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带入最终的谜团之中——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

宫白云

胡桑：带入最终的谜团之中——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

如果说，在灿若星辰的二十世纪西方小说家中，提起那些以简洁著称的大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想到海明威和卡佛，那么，在诗人的行列中，我们则会轻而易举地说出：毕晓普、拉金和米沃什，他们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繁复的神话，从而呈现出“某种完美的果敢”（美国女诗人玛丽安·摩尔对毕晓普的评论）。这个名单应该还可以变得更长，至少，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又译为希姆博尔斯卡）是不能被忽略的一位。除了米沃什，其他几位诗人都是不仅诗风明晰、澄澈，写作数量也少得惊人：一生只写过一两百首诗歌。在有些人眼中，他们甚至不能算作诗人，他们一生的创作量都比不上有些诗人一年内的作品。但他们却代表着现代诗歌的水准，他们的诗歌甚至改变了世界诗歌的进程。这些简洁的大师将丰盈的世界藏于海水之下，只给读者留出冰山的一角，这种写作的胸怀与气度证明了：在文学中，最少的可能是最多的，简单的也许是复杂而具有深远意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天赋，除了对诗艺的持续训练，还需要对生活坚持不懈的敏感、对细节非同寻常的洞察，以及对反讽恰如其分的运用。不然，简洁就很容易蜕变为暴露贫乏的笑柄。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辛波斯卡这样一位善于召唤“微物之神”、在技艺上如此举重若轻的诗人，是一个异数，也是我们读者的幸运，犹如一阵吹入我们书房的林间微风。
　　
　　今年2月1日晚间，辛波斯卡在波兰南方古城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死因是肺癌，享年88岁。“让想存活的人存活/然后死去，一个接一个/云朵对这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在《云朵》一诗中，诗人用冷静而近乎残酷的语调这样写过死亡，她对死亡并不存在恐惧，也不会轻易发出悲悯和喟叹。死亡，对于辛波斯卡而言，是完成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内在于生活的奥秘——那令人学会谦卑的必然性。生活拥有神秘的面目，其神秘的节奏需要诗人用自己民族最凝练而优美的语言去传达出来，无论是简洁或是繁复。所以，请不要误解我对辛波斯卡诗风的赞美是在褒扬简洁而贬抑繁复，我只是在为这位我所喜爱的女诗人勾勒一幅最符合其个性的素描。当然，从马拉美开始，现代诗歌在形式主义道路上的确走得太远，以至于逐渐产生了一个对技艺进行膜拜的“词语的宗教”，这是一个令人着迷又不无尴尬的陷阱，它让许多现代诗人甘心于当一名词语的炼金术士，而遗忘了诗人的任务——对存在的探测。不过，辛波斯卡轻松地越过了这个陷阱，写作伊始，她就明智地绕道而行，她早年对丰富的现代诗歌文本阅读甚少，她更钟情于生活本身，去写“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当然，这并非出于对现代诗歌的蔑视，只能说明，她从一开始就领悟了写作的秘密。她不屑于漂浮在幻想的云端，而是“试图博取生活的青睐，/赢得它的宠爱，/迎合它的奇想”。（《从容的快板》）她首先做的事情是去倾听生活的呼吸，诗歌的形式只是随之到来的东西，而不是唯一的追求。一种形式只有在契合于生活的节奏的时候，才是最佳的。只要我们面对那些辛波斯卡精心构制而又具有极大的阅读亲缘性的诗作，诗人所要传达的清晰的生命质地就会浮现于纸面，读这样的诗让人沉思，更让人宁静。
　　
　　死亡带走了一个生命，也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礼物，感谢它再一次将辛波斯卡带入了我们的视野，虽然我多么希望宁愿辛波斯卡再多活几年——有些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生命，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安慰。早在十多年前，诺奖就开始让汉语世界接触到这位女诗人。随后，我们的出版业就贡献了两个她的诗歌译本。第一个是林洪亮先生翻译的《呼唤雪人》，2000年出版，收入漓江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其后则是张振辉翻译的《诗人与世界》，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辛波斯卡亲自编选的诗集，我喜欢诗人为这个汉译本写的一句题词：“诗歌只有一个职责：把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两个译本都是直接从波兰语翻译的，而且都附录了辛波斯卡所写的不少书评，选自她的专栏“非强制阅读”。