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延高谈笑风生论新诗 为中国新诗正名
前天下午,著名诗人、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车延高作客武汉市图书馆“名家论坛”,为读者带来一场“现代新诗的发展与创作”的精彩讲座。市图二楼可容纳540人的报告厅几乎座无虚席,车延高畅谈新诗的处境、创作灵感、诗人特质,他更笑言,此番前来是想给中国新诗正名。
文/见习记者钟磬如 通讯员李俊杰
图/记者熊波
“中国新诗自‘五四’时期到现在已经过近百年发展,目前是中国新诗最辉煌、最蓬勃的时期,我不认可一些人对新诗被边缘化的看法。”讲座一开始,车延高就谈到新诗所处的地位。“只是现在文学艺术表达的门类太多,人们的眼睛无法顾及这么多要看的东西。”面对如今眼花缭乱的电视、网络娱乐消遣形式,他特别强调:“正是日益庞大的新诗爱好者、创作者队伍为新诗的发展立下功劳,他们将新诗这种文学形式推向了辉煌和高潮。”
车延高介绍,目前的各种月刊、半月刊等出版诗刊达到500种,有人也做过统计,网络上每天涌现出的新诗有10万首。其中不乏具备大师级水平的无名诗人,如汶川地震后出现的诗歌《妈妈,拉着我的手》,就写得非常好。“正因为大家对诗歌的关注减少,对好作品缺少了解,就容易产生诗歌边缘化的看法。”
车延高坦言,诗歌艺术的表达手法变得十分多样。“粗略可分为四类。一是口语化的诗歌,如湖北诗人田禾的作品;二是浪漫主义诗歌,诗人把语言表达放在超空间和视觉的高度,审视的眼光不同于常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三是朦胧诗歌,给人烟笼寒水月笼纱的感觉,读者有余地做二次解读;最后是融合古典诗的新诗,将古典诗歌里的元素借用到作品中。”
中国新诗由国外传入?
不,它植根于本土
“曾有人说,我国的现代著名诗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外国诗人。这种看法既对也不对。”车延高向大家介绍,由于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中国现代诗人都具有西方留学背景,他们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其诗作有西方文学的影子,但是深究起来,他们诗作中的文学元素和意象都很中国。
“而再回头看中国古典诗歌,其中能找到现代新诗的影子。”车延高举例,如《诗经》中的《关雎》,秦观的《鹊桥仙》,南唐李煜的《虞美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都有白话的元素。中国的许多传统民歌,如信天游、花儿等也有白话色彩。“中国新诗是植根于本土的文学形式。”
创作灵感是天赋?
不,它不是风吹来的种子
“回顾20世纪中国新诗的代表人物,徐志摩、顾城、穆旦、海子、郭小川等,人们都认定他们都有作诗的天赋和灵感,其实,灵感不是风吹来的种子。”车延高笑言,许多人甚至认为,十个诗人里有八个都有精神病特质。“但是,诗人所谓的灵感其实是他们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各类事物形成碰撞产生的。袁隆平有句话说的好,灵感是经验、追求、思索与智慧综合在一起升华了的产物。”他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谈到灵感的特质,灵感偏爱爱思考的人;灵感也希望你不依赖它,不张扬它,不夸大它,要敢于否定,敢于创新。
【对话】
诗人命运曲折?
不能过于放大个案
问:怎样才是一个好诗人?
车延高:诗人需要想象,需要超越传统的思维,也要敢于变化、探索、出新,有用于探索的精神。
问:中国古体诗讲究押韵,现代诗歌呢?
车延高:现代诗歌最打动人的不在韵律,而在内容和情感。真挚的情感是最打动人心的。而有些时候,强调押韵反而会束缚新诗的创作。
问:有人认为中国好多诗人的命运都很曲折,如徐志摩和海子早逝,您怎么看?
车延高:我认为,这种看法是较为片面的。当然,有些诗人的命运曲折,但大多数诗人还是能好好创作作品的,不能过于放大个案。
问:您觉得新诗处于探索期还是成熟期呢?
车延高:其实新诗在任何时期,任何现代诗人,都处于探索时期。没有人能说自己是新诗创作的领头人,新诗需要靠大家一起推动前进。
问: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创作的关系?
车延高:(笑)我创作诗歌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工作时我会集中精力,工作之外我会抓紧零碎时间读书、创作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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