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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道] 阿赫玛托娃: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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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4 22:3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聆听来自地狱的《安魂曲》

汪剑钊
  
  在俄罗斯访学期间,造访“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纪念馆,是我众多的计划中的一个。一天,我按照彼得堡旅游图的指示,终于造访了这个诗歌的圣地。在这次造访中,我以为,最大的收获便是得以聆听了诗人亲自朗诵作品的声音。
  阿赫玛托娃纪念馆位于风光旖旎的枫丹卡河畔,于1989年6月24日诗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在一生中,诗人曾因两个男人而入住彼得堡这座著名的枫丹屋--舍列梅季夫宫中。第一次,跟随第二位丈夫亚述学专家希列伊科寄居此地。第二次,则与自己的情人,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普宁一家合住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枫丹屋是诗人命途多舛的一生的见证者之一。
  纪念馆设在三楼,共分六个展览厅:第一个展厅(1900--1910年代)讲述的是阿赫玛托娃在皇村的生活和学习时期,诗人参与"野狗"俱乐部的活动;第二展厅(1920--1930年代)的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叙述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继而又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历史变迁,其中穿插了勃洛克的病逝和古米廖夫的被枪杀的事件;第三展厅(1935--1940),安魂曲时代,叙述的是诗人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诗人在这间屋子里创作了《安魂曲》,当时根本无法设想这首诗的公开发表,它甚至连手稿都没有,只是存活在诗人和她少数的亲友中间,因此,这里既没有照片,也没有《安魂曲》所歌吟的那些人的姓名;第四展厅(1930---1940年代),同时代人的回忆和纪念,其中有古米廖夫、曼杰什坦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皮里尼亚克和布尔加科夫等人的照片和相关资料;第五展厅(1938--1941),阿赫玛托娃的卧室,自1938年至1941年,有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诗人在这间只有一个窗子的房间里生活和写作。她的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圣母像,莫迪里亚尼的画像,一张呢面折叠式方桌(有一段时间,它既是她的写字台,又是她的饭桌);第六展厅(1940--1960年代),《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时期,它展示的是阿赫玛托娃的天鹅绝唱,或者说是这幕悲剧芭蕾的谢幕演出。
  在浏览了所有展厅以后,我回到了第三展厅,管理员塔玛拉热情地向我推荐阿赫玛托娃的原声录音。能够在诗人生活过的地方,听到她本人的朗诵录音,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幸运。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我在一把稍显陈旧的沙发椅上坐定后,房间里便响起了深沉、缓慢的声音:“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淌,/澄黄的月亮走进了屋子。/歪戴着帽子走进来,/澄黄的月亮见到了一个影子。/这是一个病恹恹的女人,/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丈夫进坟墓,儿子入监狱,/请为我做一做祈祷吧!"或许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缘故,面对死神,诗人显得十分平静,"你迟早都要来--何必不趁现在?/我一直在等你--过得很艰难。/我吹灭了蜡烛,为你把门打开,/你是那样的普通又神奇","我要连根拔除记忆,/我要让心儿变做石头,/我要重新学习生活。"那是诗人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的片断。该诗正文之前有一则小跋,叙述创作的起因。有整整十七个月,在列宁格勒监狱的大门口,她曾经作为母亲,在长长的犯人家属队伍中排队,等待着探望自己的儿子,某一次,一位在寒风中冻得嘴唇发紫的妇女,从人们久已习惯的麻木中清醒过来,凑近她的耳朵低低地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场景吗?"当诗人回答说"能"的时候,一丝"曾经有过的笑意"掠过了那位妇女的脸上。
  阿赫玛托娃在一首诗中描述缪斯来临的情景:“呵,她来了。掀开面纱,/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我问道:'是你,向但丁口授了/地狱的篇章?'她回答:'我'。"在此,与其说是缪斯告诉了但丁写作地狱篇的秘密,倒不如说是但丁向阿赫玛托娃昭示了诗人的使命,宣布了诗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光荣。这句话揭示了俄罗斯诗歌所蕴含的精神奥秘,俄罗斯19世纪诗人巴拉廷斯基说过:"一个人被赋予才能,就意味着,不论怎样,他都要完成所承担的使命。"对于诗人来说,他(她)的创造自由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诗人的写作并不是一种仅仅与自身有关的个人行为,而在更大程度上,与对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景的思考有关的道义责任。作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阿赫玛托娃接受了但丁的遗训,以自己的《安魂曲》为生活在地狱中的人们建立了一座凝重的纪念碑。
  《安魂曲》是阿赫玛托娃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35--1940年间。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荷马时代的诗人似地,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因此,在很长一个时间里,《安魂曲》成了一部口口相传的作品,它们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就阿赫玛托娃的整个创作生涯而言,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诗人此前写作中的精致、纤细、典雅,仿佛脱胎换骨似地融入了粗犷、坚韧、沉着、有力的主导性声调之中,这使作品既保持了细部的可感性,又摆脱了早期写作的纤巧与单薄,从而呈现了肃穆、庄重的风格。作者凭借这部作品丰富和拓展了"抒情的历史主义"诗歌传统,也为自己跻身世界性诗歌大师的行列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在这首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诗人自觉地意识到了圣母玛丽亚的苦难--献出自己的独子的沉痛。
  当我听完阿赫玛托娃的朗诵以后,告诉管理员塔玛拉,我对阿赫玛托娃在面对死亡时所表现的从容不迫感到十分诧异和钦敬,塔玛拉的回答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淡淡地说道:“在俄罗斯,信徒们面对死亡都十分平静,因为死对于他们不过是另一种开始”。塔玛拉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片刻间,我便有了醍醐灌顶般的彻悟: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永生不朽的,哪怕是地狱,也割不断他(她)与天堂的联系。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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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5-3-14 22:36 | 只看该作者
序言: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一名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在读大学生,从校图书馆借到了一本索柯洛夫主编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诗歌》。于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阿赫玛托娃和“白银时代”其他诗人的作品。此前,我所知道的俄罗斯诗人,大约只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为数甚少的几人,也根本不知道存在着所谓“白银时代”、“阿克梅主义”那样的专有名词。当时,仅凭对阿赫玛托娃的一小部分抒情诗的阅读,我就已折服于她那清丽的诗句,幽婉的情感和出色的想象力。后来,我考上飞 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外国诗歌史,这就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阿赫玛托娃和“白银时代”诗歌的可能性。攻读学位期间,我试译了一部分那个时代诗人的作品。若干年以后,我对它们作了局部性的修改,结集为《俄国象征派诗选》和《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分别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自一九八八年以后,我虽说经历了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等身份的变更和在杭州、宁波、武汉与北京等地之间的迁移,对诗歌的爱好以及对阿赫玛托娃的崇敬却一直保留在内心深处。
在整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群中,撇开他们各自的诗歌成就不说,仅以性格与为人而言,相比茨维塔耶娃、曼杰什坦姆、吉皮乌斯等在性格上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诗人,我个人比较偏爱阿赫玛托娃。这种喜爱一部分与她天才的创作有关,另一部分则来自我对她的生活的认识。她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但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健康心态,历经苦难却从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面对诗歌与生活之间时而出现的两难困惑,总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切都让我发自心底地钦佩和向往,并引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标尺。
不可否认,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元素,它们的存在,增强了作品的日常性、生动性、可感性。诗人的这种创作风格与她的生活和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大略考察一下她的生平,我们便可发现,在平易、琐碎的底色下,潜伏着某种美丽、温柔、坚韧、顽强集为一体的个性。阿赫玛托娃一直努力做一个平凡的人,为了做一个好妻子,甘愿为日常生活而尝试放弃自己的诗歌天才;为了做一个好母亲(保住身陷囹圄的儿子的性命),不惜委曲求全,违心地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行;为了做一个好公民,放弃了爱情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留在了祖国。凡此种种,需要她付出极大的毅力与耐心,有时甚至是牺牲。就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而言,她堪称完美地实现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与崇高的诗歌世界的神秘转换。
那么,阿赫玛托娃是怎样完成这一艰难的转换历程的呢?这是我,也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上个世纪末,我有幸获得了到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学校位于彼得堡著名的喀山大教堂附近,这一区域属于“白银时代”的文化中心之一。这样,造访“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纪念馆,自然被我列进了访学的计划之中。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终于造访了这个诗歌的圣地。
阿赫玛托娃纪念馆位于风光旖旎的喷泉河畔,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诗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在其一生中,诗人曾因两个男人而入住彼得堡这座著名的喷泉屋――舍列梅捷耶夫宫。第一次,跟随第二位丈夫、亚述学专家希列依科寄居此地。第二次,则与自己的情人、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普宁一家合住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喷泉屋是诗人命途多舛的一生的重要见证者。
纪念馆设在三楼,共分六个展览厅:第一个展厅,讲述的是阿赫玛托娃在皇村的生活和学习时期,诗人参与“野狗”俱乐部的活动情形。第二展厅的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叙述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继而又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历史变迁,其中穿插了勃洛克的病逝和古米廖夫的被枪杀的事件。第三展厅,“安魂曲”时代,叙述的是诗人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诗人在这间屋子里创作了《安魂曲》。在斯大林主义肆虐的时代,根本无法设想这首诗的公开发表,它甚至连手稿都没有,只能在诗人和她的少数亲友中间靠记忆背诵、口口相传得以存留。因此,这一展厅既没有照片,没有存放《安魂曲》所歌吟的那些人的资料,也没有记载这部作品的传诵者的姓名。第四展厅,主要汇集了与同时代人的回忆和纪念有关的物品,其中有古米廖夫、曼杰什坦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皮里尼亚克和布尔加科夫等人的照片和相关资料;第五展厅原本是阿赫玛托娃的卧室。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有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诗人在这间只有一个窗子的房间里生活和写作。她的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圣母像,莫迪利阿尼的画像,一张呢面折叠式方桌(有一段时间,它既是她的写字台,又是她的饭桌);第六展厅,记录诗人写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时期,它展示的是阿赫玛托娃的一曲天鹅绝唱,或者说是这幕“悲剧芭蕾”的谢幕演出。
在浏览了所有展厅以后,我回到了第三展厅,管理员塔玛拉热情地向我推荐阿赫玛托娃的原声录音。能够在诗人生活过的地方,听到她本人的朗诵录音,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幸运。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我在一把稍显陈旧的沙发椅上坐定后,房间里便响起了深沉、缓慢的声音,……或许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缘故,面对死神,诗人显得出人意料地平静:

我要连根拔除记忆,
我要让心儿变做石头,
我要重新学习生活。
…………
你迟早都要来――何必不趁现在?
我一直在等你――过得很艰难。
我吹灭了蜡烛,为你把门打开,
你是那样的普通又神奇。

这是诗人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的片断。它写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也就是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因此,在很长一个时间里,《安魂曲》成了一部只在民间流传的作品,直到一九八七年它们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这组诗歌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在这首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诗人自觉地意识到了圣母玛丽亚的苦难――献出自己的独子的沉痛。当堕落的天使们齐声赞美那个伟大时刻的时候,她的声音虽然低沉,却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恐怖时代发出的最强音。
当听完阿赫玛托娃的朗诵以后,我告诉管理员塔玛拉,我对阿赫玛托娃在面对死亡时所表现的从容不迫感到十分诧异和钦敬。塔玛拉的回答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淡淡地说道:“在俄罗斯,信徒们面对死亡都十分平静,因为死对于他们不过是另一种开始。”塔玛拉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片刻间,我有了醍醐灌顶般的彻悟: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永生不朽的,哪怕是身在地狱,也割不断他(她)与天堂的联系。
回国至今已有五年,但走访阿赫玛托娃纪念馆那一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诗人的声音还时常在耳畔响起。记得阿赫玛托娃曾在一首诗中描述缪斯来临的情景:

呵,她来了。掀开面纱,
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我问道:“是你,向但丁口授了
地狱的篇章?”她回答:“我”。