这两本诗集译文也各有千秋，尽管，比较而言，我以为林洪亮的译本更加优雅，尤其是那首《在一颗小星下》，语气、音调、节奏和用词都被译者拿捏得那么精准，读之动容。现在，诗人去世半年以后，我们又迎来了第三个译本：《万物静默如谜》。尽管是从英文转译的，由于陈黎和张芬龄夫妇是台湾著名的诗人，到目前为止，它就成为了一个我心目中最为独特的、最贴近诗歌的译本。这个译本极大地再现了辛波斯卡的诗歌气质，以最精确、简省的汉语塑造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简洁的大师。
　　
　　翻译是艰难的事，翻译诗歌尤其如此。诗歌翻译的困境在于可能会丢失原文的很多质地，但是，优秀的翻译总是能通过翻译在自己母语中发明出新的东西，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过程，经常伴随着巨大的麻烦。辛波斯卡在评论一本就叫做《论梦的实质》的书时如是说：“每一个优秀的翻译家都知道，面对各种各样的色调变化和着重点的恰当分配，要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该有多大的麻烦。”但是，陈黎和张芬龄接受了挑战。他们的译本在台湾久负盛名，在大陆曾经以电子版形式广为流传，这次大陆引进，陈黎特地又新译了15首，使这个译本更为完美。诗歌是关于语言自身的精妙艺术，因此，诗人译诗就成为了一个名正言顺、硕果累累的传统：穆旦译的奥登，冯至译的里尔克，戴望舒译的洛尔加，王佐良译的拉金，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郑敏译的勃莱……都曾经为汉语诗歌的成熟做出过贡献，是诗人和诗歌读者们视若珍宝的优秀译本，如今，这个可贵的序列中又增添了新的一员。
　　
　　米沃什在诺顿讲稿《诗的见证》中为诗歌下过一个也许会令人困惑的定义：“诗歌不过是一句碎语，一个迅速消失的笑声。”然而，辛波斯卡的诗歌就是对这个定义的完美演绎，她在《眼镜猴》中写道：“我如此轻盈。”她善于以微小的事物书写真理。那首《一粒沙看世界》就是这方面的宣言诗。在她看来，细节才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异的部分，而诗人的职责就是呈现这些细节，用语言赞美持续震撼我们的事物。语言的惊人力量有时候并不体现在书写如乌托邦这样的宏大历史事件，某些细节、局部，比如，有玩具气球的静物画，无人公寓里的猫，被遗忘的老歌手，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履历表，家族相簿，一部六十年代的电影，或一块无声的石头会经常出其不意地击中存在的核心，在这些事物身上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事物存在的唯一性和消失的必然性，尤其是在乌托邦逐渐解体的时代，这样的瞬间和细部也许更能够令人触摸到历史的真实。在《特技表演者》中，辛波斯卡写道：“超乎一切的美丽就在这一/就在这一，刚刚消逝的时刻。”这起于她对时间的敏感——诗歌致命的主题。正由于这一份敏感，辛波斯卡诗中的事物总是笼罩着神秘的光辉，比如她就这样写过石头：“‘我没有门，’石头说。”（《与石头交谈》）当一只不期而遇的鸽子出现在诗歌中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光芒进入了我们原本晦暗的内心：“在金婚纪念日，这个庄严的日子/他们两人看到一只鸽子飞到窗口歇脚。”（《金婚纪念日》）鸽子打开了一扇窗子，将爱情带入了一个更为开阔而静谧的空间。而《梦之赞》这首诗对各种梦境体验的陈述结束于太阳和企鹅的奇妙并列：“几年前/我看到两个太阳。//而前天一只企鹅/看得绝对清晰。”
　　
　　作为一名生活和平凡事物的歌者，作为向大问题提供小答案的思想者，辛波斯卡的诗歌明晰、简洁，能在顷刻之间深入人心，让她得以在全世界征服了大量读者，这都要归因于她精湛的诗艺，用她自己的诗句来说，“她拥有狙击手的敏锐视力/而且毫不畏缩地凝视未来。”（《仇恨》）德国当代诗人格仁拜因曾写过：“何为诗？诱人深入古老的智慧。”在这里，古老的智慧是去追寻“真正的绝对的真实”。辛波斯卡无疑也会同意这个观点。她不屑于让诗歌仅仅成为修辞练习或者米沃什所谓的“小小的孤独练习”。辛波斯卡不仅以其轻盈的诗风而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她坚持不懈地试图用诗歌展现对事物的好奇，探索人类生活的严峻问题，她“把诗歌当做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然的融合，她的诗成为了“完美的语言客体”，在她的诗歌里几乎看不到西欧现代主义诗歌对待语言的那种波希米亚式放浪态度。她的诗那么严谨，那么精确，精确到几乎无法更改一个词语，更别说删改一句话了。这种对待诗歌的严谨态度，又被诗人陈黎完美地再现了出来。
