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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
——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
陈超
内容提要：近年来，诗歌批评在现实意识上，在历史和审美视野、抱负上，呈现不断错位乃至萎缩的状况。本文集中讨论诗歌批评人为地将现代诗的意义阐释和形式研究硬性割裂，使之“各自为阵”带来的缺失；提出一种姑且称之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方式，以求将诗歌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有效打通；并结合实例，对这种方式如何能有效地连接起修辞学和历史话语批评，文体学批评和文学社会学批评，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应打破以往诗歌批评内在的制度性局限，在对诗歌语言修辞的分析中，引入历史话语分析的维度，开启新的批评视野，使诗歌批评保持自身的活力和有效性。
近年来，与诗歌写作的“繁而不荣”相应，诗歌批评也呈现了表面上杂语喧哗却又像自说自话的景象。一些诗歌批评家认为，当前诗歌批评在现实意识上，在历史和审美视野、抱负上，呈现不断错位乃至萎缩的状况。不少诗歌批评缺乏鉴别、伸张价值的功能，其着眼点仅是圈子内的趣味和利益，而批评上随意性的命名和无价值话题的炒作，也是普遍存在的弊端。
当然，诗歌批评存在的问题，其实也在其他门类的文学批评中存在。但考虑到能使问题相对地集中，本文将抛开后者不论，而专谈诗歌批评的问题。如何认识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和症候？如何发挥诗歌批评的功能，使之更具活力和有效性？在当下，以怎样的方式拓宽诗歌批评的视野，使诗歌批评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语言的双重关注？本文拟对以上问题提出尚未成熟的看法，以求方家补充和校正。
一
就总体看，近年的诗歌批评进入了“衰退期”，这是一种蹊跷的衰退，它不表现为沉寂，而是以价值不高的话语喧哗，体现出批评家在视野、心智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萎缩。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似乎专业化诗歌批评的“壮年期”已经结束，诗歌批评面对着不同以往的自内而外的困难处境和复杂症候。
经常听到诗人和诗歌读者对近年诗歌批评的不满，认为诗歌批评界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诗歌批评家对诗歌文本的把握(甚至熟悉)的程度明显降低，批评的分量减轻；许多诗歌批评不讲真话，而变成了作品宣传广告、说好话、人情交易；许多诗歌评论只关注作品的主题，而缺乏对其审美质地的比较到位的感知和评判的能力；一些诗歌批评脱离实际，只是拿诗歌为自己的预设理念服务……这些不满，应该说都言之有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同时这也说明，读者(当然包括诗人)对诗歌批评仍有较为普遍的需求，对诗歌批评仍抱有一定的期望。
但是，由于上述问题十分明显，且多年来已被业界反复谈论，这里不再重议。笔者想另择三点，简述与以上的症候相应、但其危害性尚未引起充分反思的诗歌批评的处境。
首先，就外部环境而言，对诗歌批评造成很大困扰的是媒体舆论化批评、特别是网络炒作诗评的膨胀。依笔者的观感，近年来，除少数专业人士外，以往那些关心诗歌状况的读者已很少阅读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批评文章，而铺天盖地的所谓“媒体诗评”、“舆论化诗评”乃至“恶搞诗评”却迎来了“蜜月期”。它们热衷于对诗歌现实做事件化处理，或以故作惊人的恶俗话题吸引眼球，或是在小圈子内互相吹捧并党同伐异，或是以词不达意的古怪命名和价值不高的话题(诸如“垃圾派”、“梨花体”、“废话诗”、“下半身”、“羊羔体”、“新红颜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等)博得可观的读者群。网络媒介具有难以想象的高传播性、超强的时效性、无限增容性，类似上述种种诗歌舆论化炒作层层叠叠，时常带动巨大数量的公众参与，令人瞠目结舌。由于受众广泛，媒介炒作性诗评自诩已经成功取代专业的诗歌批评。
网络媒体诗评当然也有较好的内容。作为诗歌批评从业者，我们似乎应更多地注意它另一方面的性质，即网络媒介不只是载体，它还会自动改写内容。它会预先暗示(乃至制导)你，你置身在何等语境，相应地你的批评话语模式就应该是高刺激性的、娱乐化的、非“力挺”即谩骂的、极端减缩化的，你会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乃至迎合媒介语境的诉求来进行诗评写作。就像“格雷欣法则”说的，很多时候好的东西可能会被更大量的次的淹没，劣品吞噬良品。不难发现，一些苗头本来很好的诗评家，已明显受到类似舆论化诗评的影响。