我以为,综观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这首诗与其说是在描述缪斯告诉了但丁写作地狱篇的秘密,倒不如说是阿赫玛托娃藉着向但丁致敬之机昭示了诗人的使命,宣布了诗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光荣。它甚至揭示了俄罗斯诗歌所蕴含的整个精神奥秘。俄罗斯十九世纪诗人巴拉廷斯基说过:“一个人被赋予才能,就意味着,不论怎样,他都要完成所承担的使命。”这意味着,诗人的创造自由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写作并不是一种仅仅与自身有关的个人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他(她)需要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诗笔认真地思考本民族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前景。作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阿赫玛托娃自觉接受了但丁的遗训,以自己大量的抒情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为生活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人们树立了一座凝重的纪念碑。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诗歌史上,普希金一直被看作是诗歌的太阳,据此,我们则可以说,阿赫玛托娃就是诗歌的月亮。饶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比喻在色彩上也对应于他们各自的时代,普希金与他的同时代人开创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被后世推为本民族文学的奠基者,阿赫玛托娃则与俄罗斯现代主义诗人们共同铸造了属于自己的“白银时代”,为俄罗斯诗歌赢得世界性声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仿佛是一种预言,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灿烂地照耀白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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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14 22:36 | 只看该作者
访安娜•阿赫玛托娃故居
那心灵已停止跳动--访安娜•阿赫玛托娃故居桑克
  四月的彼得堡,春天已经来了。宽阔的涅瓦河静静地流淌着,琐碎的浮冰片犹如裂帛随波逐流,一些海鸥压低了身子盘旋着,追逐着流水,而另一些海鸥则犯懒,踞伏在薄薄的浮冰上,它们或许喜欢这样免费地旅行。瓦西列夫岛后面就是芬兰湾了,那里的空间应该比这里更广阔--虽然岸边堆着流泪的冰块,散落着切掉的苇根、食品包装袋或者啤酒瓶子。  我站在涅瓦大道附近的艺术广场上,这里绿草茸茸,视野开阔,阳光穿过泛青的树林,照耀着闭目养神的老人和看书的妇女,一些小孩子蹬着滑板,自在地玩耍。远处可以看到海军部大厦黄色而细长的塔尖,布罗茨基说,我们不能把一只蝴蝶别在它上面。广场中心的普希金青铜像,正对着远处喧嚣的外商商场的圈楼。普希金头上落了白色的鸟粪,稀稀落落,仿佛花白的头发。  东南的楼房后面就该是著名的喷泉河,而阿赫玛托娃的喷泉屋也就坐落在它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前天,在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车上,我就暗自打算好了,一定要来拜访阿赫玛托娃故居,否则,这次彼得堡之旅就变得毫无意义。彼得堡,我神游很久了,它的很多街道,很多房屋,以及隐秘的历史都已藏在我内心的格子架中。  马克(西姆)用手机叫来朋友的小车。他是职业导游,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在首都师大进修过一年汉语,他对我说,他对中国的柳宗元和道教最感兴趣。虽然见面时间很短,但他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谈话对象。马克开车的这个朋友,昨天中午在莫斯科酒店门前就碰到过,当时我看到他裸露的胳膊上刺着青,便轻轻皱了皱眉。马克大约发现了我的敏感,连说,他虽然刺青,但却是两个孩子的好父亲。现在的俄罗斯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有两个孩子的就已是很传统的人了。坐着小车,我们穿过喷泉河上紧挨着驷马桥的Belinskovo桥,很快来到河滨街34号。我早就在地图上看到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楼房--舍列梅季耶夫喷泉宫,很多脚手架围着,似乎在整修。远远看起来,好象一个人的脸打了许多不均匀的格子。  进了边门,似乎是一家艺术品商店,老太太用俄语告诉马克,你们得另找路--我是从她的表情听懂的。接着,她说的话,我就听不明白了,马克翻译了一下,大意是说,阿赫玛托娃的房子在另一个入口。我说我知道那个入口,在铸铁大街53号。马克惊讶,继而表示钦佩,说,我自己还从未来过呢。他哪里知道彼得堡的一草一木我都在阿赫玛托娃的诗篇中领略过了。  我们又回到Belinskovo桥,直走,眼前出现一条横街--铸铁大街。我们向右边折去,马克的步子大,我紧跟着。我说找53号,那里或许是趣味科学之家的大门--或许挨着喷泉河的那一侧才是,阿赫玛托娃总是从那里走出来,和女友沿着河边散步,望着工程堡保罗一世被杀房间的彩色玻璃闲谈,或者背诵刚刚写就的《安魂曲》的一节。这个通往阿赫玛托娃喷泉屋大门的形式,很接近中国四合院的正门,而在我寓居的哈尔滨,这样格局的院落是有一些的,所以我并不觉得陌生。大门洞是拱形的,里面的侧壁上,是我熟悉的阿赫玛托娃的侧面照片。它告诉我,从1989年起,这里就已经成为阿赫玛托娃博物馆,正式向外开放。  阿赫玛托娃是很讨厌趣味科学之家这个愚蠢的名字的,而现在她的照片就贴在这个门洞里,看着我这个远来的同行。  我在心里写下这样的句子--     活着,你我都是一道影子,    若有若无,在铸铁大街的下午,    也许,你的影子比我    还浅淡--若不眯起眼睛,眼前    则会掠过一缕快要咽气的尘烟;    死了,你终于是一幅可以触摸的招贴,    而我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穿过大门洞,就是一个开阔的院落,正面是工地用的铁丝网,隔着的想必是喷泉宫了。左边一间孤立的小平房的边缘是一条小道,房壁上挂着阿赫玛托娃的照片,上面画着箭头,指示着前进的方向。马克说,这里以前好象是乐器博物馆,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我说,阿赫玛托娃住过三处喷泉河边的房子,这一处是最久的,住了将近30年。不远,就是一栋黄色的四层楼,院子里稀稀落落种了些栗子树。枝桠“似乎是从她或普希金的诗里长出来的”--阿赫玛托娃的女友丘科芙斯卡娅在日记里是这么描写它们的。而今,虽然栗子树还没有发芽,但它的树皮已经是浓郁的幽绿色,仿佛新刷上去的湿漆。  进了楼门,正对着的是窄窄的水泥楼梯。左边是放映室,右边依次是衣帽间、艺术画廊和票房。我给马克买了票,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的门票便是他的四倍。匆忙间,我买了三种英文导游手册,攥在手里。我端了端相机,卖票的老太太告诉我,你要拍照,还得另买一种叫做相机票的东西。  上了二楼,有两间展览室,一大一小。似乎是一个油画展,马克说这和阿赫玛托娃没有关系。我在门口看到,桌子上摆着一些阿赫玛托娃的俄文诗集,心忍不住跳起来,仿佛一种遥远的联系已经暗暗潜伏在了我的血管里,它们小心地爆裂着,掀起的冲击波弄得我的胳膊都有些疼了。  上了三楼,左右各有一个小门,根据墙上的文字--“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念室和文学展览”,我们推开了右首的小门。里面是窄窄的小走廊,右边依次排开六间小屋,这就是阿赫玛托娃1922年到1952年间住过的地方--除了躲避战争的几年。屋子都很小,大约十几平方一间,涂着红漆的木地板略有些斑驳,阿赫玛托娃穿着黑色的中国睡袍就是在这上面来回踱步的。透过窗子能看见楼下的栗子树,趣味科学之家的大门洞。每间屋都有一个板着面孔的老太太看护着。虽然手里有导游手册,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这问那,眼睛也不够使,四处瞧着。  第一间屋展出的是“20世纪10年代的彼得堡文学生活”,它展示着阿赫玛托娃最初的诗歌生涯,并再现了当时彼得堡的艺术氛围,其中有一张阿赫玛托娃早期肖像,出自奥利加•卡多乌斯卡娅之手。  第二间屋展出的“20-30年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的文学生活”,收藏着与文学聚会和文学晚会有关的小册子或印刷品,其中有一张1921年的彼得格勒《真理报》,记载着阿赫玛托娃第一任丈夫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第三间屋是阿赫玛托娃第二任丈夫尼古拉•普宁的研究室,见证着他们1923-1938年的夫妻生活。挨着墙的是普宁当年用过的桌子,里面一侧木橱里陈列着普宁当年的藏书,书橱旁的画架上挂着普希金的画像,墙上悬挂着普宁的艺术家朋友们,其中也有阿赫玛托娃的肖像。当她和尼古拉•古米廖夫生的儿子列夫以及普宁被抓走之后,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间屋里沉默地生活着,也就是在这里她写了她的不朽名作《安魂曲》。当普宁死在狱中,阿赫玛托娃为他写下了《而那颗心已经没有反应》一诗,这或许是对15年夫妻生活最刻骨铭心的纪念吧。  一个老太太听马克说我是中国来的,刻板的脸立刻绽开了笑颜,激动地说普宁去过日本,还和日本人一起合过影。说着指着墙上照片里的日本人给我看。在他们眼里,日本和中国大约都是遥远的东方吧。她看我能说英文,便不要马克翻译,直接说起英文,她的语速蛮快,夹带一点俄罗斯口音,她说这里的房子是属于普宁所有,阿赫玛托娃只是他的妻子,只是在这里住。她听马克介绍,我是一位诗人,她的眼睛睁大了,说还没有中国诗人来过这里。她越说越激动,话匣子打开来,似乎没有停住的意思。马克因为我的行程很满,便在一旁着急,用中文说,她这里来人太少,好容易抓住你这么一个访问者。  第四间是普宁和阿赫玛托娃的客厅兼餐厅。我看见了一些阿赫玛托娃的手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马克说肯定是真的。这些手稿上流利而倾斜的西里尔字母,使我不由自主开始在心里复制当年的景象。一列沙发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曼杰施塔姆从莫斯科来,没地方住,就是在这上面混一夜的。可现在,曼杰施塔姆葬在哪里都没人知道了,蓝英年老师在《寻墓者说》里考证,他大约葬在海参崴附近,那里离我的故乡只是隔着一个兴凯湖而已。历史的气息从墙角蔓延开来,仿佛水波涌上我的胸口,而我的心脏也仿佛跳动在一个隔世的梦里。那些历史活了过来,那些诗句也活了。  墙上有很多放大照片,是普宁的家人,抑或其他文学人物,都是从档案里复制下来的。现在的彼得堡如此自由,安静,很难想象,它的历史上居然存在过一个斯大林时代。很难想象居然还存在过一个让安娜走过便哆嗦的卢比扬卡。     我知道人们的脸为什么变得形销骨立,    为什么睫毛下面隐藏着恐惧,    为什么苦难在人们脸上刻出了深深的,难以解读的条纹……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康坚等译,个别词句我做了调整)   历史虚幻得仿佛不存在。来到这里或许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是有朝圣的感觉的,而且感情也是如此。其他人尽可以责备我赋予了一幢旧房子过多的色彩,但我是不在乎的。我有一种陶醉感,这是我梦中来过的地方,而现在我居然来了,站在一个老同行曾经徘徊过的地方。  故居或者坟墓有什么力量呢?或许是没有的,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复活的方法。它复活了我心中的文字,虽然还有一些隔膜,然而却是接近了,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接近。  阿赫玛托娃晚年的一张照片,和年轻时那么不同,年轻时她美得让人不敢正视,而老时,她和那些看守老太太一样,似乎五官都改变了,冷峭的面庞变得臃肿,然而她的神情还是年轻时的,似乎透过墙壁看到了远方。  第五间是小卧室,阿赫玛托娃与普宁分离后1938-1941年间在此居住,现在是阿赫玛托娃纪念室。她的朋友说,来看望她时,经常可以发现安娜一个人坐在窗旁,久久地了望外面的花园。但是这里的生活并不安静,邻居的孩子总过来敲门……但她仍然默诵着《安魂曲》,并开始着手书写《没有英雄的叙事诗》。这里陈列着古米廖夫送给阿赫玛托娃的梳子,普宁从日本买回来的扇子,一些她非常珍爱的威尼斯玻璃瓶,梳妆台,椭圆形的镜子……它们陪伴着她度过了黑暗的人生岁月。窗脚立着一张油画,画上面,浅衣的安娜侧身而坐,窗外是繁茂的树木,可能松节油用多了,上半部分反射着白蒙蒙的光。  第六间屋,陈列着和《没有英雄的叙事诗》相关的东西。一些手稿,过期杂志,旧报纸,它们默默传诵着一个旧时代的传奇。  走廊里,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棕色皮箱,这是阿赫玛托娃的密友奥利加•苏杰伊金娜1924年移居国外的时候送给她的。里面曾经装着她的行装和书,两个在走廊里坐着聊天的老太太告诉我。  告别了安娜的小屋,我和马克到了楼下,一个老太太追出来,说不要走得太匆忙,一楼左边的放映室还没看呢。我谢了她,跟她进去。她说,你不想看看布罗茨基的电影么?我说想啊。她找带子给我放,我问,这得需要多长时间?她说,最短也要40分钟。望着旁边焦急等待的马克,我说,对不起,我非常想看,但是时间……时间不允许了。这个放映室的电影资料比较丰富,有电脑光盘,也有录象带,但却没有VCD或者DVD。电影资料收录了一些我所尊敬的诗人,他们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勃洛克、布罗茨基……其中还有以塞亚•伯林的访谈录《自由和它的敌人》,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彼得堡之旅,给我们这位女诗人黑暗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曙光,也带来了阴影。  我边走边回头,默默地说,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再来。“当我想念俄罗斯……”,或者正像诗里写的--     如今我内心充满了宁静和幸福,    别了,温和的人儿,你收留过我,    这浮萍般漂泊的女郎,我永远感激你。      (阿赫玛托娃《对你百依百顺?》汪剑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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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楼主| 发表于 2015-3-14 22:37 | 只看该作者
恋女于情郎-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漫谈
看见有的朋友在坛子里讨论关于俄罗斯民族性的问题,我觉得要谈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国的知识分子的性格是必须研究的,而其性格在19世纪末的白银时代的诗人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西欧社会悲呼“世纪末”、“人种末”之时,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帝国亦对自己的命运走向发出疑问,恐惧与彷徨,迫使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用全新的目光审视本民族的远古过去,挖掘深藏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将其与现代生活的新观念、新认识胶合,积极“寻找自我”,努力探索俄罗斯民族发展的独特道路,在俄罗斯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颇具原创意味的文化活动。这一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复兴运动时代,被称之为“白银时代”。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它在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堪与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化“黄金时代”比肩的优秀知识分子。正如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这是“俄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我沉醉于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化复兴的异常紧张与浓烈的气氛之中。……这是在俄罗斯唤起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时代,诗歌的繁荣时代,美学感受敏锐的时代,宗教不安与寻觅时代”。
  一.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命名
  伴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一个被称之为“白银时代”俄罗斯的阶段渐渐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梅列日柯夫斯基(Mережковский),别尔嘉耶夫,古米廖夫,别雷(А.Белый),吉皮乌斯(З. Н. Гиппиус),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等“白银时代”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逐渐的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白银时代”成为了中国世界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那么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了“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白银时代”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白银时代”和与之相对的“黄金时代”的说法对于西方文化来讲是极为常见的,古希腊和罗马分别都有“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之说,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都有过这样的说法。1987年美国波兰文化研究所也曾出过论文集《两个民族的共和国:波兰的白银时代》。
  俄罗斯师范大学从事研究未来主义诗歌的阿尔丰索夫教授给出了第一种说法:他认为是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著作《自我认知》中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阿尔丰索夫教授指出,《自我认知》一书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文化运动有着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论述,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尽管没有使用“白银时代”而是使用“精神文化复兴”这一概念。但在他心中这一可以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的这一段文化历史就是相对于以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为代表的“黄金时代”而言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侨民作家和艺术评论家马可夫斯基提出了“白银时代”这一概念。在其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文集《在“白银时代”的帕那斯山上》中。作者以见证人的身份叙述了一些“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创作过程。
  还有的学者认为,1933年一位叫奥佐普的俄罗斯诗人在侨民杂志《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白银时代”的诗歌作了一些描述性的简介,其题目就叫做《白银时代》。这才是“白银时代”的最早提出者。
  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白银时代”的确切提出者,但是综上我们可以大致上整理出“白银时代”这一概念从出现到流行的一个粗略的脉络:1933年出现于奥佐普的文章《白银时代》,1890年诗人明斯基的《在良心的光照下》一书仿佛是一记重叩,为徘徊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的俄罗斯帝国敞开了一扇新时代的门扉,将俄罗斯文化巨人带入了一个新的空间,随后的几十年里,勃洛克,别雷,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等人的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的又一高峰,堪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相互媲美。20世纪40年代,阿赫玛托娃在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重现了20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白银的月亮在白银时代的上空灿烂的凝固”这使得“白银时代”由概念进入了形象的传播。1962年,马可夫斯基在《“白银时代”的帕那斯山上》再度使用这些概念,由于其叙述对象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文化复兴”阶段相吻合,便逐渐的被文学界和诗歌界所接受并引入研究术语中。在1987年《俄罗斯文学史》正式的单独列卷出版。
  总之,“白银时代”是于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轫于文学艺术的俄罗斯文化的繁荣和高涨时期,是俄罗斯“真正的文艺复兴时代”。
  二.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概况
  “白银时代”的文化复兴首先发轫于文学和艺术,在小说、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各个领域创作极丰,继而向其他人文学科渗透,哲学、美学、神学、宗教、伦理等广有建树。毋庸置疑,在名家辈出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的最高成就当推文学。而诗歌的现代主义几乎又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和标志。在“白银时代”短短的几十年里,在俄罗斯诗坛上先后出现了“象征主义”诗歌,“阿克梅派”诗歌和“未来主义”诗歌等影响深远的众多诗歌流派。
  在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象征主义”诗歌。1893年,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指出了新艺术的三个要素:“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的手法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呼吁要以这种典范作品来对抗当时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被看作是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宣言书。“象征主义”最大的特点是追求意象的迷离,意蕴丰厚,意境深远,其抒情诗普遍表现出比较高深的哲理品位,比较浓郁的宗教意味,比较深切的心理开掘。我们先来看看诗人索洛维约夫的一首诗:
  
