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变化讲解
窗诗刊编辑部
一、开篇词：转过头，我们会看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多少人为它痴迷；闻一多的《死水》，一声惊起时代的涟漪；戴望舒的那把油纸伞，是否会让你想起《雨巷》？；也许你还会记得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你是否会记得呢?让我们像海子一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吧！去寻找现代诗歌的一路风光！
二、简述现代诗的发展历史：现代是发展于五四运动期间，最早成立的第一个组织是1953年纪弦创立的“现代诗社”。现代诗的含义是：第一，形式是自由的；第二，内涵是开放的；第三：意象经营重在于修辞手法的运用。“古典诗”与“现代诗”比较来看，首先，“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三、接下来主讲介绍现代诗的发展历史中的代表人物，及现代诗到底有多少派别，这些派别是怎么产生的呢？
先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从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到今天，我们来看看：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主要是徐志摩，其代表作是《再别康桥》《偶然》《我等候你》等；还有闻一多先生，其代表作为《孤雁》《死水》等。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戴望舒，其代表作是《雨巷》《烦恼》《我残损的手掌》等，还有艾青，其代表作是《时代》《大堰河—我的保姆》，当然还有现代诗社的创始人—纪弦，其代表作是《狼之独步》。20世纪40年代，王佐良—《他》、《巴黎码头边》；穆旦-《森林之魅》、《葬歌》；郑敏-《寂寞》；牛汉-《汗血马》等。20世纪50年代，余光中的《白玉苦瓜》，《秦俑》；周梦蝶的《逍遥游》、《菩提树下》等。20世纪60年代，郑愁予，其代表作是《错误》、《最后的春闱》等；叶维廉，代表作是《水乡之歌》、《追寻》等。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代舒婷是主角，其代表作是《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其中，《致橡树》入选高中教材，还有一个人是北岛，他的代表作是《回答》、《宣告》。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是周伦佑，其代表作是《镜中的石头》、《想像大鸟》。下半期则引来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影响了无数人，他还有一个作品是《春天，十个海子》。到现在最近的，90年代上半期，诗阳的长诗-《人类宣言》影响力很高，下半期则是孙磊，代表作品有《诗歌》、《述说》、《声音》等。现代诗横跨将近100年，其中目前现代诗人还没有太大影响力的作品，现代诗由于在教育体系中没有作为主文化之一（高考很多地区的作文，诗歌题材是除外的。）所以现代诗是继续辉煌，还是永成历史的记忆，很难知晓！
四、讲讲现代诗歌的主要派别，及其派别的含义：最早的派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尝试派”、“人生派”（也叫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是早期的浪漫主义现代诗团、“湖畔诗派”、“新月派”（也叫新格律诗派）、“早期象征诗派”等，每个时代基本都有自己的派别，这里就不一一举出，直接在后面讲各个时代派别的由来。
尝试派的由来和形成：
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它是新诗最初的尝试之作。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 “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发表了白话新诗。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此后，更多的诗人开始尝试白话诗的创作，现代新诗的诗体范式开始形成。
文学研究会-人生诗派的由来和形成：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代表诗人主要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文学态度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主张“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朱自清、 叶绍钧、刘延陵、俞平伯等之后在 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 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派。
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现代诗团
1921年7月由郭沫若等人组成。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创造社丛书》,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前期的创造社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具有浓重的唯美抒情倾向。后期创造社有冯乃超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其中，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来加入了现代派阵营。
湖畔诗派的由来和形成：
1922年3月，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四人在 杭州结成湖畔诗社后，效仿 英国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是湖畔派三诗人兹华斯、柯勒律治和 骚塞的风格，以中国的湖畔派诗人自居，并于 192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歌合集，书名为《湖畔》和《春的歌集》。后有魏金枝、 谢 旦如（谵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编辑出版刊物《支那二月》。形成了湖畔诗派。以写作爱情诗而最为有名。
新格律诗派新月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 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月派"的新诗人。新月派是 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 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早期象征诗派的由来和形成：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主要出现在1925到1928这4年间。中国的象征诗派创作理论和实践受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摒弃客观性，偏爱主观性，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观念联络的奇特，通过多义的、但却是强有力的象征来暗示思想。这一诗派对后来的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现代派
现代主义(包括汉园三诗人)：现代派由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1932年《现代》杂志在上海创刊，成为现代派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最早提出“现代派” 概念的是当时的批评家 孙作云，他于1935年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现代派一方面追求“纯诗”的艺术观，坚持表现自我，以个体生命和个人情感为中心，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往往表现出悲观的虚无思想。在表现形式上，不追求严格的格律，诗的韵律靠诗情的抑扬顿挫来表达，多用象征、暗示构成诗的意境。现代派诗人中，风格较为独特的是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1936年他们三人出版了合集《汉园集》，被称作“汉园三诗人”。
