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写诗评我是个外行，因此我不会轻易露丑。原因至少有这么两个：其一，自己虽是个诗歌的膜拜者、追随者乃至殉道者，在诗歌的道路上也摸爬滚打了至少二十年，但对于感悟别人的诗，恐力有不逮，解读有误，贻笑方家，还是知趣些好；其二，有人说，一首诗可以有若干种读法，你的解读别人未必认账，甚至认为是误导。此言极是。解读诗歌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由于阅历、体验、观点、视野等等的个体差异，同样一个人的诗甚或一首诗，对于其优劣，理解截然不同是正常不过的事。为此不能打动我的诗，我绝不会违心“吹捧”。前不久，我就拒绝过两个贸然要我写诗评的年轻作者，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东西还太稚嫩、太肤浅，对他们而言，成长本身比诗评重要得多，过早为他们写诗评，只会有害无益。
基于这些原因，避免自作聪明是必要的。但对于能够打动我的诗，我也会自然而然地提笔写一些文字，尽管少之又少。我曾经只为两个人写过诗评，都是在90年代：一个是南鸥，那时他刚刚出了个诗集《火浴》，这么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在当时贵州诗坛较为封闭的情况下，竟被遮蔽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近年才走红国内诗坛；另一个是当时虽然官刊还不怎么认可，但已经与黄翔齐名、深受众多年轻诗爱者追捧的诗人哑默。他那个像砖头一样厚重的诗集《墙里化石》，至今仍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见证我们的友谊。写评《火浴》的小文时，我与南鸥尚未认识，后来我们因此成为挚友。至于哑默，当时也仅仅是初识，也因那篇小评成为忘年之交。记得哑默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你的评论“直抵我心”！南鸥与哑默对我诗评的认可，让我感到莫大的欣幸——因为评论中也有一些尖锐的批评。我手写我心，文学创作如此，评论亦然。现在写德斌诗歌的评论性文字，还是怦然心动使然。
二
德斌出道较晚，近两三年才习诗。说实话，他这个诗人在贵州诗坛甚至六盘水诗坛，恐怕目前知之者不多，但他嘱我为他写一些文字，我欣然接受。这是因为，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不久前，我们几个文友到德斌所在的六枝小聚。听到德斌刚刚出了一本诗集，我吃惊不小。在我的印象中，德斌在官场上混了这么些年，虽然谈不上风生水起，可在地方上能够混到乡长、局长，已经算是风光的，羡煞了许多人。但从没有听说过他与文学结缘，与诗歌沾边。因而当时心里就犯了嘀咕：会不会是民歌之类的诗歌仿品？后来得到了这本仍然飘散着墨香、像泥土般纯朴的《布依山寨》，喜不自胜。宁静的夜晚，我在灯下展读，不禁感到一股醇酒般的浓香弥散开来。我不得不在内心发出轻叹：德斌是好样的——他仅仅用两三年时间，便完成了由一个公务员向一个诗人的华丽转身。
当今时代，是诗人加速成长的年代。我认识几个比较年轻一些的诗人，也仅凭着三五年时间的努力，其诗歌便成了一定气候，这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的共性。但对于一直在政界上忙碌、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德斌，突然想到用诗歌来表达对生活的认知，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艺术品质，可以说是大器晚成，我还是感到有些愕然。
我与德斌的关系，就像是山川与田园的关系。我们同一个血脉、共一方水土。我们不仅同为一个族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小学的同学，又是远亲。我们两个村寨之间，由一条河流与一方大田坝紧紧相连。他童年生活的村寨，现在就是夜郎洞景区所在地，我生活的村寨，叫普里。普里山风景名胜区就是取他那个寨子的景、取我们这个寨子的名组合而成的。尽管如此，小学毕业后，我们为了各自的生计与梦想天各一方，各履坎坷，各尝酸甜，几十年间难得见上几次面。记得十多年前我还在镇宁工作时，他是六枝特区落别乡的乡长，专门到镇宁看望过我一次，然后是最近在六枝相见那次，平均十年还见不上一面。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梦想的依依不舍，特别是对诗歌女神的追求，是如此相像。但这仅仅是德斌的诗歌打动我的基础，真正令我动容的，还是德斌诗歌创作本身。
捧读德斌的诗集，就像捧着一坛深窖地底多年的糯米酒，或者香脆糯软的“油团粑”。我感到德斌的诗歌，有着鲜明的布依文化特征，流溢着布依文化浓浓的醇香。
可以说，德斌的诗歌，是地地道道的民族诗歌。所谓“民族诗歌”，按一些理论家的说法，就是“指称某一特定民族的诗人写作的诗歌”（谭旭东：《民族诗歌：民族文化认同与融合》）。这类诗歌以民族化的表达或民族性的书写为特征，从一定意义上描述某个民族内在的精神品质。德斌作为一个布依族诗人，血液里流淌着浓浓的布依民族血脉，他的诗歌所呈现的，自然是布依民族内在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精神因子，尽管这些抒写是内在的、隐性的，甚或是潜意识的。换言之，德斌的诗歌，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沃土，展现的是民族的智慧，体现是布依的精神文化向度，是布依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认同。因此，我读德斌的诗歌，就感觉到特别亲近，我相信其他布依人读了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诗歌毕竟是诗歌，对于民族文化的诗化呈现，如果不是依托诗歌艺术而仅仅是简单化的描写与浮光掠影的捕捉，肯定不会打动人，也会缺乏应有的生命力。德斌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的诗歌能够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体现诗味。组诗《月亮河》就是民族风情与诗歌艺术的有效融合、相得益彰——
把月亮摘下
镶嵌寨门 蛙声很亮
于是 衣袖舒展
轻薄如风
月光下
刺藜酒浓于桂花香
五月 有老虎踩过
季节拔节的喧响
渴望浓郁而热烈
一块石头灿烂的梦
开满午夜 午夜
好清凉
——《石头寨》
又如——
握住情人崖放纵的瞬间 朗读
一脉蜿蜒苍翠的长句
那些词语跌落
让风雨云雾生根
于是 很多叶子的光芒
如鳞片
紫气暗涌
腾飞的欲念日夜奔流
一曲鼓韵复活多少故事
从此 传说的脉搏
由东向西
——《龙山》