   可爱的朋友,莫非你没有看出,
  我们所见的一切物象——
  都只是肉眼难睹的
  万千事物的阴影和反光?
  
   “象征主义”主张万物都有象征。其诗人信奉泛神论,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影子,万物之间都存在相互印证的相关和相应,但本质东西是很难把握的,必须在事物的形象中才能观照。象征主义是从局部的象征出发并扩展为一种整体的象征,即“象征主义”把象征看成是最佳的艺术表现手法,看成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和对心理的感受加以艺术表达的一种最佳的手段。“象征主义”诗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超越尘世,超越尘世转向彼岸,在彼岸和尘世之间追求精神的漂流,要摆脱尘世物象的缠绕,追求存在本相的真谛,并且通过我们所看到的“阴影和反光”,来寻求存在与事物现象之中的本相。
  “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浪潮。首先是以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为主要代表的第一浪潮。这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进入有意识的自觉状态的过度阶段,其特点是并不是具有组织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系统性,共同的创作思想和原则通常只是偶然的,零星的表述。第二次浪潮是以诗集《象征主义》的出版为标志,以勃柳索夫(В.Я. Брюсов),巴尔蒙特(К. Д. Бальмонт),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等被称之为“老一代象征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为代表。这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臻于成熟的阶段,无论是技巧运用的娴熟程度,还是诗歌涵括的内容,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次浪潮。初始于20世纪初的第三次浪潮是俄罗斯象征主义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以别雷,勃洛克(А. А. Блок)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从宗教学者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秉承了一个“永恒女性”的原则,认为世界的本质始一种“女人性”,在他看来女性是尘世间引导人类的精神力量,是“真善美”的化身。为此勃洛克在他的处女诗集《丽人吟》中塑造了一个集美丽,神圣,纯洁,善良于一身的“丽人”形象。
  
  我与你相会在日落时分,
    你用桨荡开了河湾的寂静,
    我舍弃了精妙的幻想,
    爱上你白色的衣裙。
  
    无言的相会多么奇妙,
    前面——在那小沙洲上
    傍晚的烛火正在燃烧,
    有人思念白色的女郎。
  
    蔚蓝的寂静可不接纳——
    移近、靠拢,以及焚燃……
    我们相会在暮霭之下,
    在涟漪轻漾的河岸。
  
    没有忧郁,没有抱怨,没有爱情,
    一切皆黯淡,消逝,去向远方……
    白色的身躯,波涛的声音,
    你那金色的船桨。
   ——(汪剑钊译)
  在他的作品中其所有的语言和行为都围绕着一个诗人心中的女神在运转,这正反映出诗人与神圣世界相沟通的渴望。
  从1910年开始,俄国的象征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开始走向衰落。继之而来的是两个颇有影响的诗派,“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诗派。
  “阿克梅派”中的“阿克梅”源出于希腊文,即“最高级”、“顶峰”之意。阿克梅派崇拜原始生物的自然因素,常被称为“亚当主义”。1911年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杰什坦姆等人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名为“诗人车间”社团。“阿克梅派”诗人觉得“象征主义”的诗歌意象过于飘渺,认为应当回归尘世,追求尘世的人间之美。他们企图革新美学与俄罗斯象征派诗学,希望超越象征主义过于神秘的局限,追求雕塑式的艺术形象和预言式的诗歌语言,反对迷恋于神秘的“来世”,反对热中于使用隐喻和象征手法,提倡“返回”人世,“返回”物质世界,赋予诗歌语言以明确的含义。然而他们的创作表明,他们是从唯美主义观点出发来理解“人世”的。阿克梅派公开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原则,拒绝对现存的社会进行批评,主张通过对人的意志、本能的启迪使人逐渐“完善”。在诗歌中他们十分注意细节的描写,善于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细节来表达,在短短的数行中完成戏剧的场景,素有“俄罗斯诗诗歌的月亮”之称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描写失恋时这样写道:
  