七月派
由《七月》杂志得名，指在《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出发表作品的诗人群。《七月》杂志于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主编是胡风。诗人阵容强大、思想倾向鲜明，有已经成名的诗人如艾青、田间等，而更多的则是刚刚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抒情诗占有较大比重，多着重对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的思考。
中国新诗-“九叶派”
(包括九叶诗派/九叶诗人)指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而形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穆旦、杜运燮等。在中国新诗派诗人中，辛笛、穆旦、唐祈等30年代就开始写诗，而其他诗人如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基本上都是在40年代中期才开始他们的诗歌创作生涯。他们在新诗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美。该诗人群中有九人的作品《九叶集》于1981年出版，因此又被称为"九叶派"。
现实主义派别
泛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全国报刊杂志上出版的诗歌。作品普遍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运用典型化的方法描写生活的真实化本质。
现代派
新现代主义1953年纪弦创办了《现代诗》季刊，二月创刊号问世。参加《现代诗》季刊的还有杨唤、林泠、元思、羊令野、郑愁予等。1956年纪弦号召诗坛同仁，组成现代派，提倡新现代主义，掀起新诗的再革命运动，即所谓的现代派的“自由诗运动”及“现代诗运动”。现代派诗人也可能说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延续，所以也称为新现代主义。《现代诗》季刊的创办也被认为是 台湾现代诗歌的起端。纪弦是诗坛的功臣，不断为现代诗歌的发展奋斗不息。
蓝星诗社
蓝星诗社于1954 年由余光中等成立，并先后创办了《蓝星诗刊》杂志、《蓝星诗页》、《蓝星年刊》等，对台湾的现代诗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台湾的现代诗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蓝星诗社是具有 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最具特色的是自由创作路线，提倡充分发挥个人才华、个性，形成独有的以乡土情结作为诗歌精神的创作风格。 1957年诗人覃子豪发表重要诗论《新诗向何处去》，主张诗歌应该通过反映现实和人生来观照读者，也就是传统的严谨和浪漫的抒情相结合的风格。蓝星诗群的代表诗人覃子豪、钟鼎文和后起的余光中、罗门、蓉子等。
创世纪
创世纪诗社成立于1954年10 月，由当时的洛夫、张默和稍后介入的痖弦发起，出版《创世纪》诗刊。作为"创世纪诗群"的代表诗人，洛夫自1958年写作《我的兽》便开始进入"现代诗" 的创作时期。之后，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洛夫完成了总共有64节、600多行的长诗《石室之死亡》，成为台湾诗坛最具争议的作品。痖弦1968年出版了诗集《深渊》，使他在台湾诗坛赢得了持久不衰的盛誉。张默诗歌创作的最佳时期是在对"超现实主义"进行省思和扬弃，而提出"现代诗归宗--归向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宗"的70年代以后，"乡愁"则是张默这一时期创作最重要的主题。
朦胧派
今天派(包括 白洋淀诗群)：20 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诗坛出现了大批的优秀青年诗人。他们对当代诗歌传统规范进行挑战，先后大量发表了当时无法让“正规”诗坛接受的充满新风格的诗。他们诗歌来反思人的本质问题，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他们由地下秘密写作、交流转入公开写作和集会活动。早期的朦胧派诗人有食指和黄翔等，1978年12月北岛、芒克等创办了民刊《今天》，推出了一批当时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因为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所以一般人将他们称为朦胧诗人，又因为大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白洋淀是当年离 北京较近的河北知青点，聚集了大批高官子弟，他们因家庭的优势容易接触西方的前沿作品，因此而产生了白洋淀诗群。白洋淀诗群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根子等。新现实主义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以《诗刊》、《星星》等官方刊物为主要平台，形成了“新现实主义”诗派，其创作原则包括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和对社会和自然忠诚的写作精神等。新现实主义主要中坚力量是叶延滨、流沙河、傅天琳等。他们的兴起和发展与民间的朦胧诗派几乎平行。
新边塞诗派诗歌
八十年代昌耀等以《绿风》诗刊为平台形成“新边塞”诗派，以咏唱西部为主。
代表作家： 昌耀
大学生诗派
指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前所未有的诗潮，共有4个梯队的具有强大创作力量的大学生诗歌创作队伍。第一梯队是77、78级大学生诗人，如叶延滨、王小妮、王家新、韩东、丁当等；第二梯队是79、80级大学生诗人，如宋琳、于坚、简宁、翟永明、林雪、小君、王寅、陈东东、陆忆敏、骆一禾、海子、普珉、西川等；第三梯队是 81、82、83大学生诗人，如江堤、臧棣、黄灿然、张枣、李元胜等；第四梯队是84、85、86大学生诗人，如小海、伊沙、中岛、徐江、候马、桑克、戈麦等。而他们的诗歌报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跨校组织的大型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如 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联合会1984年创办的《大学生诗坛》， 重庆近二十家大学生诗社文学社1985年3月联合创办的《大学生诗报》，《这一代》(1979)，《中国当代诗歌》(1986)，《我们》(1980)，《现代诗报》 (1985)，《南十字星》(1985)等。第二种是各大学诗社、文学社创办的社刊：如辽宁师范学院1979年创办的《新叶》文学丛刊， 徐敬亚、王小妮、 吕贵品等主编的《 赤子心》诗刊和《红叶》，宋琳、 张小波、于奎潮等主编的社刊《夏雨岛》，于坚主编的《银杏》《高原诗集》等几十种。第三种是大学生校园诗人自办的诗歌报刊：如 兰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封新成等1982年创办的《回音壁诗刊》及1984年创办的《同代诗刊》，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80级学生王寅、陈东东、陆忆敏1982年创办的《作品1号》，北大中文系83级学生臧棣主编的《启明星》文学丛刊，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学生万夏、李雪明、 朱智 勇创办的《彩虹》诗刊以及李亚伟、 胡 玉创办的《刹那》诗刊，万夏、李亚伟、胡玉等创办的《金盾》诗刊等几十种。
第三代这个特殊群体
新生代/新世代/后新诗潮：严格地说，第三代诗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诗群的流派而是指前朦胧诗人之后出现的一大批诗人，又称“新生代”，以1986年10月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结体标志。这批诗人是在82年以后与朦胧诗人脱离时逐步形成起来的；他们在方式方法上是受其前朦胧诗人的严重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反英雄反崇高及平民化是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他们往往以集团利益的群体出发尔后又反代、反集团，或努力在个体上趋于成熟后的独立和孤独，或游离于一切社会、文化意义，但他们的统一大旗一直是生命意识即强烈树立个体的趋于完全向内转的本体价值建构文学，是从反民族传统劣根性开始的深层次反文化的泛文学本体思想，是较之前朦胧诗人更加现代意识的本体论上的诗歌革命运动。他们开始以“后文化实验诗”进行实验、反叛，尔后牢固确立了终极生命边缘实验诗歌立场和态度，即先锋诗歌，因此他们是前卫诗人。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众多也就泯灭了 典型人物的光辉。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领潮人包括 “非非主义”、“他们”、“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后现代主义以及现代现实主义等的一批具有社会实力的新生代诗人和 评论家。
