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访谈:教育不是洗去学生“土气”
刘 雯
“教育的目的,并非制造学者、专家、寻找工作的人,而是培养完整的男男女女,使他们从恐惧之中解脱出来;因为惟有在这样的人之中,才有持久的和平。”克里希那穆提关于教育的这段话是王小妮转发到微博上的。下面有人评论说:“我们距离目标太远,以至于有时我们都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在去海南大学上课之前,她在深圳家中写作,生活简单,没有想过可能在中国教育中扮演除了学生和学生家长之外的其他角色。去做老师的直接起因是2002年春天和崔卫平的聊天,崔卫平说:“你能做老师。你能循循善诱。”2005年8月底,她站在了海大人文学院的讲台上讲授影视写作课,5年之后又开了新时期诗歌导论。在她所教的班级中,只有10%的学生是自愿报考此专业,其他的均为调剂,农村学子占到一半以上。面对这些迷茫、困惑、不知道这个专业学了好不好找工作,甚至中途差点退学重新高考的学生们,王小妮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用诗人的眼睛记录下学生的千姿百态,上课的点滴瞬间,有美的,好的,为之动容的,也有粗陋的,污秽的,令人惊心的。书后附录50页学生作业和邮件,都是最质朴生动的用心之作,也是王小妮沙中淘金般在“大量的全无新意的作业中发现”的。
王小妮始终谦虚地强调“上课记”是任何一个老师都能写的,可是能写、能做和去做、去想又是两码事。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平视学生,尊重每一个独立思考的灵魂,让他们在短短一节诗歌课上了解到“这世上除了大多数人之外,还有另外的个体,敏感脆弱艰辛,不苟同地存活于世,诗人多是后者”。这节课肯定不会对学生的职业生涯有任何帮助,但对于一个灵魂的丰满和自由,却很可能是极重要的时刻。
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有人问她成书的原因,她在微博作答:“一偏远海岛,一平淡无名的大学,成群结队懵懵懂懂涌向教室的平民子女,试试让他们的18岁领悟到片刻乍现的闪光。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它恰恰需要更多平凡的好人。如果能启动他们内心的潜行,如果他们能在未来漫长的艰辛中坚守原初的本性,那该有多好。 ”
年轻人应调动本能的创造力去抵抗惯有的陈规戒律
锐读:写这本书的过程主要是当时当刻的新鲜记录,还是日后的回忆?您在书中最要保持的一点是真实性吗?
王小妮:如果当时能记当然是当时,有时候会把关键字记在手机里,一般当天要记录,两三天之后就会忘记。被忘记的往往是最生动的。细看书,会发现每一年的上课记都有不同,越后来越意识到了保持真实性的重要。
锐读:您认为在教书的这7年时间里所接触的“90后”与“80后”相比,在思维、想法、行动方式上差别大吗?“90后”有没有他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一种精气神儿?
王小妮:没感觉到很大差别,虽然他们很在意自己是80后或90后。鲜活的年轻的人群中总有随大流的,也总有爱思索的。似乎90后更多变,脑子更快,年轻,就是绝对的精气神儿。
锐读:学生们朴实、真诚的习作十分令人感动,有没有考虑将他们的文字结集出版?
王小妮:恐怕不好结集,好的作业要在大量的全无新意的作业中发现。如果涉及到出版,恐怕要学校相关部门的支持之类,涉及繁琐的事务。我只习惯于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事情。
锐读:当老师最快乐的事,是不是如您所描述的“不断提示年轻人关注生活中埋藏着的鲜活现实,调动本能的创造力去抵抗惯有的陈规戒律”?
王小妮:快乐在于他们能很随意地说出他们的想法,难过或高兴。当然,很多因为涉及私密不能写出来。还有,课上会有意外的呼应,会有少数学生的思维有改变。你选的这段话如果不看前后文字,就显得枯燥。
锐读:《上课记》您会接着写吗?
王小妮:将写《2011年上课记》,以后可能不再写,可能结束教书。
我的学生会说,“我想我真的需要钱”
锐读:“我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这句话与很多孩子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信念正好相悖,他们能理解吗?
王小妮:多数基本不理解,少数略有理解,不理解不等于不说。
锐读:“怎样才能恢复文字和语言原本的活力。”不知道您在教学上有没有好的办法?
王小妮:没什么好办法,我并不成功,下了我的课,其他的场合他们仍旧写好词好句,或者说他们会潜意识地投合不同老师的好恶,这比好词好句更可怕,而这似乎已经渗透进他们的血液,一己之力太渺小了。
锐读:大学人文教育是与中小学应试教育相脱节,在现行教育制度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学生可以自己做点什么,不让自己变成一个“人形机器”呢?
