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美学在当代诗歌写作的意义
世宾
“后现代”一词是用来描述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也不是来描述个人的美学的；或者说“后现代”一词是来规范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也不是来规范个人的美学的；甚至它不是来描述和规范某种美学的。西方社会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对集权主义的反思，人们已经不再信任由逻各斯建立起来的秩序，努斯——自由的灵魂要在社会领域行使它的权利，因此，各种亚文化和俗文化便大行其道。哲学家们通过反思现代性而为这个时刻的到来鼓和呼，我们迎来了后现代的生活——多元化、平面化、去深度、去中心化等等，这些词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当下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模样——这就是后现代。但对于个体来说，无论社会有多少维度，多少层面，你只是一个个体，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只有一个选择，你是唯一的；无论你怎样的选择，你只是某一维度的一个分子。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生命本身构成了一种召唤；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文学会在默默中应对你的愿望，也最终会把你带向你应去的地方。因此，一个人不必过度去呼应这个时代，你永远是时代的一份子，你的存在，就丰富了时代的种种可能，也丰富了后现代的内涵。如果后现代把深邃、深度这一维度取消了，那就不值一过。事实上后现代经典作家们从来没有打算取消深邃精神这一维度，福柯关于自我修复这一诉求就是对人的自我完善、自我丰富的努力。
当代文学呼应着后现代的思潮，各种私我的、庸俗的、大众化、日常性的文学占据着文学的大量空间。在后现代的背景下，这样的文学有其必然性和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那些对专制、谎言、暴力和不要脸的行径唱着野蛮的赞歌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垃圾。但是，去深度化，欲望化、物质化、被日常秩序规范的心灵诉求已成为当下的文学一股潮流，强烈地左右着文坛和受众的审美趣味。然而，有一种不被潮流裹挟的心灵，它们却在一片去中心、平面化的呼叫声中，坚守在越来越安静、人越来越少的在抵达人类的幽暗、深邃和高远的存在之处；他们愿意从现实的泥坑里抽身出来，去开拓人类想象的疆域，去说出生命存在的可能。是他们，使后现代的社会生活不仅仅是平面化、去中心化，还保留了多样化、多元化；也是他们，在后现代的瞬时化、娱乐化、消费性的浪潮里，保留了深刻性和永恒性的可能。
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是在现实主义美学观的引导下发展、演变的。无论是朦胧诗，还是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无论是下半身，还是垃圾运动，它们都紧密地呼应着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或者直接歌唱，或者迂回支持，或者策略解构，它们的最高美学旨归都是与现实的结合、纠缠，现实成了写作的唯一背景和最高目的。
我们古代诗歌美学是有境界一说的，但在现代诗歌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现实对人的挤迫和现实的召唤无不强烈吸引着诗人的目光，现实无疑成了诗性产生的大地。但何谓诗性？诗性和诗意在翻译和运用上常常混为一谈，就像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解（他说：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受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实际上抵达的是“诗意智慧”；诗性强调的是推理、逻辑和二手知识的运用、贯彻，即是“关于存在的存在”，我们关于“存在”的思考必须建立在尊严、爱、自由等等这样的价值立场上，这就意味着关于美的思想资源必须具有普世性价值，滞后、野蛮的思想就无法产生诗性。而诗意是原初的，不需要推理和逻辑，它强调的是感受力和想象力，是“存在”本身，它也是诗性产生的源泉。诗性的写作是必须有思想来作为资源进行批判性的诗歌生产，而诗意写作在理论上是要把最原初的存在召唤出来，并成为诗歌的顶峰来标识时代的写作的。
由于人类理性的发展，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在这个时期里，人们更强调诗性在文艺创作中的意义，而由于诗意的飘渺和不可捉摸、稀薄，人们逐渐对诗意的存在不再在意、信任，而使诗意写作慢慢被人们遗忘。从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美学观都是努力在现实中寻找诗性，那诗性就是个体的觉醒，就是日常的合理性，就是解构的权利，他们在对抗一个庞然大物的现实生存中寻找个体活着的存在感。这无疑是我们时代生活的紧迫性任务，它强烈地召唤着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倾注、热情。这种情况无疑会使那些切入时代痛点的诗歌成为社会瞩目的热点：英雄赞歌，日常抒写，贱化解构便像潮流一样席卷着诗坛。个人主义的诉求作为现代性的圭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个人主义作为西方引入的概念，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被彻底地异化和扭曲变形了。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个人主义是有神性的维度的我，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催生出来的。然而，个人主义作为引进的概念，在强大的官方文化主导的国家文化面前，并无法产生交融和互相促进，而是产生了扭曲和变形；在80年代就开始自我矮化、弱化、贱化，到90年代，更是和遗忘性、消费性的时尚文化结合，成为庸俗的大众文化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