莽汉主义
1984年初春,”莽汉”的诗歌流派由李亚伟等人创立。莽汉主义显示了一种非理性式的反文化姿态，他们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摧毁优美、解构崇高是他们诗歌的心理基点，随意性的口语、放荡不羁的叙述主体、“垮掉的一代”的形象特征，是他们诗歌的鲜明标志。1986年莽汉解散，但是莽汉主义却留了下来。莽汉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李亚伟，万夏，胡冬，马松等。
整体主义
成立于1984年，主要活动时间在1985－1989年之间，以石光华、宋渠、宋炜和杨远宏等人为主。石光华、杨远宏集创作和评论于一身，宋渠、宋炜兄弟专攻写诗。整体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存在与整体的联系和生成，只有包括人在内的整体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存在，人也只有超越自身的存在而上升到整体的层次才是真实的提倡整体主义思想在诗学域中的还原，并强调直接面对整体向存在开放，及对具体生命形态和人类现存生存状态的超越。
海上诗派
海上诗派成立于1984年4 月，成员有王寅、孟浪、刘漫流、陈东东等。“海上”的名称，来源于“上海”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他们在艺术自释里写道:“有人在海上行走。我们就是”。他们宣称“诗歌出现了，技巧从我们的手中渐渐消失。我们都孤独得可怕……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
圆明园诗派
1984年7月北京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并自办民间诗刊《圆明园》，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 天等。圆明园诗派创建起就注定了不属于那种能够在诗歌史中确立自身审美体系的诗歌流派。它在朦胧诗之后之所以能够对诗界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诗群中有重要的风格迥异的个性化诗歌的存在。
撒娇派
1985年2月京不特和默默发起的“撒娇”诗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创办民间诗刊《撒娇》，胡同和孟浪加盟。1986年12月，《华夏诗报》刊评论《撒娇的与并不撒娇的》，引起全国范围的讨论。2004年，默默等人在上海创办“撒娇诗院”，《撒娇》复刊。在那个相对严肃的年代，公开“嚎叫”是不被允许的，撒娇派的诗人于是选择了迂回着来“撒娇”，也就是“温柔的反抗”。而隐藏在这温柔背后，默默他们真正想做的不过是“撕破那些伪君子的面目”，“诗歌可以真正的平民主义”。
英雄写作
英雄写作：以刘诚为代表。该诗派最初被称“狂飙主义”，经由批评界的重新归纳而改称“英雄写作”并得以固定。主要作品有诗集《愤怒》（刘诚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诗集中五千余行长诗巨作《命运·九歌》，被认为是英雄写作的代表性作品。由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坛一向以埋没优秀诗人为特点，加之代表诗人刘诚自1986年起一度淡出诗界，多年来这一足以进入诗史的重要诗学流派一直不为人知，只能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直到2002年刘诚跻身网络诗界，以一大批神性写作诗歌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建树重新出场，该诗派才得以慢慢浮出水面，而这时英雄写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006年8月第三极神性写作悄然出场，为孤独、沉闷的英雄写作正式划上了句号，从而正式拉开了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正面冲突的沉重帷幕。
他们诗群
1985年春，酝酿了一年的《他们》出版。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的创刊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领军人物于坚、韩东也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1986年于坚组诗《尚义街六号》发表，该诗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坚的名字从一开始便与1985年兴起的先锋运动紧密相连，1998年发表的《飞行》与1994年发表的《0档案》至今被人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最前沿作品。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命题，是对“朦胧诗群”所扮演的 “历史真理代言人”的有力否定。他的诗歌作品如《山民》、《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等代表了“第三代”诗歌创作成就的最高水平。另外，“他们诗群” 中比较重要的诗人还有丁当、小海、 刘立杆、朱文等。
丑石诗群
《丑石》创办于1985年5 月，是诞生在 福建霞浦的一个民间诗歌刊物，2001年被《诗选刊》杂志社评选的“中国五大民间诗报刊”之一。早期的丑石诗人是清一色的霞浦诗友，不定期地出版油印诗刊，后来发展到福建和全国，最后发展成全国唯一定期双月出版的民间诗歌大报。2003年，丑石诗歌网成立。以《丑石》为阵地，形成了丑石诗群，涌现出了汤养宗、刘伟雄、谢宜兴、叶玉琳、伊路等一批富有实力的诗人和诗评。
代表作家： 谢宜兴 刘伟雄 叶玉琳 伊 路 汤养宗 康城
非非主义
(包括红色写作)非非主义于 1986年5月创立于 四川西昌--成都，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为首发起。流派的理论和作品主要刊登于由周伦佑主编的《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上，此外，1994年非非主义理论及作品专集《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出版。非非主义倡导“ 想入非非”的写作意境，其写作倾向是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但他们对诗歌的目的性始终是鲜明的。非非主义诗人注重语言实验，强调语言还原，强调对声音的前文化探索，对语言符号的前文化探索，它恰恰不注重语言符号的文化含义，不主张在诗中“谈”出什么“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非主义进入“21世纪写作”和“后非非写作”时期。“红色写作”是周伦佑刊登在1992年《非非》复刊号上的诗歌创作理论。
神性写作
神性写作是一种诗歌写作姿态。其代表诗人有海子、骆一禾、戈麦等。他们在从事诗歌创作时，更多的是拷问自己的灵魂，也就是将灵魂或者说绝对精神放在首位，而把带有“实验色彩”的东西如 “现代性”、“后现代”之类统统置于次要位置。对他们来说，诗意的本质是一种宇宙真理，诗的理想就是最大程度和范围内表现这种真理的存在。无论是诗的架构还是诗的内容，形式是宇宙规律的再现，内容是哲学和宗教统一于最高的诗艺－－绝对宇宙精神，绝对宇宙真理。因此，诗意也是永恒的。
新乡土诗派
1987年 湖南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发起了“新乡土诗派”运动，并先后出编了《世纪末的田园》、《家园守望者》、《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等诗歌刊物。诗派的特点着重于写景状物，有时具有批判意识。诗派发展至今已有一段时间了。其间虽几经沉浮而初衷不改，最终以其独具的精神基因和艺术物质，成为这些年的中国诗歌历程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一脉走向。