如果再深入细辨，我以为，舆论化炒作性的媒介诗评，其客观功能已不仅是推销某个圈子内的文化商品，或以廉价的娱乐化话题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它同时也会通过一种粗陋的、却是有蛊惑性的反复喧噪，来歪曲地定义“何为当代诗”，对我们的诗歌在近三十年里艰辛地建立起的历史生存承载力和形式自觉构成侵凌，使较为高品质的诗歌精神，走向“娱乐—快感”的驯服式文化氛围。另外，敏识的人们已经看出，许多舆论化炒作的诗歌批评，其实不期然中也是受到权力话语和“利益流通”话语所认可、所鼓励的话语，只不过其间的权力/利益主体是隐匿的。权力话语、利益流通话语狡狯而柔软地融会于“自然”的“大众娱乐话语”，即其伪装以“自然化”形式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如果对此没有自觉的疏离意识，我们的诗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被这种“娱乐—快感”的驯服气氛所窒息。
再有，就批评队伍而言，专业人才在不同意义上的流失，也是诗歌批评面临的困难处境之一。比如，近年来某些本来有较好的能力、或是颇可期待的诗歌批评家，也丧失了对诗歌和批评的热情，甚至干脆离开了诗歌批评队伍而转做其他门类的研究；有的热衷于做所谓“公知”，但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又不具备真正的见识，只是借助于从事诗歌批评时惯用的“诗性正义”的大词，以杂感形式写作那些能在网络“置顶”的社会生活热点话题；有的则在“历史的中断”的低回感受中，对诗歌现实长久地失语，去写一些泛美文的遣兴式小札；有的转行做回报“更实在”的画评、乐评、楼盘广告文案策划人；有的远离对诗歌创造的关注，由批评家角色转回到“做学问”，时常是以“做‘冷门’材料”或“详细的文献梳理综述”的方式，来体现诗学的“学术化”、“学理化”，以得到学院评估体制的认可；还有的无意于了解诗歌发展状况，其心思并不在具体的诗歌文本，而是按大类题材“装筐”式地借之操演自己习得的“社会学”知识框架……
我很清楚，以上种种样态，并不属于一个指代范畴，其中某些也有自己的价值。但由于本文的视点主要集中于当前诗歌批评问题，而上述种种与当代诗歌创作、诗歌批评的现实越来越远，并对诗歌批评的环境构成一定困扰，故略加指陈。
还有一种状况对诗歌批评的处境构成困扰——它体现在某类在初衷上对诗歌现状抱有探询、言说兴趣的批评家身上。一般地说，他们有一定的学力和学历，有较扎实的理论积累，较好的批评素养和表达能力。但是看他们的许多文章，却明显感到其僵滞于由学院传授的各种西方当代文论范式，使其批评要么偏离批评对象，要么对之进行过度诠释。读这样高度“专业化”、“行规化”的文字，时常感到仿佛是在读文德勒、布鲁姆、米勒、卡勒、巴尔特、库克等人诗学理论的东方“亚版”，甚至是“小人书版”。因此，这种“高射炮打蚊子”式的专业批评，很可能也难以对诗歌现实发生实际有效的影响。而且其流弊所及，还助长了某些诗人写作中的讨巧的“创新”：由于受到批评家的鼓励，一些诗人说自己是在“重构话语策略”，其作品不是“可读的”的，而是“可写的”。对西方某些当代文论的穿凿附会，使大量的诗呈现出惊人的语言空转，即兴“能指链”的无穷游走。对此“创新”，批评家干脆弃置文本或一掠而过，用泛而不切的“先锋诗学”知识为作品拔高命名。你的诗没有深度和包容力？不要紧，那是“削平深度”、“消解历史”；你宣称你们的诗只是“废话写作”？这样说不够专业，应该叫做“零度写作”、“意义的空缺”；你的诗结构散乱？那正是解构了“线性视域”，是“语言诗”；你的诗歌话语完全混沌或辞不达意？那是“切分话语”、“始源的迷失”；你的诗缺乏个人性？那是在追求“不在”的风格，消解“主体性残余”；你的诗被内行排斥？你还不知道，那正说明你在“边缘”写作呢！……我不想认为批评家是有意怂恿“皇帝的新衣”，他们或许只是先锋派诗学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者。但这样的诗歌评论，在不期然中却把诗人在最放肆状态下也决没有梦想到的“成就”命名出来了……
正如欧阳江河反思的，“我们的尴尬就在这儿：这些借喻基础不是我们自身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基础，而是西方世界，主要是关于二十世纪西方人的状况、消费状况等等。……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掩盖了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①。的确，多年来，我们的诗学照搬西方当代诗学提出的命题，往往忽略了这些命题是由西方的历史语境和诗歌现实提炼出来的。毋庸置疑，西方现代、后现代诗学也给我们以启发性和推动力，但我们一定要有策略性“借挪”使用的意识，使之成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东西，避免完全依赖。批评介入本土创作的活力和有效性，一直是新时期以来我国诗歌批评界的可贵传统，我们不要让这条“金链”在21世纪中断，不要在获取全球化诗学“正确性”的荫蔽下，却失去了与当下中国诗歌现实持续对话的能力与活力。
以上所言，既是对诗歌批评界症候的批评，也是笔者的自我反思。正像一些同行感到的，当下诗歌批评整体上呈衰落之势，越来越缺少与当代历史、文化生活以及当代诗歌写作对话的能力。原因在于过去的资源渐趋枯竭，而新的批评线路和新的动力还有待设计、有待养成。
二
增强诗歌批评与当下历史语境、文化生活对话的能力，寻求其介入当下诗歌写作的活力和有效性，应是诗歌批评家工作的目标和动力。因此，我以为，从价值确认、诠释模式、运思向度、措辞特性上，我们的诗歌批评应该经历一个较大的调整、转变，特别是拓展。对此我尚不成熟的构想是，或许我们应该在实践中摸索一种“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
