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对女人之爱和对政治的热情，是他诗歌的两个引擎

李明利

聂鲁达：对女人之爱和对政治的热情，是他诗歌的两个引擎

据新京报2018-12-12消息 记者：凌越 诗人聂鲁达是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东西方冷战中最著名的左翼文化人物之一，从夜莺般细腻婉转的爱情诗到擂响战鼓的政治诗，聂鲁达全都擅长，面对任何题材他似乎都可以信手拈来最适合的乐器。最新的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填补了他在自传中的诸多留白。

聂鲁达是时代潮头浪尖上的诗人，他生于1904年，逝于1973年，虽然不算长寿，但是他成名很早，并且深度介入20世纪层出不穷的社会政治运动。聂鲁达是西班牙内战的亲历者，也是智利国内政治积极参与者和被迫害者，1948年至1949年，因为反对智利右翼总统维德拉，他在智利被追捕一年半之久，最终取道偏僻艰险的安第斯山小道才逃出智利。聂鲁达也是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东西方冷战中最著名的左翼文化人物之一，这为他赢得众多著名文化左翼人士——如艾吕雅、阿拉贡、爱伦堡、希克梅特、阿尔维蒂、毕加索等——的友谊，也为他赢得1953年斯大林和平奖。另一方面，他始终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也为他招致不少来自右翼的敌人。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聂鲁达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在逃亡期间创作的扛鼎之作《诗歌总集》出版于1950年），但是由于右派势力（最著名的是由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库斯勒领衔的文化自由大会）从中作梗，直到离世前两年的1971年聂鲁达才赢得这个他早该获得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奖。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外交家，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一生中曾经三次到过中国。1928年他作为外交官赴缅甸上任时，出发来中国，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此行中，他还见到了茅盾、丁玲、艾青等文学界名流。在访问中国时他得知，自己的中文译名中的“聂”字是由三只耳朵（繁体“聂”）组成，于是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在如此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聂鲁达展开了他音域极为开阔的诗歌创作。从夜莺般细腻婉转的爱情诗到擂响战鼓的政治诗篇，聂鲁达全都擅长，面对任何题材他似乎都可以信手拈来最适合的乐器，弹奏出足以拨动读者心弦的美妙乐音。迄今为止，聂鲁达最著名的诗集，仍然是他20岁时出版的爱情诗集《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诗集于1961年在全球范围销售一百万册，到今天更是销量过亿册，其中许多诗句似乎已成为爱情这个词语固有属性的一部分。而代表聂鲁达诗歌最高成就的，无疑是1950年出版的厚达六百多页的《诗歌总集》，其中就包括聂鲁达备受赞誉的单篇诗作《马丘比丘高地》。这本诗集纵贯古今的开阔视野，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政治热情，和高亢音调、美妙修辞完美结合在一起，既是聂鲁达的代表作，也无可置疑地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珍品。

给这样一位阅历极丰富、创作多产风格多变的诗人作传，不用说，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译成中文的数种聂鲁达传记中，英国人费恩斯坦所著的《生命的热情：聂鲁达传》是最为详实的，尽管译成中文的字数有60多万字，费恩斯坦也更多地是在梳理聂鲁达极为丰富的人生，对聂鲁达多产的诗作有涉及但评论多半点到即止。

《生命的热情：聂鲁达传》作者：（英）亚当·费恩斯坦，译者：杨震，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众所周知，聂鲁达晚年写过一部自传《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比较这两部传记和自传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诗人迫不及待要告诉世人的是什么，而他又在哪些地方留白和沉默，我们知道充沛的情感往往会封住我们的嘴，而不是相反，这时候我们难免又要想起他那句美妙的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已不在。”聂鲁达在传记中故意的留白，并不意味着这些空白不重要，很有可能恰恰是太重要，以至于不愿轻率触及。那么，找出聂鲁达自传中的留白，也就意味着我们有机会更靠近聂鲁达生命中秘密的激情，并因此更好地理解他的诗。


《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作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译者：林光，版本：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