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知识分子写作是诗人西川与陈东东、欧阳江河于1987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 青 春诗会”时提出来的。西川认为，他之所以提出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矫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诗歌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欧阳江河则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抗议的主题被耗尽，群众写作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有语境与语言策略的考虑、寻求阶段性活力的诗歌实践。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等。正是有了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和王家新等的大量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新诗在90年代进入了新的发展。同时也促成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有力对抗，更使一批诗人走向“第三条道路写作”。
民间写作
在20世纪90年代里，“民间写作”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探索和创作实践，成为与“知识分子写作”相伴相克的对抗力量。在“民间写作”看来，诗歌写作应强调本土经验与叙述的客观化，并注重语言的口语化，甚至要重新解放和焕发地方方言的活力。同时，他们致力与拆解诗歌语言，甚至一切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隐喻结构和象征体系，并试图努力恢复语言和生存经验的原生状态。“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有伊沙、徐江、侯马等。就“民间”本身的概念，在于坚看来，“民间”与口语等价，它对抗的是僵死的、规范的普通话。而在韩东看来，“民间”成了一种立场，一种地下状态，一次农民起义。在“民间”概念的首倡者 陈思和看来，民间意味着一种原型，一个超稳定的故事结构，兼具理性化与神秘化的双重特点。在新诗史上，伊沙、徐江和侯马等"民间写作"代表诗人的贡献主要是在拓宽"口语"入诗渠道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坚守了"口语"在诗歌创作中的疆界或底线。
第三条道路写作
“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始于1999年12月，1999年在北京郊区 平谷县召开的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冲突是促成“第三条道路写作”形成的重要原因， 12月莫非、树才和谯达摩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歌概念，《九人诗选》出版。《第三条道路》诗报于2002年创刊。第三条道路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来介入诗歌写作立场的分歧中，强调诗人个体的位置和基本的责任感，建立起一个超越集团、对立的写作立场。“第三条道路”是要反对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并试图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并且直接指向人性的写作方式。“第三条道路”试图在思想上容纳来自各个价值立场的写作者及其思想倾向，使得他们能在同一个诗歌氛围中互相碰撞和平等交流。在审美上容纳不同的艺术主张，以不同的诗艺、言说方式、修辞策略来共同丰富当代汉语诗歌的内在品质。因此，随着“第三条道路”诗人与作品的不断增加，写作方式与风格的多元化也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日益呈出来。
中间代
“中间代” 是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他们独具个性的诗歌写作、 精彩纷呈的诗歌文本，已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诗歌的精神高地。“中间代”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当代诗歌将彻底告别依靠“诗歌运动”命名的悠久传统。“中间代”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它是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的“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是一个宽泛的代际概念。所谓的“中间”，除了代际的辨识之外，还意味着在诗歌运动之外、坚守中间立场的诗歌写作精神。“中间代诗人”，就是自觉维护诗歌的独立写作与本真写作，反对“诗歌运动”与观念写作的一代诗人。
网络诗歌
(包括信息主义)1993年起诗阳使用电脑创作诗歌并通过网络大量发表，网络诗歌诞生。1995年诗阳、马兰、 鲁鸣等创办《橄榄树》网络诗歌月刊(后曾有祥子、京不特、桑克等加盟)， “网络诗人”、“网络诗刊”等名词出现。与网络诗歌密切相关的“信息主义”诗派发端于网络诗歌的兴起，是以信息论的观念对网络诗歌的创作实践进行诠解和干预的尝试，信息主义创作实践带有一定的虚拟现实的 网络文化特征，其代表诗人有诗阳、九歌、诺然、遨笛、 克莱尔等。1999年出现网络诗刊《界限》(李元胜)，2000年诗生活(莱耳、桑克)、诗江湖(南人)等诗歌网站成立，2001年于怀玉创建诗歌报网站，此外还有：丑石(谢宜兴、刘伟雄)、轻诗歌网 (刘湛秋)、诗选刊、同志诗歌网(墓草)、新诗代(海啸)、扬子鳄(刘春)、第三条道路(林童)、第三极（刘诚）、或者、荒诞诗工厂(祈国)、一行(严力)、女子诗报(晓音)、今天(北岛)、时代(九歌)、翼(周瓒)、蒲公英、独立诗歌网、乐趣园诗歌社区以及其他诗歌网站等，从此中国的网络诗歌进入多元化时代。
70后
“70后”诗人泛指一大批70年代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叶开始创作发表作品的诗人。“70后”的概念最早源于1996年陈卫在 南京创办的民刊《黑蓝》。他们在《黑蓝》上打出了 “70 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1999年 陕西的一份诗歌民办诗报则直接命名为《70年代》，而将这个概念推到极致的是 广东的两份民办刊物 2000年的《诗歌与人》和《诗文本》。这个时期，70后写作群体开始随着年龄的优势纷纷上场，并在世纪之交迅速使“70后”这个概念连同洋溢的激情四下散布开来。“70后”这一名称真正地产生影响，被诗坛广泛认可并使用，则是2000年1月及一年后，由黄礼孩分别推出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中国 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黄礼孩还主编了《70后诗人诗选》。“70后”代表着一大批7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写作特征大致包括以下几点：1、带有色情因素、口语色彩和日常性取向的通俗语境；2、带有情爱、神性、家园色彩和具有明显抒情倾向的传统型语境；3、其它的混合型写作且呈阶段性摇摆状态。
代表作家： 黄礼孩 孙磊胡续冬蒋浩王艾 燕窝 盛兴墓草 曾蒙刘泽球 朵渔 吕叶 符 马活 廖伟棠 李红旗吕约 尹丽川康城阿翔 白鹤林姜涛刘春 轩辕轼轲
下半身写作
2000年7月沈浩波等发起创办《下半身》同人诗刊，并写下《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从此“下半身写作”不断扩大成为诗歌流派，并不断引起诗界争议。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下半身”强调的是写作中的“身体性”，其实意在打开身体之门，释放被压抑的真实的生命力。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与知识和文化划清了界限，他们决定生而知之，用身体本身与知识和文化对决。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艺术的本质是唯一的－－先锋；艺术的内容也是唯一的－－形而下。下半身写作的创作方式，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呈现出带有原始、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生命状态。所以“下半身”的宗旨是∶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荒诞主义