“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诗歌语言/文体问题的双重关注，使诗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文体、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处理。它既不是一味地借文本解读来传释诗歌母题与理念，只做社会主题学分析，也不是单纯从本体修辞学的角度探寻诗歌话语的审美特性，把诗歌文本从历史语境中抽离，使之美文化、风格技艺化；而是自觉地将历史文化批评和修辞学批评加以融会。如此或许可以增强批评话语介入当下创作的活力和有效性，并能对即将来临的历史—审美修辞话语的可能性，给予“话语想象”、“话语召唤”的积极参与。
之所以特别强调“综合”处理，是因为许多当代诗歌批评并没有考虑到或是认识不清现代诗的特性即“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叶芝《在学童中间》)，而是人为地将现代诗的意义阐释和形式研究硬性割裂，使之“各自为阵”。如果说，前些年这样“分治”是为了使诗歌批评更走向“内部”，有一定专业推进力的话，那么今天依然如此，则就有明显的掣肘性了。
因为，真正的内行应该知道，对现代诗而言，诗歌外在的型模“成规”还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种表达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语言，即现代诗的意味和表达其意味的话语方式，二者是同步发生、彼此选择、彼此发现、互为表里的。我看到，许多诗歌批评家的“分治”界限太过明显：或是拘囿于粗放的社会学主题概括；或是表面化地理解诗歌文体、修辞，进行“常识”意义上的形式鉴定(呼吁新格律常体的重建，无多新意地论述音韵、节奏、建行、炼字、通感等)；或是单一地进行泛文化阐释(如种族身份、性别政治、少数族裔、知识分子精神、日常生活)；或是按照简化理解的“新批评”(此问题容后详谈)，排除文本的社会历史因素、作者因素、读者反应因素，而对文本形式进行封闭式批评研究；或是专注于实验西方当代各种“批评模式”的功效，带来审美价值判断上“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当然，这些诗歌批评文本各有价值，但从深层次上却无法真正地令人满足，其中明显的缺陷是，它们之间被硬性割裂“分而治之”，很少被真正有效地打通，对综合性的“动中之在”的诗歌现实，缺少有力的深入对话，甚至较少触及。
诗歌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阶级等大有关系，其本体形式也是诗歌之为诗歌的存在理由，在有效的批评中，它们均不可或缺。我们不能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而应有能力将之扭结一体做出综合处理。说到底，真正有活力的诗歌批评，探讨的应是综合性的事关具体历史语境下现代诗写作诸方面的问题。而要对“写作”这个关联域广阔的概念进行综合考察，则需要树立“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即本体与功能不再硬性割裂的理念。因为，“那些外部关系本身即为文本所有，包含在文本内部。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正如大多数这类二项对立一样，结果都被证明是人为的，是骗人的”②。笔者明显感到有些诗歌批评，或将本体与意义做“二分法”的处理，或依赖于某种单一的批评范式进行批评写作，它们是乏力的，至少是不顺手、不够用的。如何将诗歌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有效地打通，就成为需要我们考虑的重要问题。
笔者提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这个初步构想，并非纯然是对一种理想的批评理念的预设。在我看来，它已日渐显露出清晰的眉目，甚至已经出现了少量有说服力的先例。限于篇幅和个人视野，仅略举近三年来出版的诗歌批评著述为例。
我以为，耿占春的专著《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2008年)，就是“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作为诗学批评方法论的有效展示。著者采取了“知识僭越”或曰“跨界”的策略，将历史话语和文体修辞研究统一起来。以象征作为切入点和叙事对象，知识考古式地回溯其出身、发展，并特别揭示了它在现代社会的变形记。如所周知，象征可以指一种局部修辞方式，一种文本的结构方式，一个流派，一种整体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指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存在方式，乃至一种与对超验的“神秘之力”的感应息息相关的灵魂信仰。在这部著作里，耿占春没有简化问题，讨巧地择其一点论述，而是综合地论述了象征的发生学、效果历史，语言本体构成和历史文化心理功能。象征，因其往往是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的沟通单位，就恰当地成为作者在诗歌文本和具体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社会场域之间盘诘、穿逐的通道。