两道谜题：诗人之传与诗人之死

一般来说，传记对于传主事件真实性和时间精确性的追求是放在首位的，他首先要提供一份令人信服的传主履历表，他的所有描述都要符合时间逻辑和事件本身的逻辑。但对于作家和诗人来说，在自传中他们并不在意此种逻辑，甚或这种逻辑正是他们要反对的。记忆如同星空，许多事件和情绪就这么在天幕上彼此隔绝地亮着，优秀作家在意的是如何准确呈现星星的闪烁，而不是星和星之间的逻辑关系。只要他们落笔（哪怕是写自传），某种文体意识也必定如影随形，他们自然不会为了文体之美有意篡改事实（因为年代久远的记忆模糊和错误除外），但是对某些事件和逻辑的双重省略，对某些特别时刻的浓墨重彩则是可以想见的，也是必须的。

可是如此一来，（过分）追求真实的传记作者，往往会对作家自传颇有微词，费恩斯坦在《生命的热情》中就曾气呼呼地批评聂鲁达自传：“聂鲁达的回忆录是世上所有回忆录中最诱惑人的，但你在其字里行间找不到稳定的真实性——或任何诸如完整故事这样的东西。”问题是对于“诱惑”的迷恋，往往是人们读一本书的主要原因，聂鲁达传记中许多片段的确只有卓越的诗人才写得出，这些片段往往无关真实与否，而是关乎才华和见识。

《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真实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是不折不扣的未竟之作——其中的某些留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来不及写而令人遗憾地空缺了。聂鲁达直到临终前都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离世前那两年，聂鲁达同时在写八本书——七本诗集，一部自传，完成了六本。自传是更宏大的计划，据聂鲁达的朋友——阿连德政府司法部长塞尔吉奥·因孙查的回忆，聂鲁达“想要写很多卷的回忆录，不漏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而在目前这个版本的传记中，许多聂鲁达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还没有登场，比如他的前两任妻子玛露卡和迪莉亚。这本自传最后的章节《阿连德》，写于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血腥政变之后三天，民选的阿连德总统在那场政变中丧生，而聂鲁达自己则在写完这篇文章九天后离世。

聂鲁达之死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生命的热情》写于2013年的后记着重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并且把聂鲁达之死的原因明确指向皮诺切特政变军人的谋杀。指控主要来自聂鲁达生前的司机马努埃尔·阿拉亚，他坚持认为聂鲁达被皮诺切特的特务注射了毒药，那是在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玛丽亚医院躺在406房间病床上的时候。1973年9月23日，玛蒂尔德和司机阿拉亚正在聂鲁达黑岛的居所收拾行李的时候，突然接到来自聂鲁达的一个痛苦的电话，时间是下午四点，说他受到了一个神秘的腹部注射。

阿拉亚认为：诗人是应皮诺切特的命令被谋杀了，以阻止他逃亡到墨西哥去，在那里他显然会代表一种反对智利军政府的强有力的声音。玛蒂尔德则认为聂鲁达虽然罹患前列腺癌，但得到了有效控制，治疗诗人的专家——查拉查尔，当时智利最受尊敬的泌尿科专家——曾向她保证聂鲁达至少可以存活五年。另外，从聂鲁达临终前的创作状态看，他的思维还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根本不像一个弥留之际的人。所有这些证据表明，聂鲁达极有可能是一起卑鄙的政治谋杀的牺牲品。

布罗茨基在那篇评论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文章《文明之子》中，精彩地论述了诗人之死对于诗人的意义：“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诗人之死’这个说法听上去总是有点儿比‘诗人之生’更具体。也许这是因为‘生’和‘诗人’作为词语，其正面含混性几乎是同义的。而‘死’——即便作为一个词——则差不多如同诗人自己的作品例如一首诗那样明确，因为一首诗的主要特征是最后一行。不管一件艺术作品包含什么，它都会奔向结局，而结局确定诗的形式，并拒绝复活。”

同样，聂鲁达悲剧性的死亡，也像一束回光灯光照亮他的过往，照亮他饱含激情的诗行，令我们对他的左派倾向也有了一种同情之理解。另一方面，聂鲁达那部计划中的许多卷的自传也终于无法完成，而不得不保持它未经修缮的戛然而止的状态。对于聂鲁达而言特别重要的人和事，也许因为他过于慎重而有意避开了，也许是想着将来更加细致地书写而没来得及写下来。比照聂鲁达的自传和《生命的热情》，会发现聂鲁达自传中的留白形成一个又一个呼喊的深渊，声音最终被扼杀于张大的嘴巴里，而生命的热情和生命的神秘都不可避免地堕入其中。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作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译者: 陈黎/张芬龄，版本: 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6月