2001年底祈国、飞沙、远村、牧野、张小云等成立“荒诞主义诗歌实验小组”，荒诞主义诗派诞生。《荒诞诗工厂》于2002年成立。荒诞主义诗人认为，荒诞诗歌就是表现存在之荒诞的诗歌。在常人看来，荒诞的是正常的。在荒诞主义者看来，正常的却是荒诞的－－这是就认知而言。而作为诗作者，正常与荒诞不仅错位，而且交融，是与非消灭了界限，真与幻并无鸿沟。在荒诞主义者眼里，事物原本无所谓美与丑的分别，相应的诗歌要给所有的词以平等的待遇，荒诞是存在的本质，人类的活动是在自以为理性的非理性中进行的；对荒诞的书写在于寻找荒诞中的意义，也就是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力图对被控制下的生活进行还原。
第三极神性写作
第三极神性写作又称第三极文学运动，酝酿于2002至2004年，以第三代诗人理论家刘诚2004年10月30日发表长篇诗学论文《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在中国诗歌界率先提出“神性写作构想”为标志；“第三极”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最早见于刘诚为《刘诚网络文学作品》所写的总序——《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2006年8月26日，刘诚发起创立第三极神性写作诗派，创办了大型文学民刊《第三极》。刘诚认为，诗到神性为止，神性以外没有诗歌；神性写作就是以神性为惟一背景的写作。神性写作在第三极诗学理论中处在核心位置，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总的诗学。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通神、最接近神的位置、并且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神性写作不是神话写作、宗教写作，也不是对诗歌题材的硬性规定，而是对诗歌题材边界的全面突破和超越，是神性在所有题材的沉思与游走和对所有诗歌题材的诗性处理。刘诚断言，当代诗歌中的所有问题，都是把诗歌的头颅强行按低的结果。第三极神性写作守望人类终极价值，在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反宏大叙事竞成时尚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不惮于以人类精神护法的姿态强势出场，与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兽性写作正面冲突和全面对立，强调写作的道德背景，强调写作为时代负责，让写作以王者的气度，统领起生活中所有的正面力量。由于这些诗学主张极其鲜明和强势，刘诚被网友称为“当代诗界唯一上半身诗人”。其写作理念，目前主要体现于《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刘诚）、《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刘诚执笔）、《神性写作：为万物立言——第三极极运动诗学根本问题再思考》（刘诚）、《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访谈主持：白鸦）、《神性：维系诗歌不致迷失在精神之围的天然常量》（原散羊）等诗学理论文献。第三极文学的基本标准是，向上、尖锐、有益。第三极文学运动的策略是：自我建构、自我阐释，长期存在、独立成史。
灵性诗歌
中国灵性诗歌的提出在2001 年底，2002年形成了理论，以北京《诗刊》的编辑、蓝色老虎诗歌沙龙和在京的部分诗人为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哭与空论坛为主要活动中心，其中心思想就是∶ “灵性诗歌”写作，基于诗歌之上的写作，“灵”和“性”的合作关系，非传统意义上的 形而上或形而下，它来源于诗歌高于诗歌，高的地方在于诗歌本身的纯粹还原和高于诗歌的理想愿望，是诗歌乌托邦主义的实践者。主要成员有∶天乐、蓝野、于贞志、周公度、王珍、宋尾、伊人、疼痛等。
新江西诗派
新江西诗派于2002年成立，以谭五昌、滕云主编《新江西诗派》等为新江西诗人的主要出版刊物。新江西诗派的出现，意图在诗歌语境中建构一种相对规范与严肃的诗歌理念与诗歌标准。从流派建构的“合法性”而言，“新江西诗派”在禀承和保留 “江西诗派”某些重要的诗歌原则和艺术趣味外，已用新的语言形式和诗歌内容对“江西诗派”进行了全面的刷新；其次，“新江西诗派”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赣文化，使得以流派集结方式出现的诗人们在诗歌写作中的题材主题选择、语言风格、美学趣味等诗歌外部与内部面貌上具有某种“可通约”性。“新江西诗派”主张诗歌形式和诗歌内容的双重创新，诗歌语言态度上的兼容并蓄，以及地域色彩与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新江西诗派”是一个以共同地域背景为名义而集中起来的诗歌团体。
80后
“80后”是指出生于20世纪 80年代的诗人。“80后”的概念最先在诗歌界兴起，2002年概念被更多的人和批评界所认同。2003年《诗选刊》正式推出80后诗人专号、《海峡》连续八期推出80后诗歌展。此后，“80后”诗歌更加活跃起来。新的“80后”诗人不断登上诗坛，风格迥异，令人眼花缭乱。比较引人注目的“80后”有：春树，已经出版了个人诗集《激情万丈》，并主编了几期《“80后”诗选》；李傻傻，2005年作为中国新文化力量代表登上《时代》周刊（全球版），被称为 “幽灵作家”；阿斐，《2004-2005年中国新诗年鉴》执行主编，被称为“80后的第一诗人”。对于“80后”诗人来说，他们拥有出色的直觉和才气，比较大胆地试图发现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作品往往富有极大的潜力和活力。
边缘派
边缘派诗歌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罗浮居士（唐文）、王君等人在上海提出，但未引起诗歌界的重视，因此关于边缘诗派的讨论极少。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80后、90后等新生代诗人的不断涌现，给边缘派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代表诗人有边缘派最早提出者之一罗浮居士（唐文）、80后诗人南博清等。
90后诗人
90后诗人是指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诗人，这个概念从近年起开始被学术界接受。
第二课
有读者不断生发“诗歌就不能雅俗共赏吗”的困惑和疑问。对此，我要说：“诗歌是用来雅俗共赏的吗？”任何艺术都有一定层次的读者群。《红楼梦》雅俗共赏吗？有不少大学生对其前五章的含义都不知其所以然。毛老头子还说过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高山流水》雅俗共赏吗？对于一个乐盲或民族乐器和民乐知识缺乏的人而言，恐怕也如听弹棉花声。杨丽萍的舞蹈雅俗共赏吗？就连一些圈内人士也只能赏析个大概。显然，你无法要求一个正在泥土道上猫腰拾粪的农民和焊接车间几个挥汗如雨的工人，去理解和欣赏你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需要说明的是，这跟菲薄一方则抬高另一方无关，也含有“术业有专攻”之意。
诗歌只能在一定层次的群体中发生和发展。那种希图诗歌的大众化和普及的想法及做法，不是出于无知，便是一种虚妄的冲动。大众的，只能是流行歌曲。普及的，也只有仅供中学生毕业留言的汪诗，而非真正意义的诗歌。设想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人人都在读诗，即使有几千万在读，那种情形和场面，也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下（吓）人。
理想的诗歌阅读，必须具备一定的诗歌知识，了解掌握诗歌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诗歌内在的全部秘密。这好比车前子所说的欣赏苏州园林，“修养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准备，不熟悉一点古典诗词，不了解一点造园时期的画风书风，尽管也可以欣赏，但总有些不得要领。”（《秋天的故事》）作者/东篱
记忆。常读一些诗人的访谈。问：“最近几年的中国诗歌，您对哪一首（或哪几首）印象最深？”答：“似乎没有什么印象。”或“印象深的不多。”有人于此便断言中国新诗不行，最起码也有问题、大问题。似乎印象深浅也成了衡量诗歌的一个标准。可诗歌从来不是用来印象（深）或者说记忆的。
当你写诗的时候，你脑子里只想如何把诗写好。恐怕没有一个人，一边写诗，一边在思考如何让读者记住这首诗。这正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所言：“当我写一首诗，我的眼睛不是落在读者身上，而是在这里（自己）。”