　　
　　辛波斯卡不是那种以书写痛苦而试图博得廉价掌声、或者兜售空洞的语言快感的诗人，她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关于人类普遍的困境。她的某些极具现场感的诗歌就将人性表现到了残忍的地步，在令人震撼的反讽中，透露着诗人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和深沉的爱。《来自医院的报告》触及了身体的某种懦弱，“我”被抽签决定去看望一位正在死去、“对自己即将死去感到羞愧”的朋友。但是，面对朋友的死亡，“我”的反应不是精神层面的爱怜、惋惜或者悲痛，而是身体上的不适：“开始头疼”，“医院的气味让我反胃”。诗人用残酷的希望语调写出了“我”的渴望离开：“真好，有阶梯让你跑下。/真好，有大门让你出去。/真好，你们全都在餐桌等我。”《葬礼》一诗通过一些闲聊和碎语勾勒出葬礼上跑题的世俗内容，而并没有刻意满足读者对葬礼的想象：“卡薛克在华沙，塔德克到国外去了”，“不，那是走道通过的房间，芭芭拉不会要的”，“两个蛋黄，加上一汤匙糖”，“干他屁事，这和他有什么关系。”《恐怖分子，他在注视》模拟了恐怖分子在启动炸弹倒计时后，在远处酒吧里人群的出入，全诗拥有一种以假乱真的上帝视角，恐怖分子就像上帝一般观看着人们出入死亡的大门。一种强迫的必然性笼罩着诗句，然而这的确只是一个恐怖事件。辛波斯卡的诗歌也许并不是一些生存训练手册，它们旨在揭示困境，从而掘开启示的缝隙。尽管，辛波斯卡也曾写过对生活的赞歌：“生活，你很美丽/你如此多产丰饶/比青蛙还青蛙，比夜莺还夜莺，/比蚁丘还蚁丘，比新芽还新芽。”（《从容的快板》），不过更多的时候，她的诗歌暴露出了人的脆弱，毕竟我们并不能总是活得像个英雄：“谁说，/一定要勇敢地面对人生？”（《广告》）在作为“时代之子”的辛波斯卡看来，诗歌是凡间的事物，“都是由不完美的会死的人创作出来的”。伴随着二十世纪现代诗歌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是极端的自我倾向，它使许多现代诗歌日益陷入对自我情绪的宣泄，而不能将之上升为普遍的人类情感。她的诗向生活的真理致敬，从不凌空虚蹈，正如她在评价一本书的时候所说：“任何一个传说故事都不会不顺从生活的真理，相反，只要允许，它就会向生活的真理表示屈从，把生活的真理视为典范，视为自己的最好解决方法。”任何一首真正的诗作也必定是顺从生活的真理的，提醒我们不断去拷问生活的难题，直到触及答案的边缘。
　　
　　某位波兰记者毫无保留地赞美辛波斯卡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不重要的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的诗人”。尽管这是溢美之词，却无意中触及了她的诗歌的本质。正如辛波斯卡1962年的一本诗集的名字《盐》所提示的，她的诗是萃取于生活海洋的透明晶体，折射着人类存在的多重意蕴，缠绕着人类的困境与希望，世俗与神圣，不安与宁静，泪水与欢笑。辛波斯卡善于为细节赋予神秘的力量，为矛盾的两极赋予张力，在各种斗争力量之间寻找临界点，“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而彻底的平衡是不可能的，诗歌总是在多种力量之间游移不定，将我们带入最终的谜团中去，这正是特罗泽克夫人在诺奖颁奖词中所说的：“在世界的巍然屹立的岩石地基上方闪耀着一线奇迹的亮光，一线具体事物的闪光。”辛波斯卡将诗人视为敢于对自己说不知道的人。晚年的诗作《植物的沉默》以最平淡的心态演绎了存在之谜。有些问题极容易回答，而有些问题甚至无法被提出，尤其当答问者是如此微不足道，比如无声的草木，石头，衣服，照片，或者鸽子。辛波斯卡说过，“有一种自然的需要去体验巨大的震撼”，在人类的言说前面，事物显示了巨大的谜一般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对人类的一次次震撼，它动摇了我们的存在根基，却又在地缝中涌现出些微希望，诗歌就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去触碰那条神秘的裂缝。幸运的是，我们的时代产生了辛波斯卡这样的诗人，她谦虚地写道：“我对你们说的一切只是独白/你们都听不见。”但是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会在她的诗歌中，读出她的清晰、敏锐、忧虑和信念。她的诗歌从不是封闭的独白，她的声音向所有人开放，她用自己的诗作填补了孤独个体之间的虚空，她“站在人们的一边”。
　　
　　
　　《万物静默如迷：辛波斯卡诗选》，辛波斯卡著，陈黎、张芬龄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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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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