  
   胸口是那么无助地冷却,
   而我的脚步却又那么轻快。
   我把左手的手套
   往自己的右手戴。
   ——(汪剑钊译)
  一个非常细微地细节,便将女主人公失去常态的心理贴切地表现出来,“诗人仿佛在镜子中观察到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维诺格拉多夫)。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另一首诗《爱》中又是利用细节来描述少女初恋时爱情萌动的心情:
  
  时而像盘成一团的小蛇,
  依偎着心窝施展其妖术;
  时而像一只可爱的白鸽,
  整天在白色窗台上咕咕;
  
  至此不难看出,“阿克梅派”在诗风上实际是对“象征主义”的一种反驳,是从彼岸回到尘世,从飘渺回到具体。从他们认为是世俗的世界里来发现美的东西,美的细节,美的表现。
  与“阿克梅派”同时期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俄罗斯诗歌流派是“未来主义”诗歌。马雅可夫斯基(В. В. Mаяковский),克鲁乔内赫,布尔柳克和谢维里雅宁合作出版的文集《给社会趣味的一记耳光》标志这这一流派的公开亮相。“未来主义”信奉的原则是“艺术必须和生活一样不连续,必须释放类似机器和城市所具有的能量,以推动人类取征服时空”。它的主要的美学问题时努力把本身从文学传统的覆盖物下解放出来,使词与文本获得自主性。正是在这些艺术构想的驱使下,他们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打破词法和句法的规则,强调词的音响效果和诗的图形素质,以表达非理性世界的破碎与不协调,战胜时间对人类的控制,跃入崭新的未来世界。未来主义诗人先天的带有革命性因素。在“白银时代”,未来主义诗人是和布尔什维克靠的最近的一个诗歌流派,尽管其中有些人最后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最典型的就是马雅可夫斯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三支流派既对抗又渗透,既对立又共生形成了诗歌进程中空前复杂的新的格局。俄罗斯诗坛上这种流派纷呈,群星璀璨的现象,是整个这一时期,整个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学思潮流派林立的这种气象的一个缩影,一个最精彩的缩影。各种流派的文学理念的热烈交锋,带动了这一时代俄罗斯文学整体上的繁荣。
  
  三.“白银时代”的诗歌与“宗教情怀”
  谈到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情怀”。俄罗斯的宗教与“白银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发生和发展都起着深远的影响。其实,当我们综观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时候,也会感受到浓浓的宗教气息。
  俄罗斯的 “宗教情怀”,又被称为“弥赛亚精神”。“弥赛亚”一词原为古犹太语,有“膏油”的意思,后来指“受膏者”,即一个人的头上被涂上了“膏油”这个人就成为被选中的人,成为负有某种责任和使命感的人。俄国在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任何一个可以引起认得惊异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受人崇拜的神。基辅公国时期,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决定从拜占庭把一个现成的宗教搬过来,于是皈依了东正教。同时东正教也就成为俄罗斯的国教。到了公元15世纪中期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执政时期,东正教的莫斯科教区的一位长老菲洛费伊提出了“第三罗马”的学说,认为只有东正教才是继承拜占庭的正统的,正确的宗教,作为东正教中心的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正是这一学说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东正教将俄罗斯的文化带入了欧洲的主题文化之中,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东正教在俄罗斯自己又提出了一套宗教体系,在自己和整个西方基督文明世界中间竖立起了一堵高墙,又使得俄罗斯的思想意识和欧洲对立起来,在宗教文化上与西欧一直没有真正的融合,长期以来俄罗斯人一直觉得自己在宗教上是“真传”。在不无自卑感,失落感的同时,又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东正教作为一种宗教,他不但满足了俄罗斯人的信仰的需求,而且也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新的出发点。它使得俄罗斯人具有一种神圣,使命的救世主的感觉,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这些渗透到文化中去就体现了一种很复杂的面对世界的态度。
  正是由于这种“宗教情节”的影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普济主义”的宗教思想,认为俄罗斯是天生所赋的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的民族。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么一种“普济主义”使命感的驱使之下,认真的审视着俄国历史的发展,观照着西欧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在规划着俄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是俄国知识分子一个十分可贵的群体特征。
  高尔基在作品中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活称之为艳情史,“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知识分子对于俄罗斯总的“纯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允诺,却一如既往的患着对俄罗斯的相思病,而且至死不渝。支撑着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气质的信念,正是东正教“神政论”和“末世论”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人道主义和虚无主义;前者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同情,怜悯和正义,后者使他们能有力的拒绝现世的功利主义。
  在世纪之交大动荡的年代里,“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能够做到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甚至不惜被流放,而执着于对俄罗斯正义,灵魂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他们十九世纪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息息相关。
  “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包含热情的参与了20世纪处的俄国革命。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知识分子之间又出现了“谁之错”的主题。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于是宗教又一次的发挥了它的影响。梅列日科夫斯基写道:“我们走到了康庄大道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了。在悬崖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想到超越历史的道路——宗教”。他宣布要向上帝求救,到圣经和教义中为自己的俄国寻找解脱的出路和真理。
  此时“白银时代”的诗歌与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又很大的联系。索洛维约夫的思想核心是“万物一统”的原则。这种“万物一统”的原则可是说是一种类似于“宇宙魂”的东西,具有神圣性,人类惟有通过信仰,通过直觉领悟,才能对之有所洞察。索洛维约夫的这一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能拯救世界”的观点相近。他倡导艺术家在瞬间的失魂状态中,去体现神的启示,使创造与人生之最高目的相结合,在上帝和尘世之间建立联系。
  “白银时代”的众多诗人中,女诗人吉皮乌斯是索洛维约夫思想在诗歌领域里最好的实践者。在别尔嘉耶夫组织宗教——哲学协会时,吉皮乌斯是第一批参加者。她与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寓所也成为当时俄国文化的中心。胸前总是挂着一个大十字架的吉皮乌斯被人们称之为“俄国象征派的圣母”,“穿裙子的俄罗斯路德”。她忠实的体现了索洛维约夫的“宇宙观”思想。她将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圣父阶段,即旧约时代。第二阶段是圣子耶酥阶段,是“新约”时代,同时也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爱在这一阶段成为真理的象征;第三阶段是圣灵阶段,那是人类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爱的象征,到那个时代人类的一切矛盾都将得到解决。只有爱才可以战胜死亡。她认为所有真正的诗人所有的诗都是祈祷。因此所有的诗歌都不过是祈祷在灵魂深处迸涌出来的形式而已。赋予诗歌的文字,韵律,节奏都不过是人在向上帝祈祷时的各种各样的变体。吉皮乌斯相信,人的本性最自然,最迫切的需要是祈祷。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于人间的幸福,因此她在诗中写道:
  
   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
   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也正是因为她的这种仿佛是爱的旋律穿行其间的美丽祷辞,迄今仍能够在现代人的内心深处产生理性与激情的共鸣。
  说到“白银时代”的诗歌和宗教,我们必须及到勃洛克这位诗人。1918年在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十二个》,这是一首以十月革命以后的彼得堡为背景,描写十二个赤卫队员在大街上巡逻时的所见所闻的长诗。其主题是歌颂“革命的风暴”,但在诗中我们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宗教气氛。例如诗中多次的写到并着重的强调火的形象:
  黑色的夜。
   白色的雪。
   风呀,风呀!
   人的脚都站不住
   风呀,风呀——
   吹遍了上帝保佑的全世界!
   ……
   风在散步,雪在飞舞
   十二个人在走着路
   枪上的黑皮带,
   四周围是——火,火,火……
  
   ……
   我们要叫所有的资产阶级吃吃苦,
  我们要煽起世界的大火
   那血中的世界的大火──
      主啊,求你庇护!
  