当然，让人记住自己的作品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好事。但问题的关键是，作品的好坏并不总与读者的记忆成正比。比如至今仍在一些语文教师、中学生和初学诗写者口头挂着的汪诗、席诗、徐诗。
在快餐文化的时代，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肯定不是诗歌，而是一些通俗易懂的流行歌曲、广告词以及黄段子。因为诗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快餐文化。
听说布罗茨基七十年代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曾要求哈佛的本科生读诗背诗，给美国的文学教育留下了很好的传统，也无疑影响了美国诗歌事业的传播和发展。希尼说布罗茨基“所做的，是坚持记忆的重要性。”
根据记忆的无意和有意分类情况，对现代诗歌应当采取的是有意记忆，也就是强化记忆，即像布罗茨基要求哈佛学生一样的去背诵。因此说，喜欢一个人的诗或某某作品，不妨多读、反复地读，这样自然会印象深刻。有没有耐心、沉静下来读诗，也是对一个诗人对诗歌的态度和诗人真假身份的检验。
当下诗歌区别于古典诗词和二、三年代的诗歌而不易让人记忆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诗歌外在韵律的缺乏，一个是“叙事性”这一诗歌策略的大量涌入。
而影响诗歌阅读和记忆的更大动因，我以为还不在诗歌本身，（除诗歌教育的严重不足或者说缺席）而在于这个不是读书（更遑论诗歌）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的喧嚣。读书（诗）已成为一种内功，是自身的修为，是用身体内部巨大的静去拒绝和排斥世俗的极具诱惑力的声色。
但现代诗歌的不易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会印象不深），并不就等于现代没有好的诗歌，恰恰相反，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纸质媒体和互联网上发现一些相当优秀的诗歌作品。
王小妮《爱情》、翟永明《潜水艇的悲伤》、吕德安《父亲和我》、孙文波《空中乱飞》、韩东《甲乙》等等，都不可能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一样容易记忆，但谁又能说它们不优秀呢？
还是欣赏于坚那句话：“我注重的是让读者入场，在场，而不是记住。”
优美本无罪。谁不喜欢优美？我至今仍时不时地优美一把。“我看到昔日的佳人，晨起看花/白天熬药，夜晚怀抱沉香罐。梦想/她的少年郎……”（《小城之春》）
但有两种倾向仍须警惕：
一是把所谓的优美和诗意当作诗歌的唯一标准，认为诗歌就应当美，就应当有诗意。“写诗就像跳芭蕾舞，一定要用脚尖跳，这对演员来说很痛苦，但是多么美！”（赵长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为此，他们有的强调“不追求音乐性的诗歌就不是好诗。”（龚刚：澳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要求新诗也要像古诗词一样压韵和平仄。有的则刻意选择一些优美的词句去营造所谓优美的意境，所谓“诗中有画”。殊不知，诗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用来优美的。“应该要求一首诗的是准确、生动、有力，对事物内在隐秘的揭示。”（孙文波《我的诗歌观》）
二是那种一落笔就满纸星星呀、月亮呀、花朵呀、孤独呀、忧愁呀、灵魂呀等不食人间烟火的词语充斥期间的优美——一种失血的、苍白的、乏力的、恹恹一息的优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戴以及后来的席、汪等一些人的一些诗对当下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显然是失效的。那种单一、刻板的话语操作及表达方式，已全然不能表现当下的错综复杂的生活和情感。
诗歌从来不排斥美，但诗歌的美显然不应当只是徐、戴式的柔弱的优美，而更应当有一种开阔之美（如夸西莫多《瞬息间是夜晚》）、宁静之美（如沃伦《世事沧桑话鸣鸟》）、澄明之美（如李商雨《无以歌咏》）、悲悯之美（如张执浩《美声》）等等。即使表现个体孤独、寂寞的小情绪，如赵丽华的《这个夜晚……》：“这个夜晚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样／在黑黑的大地上蹲伏着／他被巨大的委屈笼罩着／找不到出路……／直到天亮的时候／他突然不见了”，也要比徐、戴式的“清愁”来得更直接、更有力、更开阔、更明朗。
需要提及的是，一味的唯美追求，也导致了一些诗人诗歌语言的洁癖症。他们本能而敏感地拒绝和排斥粗话以及有关性的词语，从而无可避免地也失去了一种粗糙、粗俗之美。诗歌中的粗糙和粗俗，只要恰到好处，往往会带来一种比所谓优雅地表达更能直指人心的效果。如黄沙子的《斑马》、李寒的《幸福的人》（主说：那还在做性梦的人／是有福的）等等。
抒情。可以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诗缘情。诗歌自然要抒情。
敬文东说：“抒情是可能的。因为个人语境总是抒情的，或总是倾向于抒情的”。
抒情的好处显而易见，这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无需赘言。即使被日常生活经验充斥的今天，“在抵御工具理性、改善指令化生存，她所葆有的感性、湿润、情愫，多少还能为人心提供某些慰藉、舒解与升华。”（陈仲义《漂流瓶里的翅翼——郑单衣简论》）。
所以，我从不一概地“冷落”抒情。我所“冷落”的抒情，一是“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这种郭式的情感极度亢奋下的抒情，看似有力量，实则空洞无物；二是“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这种徐式的顾影自怜、手淫状的抒情，俨然一副“无人会、凭栏意”的寂寞小文人之相。这两种抒情，说到底都是一种滥情，琼瑶式的大喊大叫、哭哭啼啼的无病之呻吟。
我崇尚一种简朴的抒情。如：“在病倒的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听到了童年的梦语/在乡村，内心温暖的夜晚/我听见萤火虫在暗处的蠕动/仿佛母亲点亮的灯盏，她/等我回来，又这样多少年过去了/如果我的身体之疾惊起了/燕子，我的燕子，流淌在乡村/之夜缓慢的光阴里。我是/一个疾病漫游在城市的/楼宇间，也是一个童年走在/缄默之夜回乡的路上”（马累《乡村之夜》）。又如：“从黄昏我的悲哀渐起。直到午夜/情欲弥漫了我/你不能懂得一种/羽毛一样的黑，匍匐在三两根枝桠中间/不能自由的是我不是夜/体会一下，冰凉的/爪子脱离了我。挂在这里。我第一次/用嘴/和舌头/思考/我没有办法原谅这虚构的夜晚……”（五木《乌鸦》）。这种抒情，更显得简捷、有力。因有本真的细节经验而不空，因情感有所节制而不滥。细节是诗歌非常重要的元素。而节制则可以说是高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标志，也使诗歌有别于散文的一种可能。
张闳在《抒情的荒年》一文中说：“海子之死使我们看到，抒情的黎明是如此之短暂，它紧接着就是黄昏。过于早熟的麦子迅速倒伏，使抒情的农业歉收。”似有一种悲观及不满情绪在内。我于此倒也坦然。诚然，抒情在当下的确遇到了难处，严重点说是四面楚歌，或者形容为“门前冷落鞍马稀”。但这个问题，似乎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抒情从来不是诗歌的目的（叙事也不是），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或称诗歌的手段、策略。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你采取哪种诗歌手段，你的目的都是要到达诗歌的罗马。二是实际上好多叙事性很强的诗歌，其骨子里仍是在抒情，这种抒情因抒情主体的冷静、客观、克制的态度而显得隐忍不那么张扬罢了。
叙事与抒情不对立，不是对抒情的反动，从来不是。它和抒情一样，都是诗歌的一种方式、手段、策略，而不是目的。
“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张执浩《岁末诗章》）由此是否可以断言，是当下的“生活”（现实）首先出现了问题，而不唯诗歌？因为“生活，写作的前提与背景”（孙文波语）。而每个人的写作都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生活”，准确点说，就是忠实于他自己所感觉到的或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个现实应当是复杂的、矛盾的、可变的，具体的、细节的、鲜活的。这样，单向度的主观抒情，显然已不足以承载这个现实。要增强诗歌的承载力，就必须扩大诗歌文本的广阔度和包容性，必须由单纯的形而上转而面向形而下，由单纯的抽象的灵魂的东西向形象的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方面扩张。叙事的选择或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摆脱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使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张军《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控制》）