比如，耿占春经由对几位差异性很大的当代诗人如王小妮、昌耀、臧棣、沈苇、萧开愚等的个案分析，揭示出象征的存在、变化与消失过程，这不仅是诗歌审美修辞学范畴内的变化，更表征着中国社会、文化和生存境遇的变化。换言之，象征的改写，也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历史意识、文化、生存意义的改写。在“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视野中，论者指出，前现代社会的“公共象征”(包括原型象征)的形成，与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想象共同体)的共同视域有关。而20世纪以来为何“个人象征”(或是“私人隐喻”)在现代诗中大面积出现，从纵深的历史语境看，就绝不仅是追求诗歌趣味的“陌生化”嬗替，而是与文化想象共同体的破裂有关。在共识破裂的现代，孤独个体寻求个人内在性，遂瓦解了整体话语。个人象征是人与自我的对话。个人象征试图追求沉默事物的内在性，追求差异语言和暧昧言语所暗示的潜在现象的内在性。这种个体诗学话语的暧昧性，源于现代人的多重内在纠葛，及人在社会历史中地位的虚无缥缈、瞬息性和无告感。而当下诗歌“象征的失去”后，普遍出现的“细节的主题化”(转喻，叙述性成分增强)，则是“祛魅”美学的令人忧欣难名的登场：其令人欣慰的一面，是使诗歌借助转喻唤醒个人化的具体经验，并使诗歌坦率、轻捷、真切；令人忧虑的一面是，如果表达失去分寸，就会让“现成品”带来对审美主观性的暂停。所以从根本上说，这种变化不是单一的审美话语问题，更来自于诗人对“主体移心化”后的具体历史语境的感受。在对象征修辞的不同态度背后，是人的生存境遇的衍变。
耿占春既在为诗歌“个体化的感知力”申辩，但又有足够分量的对历史语境复杂性的分析、敞开，我以为，这是在将历史视野和修辞学进行了如盐融水的综合考量——有效地连接起了修辞学分析和历史话语分析、文体学批评和文学社会学批评，体现了宏观历史洞察中的微观专业化视角。批评家不是在“排场”地展示自己案头盈尺的相关“知识”，而是使论述充满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紧张感和摩擦力，以及对诗歌写作内部问题的有效打开。
姜涛近年的诗歌批评实践，也鲜明体现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自觉。其诗歌批评文集《巴枯宁的手》(2010年)，就在寻求打破诗歌批评的“幽闭”状态，重置诗的具体历史及文化位置，在新的层面上实践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其中，对萧开愚、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人的诗歌的批评、传释，姜涛从微观的修辞学、文体形式分析中发现“症候”，将之引入某种社会文化视野，透视了诗歌的困境和可能性，揭示出其历史的、文化的压力。
比如，在解读萧开愚的诗《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时，姜涛说几年前自己曾对这首诗进行过细读并分析其修辞技艺环节，这无疑是需要的，“甚至可能说到了点子上。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单纯着眼于修辞的枝节，并不能解释内心感受到的古怪力量。要抓住这首诗，进而能够真正‘加入’它，我知道应该要做的，是首先将它从它自身中解放出来”③。为避免将当代诗趣味化、情调化、玄学化和历史的风景化，姜涛对这首诗再次进行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他指出，与一厢情愿的“告别革命”(历史)不同，《下雨》在他的阅读中引起的震动，“或许与某种‘不告别’的状态相关。一方面，诗人的‘看’发生于现代诗歌无奈的历史位置之上；另一方面，它又似乎保有了社会主义时代甚至前社会主义时代文字生活的政治性。这种‘不告别’多少有点怀旧色彩，但绝不是感伤兮兮的，而是暴露了某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在场，它不仅在场，而且仍潜在地支配了自我的意识。……正如接通了密布于历史深处的电网，这首短诗一下子从它的90年代里挣脱出来，一气呵成，迂回盘曲，又张力弥漫”④。这里体现了批评家微观研究中的宏观视野，他没有自失于词与词的修辞分析间，而是像一张绷紧的弓，找到了一个更有效的靶子，一个称职的对手，乃至一个“死角”。
再如对陈东东的一首短诗《全装修》的解读，姜涛精敏地分析了此诗的某些修辞细节，但没有停留于一般化的修辞品藻，其用意在于讨论诗人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复杂辨认，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消费社会的仿真生存中，当诗歌的原则扩张为整个生活世界的“全装修”原则，那么一首诗的位置又在哪里？陈东东的名字，曾代表着“不及物”的纯诗的高度，90年代后期开始，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与尴尬大面积地侵入，其诗中或微妙或高亢的独白，更多地为不同规模的公共化场景、文体的杂糅性展现所替代。这似乎是另一层意义上的“解禁”，从神话的、纯诗的世界，向尘世的经验敞开。论者同时提醒人们，应避免将诗人的这种变化，单维度地界定为从“元诗”的本体沉浸退却：“陈东东诗歌的奥妙，在于能够发展出一种洞察力，让语言的幽闭包含了时代生活的隐喻。换言之，在当下的社会场景中，对于语言与现实的崭新关系的体认，对于诗歌社会位置的艰苦思辨，已介入当代诗人的‘元诗’意识中。”⑤当下写作中，“元诗”意识指向的，不再是语言的无穷镜像，而恰恰是指向循环之镜的打破。从对一首诗的内与外的相互打开里，姜涛有效地打破了以往诗歌批评内在的制度性局限，在对审美语言的分析乃至辩护中，也自如地引入了历史话语分析的维度。