  
   如果我们读过《圣经•;;启示录》,都不会忘记其中的末日图景:“第一天,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烧着血丢在地上……”“第二天,天使吹号就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第三天,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量,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第四天,天使吹号……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十二个》中的“火、火、火……”就是这样一种末日审判之火,而它的火种就直接取自《圣经•;;启示录》中。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就象是这末日的烈火,最终审判着革命中的每一个人。
   再例如,在诗歌的结尾,出乎意料的出现了基督的形象:
  
   ……他们踏着威武的步伐在走——
   后面——是头饿狗,
   前面——拿着血红的旗子,
   雪风遮得看不见他,
   子弹也不能伤害他,
   他踏着轻柔的步伐,驾临在雪风之上,
   雪花的细屑飞舞,有如珍珠,
   他带着白色的玫瑰花环——
   走在前面——这就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会在结尾出现基督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革命者的象征,有人认为这里的基督是反基督者的基督,还有人认为这里的基督就是列宁。对于这一结尾,勃洛克自己也有一段有趣的话:“我也不喜欢《十二个》的结尾。我很希望这个结尾是另一种样子。当我写完时,我自己也很惊讶:为什么是基督?但是我越是看下去就越加清楚地看见了基督。于是,我当时这样写到:‘很遗憾,是基督’。”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代表着勃洛克从宗教的角度对生活和艺术进行的理解。作者的基督形象代表着诗人对革命目标终极性的理解,他是真理,人性,美和善的化身。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基督出现在诗人的俄罗斯与革命的主题里,是社会现实的黑暗与俄罗斯面临的艰苦处境让勃洛克体会到一种“受难”的崇高情感与悲剧性。诗人在另一首诗《俄罗斯》中写道:
  
    俄罗斯啊,赤贫的俄罗斯,
    你灰色的茅屋,
    你飘荡的歌声
    是我初恋的泪!
    我不会怜悯你,
    我小心翼翼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这里基督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等同于作者)融合为一体,“受难”意识的背后是拯救意识的加强。但是,如同勃洛克所理解的美妇人形象一样,基督形象不仅是抒情意义上的,而且还是泛神论世界观意义上的。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理念》中提到:“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的诗人的创作显示出了强烈的宗教特征。也正是在宗教的支撑下,俄国诗人敢于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敢于挺身而出。神圣的宗教感在气质和精神上锤炼了众多的诗人,帮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信仰,完善了自己的人格。
  
  四.“白银时代”诗歌的影响
   “白银时代”的诗人们继承了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传统,同时在创作中又积极的采用横向移植的创作手段,这种纵向继承和横向移植姿态使得“白银时代”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1922年9月,在俄罗斯发生了一个“哲学船”事件,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放逐了一批旧俄的知识分子,他们被勒令离开俄罗斯。也就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契机,“白银时代”的相当一部分诗人走出了国境线,在异域形成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现象——俄侨文学,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诗人,如吉皮乌斯,霍达谢维奇,格•;;伊万诺夫,波普拉夫斯基等。另一方面,只要稍加考察,即便是在表面上被看作是中断了与“白银时代”诗歌的联系的二十世纪的苏联诗歌,也能发现其潜在的影响。事实上,我们从整体上审视苏联诗歌的发展,不能不承认,它们当中最优秀的诗歌仍然是“白银时代”诗歌这个传统的延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整个苏联诗歌的优秀部分基本上是“白银时代”三种风格的延续。其中一个就是知识分子传统,亦即象征派诗人和阿克梅派诗人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立场。作为社会良知代言人和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深切的人文关怀,挑剔的审美趣味,准确的文字表达能力,敏锐的社会洞察能力,善于用批判性的眼光看社会。“白银时代”的诗人明显也具有上述特征,苏联诗歌中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对此也有继承,一方面他们在公开的场合被迫沉默,甚至销声匿迹;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私底下继续书写着对社会批判或钻研技艺的作品,例如:帕斯捷尔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安托科利斯基,乞乞巴宾等的抒情诗,都是这种书写的产物;帕斯捷尔纳克就在这一时期写下了《 屋里不会再来人了》
  
    屋里不会再来人了,
    唯有昏暗。一个冬日
    消融进半开半掩的
    窗帘的缝隙。
  
    只有潮湿的白色鹅毛雪
    疾速闪现.飞舞。
    只有屋顶、白雪,除了
    白雪和屋顶,——一片空无。
  
    又是寒霜画满图样,
    又是逝去年华的忧郁
    和另一个冬天的情景
    在我的心底搅来搅去,
  
    又是那无可宽恕的罪过
    至今仍刺痛我的心灵,
    木柴的奇特匮乏
    折磨着十字形的窗棂。
  
    可是,厚重的门帘
    会突然掠过一阵颤栗。
    你会用脚步丈量寂静,
    如同前程,走进屋里。
  
    你会在门口出现,
    身穿素雅的白衣,
    仿佛为你织就衣料的
    就是那漫天的飞絮。
  (吴迪 译)
  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新农民诗歌,在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朵夫斯基和鲁勃佐夫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叶塞宁,阿列申这些“白银时代”农民诗人的影子。另外一个传统是与未来派密切相关的,未来派与无产阶级是靠的最近的一个“白银时代”诗歌派别。未来派的许多诗人都积极的参加了苏维埃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事业,成为苏维埃诗歌的一部分,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为未来派的代表人物的诗人在1925年以后成为了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的革新派诗人。我们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那些与众不同的、标新立异的笔墨,往往是同未来主义艺术有关的。
  老一辈人总是唱不完
  那些陈腔烂调,
    同志们!
    到街垒去!
    ……
    未来主义者们,别再迈方步了,
    向未来跃进!
    ……
    把钢琴抬向街头,
    用钓竿把大鼓从窗口挑出来!
    ……
    街路是我们的画笔。
    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
  …… 到街头去,未来主义者们,
  这些表现手法,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经常使用的未来派诗歌标新立异之笔,但是诗中洋溢着的激情,却是社会主义时代革命的豪情。这种未来主义的诗风影响了整个苏维埃时期苏联的诗歌形式和诗歌的创作。
  “白银时代”的诗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的一些先驱者就对白银时代诗人有过一定介绍,鲁迅先生就翻译过多篇白银时代诗人的作品。但是由于新文学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唤醒民众上,所以对“白银时代”的诗歌没有进一步的研究。“白银时代”的诗歌开始全面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一些现代的诗人如:黑大春,王家新等都在创作阶段受到白银时代诗歌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由于历史的原因,“白银时代”的诗歌在中国还处于介绍阶段。而国内的学者也主要将精力放之于对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思想状态的研究上。
  
  
   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对于我们来讲可以说还是一个有待认识,研究的一个文学阶段。今天我对“白银时代”诗歌的兴趣还是主要缘于年轻人奇事秘闻猎奇的思想,对自己空白知识的一种填充。但是当我阅读白银时代诗人们的作品时我发现,“白银时代”作为一个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诗歌,文学。而是在文学艺术基础之上向哲学,美学,神学,宗教,伦理广泛扩展。各学科都作了大限度地跨越自身的界限,彼此渗透,互相交融。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叠合,使文学的脉象深郁、隐曲,内涵更深,底蕴愈厚;往日干瘪单薄的哲学褪去抽象的外衣,裸露出血肉丰满的肌体。文学家与哲学家一起在生死之界逡巡,在善恶之间徘徊,在爱恨之中挣扎,自然与必然、理性与非理性、宗教信仰与现代生活,共同的关注焦点,使他们频繁地进行精神交流,碰撞中迸出璀璨夺目的精神火花,照亮了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的坎坷进程。文学更因之摇曳生姿,流光溢彩。象征派的音象美、阿克梅派的明晰精致、未来主义的动感构成,在为后世留下整整一代文本楷模的同时,传送出文学家、艺术家对人生世界的价值取向和认知。
  “白银时代”正像俄罗斯本身一样,当你身在其中时你会不知不觉的被感染和熏陶,总有一种激情被唤起,而要你说出时,却只能用别雷的一首诗来回答:
  风从遥远的地方带来
  不可言传的春天的歌声,
  这儿那儿露出了
  一小片明亮深邃的天空。
  在这无底的蔚蓝里,
  在已临近的春天的黄昏,
  冬天的暴风雪在哭泣,
  星星仍闪着迷惘的梦。
  我的琴弦也在哭泣,
  战战兢兢,阴郁而低沉。
  风从遥远的地方带来
  你的明丽的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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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4 22:58 | 只看该作者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的四位“萨福”   

