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宫白云 于 2013-10-3 08:27 编辑
边地的暗语与自在的寓言：论赵卫峰诗歌
霍俊明
一
赵卫峰无论是作为诗人、诗评家，无论是参与或办理诗歌活动及民间诗刊，他对诗歌特殊的热忱，宽容与尖锐并蓄的姿态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70后”诗歌的逐渐出现和成熟，我注意到赵卫峰在十多年的诗歌修习中形成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同时也看到诗歌穿越遥远的“边地”和“外省”的艰难以及诗歌自身的强大膂力。
实际上从1990年代开始诗歌已经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地”之分，而恰恰在这样一个观念纷繁复杂的时代，赵卫峰的“边地”性诗歌写作便具有了相对的诗学意义，并在他的个人诗歌地理版图上不断发出独特的“暗语”。今天，当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成为时尚并成为不容置疑的强势力量，诗歌该如何写作，诗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诗歌文化的地理和不可规约的个人性、差异性甚至“地方性”都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学问题。而赵卫峰的诗歌恰恰通过他的写作回答甚至回应了以上显豁的当代先锋诗歌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随着经济和城市化推土机的大肆推进和拆毁，贵州已经不再是以往诗歌历史场域中的“边地”，但是从文化心理、诗人身份以及诗歌姿态等包括赵卫峰在内的诗人还是程度不同的呈现出了某些“边地”性的声音。这种“边地”性显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呈现出诗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这种方式首先是个体主体性的，是独立的、自由的、先锋的。这在日常化叙述的个人化诗歌美学圭臬以及新世纪以来重新抬头的题材神话和被不断狭隘化的要求诗人要承担、要反应现实的呼声中显得尤为重要。
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山地占全省的87％，余下部分为丘陵和坝子）导致贵州长时期成为边缘的“外省”，“边地”的地理风貌是这一地区诗人的生活处境和写作环境，这也使得贵州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大声叫嚷的方言以及同样倔强的性格也在诗歌中得以呈现。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贵州本土诗人明显有着这种“外省”身份的焦灼感。而当诗歌转到赵卫峰等从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诗人群体这里，曾经的强烈的激情的诗歌行动已经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紊乱更复杂多样的精神环境和时代场景，信息经与城市化时空的包围同样更考验着诗人更新的思与诗。“当烤鸭在临街的灯箱里伸着变态的懒腰/广场还以空荡迎接丢失睡意的狡兔和野猫/谁在问，时间的拐角处蓄存多少无辜的湿润/谁在想，赞词该捐献给动还是静？可想而知/小姐瞌睡了，的哥疲惫了，小偷的影子/和保安的神经，先后被大城的影子吞没了/你们中的一个已悄眯眯地退出爱情了/这时可说大体没事了；而路灯坚定不移/因为有了守门人，老爷子的鼾声可以随意/你们中的一个，可以放心，可以把手/随意伸向花花世界的光滑部位”（《你们的到来正好弥补另些影子的散失》）。在此语境下，赵卫峰的诗歌写作更为强烈地呈现了个人写作的特征，当然这种个人绝对不是不及物的。实际上，个人的不就是时代的、现实的吗？赵卫峰的一部分诗作显然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属于日常叙事一类，但是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和浓重的生存感。“从光鲜到晦色，从完整到欠缺/有多少雨篷带着自身的空洞，从不同的地方/经过春夏秋冬，无疾而终？/这不重要，就像后来的人可能忽视锈迹/与坚硬的内在联系”（《雨篷为什么会残破》）。
中国诗界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赵卫峰的诗歌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不先锋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赵卫峰的一部分诗歌描摹了生活场景的细节和隐秘细微的心理图景，并且这种言说方式和场景设置恰恰在于通过生活的描摹又偏离和超越了日常的轨迹，从而带有想像和提升的高度，也带来了诗歌阅读的深度。这些投向具象化的现实场景的诗有时折射出令人振颤的寓言化效果，而这种寓言化和“暗语”的倾向正达到了生存的核心区域，虽然这种“真实”有时往往难以置信。
