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的几点看法
董辑
“诗生活”网站有个栏目叫“诗通社”，中国诗歌乃至于世界诗歌的很多消息和信息，都会在此公布播出，我只要上网，都会来这里看一看，于是在某日，我在这里看见《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当时并没有细看，只觉得题目很大，很权威。后来，有关于此书的一些媒体文章出现在网上，我看到后，才去找到有关网页，看了此书的前言和目录，就此产生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并没有想到去留诸文字。
近日，在一次和几位诗人、画家朋友的小聚中，大家说到长江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下一律以“大典”代此书，并不再加引号），聊到大典入选的名单，谈了很多看法。这引动了我写点什么的念头。在此强调一下，我董辑写此小文，绝不是因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酸葡萄心理，我董辑还有自知之明，不会因为写了点分行的东西就产生“进入历史”的妄念，我深知，历史不是婊子，想进入就能进入的。我写此文，只是把我自己的意见和我听到的有关意见整理下，以为时间存盘，为自己的心情存盘。
近代以来，选本（此处专指文学选本尤其是诗歌选本，因为似乎只有诗歌比较重视选本，小说、戏剧、散文则还是以个人或者作品为主，几乎没有一言九鼎的选本）问题渐渐变得重要，是因为随着文学产品的产出越来越多、保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阅读成了问题，价值判断也成了问题，因为多，去粗存精成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选本因此变得重要了，选本之“选”成了一种主要的文学史话语方式，选本及其编选者承担着沙里淘金、为大众指明阅读方向和为文学史确定标准和价值的重任。选本及其编选者，有如文学（主要指诗歌）界的立法者和试金石，或者验钞机，作用非同凡响。中国也不例外，现代以来，诗歌选本历来被人重视，如朱自清、陈梦家等的现代诗选本；如《九叶集》《朦胧诗选》《后朦胧诗选》这样的选本，都是重要的，有的甚至就是重要的文学史事件，具有某种一言九鼎的威权性。在中国古代，选本问题则没有这么重要，中国传统中，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分法是“经、史、子、集”，当然其中也有很多选本，但是选本后来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和话语权则几乎没有，中国古代，专有一个“类书”的称呼，指那些超大规模的带有百科全书、辞典和总集性质的书，这些书，基本上没人看，都是用来做摆设和做工具书的，谁会看《全唐诗》呢，看的都是《杜工部集》《李太白集》。
因为成为了主要的文学史话语，代表着文学的历史性收获，所以，选本，尤其是诗歌选本（诗人太多，业余诗人更多，诗歌标准不一，故需要通过选来确定）成为诗人们的某种终极奋斗目标，并渐渐地转化为一种强迫症，为了进入历史，诗人们非常敏感于选本问题，小到地区、县市级别的，自命名的胡乱选本；中到一年一度的中国最佳诗歌；大到重要诗人、专家、学人、机构等选的年代选、阶段选、作品选等等，都成了诗人们的某种梦——美梦或者噩梦，进去了，就做美梦，进不去，就是噩梦。大家都以进入历史为目的，只要是进入了历史，管他进入之后是什么样呢？是坐太师椅，还是坐小马扎还是躺在大沙发上，都行，只要让我进去，哪怕蹲着也行啊。近几十年来，有关于中国新诗的选本何止数百，有的学人、评家、诗人更是反复的折腾各种名目的选本，闹出了一阵阵的妖风迷雾。
这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此典长达三十卷，300多诗人入选，几千首诗歌，从新诗拓荒期诗人选起直到80后诗人，每卷一个分主编，洪子诚、程光炜主编），其逻辑基点当然也是上述的文学史诉求，说实话，在这么短的时间中，编辑这么一部书，也还是有难度的（考虑到目前资讯的快捷、资料的便捷，30多个人编辑，其实也谈不上多难。责任编辑统筹、组织校对、印刷等倒是很难，极其麻烦），大典毕竟存盘了中国新诗闪闪发光的诸多部分，而且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且力所能及的做了一些钩沉工作，为历史留下了资料，这也是一功。
但是，还说实话，此典毛病不少，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就是：不咋的。
“咋的”，东北方言，有“怎样、为什么”的意思；有时候也用来表达自豪。“不咋的”的意思就是说“不怎么样，不太好，一般般。”
看大典的目录，可知道大典的编撰有这么两条原则，一是学术性。各分卷主编，找的都是学人、专家或者组织者心目中的学人、专家；一个是做减法。要从中国新诗的自由市场中去粗存精，为新诗百年历史找出真金纯银和钻石玛瑙，尤其要在当下的乱象中确定真神；但是，从目录看，这两个原则都没有做好，首先，有的分卷主编莫名其妙，凭什么是他主编，他有何德能主编呢？还有就是，减法做得不好，有的分卷，删减得太厉害了，对历史太狠了；有的分卷，又胡乱做加法，对现实太善待了。比如，台湾海外港澳，占了五卷吧。我觉得多了，台湾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就应该按照省的资格选它；港澳海外，顶多是中国的一个地级地区，它凭什么占了那么多？我个人觉得，两卷足够了，台湾老经典们一卷，台湾中生代新生代等加上港澳海外一卷，足矣，甚至两卷都有可能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还有，70、80后的人选，我个人认为难以服众，不知道标准何在，其中私货历历在目。60以来的中坚力量，有些也大可商榷。