                                                  汪剑钊


  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粗心的人们声称缪斯只有九位,须知,累斯博斯岛的萨福是第十位文艺女神”。萨福是古希腊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她十七岁时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阿尔开奥斯在赛诗会上相互酬唱赢得了诗名。她在家乡集聚了一批崇拜者,全都是美丽、可爱、活泼的少女,与她们一起吟诗、弹琴、唱歌、跳舞,在城郊山水之间纵情漫游,并为她们写下了不少诗歌,其中的内容既有传授生活教义的,也有叹惜离别的,还有表示亲昵的(据此,后世有学者认定萨福是最早的女同性恋者)。萨福的诗歌有强烈的感性、甚至官能特征,语言优美、纯朴,抒发感情时而细腻、含蓄,时而热烈、大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古罗马诗歌,乃至整个欧洲的诗歌产生过很大影响。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中称她为“如火焰一般炽热的萨福”,更有批评家认为:“萨福在诗歌中给予世界的,如同米开朗基罗在雕刻中、达•芬奇在绘画中给予世界的一样——尽善尽美。”她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女性诗歌的第一人。因此,后世常以“萨福”来褒称各个时代在诗歌中有出色表现的女诗人。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坛上,也出现过这样四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
 
  四位“俄罗斯的萨福”中,成名最早、容貌长得最漂亮的是米拉•洛赫维茨卡娅Mirra Lokhvitskaya,1869-1905),她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法学教授,母亲是法国人,谙熟欧洲文学,热爱诗歌。洛赫维茨基家共有两个女儿,两人都给俄罗斯文学增添了不少光彩。大女儿玛丽娅,笔名米拉,就是被称作“俄罗斯的萨福”的这位;小女儿娜杰日达,笔名苔菲,是一位著名的讽刺作家(据说,1946年,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时,斯大林曾交给他们一项任务:邀请普宁或苔菲回国)。与妹妹的理性、冷静、“喜欢抨
击”不同,米拉身上有更多的浪漫主义因子,她多愁善感,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倘若我的幸福是一只自由的鹰,……倘若我的幸福是一朵奇异的小花,……倘若我的幸福是罕见的戒指,……倘若我的幸福就在你的心中,……”。或许是由这种幻想力的驱动,米拉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学会拿笔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诗,“十五岁开始”真正献身于严肃的创作。1896年,她出版了一册诗集,受到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这对她的诗歌探索是个不小的鼓励。此后,她一生都致力于诗歌创作中,并不时地从诗歌中汲取生活的意义。

  米拉•洛赫维茨卡娅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爱情诗,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沃隆斯基认为她的诗歌“仿佛是《雅歌》的回响”,“毫不掩饰地歌颂爱情”,“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灵”。无疑,这位评论家之所以使用“毫不掩饰”一词,所依据的不仅是诗人的创作,而且还与她的生活有关。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坛,米拉与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之一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婚外恋情可说尽人皆知,因为他和她都从不希望隐瞒这种关系,并且还在创作中相互公开地赠献爱情诗:“这种幸福就是甜蜜的情欲,这对爱侣就是我和你”。平心而论,就气质和
精神而言,米拉是与巴尔蒙特最为相投的一位女诗人,巴尔蒙特在诗中写道:“我来到这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直到临死的那一刻,我依然要歌唱太阳”,“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太阳———永远地年轻,这里面珍藏着‘美’的遗言!”米拉则认为,自己就像“芬芳的玫瑰这春天可爱的孩子,恳求着太阳”,热情地呼唤:“太阳!……请给我太阳!我渴望光明!”

  米拉晚期的诗歌逐渐改变了狂热的风格,显得雅致、冷峭而理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她发现“地球被黑暗所笼罩”,日常生活中,“恶”替代了“美”成为审美的原则;其二,身患了在当时被视作绝症的肺结核,这使她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时时在胁迫着自己。她在一首诗中如是表述:“我希望在年轻时候死去,无忧无虑,了无牵挂;像一颗金星一般陨落,像永不枯萎的小花一般飘落……”。她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35岁上死去,这个年龄哪怕不算十分年轻的话,至少离衰老还很遥远。同年,她在身后再度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作为俄罗斯颓废派的先驱者,她的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仿效,甚至有其他诗人不惜盗用她的名字来出版自己的诗集;而在众多的追随者中间,至少有两位属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坛上的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伊•谢维里亚宁和切鲁比娜•德•加布里亚克。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又一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是季娜依达•吉皮乌斯(Zinaida Gip pius,1869-1945)。关于这位女诗人,勃柳索夫认为,“吉皮乌斯女士属于我们最杰出的艺术家之列。她的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安年斯基则宣称,她的创作“有着我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两位象征主义诗歌的巨擘对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她在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诗歌史上那不可忽略的地位。

  吉皮乌斯诞生于俄罗斯中部图拉省的别寥瓦城。父亲的远祖是德国移民,本人是律师,母亲是西伯利亚一位县警察局长的女儿。吉皮乌斯的童年和少年在乌克兰的涅仁县度过。为了让女儿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父亲曾经尝试把她送到基辅的女子学院学习。可是,由于无法承受亲人离别的悲伤,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学院的附属医院里度过。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只好让步,把她重新接回家。于是,吉皮乌斯开始以自学的方式来汲取知识与智慧。吉皮乌斯的自学尽管不太系统,但阅读量大得惊人,她几乎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所有的名著,对果
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乌斯嫁给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婚礼举行得十分简单、朴素,按照她在回忆录中的记述,“有点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写的吉蒂的婚礼”。不过,接下来的场景就超出了托尔斯泰的想象。婚礼完毕的当天晚上,这对新人依然各自进行养成了习惯的阅读。然后,梅列日柯夫斯基回到自己的旅馆里;而吉皮乌斯倒头便睡,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嫁人”。直到清晨,母亲来敲门:“你还在睡,你的丈夫已经来了。快起床!”而这就是他们那种婚姻-联盟-同志式的友谊的开端。对他们而言,精
神上的眷恋似乎远远大于肉体的亲近,正是这对夫妻,“自从在第比利斯结婚以后,52年来,没有分离过一次,没有分离过一天”。

  婚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荐下,吉皮乌斯很快进入了彼得堡的文学圈子,她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889-1903诗集》,这部诗集收入了很多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残酷无情,它把我带向死亡。可我爱自己,就像爱上帝,爱情将拯救我的灵魂”、“爱,只有一次,好比只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在主题上,吉皮乌斯的诗歌大体与“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相同,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力感,神性和兽性的交织与纠缠,等等。在诗歌语言上,她喜欢运用祈使句,直抒胸臆,却又注意在诗中注入深刻的哲理,关注存在的根本问题,力图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必然性中寻找偶然性,在绝望深处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组织宗教-哲学协会,吉皮乌斯夫妇是它的第一批参加者。至于他们的寓所“莫罗兹之家”,就成了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一块绿洲。沙龙的女主人也博得了“彼得堡的萨福”、“颓废派的圣母”、“穿裙子的俄罗斯路德”、“绿眼美人鱼”和“俄罗斯的卡桑德拉”等称呼。吉皮乌斯根据自己的宗教观,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圣父阶段,也就是“旧约”的时代,那是人类体会上帝的力量和权威,认识世界的真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圣子耶稣阶段,也就是“新约”
的时代,同时也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爱在这一阶段成为真理的象征;第三阶段是圣灵阶段,永恒的女性-圣母阶段,也就是“第三约”的时代,那是人类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爱的象征,到那个时代,人类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与禁欲、奴役与自由、恨与爱、无神论与宗教,等等,都将得到解决。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诗人之一,她认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祈祷。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于人间的幸福,因此,她在诗中宣称:“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由于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们的腐败,吉皮乌斯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渴望出现革命,希冀从革命和变动中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沉重地靠压在过去的奴隶身上的‘自由’过于残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属于宗教层次上的革命。但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距很远,以致于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开始,便一直侨居于巴黎。他们在巴黎继续宣传“第三约”和“新基督教”的精神,组织宗教-哲学团体“绿灯社”,举办沙龙“文学星期天”,在自己的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为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坚持着写作,留下了两部出色的回忆录《活生生的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则是:“最后一棵松树被照亮。/黑色的木墩在下面凸现。/而今,它也即将消失。/临近结束的白昼一去不返。/白昼消失。白昼内部有什么?/我不知道,它像鸟儿一般飞走。/它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白昼,/可是,毕竟呀,——一去不返。”

  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的第三位白银时代女诗人是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在四位女诗人中间,她恐怕是中国读者了解最多的一位,其诗歌上的成就大概也是最堪与萨福相匹敌的诗人。有人认为,倘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话,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甚至认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她本人的遗憾,更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遗憾。