爱情诗圣手：因不忍伤害爱人而匿名出版

聂鲁达无疑是一个多情、善良的情人，与此对应的则是一位卓越的爱情诗高手，他的爱情诗创作贯穿他漫长的诗歌生涯的始终，从少作《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到年过半百之后写给玛蒂尔德的《爱情诗一百首》，都写得摇曳生姿饱含情感，打动过无数读者。可是聂鲁达1952年在意大利首印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一本关于爱情、迷恋和痛苦的书——却是以匿名的方式出版的，聂鲁达在自传中坦承了缘由：“我不愿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迪莉亚（聂鲁达阿根廷裔的第二任妻子）。……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一块扔出去的石头击中她柔弱的身躯。这些，也只有这些，才是我怀着深情的，值得尊重的匿名的个人原因。”

这大概是聂鲁达在自传中少有的提到第二任妻子迪莉亚的地方，可是迪莉亚对于聂鲁达的意义，绝非这么几句话可以囊括。通过《生命的热情》我们知道，迪莉亚是一位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女人，比聂鲁达大差不多二十岁，在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聂鲁达一旦写出新作即给迪莉亚过目，后者提出的意见聂鲁达都会接受并对初稿加以修改。迪莉亚是共产主义者，她赤诚的政治信仰显然深刻影响了聂鲁达，迪莉亚促成了聂鲁达在政治上迅速左转，而后者终于在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聂鲁达的政治热情是他生命热情的必然后果和某种转化，而他的生命热情也找到施展其魔力的更大舞台。在把聂鲁达从一个忧郁敏感的诗人塑造为一个更健壮更开阔有力的诗人方面，他的政治热情显然起到了火箭助推器般的作用


聂鲁达与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

在决定其诗歌转向的那些年，聂鲁达是和迪莉亚生活在一起的，这绝非偶然。人生中如此重要的人，在聂鲁达自传中所占篇幅太少太少了，当然聂鲁达被谋害突然离世是一个原因，更有可能的是，聂鲁达在避免对迪莉亚深情回忆伤害到身边的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聂鲁达在自传中倒是写过自己颇具传奇性的几次艳遇，但是一旦涉及自己倾注大量情感的女人，聂鲁达立即陷入缄默之中。也许对一个妻子而言，对丈夫早年游戏式的一夜情相对容易忍受些，而对丈夫的情感出轨则更加不能接受吧。

在东南亚各国做领事期间，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虽然情感没有着落，性生活倒并不欠缺，“不同肤色的女友们在我的行军床上睡过，除了闪电般的肉体接触，没有留下更多痕迹。我的身躯是一堆孤独的篝火，在那里的热带海岸日夜燃烧。”在巴达维亚（今天称雅加达）期间，聂鲁达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有点马来血统的荷兰姑娘，名叫玛露卡。在聂鲁达自传中只有可怜的一段话提到她：“我很喜欢她，她身材高挑，性情温柔，对文学艺术界毫无所知。”作为聂鲁达的第一任妻子（从1930年到1936年他们有过六年婚姻），玛露卡在《生命的热情》占据了较多篇幅，1934年玛露卡还为聂鲁达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孩子体弱多病，9岁就夭亡了。可以想象这些事件给聂鲁达带来怎样的冲击，但是总的来说，在三任妻子里，聂鲁达对玛露卡情感的浓度要逊色于后两任妻子。

《生命的热情》也说，聂鲁达和玛露卡结婚主要是因为孤独——那种远离故土，在东南亚的热带国度独自漂流的孤独。聂鲁达写给玛露卡的诗不多，这足以见出这位爱情诗圣手对于这段情感的真实态度，但那种深刻的孤独感却出人意料馈赠给诗人一部杰出的诗集——《大地上的居所》（1933年出版），有评论认为这是“西班牙语中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最精美诗集”。这部诗集是聂鲁达朝向内心的最远航行，其灵感不是来自于某个女人，而是所有女人背过身去的那种孤独。在这部诗集之后，聂鲁达的诗作开始有意识地转向外部世界，转向底层人民转向抗争转向拉丁美洲的历史。并不巧合的是，与诗风上的转向并行不悖，聂鲁达被派往西班牙巴塞罗那做领事，在此，他迎面撞上了西班牙内战。