叙事似乎已成为当下诗歌的主导或曰强势（如果存在主导与辅导、强势与弱势的话）。但主导也好，强势也罢，并不能说它流行，只能证明它有效，正因为有效，才被众多的诗写者所采用。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诗歌的叙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略读外国译诗的读者就会知道，像罗伯特·潘·沃伦等一些诗歌大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而虽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诗歌没有叙事性，像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等一些诗人的诗篇从不缺乏叙事性。即使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唯美的《春江花月夜》，其叙事的成分也十分明显。比如：“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正因为叙事的引入，才更增加了细节的真实性，一个思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早在二、三年代的胡适、茅盾等一些诗人、作家同样注意到了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并在理论见解和诗歌文本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新诗不等于分行散文。这是一种担心。而诗歌叙事性的涌入，让这种担心更具有了可能性，或者说加重了程度。但我感到，这种担心有时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优秀的诗人或优秀的诗歌文本面前。比如吕德安的《父亲和我》：“父亲和我/我们并肩走着/秋雨稍歇/和前一阵雨/像隔了多年时光//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支细枝条/像过冬的梅花//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但这近乎于一种灵魂/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依然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干净的语言，直接的叙述，把父与子之间那种日常生活中微妙的关系和本真的情感呈现得非常细致、感人，就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一样。诗歌中那种诗意的强度与张力，远非一篇散文所能达到的。再比如希尼那首句句都在叙事、写实的《期中休假》，看似很散，但诗中弥漫出来的那种生命或人生的恍惚、虚空感，让人读后不禁暗自颤栗。如果把它改为散文，能否达到这种效果，我表示怀疑。
自然，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控制？如何使叙事避免平面化？如何让叙事性诗歌不至于给读者的印象更像散文？这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一个诗写者认知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也就是驾驭诗歌能力的问题。
声音。诗歌也讲究声音。因为汉语言文字是叮当作响的。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海燕》）这是一种典型的高音写作，饱含激情，充满着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而在当下，我反对，或者说反感这种高音写作。原因有五：
⑴物欲的社会已经够喧嚣，让人心烦的了。我们的写作更大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意义），应当有别于“社会”，或者说有一种净化功能，“是对周围环境，对社会噪音的消解。”（《吕德安访谈录》）让世俗的心沉静下来。
⑵高音势必情绪化，而文学作品不应当是情绪化的东西。鲁迅不是说过“恐吓和谩骂决不是战斗”吗？
⑶高音容易主观。虽说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从自身的真实感受出发，呈现一种主观意愿，但写作者如果过于强调自我，势必会对事物的本来面目形成一种遮蔽，不尊重事物，无法对事物做出判断，那么作品的准确和负责也就落空了。
⑷主观性及情绪化的作品，容易失去控制，泛滥成灾，成为情思、情怀、情志的奴隶。歌德说：“在限制中才显出名手”。文学作品应当是一种“控制”的艺术。
⑸“文学是世界上最慢的历史，是一种最缓慢的精神活动。”“真正伟大的作家，是能够让时间在自己身上停滞的作家，像曹雪芹、沈从文，他们都是留住了时间的作家，时代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一种永恒的时间，缓慢的时间。”（于坚/谢有顺《文学是慢的历史》）这里的“慢”，除了“时间”因素，我以为还应当包括文学作品本身内在的节奏。我喜欢舒缓的诗歌。而高音难免速度要快。这个时代什么都在提速，但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应当“慢”下来。
诗歌的声音，关乎诗歌的语言和诗歌的内在节奏，也关乎诗写者认知事物的方式以及内心的修为。
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一书中说：“诗人要避免给人以虚张声势号令般的专横压力，要删除那些突兀的刺耳的声音，为‘音高投限’。”
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几乎总是让情感处于“零度”状态，客观、冷静地描摹眼前的物象。而越是冷静的东西，往往越准确、越有力，越能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
“诗是诗人沉静中回忆起来的一种情感。”西方某诗人的这一名句，一直在影响着我。
诗到什么为止。“诗到语言为止”是韩东的诗学主张，最能体现这一主张的作品就是《甲乙》。从字面理解这句话，现在恐怕很少会有人苟同。诗是从语言开始的，怎么可能到语言为止呢？我以为，韩东的这一诗学主张，旨在强调语言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因为诗歌毕竟是个体经验在语言中的瞬间呈现，语言不过关，再独特的生命经验也不可能得到最完美的呈现。
那么，何为“语言过关”呢？我以为，总的要求应是少修饰的干净，质朴的，直接的，富有生命力的。当然，语言是个大的诗学概念。我这里强调的可能是词语的选择。
在词语的选择上，我以为孙文波提出的“警惕诗歌写作中的‘俗语’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说得太好了，我愿意大段照抄照搬，供一些初学诗写者借鉴。
“1、被大量写作者频繁使用的一些词汇，如灵魂、命运、风暴……等等，这些被很多人作为‘关键词’用进诗篇的词，由于过量地被使用来当做诗篇的历史感、价值观的支撑物，早已出现了可以称之为‘词义透支’的现象，即它们在诗中不但没有了能够获得真正地揭示主题深度的能力，相反地让人感到其原有的语义载量已不复存在。2、约定俗成的象征性词汇的象征性含义的滥用，如玫瑰、乌鸦、镜子……等等。意象的构成本是一个文化传统的历史沉积现象，同时也是诗歌写作的契机问题，但由于一些人没有考虑到这些，仅仅是简单地将之做了公式化的使用，因而其象征的含义被彻底破坏掉了，失去了其词义中本来包含着的指向性。它导致的结果当然是这些词的象征性含义的消解，并且亦使得它们具有的历史语境载量被减弱，最终使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没有感觉。”（孙文波《笔记?一九九八》）