本人的诗歌批评、细读虽显得粗笨，但也在激活批评动力，探寻“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可能性，使诗论话语能对社会历史和修辞学的双重视野做出回应。我感念朋友们对我试图跳出单一化的学科知识体制、开启历史视野的觉察：“陈超把对诗歌的解读，放在了现代思想的背景中。不过，这没有成为他卖弄学识的借口，他把‘思’与踏踏实实的细读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这种结合，显示了他对于诗歌文本的尊重……受到历史生活的推动，倾向于以‘史’的眼光来细读。”⑥拙著《中国先锋诗歌论》，“上篇”名为“具体历史语境中的诗与思”，“下篇”名为“先锋诗历时性线索中的‘范型’研究”。特别是在本书“下篇”，我对“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进行了较为自觉、具体的操作，把对诗人的文体意识、修辞特性的细读辨析，同步融渗到历史话语的建构中：不仅仅观照其诗歌本体，还将之作为一种勇毅的文化实践、文化奋争，考察其特定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在论述中国当代先锋诗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标志性诗人，如郭世英、张鹤慈、北岛、食指、海子、西川、于坚、翟永明等诗人时，我试图将其纳入较为开阔和纵深的社会历史和诗学的对话关系中。我为自己设计的批评路线，是要分析如下问题：诗歌说了什么？怎样说的？由谁说？对谁说？在什么时间和历史语境下说？纳入何种意义系统中说？这就离不开历史语境，同样也离不开对话语的修辞学分析。因为，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情感经验，而表达这种情感经验的修辞路径本身，也是他的历史的情感经验的重要构成部分；换言之，不只是他的情感经验运用了某种修辞，同时也是这种修辞才建构了他的历史情感经验。
比如，西川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先锋诗歌的“纯诗”向度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90年代以来，他却猛烈地逸出了“常体”意义上的“纯诗”，创造出一种猛烈变构的“杂体”形式。多年前，笔者曾从“陌生化修辞”和形式创新上论及这种变化，但又明显觉得自己这口气“没有喘透”，在写作《中国先锋诗歌论》有关西川的一章时，遂寻求将修辞学批评和历史话语辨认扭结一体，即不单从“元诗”角度，而是增补了从历史文化语境和诗人知识型的变异上，来考察这种“杂体诗”和“不确定性”是缘何而生成的。引入“话语的历史性和历史的话语性”维度后，指出西川诗的“杂体性”和“不确定性”的生成，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变化，诗人更丰富的阅世与思考有关，也与诗人受到“知识/权力”认识脉络的启发，对“整体性话语”的质询有关。与此相应，西川诗中的“说话人”的知识人格也在拓展，其言说姿态不再是孤高宣谕，而是由反训、分训、散训构成，并对整体性话语进行质询乃至拆解。何谓“整体性话语”？它是指人对真理的“完善共识”的陈述。人们相信外部事物、人类的生存和历史均有着固定不变的本质、基础、秩序、逻辑发展和预设的目标，而且它们已被“卡理斯玛”式的人物和理念所发现所命名，后来者的任务只是反复认同这些预先置入的总体的“理念”。如果个体的经验和思考与整体原则提取出的“共识”发生了矛盾、断裂，那么，需要修正的永远应该是个体。因为整体共识已先验地“完善化”，它貌似“自洽”地具有绝对性和价值上的唯一优先性。它是合法的知识(话语)，并同时指出任何与它相悖的东西均为非法的知识。由此可以看出，所谓“非法的知识”不过是与总体性知识不同的，被压抑在权力话语之下的经验的知识，喑哑的知识，不愿被规训化的知识。而西川的“杂体诗”如《鹰的话语》、《致敬》、《芳名》、《厄运》等等，却正是要挽留和解救出某些被排斥的个人感受、思考和灵魂体验，从确定性中引出不确定性，从被奴役的大写的绝对之思中，分裂扩散出小写的“我思”来。在西川笔下，真理、圣者和正典不再根源于先验的永恒意义，诗人不再使自己的译解活动成为对先验结构的卑屈模仿，和对先行设定不容分辩的真理的意义透支。他一门心思要揭示出表面上严格、稳定、和谐的观念的内在矛盾和紧张态势，使它们“问题化”而不是“结论化”。
面对这种“杂体诗”，我的批评试图把文体学的、感受性的、表象的语用学融渗到历史话语、历史修辞的语用学；使诗人的这一变化既是个人化文体修辞的，也是具体历史文化的，既是西川思想“悖论”状态的体现，也是时代文化矛盾经由修辞学的显形——在修辞的背后是主体的精神处境。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仅将他的“杂体”形式和“不确定性”局限于对语言修辞学和表面形式效果的实验，而看不到对诗人来说，这里的形式就是达到目的的内容。