《情人崖》这首诗，则把目光投射到历史深处，把久远的传说与现实的幻像融为一体，可以说是现实空间、历史空间与想象空间的有效融合：“故事很美其实/爱已飘渺虚无/而远方/纵身一跃的瞬间凸起/凸起一壁悲壮的传说。”
布依族是个崇尚婚姻自由的民族，“浪哨”（汉译也叫“赶表”）这一古老习俗，就一直沿袭这种风尚的佐证。同时，布依族也是个刚烈的民族，从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一些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敢于为心爱的人舍弃生命，在民间比比皆是。因此，诗人赋予了《情人崖》以特殊的表达：“深处 王府灯火阑珊/美目滢滢/很多人寻来谁能解/梦在流水之下。”
诗人笔锋一转，高堂华灯、锦衣玉食也无法代替对于美好爱情，这就是为什么说“谁能解，梦在流水之下”。
诗人并没有为讴歌爱情而止步，而是通过诗性孔道，将悲壮的传说与民族的历史进行嫁接，使情思变得更加沉厚与宽广，形成悠远历史和丰厚民族文化相互印证的独特意境：
疆土如此辽阔
谷物飘满田园山野
菩堤灿亮
纵使一条河流逆转
仍走不出
一朵刺藜花的野性清香
在德斌的作品中，这种把历史文化传说与现实主观印象作为诗性美学空间的构建要素，让历史与现实相互渗透的表达方式，可以说俯首即是，而且自自然然，像流水、像花开。其诗歌因此有了一定的历史厚重感、文化厚重感，并凸显出民族文化的特质，因而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尽管这句话到了今天还有一定争议，但我还是非常认同的。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唯有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避免迷失自己的文化特性，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才能共同存在，从而形成世界文化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诗歌创作同样如此，唯有葆有自己的文化胎记，才能不流俗，有别于他人的作品，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韵味与气脉。
以此观之，诗歌创作与城市建设同理，不能大拆大建，极需保留自己的文化标识。
三
从这部诗集中，可以看出德斌在着力表现民族文化特质。民族作家表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既是一个使命，也是一个优势。但究其创作而言，作者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出应有的民族文化特征？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因为有时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往往会相去甚远。而我认为德斌的诗歌，正好恰如其分地艺术体现了布依族应有的文化特质。这应该得益于德斌是布依文化的濡染者和传承者的双重身份。
在我看来，“至刚”与“至柔”的完美融合，是布依历史文化最鲜明的特质。而且这种“至柔”和“至刚”，与山水风物已经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应与布依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及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与依山傍水的秀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从布族族的血性来说，一方面心地善良、热情好客、耿介直率；另一方面又十分仗义，不畏权势，对至亲好友可以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因此，地处贵州安顺市镇宁、关岭、普定三县及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交界处的“扁担山布依十八大寨”（实际是布依族“第三土语区”的代称），其周围的汉族同胞一直流传着一句对布依族具有歧视性乃至诬蔑性的俗语，叫做：“有理扁担山，无理三扁担！”年轻气盛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刺耳的话，真理想冲上去就是一番拳脚！想想终于还是忍住了。其一，我毕竟是读过大学的文化人，且不与那些市侩之辈一般见识；其二嘛，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岂不是应证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荒谬之语？这句俗语饱含着布依人的斑斑血泪，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布依族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是个敢于抗争、无所畏惧的民族，遇事不会弯来绕去，心里西藏不住东西，那怕一点怒火。因此容易冲动、产生冲突，特别是在民族歧视盛行的年月。清代，为反抗清廷的统治，马阿双等许多布依族汉子揭杆而起，成为扁担山一带布依族的起义首领。在主流文化汉文化的历史记载中，布依族曾被蔑称为“濮夷”、“蕃蛮”、“夷族”、“布夷”、“布绛”（“绛”即“犟”的谐音）等，从字面上都有民族歧视的成份。岂知长期处于夹缝中生存的布依民族，如果不强悍一些，恐怕难以生存下去，这就是周围许多汉族同胞所无法理解的。正如当今许多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依然因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而经常指责中国一样，同属一理。从文化上讲，布依族的故事传说一般都十分缠绵与悲壮，布依族的山歌尤其是情歌，缠绵缱绻，柔婉悱恻。布依族村寨一般都依山傍水，田园秀美，这是布依文化“至柔”的一面。
德斌的诗歌无论是在“至刚”与“至柔”的内涵把握上，都比较到位。也就是说，在诗歌艺术的呈现上，德斌真正抓住了布依文化的根脉。风格比较劲拔的作品，如《神鼓》、《龙山》、《情人崖》、《布依汉子》等等。特别是《情人崖》，既有“至刚”的一面，也有“至柔”的一面。风格较柔美温婉的，有《竖笛》、《隔河一丈》等。特别是《竖笛》一诗，比较具有代表性：
月很浅
躺入布依山寨
一管竖笛孵化
空灵的羽翼
……
今夜
谁 吹皱了月色
命运随风飘零
心绪稠浓
一个故事的边缘 化开
枝头泪水涟涟
夜难眠
举目如月下空杯
今夜 一管竖笛
吹湿了一个民族
遥远而苍凉的记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依族的故事传说既优美，又悲壮，这些在德斌的诗歌中都有呈现。德斌的诗歌，不仅多取材于布依文化范畴的故事传说、民族习俗，就连寨名、地名等山川风物，他都能够信手拈来，化入诗境，且较为和顺自然，没有一点生拉活扯入诗的痕迹，殊为不易。