现代性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古典时期的诗歌是产生于农业文明，自然、田野、悠然自得的生存方式以及传统宗教的观念培育了古典的诗意，这个时期的诗歌不必去面对破碎、城市、工业、杂乱无章的生活和越来越复杂的各种制度关系，寄身山水，直抒胸臆就是最高的诗意。然而在现代，诗性、诗意的发生机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自然和天国可能已经无法直接抵达或打开了。就像海德格尔在描述现代诗意的产生时，他无不一再提醒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他称为“深渊”的处境，只有在“深渊”之上说出人类的危险，诗人才能给终有一死的同伴找到出路。而诗意就置身于这“深渊”之上。“深渊”的出现是诸神遁走之后而人又不自知的“黑夜”，在这时代，诗人的责职就是指出“黑夜”、“深渊”的存在并说出人可能的抵达的存在。
“破碎”、“黑暗”的处境是我们无法规避的现实，但诗歌美学不应该仅仅纠缠于此，诗歌的价值还在于为生命开拓更高、更宽阔的空间。诗歌具有这种功能，这是其它文体难以达到的。因此，在所有文学、艺术都倾向于现实的时候，某些诗人必须让诗歌的触角伸向更高远的地方。抱着这种态度，就能理解境界说在当代诗歌写作的意义。
一、反抗肤浅的日常化的写作潮流
由于现实主义美学的影响，诗歌与现实结合的观念根深蒂固，一切文艺都必须和大众和时代相结合已成为大多数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圭臬。但由于历史的任务、时代的意识、大众的风尚，使这种与现实结合的文艺不断地在反抗和PASS的潮流里日益矮化、小化、贱化。我们可以看到文艺从民族救亡到集体英雄，从个人英雄到个人私我，从肉体到垃圾到脑残的不断弱化过程。这是诗人强烈地想进入时代，干预时代，反映和表现时代的愿望在写作中的反应。西方现代主义也有对现实介入的美学观，有在历史的进程中确立个人价值的要求。但在中国，由于现实政治的残酷性和文化的弱化和扭曲，我们并没有也不能在批判的道路上建立一种严正的批判功能，因此，我们在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义过程中，陷入了平庸、欲望、弱化和自我贱化的泥坑中。
强调境界美学在诗歌写作中的价值，就是要在日常化的写作中加入神圣的维度。神圣的维度一方面是指写作必须呈现人在艰难、苦难或者消费性的生活里面所不能剥夺的尊严、爱、勇气和存在感，使人从畏葸、妥协、随波逐流和自我践踏的困境中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真诚的、富有勇气的、不屈不挠的具有“完整性”的人，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通过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从时代和肉身的困境中抽身出来，通过感受力和想象力，探索和认识存在的根源，创造一个圣者（存在）的世界。这个圣者的世界是人的生命可能到达的最高境界，它有如我们古典的圣人，或者宗教中的圣徒。当其它文学和艺术在描绘和抵抗时代的压力和消解力的时候，诗歌有必要重新建构一个神圣性的世界，拓宽生命的生存空间。
在被现实功利裹挟的背景下，重提境界美学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艺术大街》纪念东荡子的专号编者按中，我就当下的写作状况和东荡子诗歌的重要性，写下这样一段话：
多少人的诗歌只是庸常生活的映像，或者忧烦于日常的得得失失；或者陷于一点温情的渴求，或者根本就屈服于现实秩序，成为平庸和野蛮的归顺者。有的人感受到和体验到现实世界的黑暗性，但他们仅满足于策略性的批判和最终导致自我萎缩的解构；纵使有人借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精神价值来批判和建构了一个有存在感、有尊严的诗歌世界，但也充满着摇摆和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极限和写作的艰难决定的，这种写作无可厚非，但依然留下缺陷。而在东荡子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他的诗歌世界有如恒星般的存在，它不是点点滴滴的日常感触，也不是左冲右突的上下求索，它已经凝结成一颗能独自散发出光芒的星体。从写作的发生学角度看，写作的资源和动力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人是从日常的感触中获得的；有的人是从现实和精神价值的结合中获得的；而东荡子的诗歌仿佛就是从自己的心中散发出来。多少优秀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世界就是依靠一首诗一首诗一块砖一块砖建造出来的，这些诗歌浸透了人间的气息，有着人性的弱点和光辉；而东荡子的诗歌是从他存在的世界中散发出来的——他仿佛有一个先于诗歌的存在的诗性世界——一个现代的神圣世界，他后期的每一首诗都具有他的诗歌世界的属性，就像太阳的千万缕光线都具有太阳的属性。他的诗歌的这种生成机制，使他在现代汉诗中成为最特殊的一人，也使他成为最倍受误解和争议的一人；他的英年早逝和诗歌数量的不足，更影响了他的诗歌在大众中的理解和传播，但这绝不会降低他的诗歌品质。我们现在对他的诗歌的研究还非常不够；他的诗歌所建构的世界、品性和魅力还未被充分认识；对他的诗歌的认识程度将在未来严重影响现代汉语诗歌创作、成就和可能性。
在我们当代的诗歌写作中，存在者的写作这个维度是被忽视的、被遗忘的。大多数写作者沉迷于个体欲望，以及欲望权力的书写，他们并不追问生命的可能。在诗歌的源头，诗人是作为神的祭师出现的，他们担负着传达上天旨意的责任，他们要说出上天的秘密；而现在，诗歌落到了人间，它不仅仅要说出人的欲望和恐惧，更必须说出生命的可能。这可能就是生命的境界，要说出生命能到达多高、多宽广的境地。
二、 个体生命深化的追求
从生命本体论来说，一切思想和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人”这个主体；写作无疑也是通过思以及书写，来完善生命的历程，来澄清和抵达一个美好的生命境地。如果可以，没有一个生命愿意在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状态下渡过；生命渴望激情、丰盈，自我完善，康德说“头上的星空和道德律”是最迷人的东西，那些深邃、美好的生命状态无不吸引着人们为之奋斗。