以上例证或许已能显示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既不能忽视修辞和文体本身，同时也强调文本修辞的中介作用，通过对诗歌修辞特性的分析，发现具体历史语境及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压力在个体诗歌话语、技艺层面留下的剧烈擦痕。诗歌批评的历史化、社会化内涵，其实是内在于语言修辞方式的。因为在很多时候，不只是诗人的意识和修辞决定着话语的意义，具体历史语境中的话语的集体无意识的“自我运动”也会决定诗人的意识。
“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是笔者杜撰的一个词。不管使用什么名称，我想，其实近年来某些批评家都在程度不同地实践着一种以话语的历史生成为重心、同步激活历史文化阐释和文体修辞阐释的新的综合批评模式。他们逐步扬弃以往诗歌文体修辞学把文体局限在语言形式单一范围内的狭隘观点，而是把文体修辞拓展成一个系统，形成了某种由不同层次的复杂因素编织成的大“文体”概念，使其既是修辞话语体式，也是历史话语体式。大“文体”作为话语，无疑包含了各种复杂因素。第一个层次是体现为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包括语言样式、吟述方式、隐喻和象征修辞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第二个层次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诗人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它与诗人的个性心理紧密相连。第三个层次与诗人所在的时代社会、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体现的是支撑诗歌话语的纵深的文化场域，诗歌话语所缘自或借重的价值预设系统和知识脉络。
这样一来，诗歌批评就成为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与语词共在的场所。从历史话语与文体修辞学融渗的角度的切入，或许就可以做到从形式到意义的层层剥笋式的整体研究，从而有效打通了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正如几年前耿占春曾对我说的：当然我们仍要为诗歌捍卫个人感受的价值而申辩，但我并不满足于在封闭的诗歌语境中论诗；我想努力从一个诗人扩展到更真切的历史语境；我希望描述一个语言学与社会批评的框架，能把诗学问题更透彻地显现在它的语境之中，而不是只在狭义诗学内部讨论。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要有能力“拔起萝卜带出泥”，而不是单论萝卜(一首诗的修辞、文体)或只谈泥(历史文化语境)。
三
或许会有同行说，你所说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不就是时下流行的那种告别“新批评”之类的形式主义研究、走向所谓的“文化批评”么？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文化批评”对我确有启发，但我以为，与“文化批评”相比，“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更多地具有诗学问题的专业性。它是对诗歌语言技艺环节和历史生存的双重关注。这里的“修辞学”既指向审美的语言技艺，同时又被“历史”所修正和限定，换言之，它同时指向对诗歌文本审美修辞特性的分析，和对人置身其中的具体历史语境的揭示，是一种综合的考察审美话语和历史话语的“实践—反思的诗学”。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抱怨道：“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⑦。我以为，从为“文学性”和“经典性”笼统地辩护上来看，布鲁姆的抱怨有一定道理，但他对何为“文学性”、“经典性”背后的价值预设和认知前提缺乏某种必要的反思，似乎它们是天经地义而无需争辩的。比如，在他看来，艾略特的诗歌不仅算不上经典，甚至算不上好诗。难道就因为艾略特诗歌除审美话语外，尚有较多宗教、哲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甚至社会历史文化元素吗？而这些，在我看来恰恰是艾略特诗歌的杰出之处。他有能力完成话语越界，将之融通到诗歌之中。看来，指责别人是“憎恨学派”的布鲁姆，也是一个与之构成戏剧性对偶的“憎恨者”，他陷入了一个自设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似乎诗学批评可以是一种“自足的”书写行为，不需要在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给出新的命题、新的应答。但真是如此吗？我看到，布鲁姆的诗学批评某些最具激发力的部分，其实也不乏对弗洛伊德理论、神学、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周期”理论、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后现代思潮等等颇多的借重。