当语言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磨练的过程），诗应当到什么为止呢？换句话说，诗最终抵近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忠实现实、呈现现实，并且要努力做到准确、真实、负责。所以，我提倡诗到“对现实的竭力求近”（吕德安《天下最笨拙的诗》）为止。当然，“求近”现实，不等于“还原”现实，如果那样，写作就失去了意义。而且此“现实”，也绝非彼“现实”。作品呈现的现实，应当是写作者“提升”或“改造”或“过滤”了的现实，融入了个体生命经验，也就是写作者自己的现实。拿吕德安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现实可能是一棵树，一种声音，一片雪的飘落，一次做爱”（《天下最笨拙的诗》）。比如他的《解冻》：“一块石头被认为呆在山上/不会滚下来，这是谎言/春天，我看见它开始真正的移动/而前年夏天它在更高的山项……/我想，这就是石头，不像在天上/也不像在教堂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它们只是滚动着。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诗人采取平静客观的平面话语直接处理审美对象——“石头”，不动声色，冷静平淡，不做任何附加意义的赋予，石头就是石头，和人类处于对等的地位，人类甚至无法理解它们，而只能最大限度地抵达它们，反映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客观存在。再比如杨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韩东的《你见过大海》等等作品，都是事物存在的自然呈现，不夸张，不过度修饰，让事物“回到”事物中去，“还原”它们的丰富性和具体性。
这里还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写作者用语言把握现实的能力。写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语言抵达一种现实，一种他眼里的现实、心里的现实，或者说是想象的现实。不管效果如何，这毕竟是写作者的一种倾向，一种愿望或追求。写作者用语言把握现实能力的问题，究其实质，正如姜涛所说，“更主要是一个风格层面的问题。对现实的追求或还原的要求暗含的是对朴素的追求，对过度修辞的拒绝。”我深以为然。
二是写作者对等事物的态度。写作者与客观存在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写作者既不应居高临下，“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那种坚硬的造反者、救世主的姿态”（比如某些革命诗篇），因为“他并不是神，他只是替天行道，他只是神的一只笔。”又不应卑躬屈膝，人为地拔高客观存在，脆在它的脚下，一味忘情地唱颂歌（比如某些爱国诗篇、怀古诗篇）。“诗人写作是谦卑而中庸的……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是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 （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谦卑”、“亲和”、“抚摸”三个词，恰好说明了诗是“对现实的竭力求近”。
窗诗社：2012年1月1日由丘勒和临枝等人创办“窗诗”刊，表达，创造力，创新力，创造世界的意思。诗无界限，包容万象。无法为有法，无限为有限，无形为有形，创新不离宗，继承不离谱。不拘泥于形式。集各家之所长，标新立异，突破思维定势。诗意，诗韵，诗情，诗性，诗神，诗气，诗骨，诗律，诗境，诗形。赋予万千事物以生命和情感。给予一切存在和不存在的东西灵魂和思想。
（一）代表人名单：
丘勒
临枝拾碎影
雪马
晓曲
木子轩
唐维
周会中
张斌
郭思思
陈恩贵
刘功明
何成龙
施辉相
姚源清
李江富
陈文礼
戈多
......增加中
（二）窗诗社的愿望
时代性，先锋性，精神性领军人
简单化，行动化，想象化诗歌代言人
划时代，新生代，超越代，先驱者
诗歌是精神的寄托，情感的纽带，思想的载体。
（三）对于窗诗社主义有
浪漫主义：想象丰富，天马行空。
现实主义：深入民生，有病呻吟
印象主义：重视意象，给人印象
立体主义：立体全面，思维空间
表现主义：表现内心，体现精神
抽象主义：朦胧含蓄，寓意生动
未来主义：弹簧跳跃，幻想诡异
爱达主义：爱物爱人，歌功颂德
象征主义：内涵深远，意象寓意
个人主义：自我观念，自我理念
理想主义：梦境幻想，思想前进
结构主义：形态各异，千变万化
唯美主义：追求真善美，美学，语言美，思想美，情感美。内外兼修。
哒哒主义：破坏，残缺，留白，一种别样的视角，另类别样的构思。
垃圾主义：也就是一种非主流，以性和人类避讳的隐私和政治敏感话题作为题材，大胆艺术化的探索。
（四）对于窗诗社诗歌话有：
口语化：口语表达，不刻意的雕琢，顺其自然，吐露心声
行动化：用行动去展示诗歌，让诗歌生活化
想象化：能够想象独特，给人意想不到惊喜和感动
简单化：语言简单明了，简单里面藏有无穷的力量，简练简洁。多一字则不成，少一字则不妥。以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思想内容。
原生化：诗歌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让诗歌自然自由，自然天成。吐露真言。
艺术化：诗歌具有真善美，诗歌具有形神兼备。
符号化：诗歌只是一种元素符号，表达内心感受和作者对世界的认知工具。传达信息（内心，思想）
个性化：独特的个人表达方法，抒发形式。
数字化：诗文掺杂数字，字母等
前卫化：思想独特，眼光很远，进步的思想
对比化：对比产生美，正反，对立与统一的思考
层次化：情感有浓密，语句和段落有层次性，富于逻辑性推理。
（五）窗诗社诗歌的创新性有：
独立求异性：有独立变异，不与他人相同，思维独具匠心
连动想象性：想象连续，联想丰富多彩
多向发散性：纵观古今，横看中外，纵深横宽
跨越反常性：打破常规，立意出新，内容新颖
综合互通性：诗无间限，万物相通
置换模拟性：能从旧里出新，继承中突破
逆向逻辑性：能从正面看的背面，能从背面看到正面
类比移植性：有参考比较，语言有哲理
《六》窗诗社诗歌的物理力性
想象力：想象诡异，天马行空
表现力：表现突出，富于构思
震撼力：有力量性，鼓励人心
感染力：感人肺腑，悲喜真挚
生命力：顽强坚韧，挺拔雄起
创造力：敢于突破，推旧出新
向上力：积极乐观，助人成长
反弹力：绝望悲观，死而后生
凝聚力：团结包容，集中力量
向心力：吸斥引力，爱憎分明
冲击力：反冲实时，缓冲情绪
《七》窗诗社诗歌的数学性
诗歌加法：加入各种事物作为创作素材，加入情感和思想
诗歌减法：减去多余的，啰嗦的字句，精炼精简
诗歌乘法：乘上新的构思，放大情感的流露，力求达到上乘的诗歌水准。
诗歌除法：除去迂腐的思想和退步的成词滥调，继承，突破，包容，创新。
《八》窗诗社诗歌的化学性
诗歌不但可以分解成各种形式的诗歌，比如散文诗，微型诗，格律体诗，自由式，韵式新诗，相互之间也可反应结合，集各种优点中和成新类的诗。每个字就是元素，每一句就是一个反应式。相互可以转化，只是加入媒介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节奏快慢，反应的情感速度，激情顿挫。
《九》窗诗社诗歌的音乐性
诗歌节奏，情感的起伏，跳跃，平仄，韵，内部关系要和谐统一。
《十》窗诗社诗歌的建筑性
形式各样，无形又有形，千变万化。有对称形，交叉形，几何形，综合形等
《十一》窗诗社诗歌的绘画性
诗是无声的画，画是有声有色的诗，诗歌要有画面感，意境。声情并茂。
《十二》窗诗社诗歌的生物性
各种诗歌要对立统一，有区别也有共性，万变不离其宗。就像生物一样各具特色。把万千事物赋予生命和感情。
《十三》窗诗社诗歌的政治性
好的诗歌可以激发人的斗志，促进社会进步，感染读者，引导读者。不见血的战争，革新运动性。
《十四》窗诗社诗歌的地理性
各个地方的诗歌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接触事物都不同，创作的素材挖掘也不同，地域有别，诗歌也会有所不同。乡土化，还有城市化，都是属于地域化。
《十五》窗诗社诗歌的历史性
诗歌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沉淀出厚重的思想文化底蕴。
《十六》窗诗社诗歌的构成关系
诗歌的点，也就是诗眼，中心思想。诗歌的线，是说线索，连接诗歌的语句段落和情感的递进或者层次性，诗歌的面，就是说诗歌要具有整体感，不能零散乱言胡语，不知所云。
《十七》窗诗社诗歌的哲学性
诗歌具有哲理性，各类哲学，带给人们启发和思考。
《十八》窗诗社诗歌的医学性
诗歌是一副良药，可以医治人的心灵，它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十九》窗诗社诗歌的体育性
好的诗歌可以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促进人们积极的态度。
《二十》窗诗社诗歌的生活性
诗歌是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的品位和修养。
创始人：丘勒
《窗》诗刊（创世刊）目标：走在科学的前沿，引领时代进步！
诗歌语言六性：形象性，动作性，色彩性，音乐性，多感性，象征性。
来源：新浪博客 |
发表于 2015-6-18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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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8 1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