但当我们面对当下的生存状态时，却发现生命已经臣服于惯性的日常秩序：一日三餐，为了维持物质的生活，寄生于某个机构；对于所从事的事情，也不问价值和意义；秩序彻底地规范和绑架了人的生命。我们的文化也仿佛不鼓励人们去反思、去追问生命的意义，去询问人之为人的可能。生命在追逐物质或者在无知无觉中日益枯萎。反观历史，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宋朝之前，中国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人们雍容从容地生活着，诗人、画家落笔气象万千。但元朝之后，中华文化开始没落，清朝民国时的文化景象我们现在还在时常怀念，但它已是传统文化的强弩之末了。文化的弱化使人的形象已难以凝聚，人们的生命就像一片落叶在物质和制度社会的海洋里随波逐流，随后悄无声息地湮没；在活着的时候，除了情欲的小小骚动，并其它什么能撼动心灵，活着就是在等待流逝。我常常在眺望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我能感觉到普希金的黄金时代给俄罗斯积累的巨大文学能量，纵使在苏联革命之后，在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环境下，巨大的文学能量还是挤迫地催生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拉斯塔姆、帕斯捷瓦纳克等等一大批作家、诗人，催生出一个白银时代。我们可以感受到巨大的文化、文学力量在无论什么社会环境下那不可压制的喷发和对人的养育。在大清洗的背景下，白银时代的作家们并没有选择自我解构、自我贱化的手段来应对社会的变革，在苦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依然保留了人的良知和尊严。
而我们在1990年代之后，一方面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失落了，一方面把生命全部融入了物质的潮流中，人彻底沦落为物质和秩序的奴隶，没有人会承认也羞于承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灵魂的存在，整个社会默认了平庸默认了得过且过。文学要么作为平庸生活的映像复制着人在日常的生活来自我安慰，要么在面对体制的庞然大物间无可奈何地用自我解构来嘲弄对方并最终嘲弄了自己。
面对着一个流俗的社会，生命如果随波逐流，那就会越发平庸、单薄；给生命增加任务，给生命增加一个维度，就不仅是文学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
三、 伟大诗歌的回声
在西方现代诗歌的写作历史中，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诺贝尔奖的获奖诗人们，不是那些写出在现实的困境中不屈不挠抗争的诗性诗篇的诗人们，而是类似荷尔德林、里尔克这些创造出想象世界的、抵达存在世界的诗人们。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栖居……》一文中指出：诗人的特性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诗人无所作为，而只是梦想而已。他们所做的就是耽于想象。仅有想象被制作出来。诗人在原初的意义上，就是作为沟通上天和人之间的祭师出现的，他们要说出神的意志，说出上天的秘密。在欧洲，在浪漫主义之前的诗歌里，这一传统一直被作为准则为所有的诗人继承着。现代主义之后，经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的推动，人苏醒了，人的遭遇越来越占据诗歌的重要位置。然而，诗歌作为传递存在世界的秘密信息的任务并没有消失，它依然被那些伟大的诗人继承着。虽然人神分离、诸神遁走的现代世界关于神性世界的消息越来越稀薄，但诗人在指出人类“深渊”的处境时，还是隐约能感受到某种文化中的神圣性的存在，以及由这神圣性通知的世界的存在。在现代，最伟大的诗人就是那些在人类鸡零狗碎的事务中道出那神圣性依然存在的诗人，虽然那声音越来越飘渺，越来越稀薄；越稀薄，越飘渺，也就越伟大。这些神圣性的消息也许存在于一个被诗歌保存的诗意的世界里，也许隐秘于人类活动的碎片中。那些对人类事务保持着热情的诗人们，他们只要能在那人类的活动中抓住有关诗意的蛛丝马迹，便也能创造出一个诗性的世界，虽然里面依然有恐惧、无奈和软弱。关于神圣性传统在中国从孔子编《诗经》时就被弱化了，孔子是一个强调现实社会、现实秩序的人，《诗经》中风雅颂大多数篇章都是关于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的诗篇。但在人类生存的源头，肯定是自然和那些不可知的事物在支配着他们的命运；强大的支配力使人类的一切想象和创造都与这些事物相随；文字和语言的创造无不被这些事物所规范、制约、诱导、制造。在人类智力被开发的初期，所有的声音、字、词、句子都是诗，是诗的源头。
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重提境界美学的写作，就是从现实主义的美学统治下抽身出来，与强调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诗写传统结合，在诗歌中，努力创造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存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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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7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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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9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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