“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傅雷1956年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过重的劳动，使疾病很快来袭。尤其是被打成“右派”后，“傅雷”成了敏感词，出版也成了问题。1958年译出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后，寄到出版社，却迟迟未见出版。直到1978年9月，才作为遗译出版。丹纳的《艺术哲学》，至1959年5月译毕，花费近一年的时间，但书稿译出后，出版又搁浅了。图书不能出版，对于以稿酬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傅雷来说，无异于断了生路。去信问，出版社建议傅雷“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傅雷才恍然大悟。1966年9月3日，绝望中的傅雷悬梁自尽。
“文革”结束后，稿酬制度开始逐渐恢复。1990年9月7日，争论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终获通过。此时，距离《大清著作条例》的颁布已过去了整整80年。当年一部《大清著作条例》不仅促进了出版业的发达，更催生和涵养了一大批经济独立、人格自由、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近现代文人。鲁迅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据统计，鲁迅在上海十年间，完全靠稿酬生活，版税、稿酬等方面的收入合计近6万圆(相当于如今人民币200万元以上)。巨额稿酬让鲁迅不必再仰人鼻息，使其有了充裕的写作时间和空间。
放在这样一个百年历史序列里来观察当下的稿酬制度，就会发现，向作家、文人课重税，既有现实的政治考量，也有体制化的因素。当大多数作家都有工资可拿时，“稿酬收入”就会被作为“额外收入”，适用税率较高的“比例税率”。但问题是，那些想靠稿酬养活自己的自由写作者的生存空间就太逼仄了。一个以写作为志业的自由写作者，实际上是对体制的一种溢出，是对新文化空间的拓展与活跃。
转自《影响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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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9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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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9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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