所以，我们完全不必站到历史话语与审美话语的二元对立框架中的某一边。它们并不是谁驱逐谁的问题，而是可以综合处理的。我认同王一川对语言的修辞性所做的更开阔的理解：“语言是我们立身其中的世界本身的行为，是使我们的存在获得自我理解的东西。……修辞性更突出的是语言活动的社会动机和社会效果：修辞指人为着感染他人，确立或改变自己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而有力和有效地运用语言，这势必更注重语言活动中的扭曲、含混、破碎、掩饰、润饰等复杂因素。这既可以解决语言与‘生活世界’的复杂关系问题，又可以使一直未有着落的价值评价找到落脚点。”⑧
前面谈到，有些人简化地理解了“新批评”，认为内行的文学批评应坚持文本自足理念，排除文本的发生学因素和接受美学因素，对文本进行封闭式细读，发掘其形式秘密。笔者并不简单地反对追求“本体论的批评家”(其实我也曾被当作注重“新批评”式细读实践和技巧分析的代表之一)，有我始终在强调的对诗歌的“修辞学”分析为证。不过，对“新批评”的理念，今天我们似乎应有较此前更为复杂的理解，采取一种更具实用性的、有张力的、局部性借鉴一扬弃的态度，把对诗歌文本的细读拓展为“更完整地读”，而不是封闭在“自足”的语境中读。
如所周知，“新批评”并非一个自觉的批评流派，其名称更多是人们后置的、对当时一些在文学(诗歌)批评观上存在某些可通约处的批评家们的概括。其实在被称为“新批评派”的批评家里，个体的差异是十分显豁的。而正是这些不可通约的部分对我们今天的批评更有推助力。
一部分“新批评”家的确发展了批评的形式主义特征，研究诗歌的本体，专注于文本的有机自足，批评家要对诗歌话语进行“内部研究”，淡化甚至排除掉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诗人的生平、个性心理世界、创作动机、创作过程等传记因素(“意图迷误”)和普通读者的“接受因素”(“感受迷误”)等等。但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另外的“新批评”家的立场，今天更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新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就提出：“新批评指出了正统研究法的某些局限性，极力主张采用批评的方法。我认为提出侧重于批评并不是要取消语言学、文字批评、文学史或思想史方面的训练。……从新批评家的角度稍稍考虑一下批评问题的性质，就足可以看出，这种批评在许多情况下都大大需要语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帮助……在所有的批评家中，他最需要运用别人进行缜密细致的研究而得到的成果。实际上，治学严谨的学者正是以这样的批评作为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上述批评也正需要、并依赖于这些学者们出类拔萃的劳动。由此可见，只要不产生误解，新批评在原则上是一种与正统研究最少冲突的批评。”⑨另一位“新批评”家、诗人罗伯特·潘·沃伦也指出：“单纯积累与一首诗有关的资料并不能揭示它的本质和意义。对一首诗只是进行散文释义，也具有同样缺陷。我的陈述大致如下：(新批评)这种倾向是要把握住一首诗的现实存在的本质与意义。注意，提出这个问题绝非意味着否认围绕着诗存在的世界的历史的重要性，或是否认诗人生平或历史对诗的意义。”⑩
在我看来，他们的说法同时也回答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差异。今天的诗歌批评家，既要有能力越过单薄的“内部批评”的界限，向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敞开，又需要保持专业的文本细读、修辞分析的态度。使诗歌话语不仅作为“元诗”意义上的“美文”，也是人与历史生存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使自己的批评话语能在历史话语空间和审美话语空间，真切而机敏地纵深穿逐。长期以来，我们的诗歌批评过度强调社会性、历史性，最后压垮了语言审美性，这肯定不好，但后来又有过分强调“审美话语自主性”的大趋势，这同样减缩了诗歌批评的能量，使诗歌批评没有了视野，没有文化创造力，甚至还削弱了它的命题的承载力、摩擦力、推进力。有活力的诗歌批评，应能构筑双重视野，在对诗歌文体和语言修辞纹理的剖露中，同步作出某种有机的、具体的历史性引申。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历史”，之所以被“具体”限制，是在强调现代诗歌批评要重视的是实际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它在具体历史意识的多样性、世界的多样性、理论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的氛围中产生出来。与本质主义的轴心化的历史意识不同，现代诗歌批评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强调诗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