  在自传中,阿赫玛托娃这样写道:“我于1889年6月11(新历23)日出生于敖德萨。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海军工程师。我一岁时,全家迁居到北方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六岁”。阿赫玛托娃原姓高连科,由于父亲不愿意女儿从事文学活动,禁止她用“高连科”的姓氏发表作品。于是,她署上了母亲家族的姓(据说,她的母亲是鞑靼可汗阿赫玛特的后裔)。阿赫玛托娃的童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回忆,在她的自述中,我们知道,没有什么玩具,没有善良的阿姨,也没有吓人的叔叔,甚至没有同龄的玩伴,家里的书籍很少,仅有的诗集是涅克拉索夫的诗选。幸好她的母亲对诗歌尚有兴趣,偶尔还给孩子们朗诵一点涅克拉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这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十岁时,阿赫玛托娃得了一场大病。令人诧异的是,就在那时,她开始了诗歌写作,此后,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诗歌道路与这场疾病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1910年,阿赫玛托娃嫁给古米廖夫。对后者而言,安娜是缪斯、普绪克、海洋女神、美人鱼、月亮女郎、夏娃、酋长的女儿,几乎有整整十年时间,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创作和生活中一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不过,两位天才诗人的共同生活似乎并不像常人以为的那样幸福,他们各自强烈的个性往往会给对方造成伤害。这种受挫的情绪在阿赫玛托娃早期的抒情诗中已经初露端倪:“时而像蛇一样蜷缩一团,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时而整天像一只鸽子,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语。……总是那么固执、那么诡秘地挪走人的快乐、挪走安宁。”

  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出版,获得了评论界良好的反应。诗歌语言简洁、准确,善于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细节来表达,在短短数行中完成戏剧的场景:“胸口是那么无助地冷却,/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快。/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批评家维诺格拉多夫对此的评论是,“诗人仿佛在镜子中观察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两年后,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奠定了她在二十世纪俄语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十月革命前后,该诗集曾重印过次,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1913年,彼得堡开设了一家专为流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活动场所的酒吧——“野狗俱乐部”。阿赫玛托娃是这家酒吧的常客,她的不少诗歌都是在这里首先朗诵,然后广泛传播出去。她在一首诗中对此有所描述:“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我们在一起多么郁闷!/连壁画上的鲜花和小鸟/也在思念流动的彩云。……/啊,我的心多么忧伤!/莫非在等待死期的来临?/那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

  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地预示着诗人今后的命运。二十年代以后,阿赫玛托娃开始进入了她生活中的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枪杀,随后,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为诗歌中的阴郁、低沉的调子和“既没写劳动,也未写集体”而在文学界受到批评。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1924年,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将阿赫玛托娃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后,她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1946年8月,日丹诺夫代表俄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决议,点名批判了她和左琴科,粗暴地否定了诗人的精神世界,认为阿赫玛托娃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和修女”,勒令发表她的作品的杂志《列宁格勒》和《星》分别停刊和整顿。随后,她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但苦难和厄运并不能完全压倒阿赫玛托娃的创造冲动,反而玉成了她诗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帮助她走出了“室内抒情”的局限。从三十年代开始,在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下(直到1961年,她才在彼得堡附近的小镇柯马洛沃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除翻译工作以外,她一直从事着长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重要作品的创作和修改;而正是这两部作品,使她得以跻身于二十世纪世界诗歌最杰出的大师行列。五十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以前的诗集被允许重版,新的诗歌也可以在刊物上公开发表。1964年,她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纳•陶尔明诺”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

  最后,还需要补充的是,阿赫玛托娃灰蒙蒙的晚年生活也存在着某种暖色,那就是彼得堡的地下文学活动,她在与布罗茨基、纳伊曼、鲍贝舍夫等人的忘年交往中看到了俄罗斯诗歌的未来。尽管这些年轻人不同于萨福身旁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但他们对缪斯的忠诚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倘若说在这四位女诗人中间,最具激情、最富幻想力的是洛赫维茨卡娅,最具智性特征和领袖魅力的是季•吉皮乌斯,在诗歌艺术上堪与萨福匹敌的是安娜•阿赫玛托娃,那么,就性情和生活而言,最有资格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的人选大概是索菲娅•巴尔诺克(Sophia Parnok,1885-1932),她不仅写有好多首题献给萨福的抒情诗,歌颂萨福自由、感性的诗歌精神,“灵感的花!皮埃里亚的玫瑰!/萨福,我的姐姐!同一个信念/越过千百年把我们的精神联结。/让我们在不同的日子里收拾/我们的篮子,——依然是它们,/那诱惑过我们的皮埃里亚的玫瑰!”并且还以同性恋的诗人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

  巴尔诺克(原姓巴尔诺赫)出生在塔甘罗格,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母亲是一名医生。她自童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被父亲认为是“一名疯疯癫癫的小女孩”。在当地中学毕业以后,她来到瑞士,先后在日内瓦音乐学院和日内瓦大学语文系学习,有一阵子与普列汉诺夫还有过来往。回国以后,一度在《北方纪事》杂志担任编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翻译作品和评论。1916年,在莫斯科出版第一本诗集(此后还出版过四本诗集:《皮埃里亚的玫瑰》、《柳枝》、《音乐》和《低语》),得到大诗人沃洛申的赏识。她的作品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用词考究、学识渊博、富于音乐性。同时代的女诗人赫尔策克在她的诗歌中发现,它们具有“无家可归的、永远流浪的骄傲的精神”,追求“把女性灵魂特有的柔情,连同它所有的矛盾,与阳刚的男性诗行协调、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从下引的诗中可以略窥一斑:“在窗玻璃之外是天空的/玻璃。冰雪遮盖了/街道。唯有这轻盈的雪花/不属于冬天。/这雪花来自何方/请你告诉我?/莫非是白杨的茸毛/被吹散?/为什么,我的朋友,/忧伤了起来。/仿佛是夏天的小风暴,/实际上,/为我铺好最后的/床榻。”

  尽管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经历,但巴尔诺克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一个男人,她最感兴趣的是女人。她的第一个同性恋对象是纳杰日达•波丽雅科娃(关于她的生平资料,如今已无可查考,但巴尔诺克早期有不少抒情诗都是题献给她的,可以想见这位女友在诗人的情感历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同性恋对象是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次恋情开始于1914年,它刺激了后者的灵感,使她写下了一生中最出色的组诗之一《女友》和中篇小说《索涅奇卡的故事》。在组诗中,巴尔诺克被称作“无人可以拯救”的“年轻的悲剧性的夫
人”,令人想起莎士比亚悲剧中所有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既非女人,也非男孩”,但“既有女人的温柔,又有男孩的莽撞”;至于自己,茨维塔耶娃则派定在“小男孩”、“斯巴达克式的孩子”的角色上。1916年初,她们脱离了情侣的关系。起因是茨维塔耶娃与曼杰什坦姆在彼得格勒有过一段短暂的浪漫史以后,回来发现巴尔诺克的房间里有了新的女伴——演员艾拉尔斯卡娅。这种关系的破裂在茨维塔耶娃的内心留下了无法抚平的创痛。

  对这位骄傲的女诗人而言,从来都是她主动中断与他人的爱情关系;因为,在她的眼里,这是一种“脱离的荣誉”。这一次,别人抢先了一步,这是她的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以致于多年以后,有人建议她到巴尔诺克的墓前去看一下,被她冷淡地拒绝了。

  巴尔诺克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女伴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教授奥丽加•祖别尔比列尔。奥丽加完全是文学圈子以外的人物,在性格上也有许多与巴尔诺克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后者长期的女友,她们保持了将近十年的关系,直到巴尔诺克逝世为止。根据艾拉尔斯卡娅给赫尔策克的信中所描述,她是“一个圣人,一个身居相当高的精神高度的人。”巴尔诺克在诗歌中将她看作母亲,自己则像孩子似地依偎在她的怀中。她的最后一位恋人是维杰涅耶夫斯卡娅,巴尔诺克为后者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将她称作“银白的缪斯”、“银白的玫瑰”、“银白的夏娃”,满怀柔情地吟唱道:“牵起你的手,我们走向罪孽的天堂,……/悖逆着天上制定的计划,/五月为我们返回到冬天,/绿色的林中空地开满鲜花……”

  1933年8月25日,巴尔诺克病逝于莫斯科近郊的卡林斯基村。为她送葬的是三位女伴:祖别尔比列尔、维杰涅耶夫斯卡娅和艾拉尔斯卡娅。

  古希腊的萨福最后由于失意而投海自尽,结束了传奇而凄婉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俄罗斯的“萨福”们似乎也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两位英年早逝,一位远离祖国,最终客死他乡,一位长期被排斥在文学的中心以外,时不时地遭到无理的批判,甚至被剥夺发表的权利。或许冥冥中真有命运在作怪:这四位俄罗斯女诗人在秉承了萨福的天才的同时,也仿佛继承了她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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