由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诗歌中注入民族文化元素，是否可以作为民族诗人一条很好的创作路径呢？
四
早在90年代，我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贵州诗歌的出路，在于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
从贵州诗歌创作的情况看，现在的发展格局，已经与八、九十年代大不相同，诗歌创作的多层次、多样化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贵州诗歌长期处于‘无人喝彩’的境况”（黑黑：《也谈贵州诗歌》），依然没有走出诗歌创作的困局。目力所及，就诗歌创作能力而言，贵州的诗人队伍力量并不弱。但为什么贵州的诗歌创作没有在全国产生应有的影响力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贵州历来缺乏向全国推介自己作者的有效载体，长期处于“自我封闭性”，加上贵州在整合群体力量上目前尚没有有效手段，团队精神匮乏等等。而我认为最为关键的，就是在创作上没有汲取贵州多汁的文化因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品位与创作优势。
贵州诗歌创作的封闭性太久，长期影响了贵州诗歌的发展。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这种新兴传播手段的广泛运用，贵州诗歌才逐步打破了这种封闭性，一大批年轻的新生代诗人涌入诗坛，贵州诗人才有了走向更加广阔舞台的可能，迅速缩小与全国主流诗歌发展的差距。但由于贵州的诗歌创作一直以来缺少引人关注的特色与亮点，总体上看，贵州诗歌与一些“诗歌大省”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而之所以缺少引人关注的特色与亮点，就是贵州的诗人未能很好地汲取属于自己的文化营养。
诗歌创作发展到今天，创作技巧再也不是困扰诗人们的主要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作品的文化标识问题。记得90年代初，我曾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贵州诗人要走向全国，必须重视汲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我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在80年代，陈绍陟等一批贵州诗人，曾提出过“高原诗派”的主张，并在创作实践上有一些作为，曾产生过一定影响，应该说得益于地域文化的滋养。只可惜没有能够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到90年代，为突破贵州诗歌的封闭性，一些诗人在诗歌创作的先锋性上作过一些尝试，也证明了贵州诗歌创作手段并不落后。但由于先锋性诗歌固有的短命性，缺乏应有的文化胎记，注定了也不会走远。
回到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这个话题上。历史上一度封闭的贵州，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贵州的“地域文化”与中原的“主流文化”既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又经过与贵州“土著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且丰富多元。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贵州的民族文化更是多姿多彩，特别是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十七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贵州的“民族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民族风情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只可惜我们的许多诗人视而不见，没有很好也汲取这些文化养分。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而言，汲取独有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可以让自己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品质和感染力。
在这一点上，德斌的诗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布依民族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鲜明的创作特征，可以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是贵州诗歌出路的唯一路径，但它至少是很重要的方面。也不等于说德斌的诗歌尽善尽美——事实上，我感到德斌的诗歌还可以多用一些力，使得其作品中在民族性与诗歌化的高度融合上做得更加完满自然、水到渠成。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要求或许过于苛严。作为一个有自己语言文化却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其实我与德斌以及更多类似的民族作家诗人，面临着同一种难题：由于我们都是在用汉语（对我们而言其实就是“外语”）而非本民族的文字进行创作，局限性极大，特别是要想表达到位，其困难是难以言表的，这其中有一定民族文化心理上的障碍，更多的却是一种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因此，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汉族与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显然是不尽公平、不尽合理的。由是，对于民族诗人作品中的种种不足，我们应给予更多的包容。
转眼已是冬天，相信德斌一个更加绚烂的春天，就要来临！
2014年11月10日于贵州安顺
发表于 2015-3-17 22:01
收藏
分享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