在我看来，赵卫峰始终坚持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生存时空中独行，他在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既日常化又不乏戏剧性、想象性（比如赵卫峰的诗歌中有大量的动物意象，其中尤其是兔子这个核心意象出现的最频繁）的同时寓含强大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的华美衣服的真实内里，以及更为沉暗的个体生存的体验和时间巨大黑色斗篷下生命的寒冷和同样的“记忆”。
二
1990年代诗歌的诗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指认为归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1999年之后尤其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人们谈论最多的恰恰是时代和文学的娱乐精神，而忽视了一个即使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其写作的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实。而赵卫峰却清醒地认识到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沉溺于个人甚至荒诞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主流美学伦理温柔的天鹅绒般的牢笼之中，他呈现的场景则更为繁复，安置灵魂的书卷和嘈杂迷乱的日常生活在交互辩驳中同时登场，在愈益加速的后工业时代的苍茫而眩晕的背景中，赵卫峰是一个清醒的命名者和说“梦”者，而这些闪耀着知性、自省和良知的诗歌光芒是吸收了世事强大黑暗之后的复杂呈现。
这种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切言说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就在最大程度上打开了现代诗歌应有的空间视阈，将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事物与情感交织在类似于无物之阵的迷津之中，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在赵卫峰这里不能不日益显豁的呈现出来。正如诗人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回到从前”，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看见“城墙上的脸仍旧布满不规则的疑点/晚风吹着/过多的经历，使一条河宽容/一座山的孤独，来自它自身/内在的高度//和从前一样/他经过什么，晚风就吹着什么/他进入，这座城就有月亮升起/他遥望，月亮就特别安静”（《跋或明信片：晚风吹着》）。
是的，在迅疾转换的时代背景中包括赵卫峰在内的“70后”一代已经显现出少有和应有的沧桑与尴尬，现实与理想、诗歌与存在、真实与虚无的矛盾——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贴近略显世故而又追寻纯洁的不安的一代人中的少部分。
赵卫峰近期的诗歌在葆有了一以贯之的对生存现场深入探问态度的同时，也频频出现了返观与回顾的姿态，这也不无印证了布罗茨基那句准确的话——诗歌是对记忆的表达。诗人开始在现实与想象的时间河流中浩叹或失声。赵卫峰诗歌中的回溯和记忆的姿态恰恰是以尖厉的生存现场和个人化的发现为前提的，这些返观陆离光线中记忆斑点的诗行，是以空前强烈的悖论性的反讽为叙写特征的。赵卫峰无疑对“身边之物”投注了尽量宽广的考察视阈，他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没有在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赞美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而正是这种融合的姿态反而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出现了张力、弥散和某种难以消弭的复杂和“暧昧”，“城郊的黄昏一般比较模糊/夜尤其深，之间是簌簌的笙音如影随形/如果时间的老手带着酒意摸进不设防的空气/不闻人语响，还见床前明月光，理所当然/野百合也有春天，弹丸之地也有属于自身的漂亮//常见的是搬迁与晚归的脸。在靠近黎明的河边/喧嚣会提前。有一种安静，其实是相对于手表而言/出乎意料的婴啼一旦提醒了电灯，浮萍便有了动静//局外人便有了想像力，喜悦与忧伤/便有了露珠的素质，于无声处/在奇形怪状的布局中轮番僵化/或颤抖——至此，我停止俯瞰，我从另个角度/欲说还休”（《城郊结合部》）。这种还原的历史主义和田野作业式的诗歌话语方式，恰恰是在多个向度上再现与命名了诗人所经历的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主义、革命教育与生活方式和此后工业和市场的无限推进的后社会主义时代泛政治语境下的尴尬心态与莫名的失落和恐惧。