1934年5月聂鲁达和玛露卡乘坐轮船抵达巴塞罗那，他并不很喜欢这座城市，但在此他可以便利地前往马德里了，那是西班牙首都，也是整个西班牙语国家文化的首都。在马德里，聂鲁达和洛尔迦得以重逢，他们是前两年聂鲁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时认识的，并迅速结为密友。后来在自传中，在对众多逝去友人的追忆中，聂鲁达对洛尔迦显然是最动情的：“费德里克·加西亚·洛尔迦是个慷慨的精灵，是个播撒欢乐的离心器，把生活的热情收集在胸中，然后像行星那样放射出去。”


就是这样一位诗人，西班牙内战开始不久（1936年8月17日夜）在家乡格拉纳达被长枪党徒虐杀，这在聂鲁达心中激起的悲愤之情是可以想象的。聂鲁达原本就对底层人民怀有一种朴素的关爱之情，挚友的惨死则将他向左翼猛推了一把。聂鲁达随即着手创作献给西班牙内战牺牲者的赞美诗《我心中的西班牙》，这本情绪激昂的诗集的第一首诗是《牺牲民兵之母的歌谣》，这是聂鲁达清晰表明他忠于社会和政治正义的第一首诗。

《西班牙在心中: 反法西斯诗选》作者: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译者:  赵振江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

危险因素：政治对诗歌的放大与损害

很明显，在《我心中的西班牙》（又译《西班牙在心中》）这部诗集中，聂鲁达在早期几本诗集里苦闷纠结的情绪得到释放，安静神秘的声音被一种高亢明亮的声音所替代，向内的眼光开始调转方向，朝向广袤的社会、政治和原野。尽管不乏真情，但在诗艺上这部诗集明显不如低语的《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也不如《大地上的居所》繁复的修辞。对于文学而言，政治热情永远是一种危险的因素，它似乎可以迅速提高诗歌的音量，但通常是以牺牲诗歌的音质为代价的，让后者变得模糊、充满杂音，从而令正义、崇高的动机无所适从，找不到落脚之地，其效果很多时候反倒不如一把私语的小提琴。从另一方面看，诗歌尽管貌似柔弱，却有着内在的倔强，当它意识到自己被当作工具使用时，隐蔽的缪斯将毅然决然地逃亡，只留下徒然的语言的空壳。

综观聂鲁达全部创作生涯，《我心中的西班牙》还不算最差的政治抒情诗，十几年后在完成了杰出的《诗歌总集》和《船长的诗》后，聂鲁达创作完成了诗集《葡萄与风》，尽管他自己颇为偏爱这本诗集，但却被评论界公认为其中包括了一些“极端差劲”的诗。《葡萄与风》所呈现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诗人在冷战时期旅行于整个东欧的个人记述。《生命的热情》作者费恩斯坦也认为，《葡萄与风》中许多诗歌都过于拼命表达聂鲁达和欧洲同志们之间的政治团结，这导致了异乎寻常的表达笨拙。从聂鲁达全部作品看，只有当他将政治热情和更深邃的历史感结合起来（《诗歌总集》），或者如《元素颂》那样和日常生活本质的神秘性结合起来的时候（也即和直接的政治生活拉开一段距离），聂鲁达的诗歌作品才真正焕发出一种深沉的活力——它来源于诗人个体活生生的脉搏，却又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


《诗歌总集》作者: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译者:  王央乐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

对女人之爱和对政治的热情，可说是聂鲁达诗歌得以飞翔的两架引擎，当它们平衡发力的时候，聂鲁达诗歌不仅飞得更高，也飞得更美。但是，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会甘当诗人手中的玩偶，有时它也会把诗人拽入泥淖。如果说聂鲁达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转入左倾，还有着人道主义的底蕴的话，聂鲁达在冷战时期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盲从，则使他的声誉受损严重。像帕斯这样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朋友，最终都因为政治观点相左，也在1942年某次醉酒之后的争吵和拉扯中和聂鲁达分道扬镳，而博尔赫斯和布罗茨基在各自的谈话录里，也频频对聂鲁达语出讥讽，也主要是因为后者身上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这使许多人对聂鲁达诗歌难以做出公允的评价。