类似的“实践—反思”，近年甚至也发生在“解构主义”批评家那里。比如希利斯·米勒，既想保持文学批评对语言修辞的关注，但又能将之问题化：“我的主张是：文学研究同历史、社会和自我等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文学范围内对这些外在于语言的力量和事实做主题的思考的问题，而是文学研究以何种方式提供鉴别语言性质的最佳机会的问题，因为语言性质可能会影响德·曼所谓的‘历史的有形性’。在此，‘解读’在最留神、最有耐性的修辞分析这个意义上，乃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意义上的‘解读’，对于任何一个认真负责地关心文学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人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我甚至要说：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将是在修辞学式文学研究同当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之间做做调停工作。……若无对文学的修辞学研究，关注语言及其规律，研究它是什么，能做些什么，特别是研究比喻性语言对语法逻辑那直截了当的运转方式的干扰作用，正像寄生病原体对寄生细胞工作的干扰一样，我们就不可能希望了解文学在社会、历史和个人生活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那些貌似外部的关系本身都需要一种修辞学分析。”(11)这确系一语点透的内行之论。笔者对米勒所心仪的“调停”两者的批评立场深感会心。说到底，自觉地将对审美语言的省察与对历史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时代的诗歌批评富于活力的标志。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完成这个“调停”、“转变”，就会带来更为开阔而求实的批评视界，写出有活力的有效的批评文字，并将赢得比现在更多的诗歌批评的读者。
今天，许多批评家已经看出，比起对非历史化的诗学本质的界定，具体的、历史性的诗歌批评实践更为可靠。作为一种历史生成的存在，对当代诗的论述，应找到一个临时的价值支点。本文试图以“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作为支点，为诗歌批评的写作和读者的知觉，提供某种理论力量。“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作为一种阐释策略，一种写作向度，一种写作方式，还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衡估“诗与真”的关系问题。在此，历史话语和修辞技艺，是在对话关系中展开的两个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相互吸引、相互发现——简言之，相互赠予——的因素。对现代诗而言，缺乏“个人化修辞”的“历史话语”，只是乏味的见证式表态；而没有“历史话语”的“个人化修辞”，则常常沦为微不足道的美文遣兴。正是成功的个人化修辞，赠予历史表达以艺术的尊严，而历史表达，则赠予诗的修辞以具体生存语境中的分量。
最后，对于我理想中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还应重申一下并非无关紧要的批评“行规”：诗歌批评家除了应有深度的历史意识和对文体修辞的自觉外，他还应能做到紧贴诗歌创作的实际，不发空言。既要在理论批评学术上训练有素，又要避免以生硬的理论对诗歌现实进行硬性框套，防止把那些更为珍贵的诗歌肌质、那些不能被归纳进理论中的流动性、感受性乃至偶然性的“剩余物”，排斥在批评的观照之外。诗歌批评话语，应不乏丰富的价值信息，但又是准确、求实的，要尽力避免牵意就词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处。
让我们拓展诗歌批评新的视野，培养诗歌批评介入社会历史和传释审美话语奥秘的综合能力，“把文本批评和语境批评、宏观批评和微观批评，向心式的批评和对生存—文化的阐释有机地融溶一体，增强批评的穿透力和广延性”(12)，在实践和反思中不断前行。
注释：
①欧阳江河、陈超、唐晓渡：《对话：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及其它》，载《山花》1995年第5—6期。
②(11)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第123—125页。
③④⑤姜涛：《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17页，第51页。
⑥西川：《内行的工作》，载《诗选刊》2002年第6期。
⑦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2页。
⑧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211页。
⑨克林斯·布鲁克斯：《新批评与传统学术研究》，见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2—473页。
⑩罗伯特·潘·沃伦：《什么是新批评》，见史亮编《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322页。
(12)《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页。
（《文艺研究》2012年12期）
http://blog.sina.com.cn/u/1223476151 | 
发表于 2013-8-16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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