在一个写作如此多元、媒介如此便利的语境之下，诗人们很容易跌坠入自我幻觉和日常叙事的天鹅绒当中去，很容易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维度的前提下转入不承担、不介入、不担当、不决绝、不抵抗的暧昧与讨巧中！在当下“中性”和“去势”的时代环境中，赵卫峰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时代寓言。在类似的诗行中，我们看到了深埋地下的苦涩而顽健的“草根”，看到了深潭般的泥泞里崛强的灵魂。
三
多年前海德格尔曾忠告“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对于当下诗人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宿命。而这种宿命在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去乡村化的趋势中无疑是令人最为敏感和矛盾的。尽管赵卫峰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类似的“宿命”也一直存留在他作为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与过程中。他试图揭开深入当代的个人化想像力所呈现的带有疼痛“骨刺”般的时代寓言，“城市意味着纠缠；事物，巷道与建筑/梧桐入秋就哆嗦，绿地可观，盆景如一些人/逐日惯于扭曲；越来越多的垃圾，让你/渐渐失去指桑骂槐的兴趣；渐渐地/谁是谁非，谁在谁不在，都与时间无关/一条叫做母亲的河，还好，还在，有容乃大/本地就是别人的异乡；普通话一统江山/喇叭始终是声音的主流；兼听则明，让人停/静观夏天沿着腿的态度逼近，旧城与旧人/在近似中合并；深藏不露的懒腰舒展之前/为了早点，练歌的麻雀和清洁工会早一点”（《我们的身体就这样交给这个城市了》）。飞速旋转的车轮难免会使城市和时代都患上了阶段性心脏病，黑魆魆的地铁使得人们都成了暗无天日的土拨鼠。工业时代的管道和数字化秩序注定成了“70后”一代人试图和必须不断寻找可能的理想之乡，并一次次对城市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化图景抱以必要的警惕与反省，但不可挽回的是眼前的一切却是离“昨日”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生分。据此赵卫峰的一系列诗作所连缀成的图景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寓言。“月光和路灯，两种白影很快就亲密了/只是火车总在路上，铁轨如线索拉长想像的远/只是沿途的杂草和作废的纸类还被夜风亵玩/每一次变换体位，都暗示一种不落实的颓废感”（《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
在21世纪的工业履带的碾压下，一个“边地”的诗人还能穿越城市的浮云去眺望记忆和现实中的“故乡”，还能在工业机器与液晶屏幕前惦念着被这个时代所遗忘和抛弃的“民间”需要的恰恰不是一种美学的修辞趣味，而是本能的、原生的精神乡愁和文化守成的冲动使然。“总有人在列队。总有脊梁背着包袱。逗留。抽烟/摇头或握手。总有眼珠子时针或秒针那般/旁观。张望。迎接/或送走。方言铸造的时间/终将会被时间击败/但并非我突然仰望夜空/又突然俯首的原因”（《火车站》）。随着城市化轨迹的延伸，一个新的“时代”也到来了，不可阻挡的是“中年写作”意识的开始，更为尴尬的城市景观和加速度时代疯狂前进的“和谐号”带给我们接连不断的眩晕。赵卫峰所特有“70后”一代人的生存经历、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使得他更多地充当了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角色，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变化那种带有本能性的青春愤怒与批判会逐步衰弱，而赵卫峰可贵的是其诗一直保持着质疑立场。