事实上，作为最具国际声望的共产党诗人（聂鲁达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聂鲁达在东方阵营的国家旅行时都被奉为上宾，他自己曾获得1953年斯大林和平奖，而且多年担任该奖的评委，还曾在1951年和爱伦堡一起到中国，给获得该年度斯大林和平奖的宋庆龄颁奖。尽管在自传中，聂鲁达对于在访问苏联和中国时，两国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倾向颇不以为然，但聂鲁达的反思从来没有进入更深的层次。在晚年撰写的自传有关斯大林的章节中，聂鲁达终于触及核心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也只是轻轻带过：“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令人痛心的悲剧是意识到在斯大林问题上，敌人在许多方面占了理。这一揭露震撼心灵，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痛苦。”紧接着，聂鲁达马上又加以辩护：“苏共二十大无情揭露出来的可怕事实，恰恰证明，把历史公之于世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之后继续下来的共产党是坚强的。”


1951年,宋庆龄与聂鲁达。

对于聂鲁达身上难以撼动的斯大林主义，1966年曾促成聂鲁达访美的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也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后者是国际笔会的主席。米勒安排聂鲁达在纽约的一系列活动——为国会图书馆录制诗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等，并陪同聂鲁达逛纽约的各种书店，在那里聂鲁达斩获颇丰，买了好几本莎士比亚和惠特曼的书。但米勒的困惑也在加深：一个如此包括万象的灵魂，为什么会一直支持斯大林主义？米勒没有当面向聂鲁达提出这个颇富挑衅性的问题，但是同为左派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思考，或许聂鲁达也会颔首同意。

曾获得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左派作家萨拉马戈，把共产主义描述为一种荷尔蒙，一旦它控制了身体就很难去除。聂鲁达密友法国著名的左翼作家路易·阿拉贡则宣称：“一堵墙只有两个面。”暗示着在政治态度上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些说辞可以赢得同情之理解，但是却不能全然解答困惑，联想到纪德那本引起轩然大波的《访苏归来》（1937年出版），同样的事实给不同的作家带来的启示着实判然有别。是啊，甚至坚定的共产党员作家阿拉贡都曾在1956年写过这样的诗句：“1956年如同一把匕首/刺入我的眼睑。”翻遍聂鲁达全部诗作，像这样具有尖锐的反省性的诗句也不曾有过。

《生命的热情》在梳理聂鲁达政治态度方面比他的自传详实得多，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聂鲁达都自始自终保持着沉默：1956年2月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时，聂鲁达保持了沉默；同年11月4日，当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聂鲁达依然没有说一句话予以谴责；1968年8月当苏军镇压“布拉格之春”时，聂鲁达也没有公开做出任何评论——甚至没有向朋友表达过意见。聂鲁达崇敬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在1953年和1971年的死亡，都曾引起聂鲁达的震动，并撰写过悼念文章。

对于作家、艺术家在苏联治下的悲惨命运，聂鲁达也很少关注，他私下表达过对苏联对待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方式的不解（不满？），但也都不曾公开过。只有一次，那是1972年，勃列日涅夫趁访问法国之机，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会见了聂鲁达，聂鲁达明确要求勃列日涅夫干预，停止对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伤害，但理由却是：“索尔仁尼琴是一个讨厌的人，一个难以忍受的白痴，但我们必须听之任之，因为我们共产主义作家站在另一面，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这个责任。”

政治永远拘泥于具体的时空，拘泥于一时的对错，和诗歌比，政治总是显得短视而邪恶。作为具体时空里的人，诗人固然难免会羁绊其中，但最终优秀诗人会凭借爱的直觉的牵引，凭借诗句本身向上飘飞的冲力，而将政治的紧身衣脱下、甩掉。聂鲁达正是这样的诗人，政治只是他诗歌火箭的第一截助推器，在某个高度它会脱落，而那在宇宙里自由翱翔的只能是爱的飞船，唯一的乘客则是诗歌。（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