赤峰学院文学院教授张无为认为：“有意义，但各卷结构基本无序，实在不该哦”，说的不错，同意者当不会少。
如果以省为单位，我们会发现，大典漏选了一些重要的诗人，以本人所在的吉林省来说，大典只选了穆木天、王小妮，这两个人都是原籍吉林，后来都不在吉林待着了。实际上吉林一个没有，这就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至少要有曲有源啊，甚至还应该有徐敬亚、吕贵品、邵春光，甚至郭力家、马辉。说车延高之所以入选，因为他“票数”不少，而且是鲁奖获得者，那曲有源也是鲁奖获得者啊，曲甚至是新中国文学事件的制造者，是资深的诗歌编辑家，依我看，就文学生命来说，车似乎难以和曲相提并论。看大典的名单，突然发现湖北乃诗歌大省也，从王家新、车延高一直到70后，有多少个，没数，感觉人头不少。
听朋友们闲聊，大家随口就说出了一批没有被恩“典”的重要诗人，比如：
辽宁的柳沄。（某位诗人特意谈到：柳沄是最不应该被漏掉的。）
黑龙江的林子。
甘肃的林染。
湖南的海上。
南京的马永波、梁雪波。（老马不入选简直有点可笑了。）
深圳的阿翔。
福建的道辉、阳子、子梵梅、林忠成、林茶居。
浙江的余刚。
贵州的南鸥，吴若海。
上海的郁郁、刘漫流、海岸、徐慢。
广东的黄金明。
四川的陈小蘩、雨田、蒋蓝、陈亚平、发星、张新泉。
河北的赵丽华。（废话可以，梨花为什么不可以，梨花其实是重要的诗歌事件。）
陕西的胡宽、刘诚。
内蒙的广子、赵卡、原散羊。
山西的非默、金汝平。
山东的格式。
另外，“他们”的重要诗人朱文。
等等等等……
当然了，加法加起来结果会很吓人，会失控，进而失效。不过，上述诗人，至少有一半也应该被“点”击吧。因为如果要是论名气，这里边很多人很有名，比如老曲、老海上，老郁郁，老余刚，老雨田，道辉，阳子，发星、张新泉、林染等。要说文本，这里面很多人的文本拿出来会杀倒一片的，比如马永波，梁雪波，黄金明，柳沄，金汝平，南鸥、子梵梅等等等。
童蔚会比陈小蘩写得更好吗？
70后中的黄金明难道不是个大气象的优秀诗人吗？
柳沄、张新泉、林染、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著名诗人的时候，车延高和骆英在干什么呢？哈哈。
因此，编诗选，做减法一定要慎重，要像林贤治做《旷野》那样，减到绝对准确。做加法，反而可以模糊一下，大家都心知肚明，睁一眼闭一眼，谁还没有个三朋四友各种关系户呢？
有一种说法，说此典确实有些“不够严谨，标准不明，有些随意性”，但也许是因为编辑时间紧，可能不是有意的忽略，有意的疏忽。但不管怎么说，漏掉那么多不该漏选的诗人，选人那么多不该选的人，确实是大大地不应该！董某缺乏控制，一写就收不住闸，管他呢，至少写着愉快。夫复何求。
我深知，编辑一部时间跨度近百年，总括新诗历史的宏大“大典”，而且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编辑完成并出版的，不可能博得一片叫好声，毛病自然会有，众口难调，大家都眼巴巴的望着历史的入口，一转身，发现身边的哥们已经进入了历史的聚义厅，于是失落乃至于失心疯，都是可能的，因此，质疑声再多，也属正常。但是，当我想到《全唐诗》《全唐文》都是在时隔近千年后才动手编撰的，而且是国家行为，而且编辑了那么多年，而且编者还不敢认为编得很好的时候，我就又不想理解这中国诗歌巨大的丰碑建筑了。既然用“百年”，用“大典”，用这么明确的大词，目的很明确，就是奔着历史来的，但是，历史岂是妓女，岂是花钱就可以进入一把的？岂是可以随便操作并快速出版的？由此，我对弥漫在这中国诗歌最大庆典活动中的急功近利的味道，不觉嗅得更清晰了一些。我有些佩服台湾的夏宇，虽然她不愿意自己的诗歌变成简化字的态度有点榆木脑袋、有点封建余孽，但是能够拒绝“中国新诗”“百年”“大典”这样的巨大历史性虚荣，毕竟难得，毕竟真实，毕竟值得人佩服。还有张桃洲，作为分卷编者，敢于直面不足，并且说出至少有20多人不该选入的话。
也许，对绝大多数的诗人（指中国当下的诗人和所谓的诗人）来说，诗歌，只是天边外的一条蓝色的地平线，有的人看见了，更多人看都没看见，甚至不知道有那么一条线存在；也许，对绝大多数诗人来说，诗歌，只是一种爱好，一种活法，一种借口，一种有事可干，一种可以用来照见自己的灵魂的虚拟的镜子，一种生命慢慢损耗的过程，历史啊什么的，是想都不应该想的东西。
诗人，最不应该因为贪求而产生妄念和我执，诗歌容纳和充满的乃是平静的灵魂。是谁说过了，是华兹华斯吗？想不起来了，大意说诗歌是平静后的回忆什么的。进入历史，是诗人最大的贪求，也是最容易让诗人坠入妄念的深渊和我执的烈焰中的元凶。
（放蜂人 选编） |
发表于 2013-6-2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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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8 2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