一定程度上赵卫峰和其他的优秀的同时代诗人一样清醒地呈现了一个可参照的多元空间，我们不能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个冷静而实在的片面，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赵卫峰以及其他“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波澜不断的抒写在为时代提交着一份扭曲而尴尬的病历表。这些病历共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种种症状，也说出了他们视野中的衰老、占领、死亡和经验价值观的降价、贬值。在赵卫峰的很多诗歌不无有效地呈现出一代人面对的生存矛盾和灵魂的是是非非，不断与现实摩擦甚至冲撞，不断在复杂的现场中发出质疑，并在日常的背后揭开由想象的真实、语言的真实和诗歌的真实所构成的常人难以发现的空间，这种发现秘密和日常诗意的强大势能反倒是印证了诗歌、语言和记忆的力量，也同时更为感同身受地意识到，有很多东西和事物比我们脆弱的生命要强大得多。
赵卫峰是一个沉静、深刻和自省的诗人，这在他近年来的“复合抒情”诗歌写作中愈益明显。正是在静观、深入、沉潜、等待与勘测中赵卫峰擦亮了人世、生存、时代和现场的粗糙的纹理。赵卫峰的诗歌总有一种拨开浓重的生存浮尘的冲动，诗人更为深刻而明晰地知晓圣洁的东西总是在高处，而沉重的东西总是在尘世。由此在向天空仰望又扎根向下的双重姿态中，赵卫峰同时发现了时间漩流中的星群、天空和飞鸟，也拨开了隐藏在民间和草莽深处的那条泥泞的小路。在理想主义的晚景和不断欲望勃起而精神萎顿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赵卫峰警醒而又无可奈何地发现了时代的疾病，事实上，他及其他“70后”一代人的这种沉潜和发现，让他们更为符合近于“孤独的演奏者”的形象。
赵卫峰在不断的培养着个体面对时间、社会、历史、生存和死亡的勇气，在交叉的小径花园中举着内心的灯盏，努力寻找着与时代与历史对话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不是稍纵即逝，就是永远不来正是因为冷静、知性、深入的“中年”写作征候的出现，“在春天离开的也许会原路返回/但人不是。落叶也不是，它下沉，粉碎，化为无形//……后来居上的翅膀越发善解人意了/其机智，配合了一些迟疑而奇怪的步子/我们看见少年、青年、中年，五十与百步之别/更多的菜谱、酒瓶、身子被岁月弄得滚瓜烂熟/但我们相信：‘在即将的黎明你仍将是孤独的……’//是事实：每个春天，我们都会有新的自以为是/大气候中微笑，被小气候握住/被松开，从时间的绞架上松软下来”（《在春天离开的也许会原路返回》）。他的相关诗歌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语言和记忆的力量，“那已不年轻的寻访者退出时两手如两目/空空如也，他只带走来时贴身的赤铁棍/和拳头般大的红包袱。他的离开是形式/但这足以让细腻的观望者如我感到那种/由远而近的消失。似乎小树易折的故事//回忆这东西之所以能顽强全因发育不良/遥想兔子的嘴总是虚张依呀却紧咬牙关/闷如宝葫芦的秘密那山和剌客也是这样/古人讲过，有种雨只在春天发生而春天/这种季节一来诸多小心眼都要搭顺风车”（《妙不可言那是自然》）。赵卫峰是一个如此耐心的解说家和细心的勘探者，在一些被我们熟知又被一次次忽略的事物身上，诗人用“中年”诗学重新发现和以“复合抒情”方式命名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打开了一个个十字路口上生存的“暗箱”。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易在“全球化”的搅拌机前脆弱和消弭，赵卫峰近年来的诗歌写作在“异乡”和“外省”的基础上不断构筑自己的精神“基地”的灵魂地理学。正是在真实场景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一个诗人在语言的空间和自身生命履历的轨迹上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气象与心像，现实与寓言——赵卫峰这样的“70后”一代人就是如此在看似日常的、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同时以“旁观者”和“介入者”的姿态呈现。
好的诗人都是时代的兢兢业业的守夜者，我想赵卫峰所持的更像是“聚光灯”之外的黑暗诗学，他歌唱正契合了最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然而却一直被我们所漠视的歌唱。光明的图景之前，作为创造者和发现者代名词的诗人，有必要有责任对世界的黑暗之物予以语言和想象的探照与发掘。他正在默默做着，他将不断把散落的日常化的时空物事以诗化的意义命名、不断在现实景观中呈现一个当代诗人的微观地理学图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cc3b70102ekrb.html |
发表于 2013-10-3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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