王小妮: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新生命本身的自我感悟和脱颖而出。我宁愿相信对自由意志本身的渴求是人类的本能,甚至越挤压越反弹。当然,随波逐流的永远是大多数。
锐读:学生们不在乎“诗意”,就连在恋爱这件事上,诗意都渐渐芳迹难寻了,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小妮:诗意是不能教的。恋爱不见得就得有诗意。诗意恐怕持续不了那么长久,诗意多发生并存在于瞬间。我能让他们感受到一闪而过的东西就满足了。
锐读:.您教过不少农村的大学生,他们一致认为父母把自己当做赌注,这让他们更加敏感、沉重,所以学生会说“我想我真的需要钱”。是否因为生存艰辛,就有理由不去关心美,不去创造和想象呢?这到底是和生活的舒适度有关,还是只关乎内心世界呢?
王小妮:不是“一致认为”,总有不同。但出身的贫寒,因留守农村而长久地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让他们缺少自信,情感脆弱或直露粗糙,这更主要的责任在于社会而不是这些刚刚成人的孩子。关注美,常常不是“权利和理由”,它只是个念头,我不觉得因为贫苦就必然没有细微的感受,有的人恰恰相反,书中有例证的。
抱怨“学不到东西”,“东西”是什么?
锐读:“他们这代人的生命总不会不承受重量,只享受娱乐和轻飘”。这是不是就像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时代的来临呢?在现在的教学与学生的接触中,是否感受到了一些好的变化?
王小妮:没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我想他们的变化更多的不会来自于课堂,真正能改变他们的将是生活本身,一旦走出学校,他们会长大得很快。但是,变化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方向,能超越个人,对这个社会有道义有责任有担当,这是我最看重的,还要耐心等待。
锐读:您提出“学生和老师双方的功利性”。甚至老师常常将学生视作可供免费支配的劳动力,难道现在的师生关系已经赤裸裸地成了“老板与打工的”吗?而更多人似乎在默默接受这个事实,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王小妮:在我这里没有“老板、打工”这些角色。别人怎么做老师是别人的事,我很清楚我自己就是要做个不同的老师。甚至我不只是讲课给他们,我愿意倾听询问,有意杜绝一个老师身上最容易冒出来的先天的“正确”。至于大学教育中的功利性,不在《上课记》的讨论范围,也从来没在我的观察范围。
锐读:最近《纽约客》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职场小说热,读者寄望从小说中学会职场成功术,从金融小说里学发财……”年轻人渴望快速成功,让他们感受诗歌之美,是不是一种徒劳?会不会 “一旦离开这间教室和大学校园,很可能瞬间就被现实击溃?
王小妮:高等教育几乎被当成“高等技术学校”,很多人急切到想立马掌握能赚大钱的技能,这种急切显然更多地来自社会影响。
依我看,和很多大学课程设置比,了解近30年来的现代汉语诗歌已经是众多徒劳中不太徒劳的了。一到期末,多科闭卷考背书,死记硬背,把大学生当中学生,随处可见的徒劳的太多了。我听到学法律学经济的同样在抱怨学不到东西,那“东西”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但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锐读:在读图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静不下心来读书,微博的出现,又让人们只想寻求短暂的刺激,而缺乏持久的注意力。您认为社交网络和越来越丰富的娱乐,会不会让现代的年轻人变得愚蠢和浅薄?
王小妮:读图和网络传播是不能阻挡的,它带来的好处多过缺陷。2012年的人不可能拷贝1912年的人,生活是常变常新的。新情况下的新智慧新深沉,应该会随着生命的承受而自然发生。
好词好句
大概,“敬业”的中学语文教师都要求学生们储备一些“好词好句”,万用的。在前三次作业中,大多数的开头都是“椰风蓝天”,“海浪涛声”,一大段铺垫,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抒情辞藻,然后才进入正文,开头和正文没有丝毫关联。
我提示他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直接说出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
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灭掉了?
我准备消灭毫无意义的“好词好句”,但是,他们接受起来很困难。一个女生说,她从来就觉得好文章要以好的景物描写开头。另一个女生有点儿庆幸,她的作文历来被初中高中老师都不看好,因为没好词好句,终于有了我这么个奇怪的老师不那么要求了!
一个男生在作业上写了他的疑问:老师不赞成我们写好词好句,但是,我正在看老师的一本书,你在书里也有很多好词好句啊!
我说,那本书里有些文章写在十年前,现在我认为没有力量的作品,也许能靠好词好句得到化妆品的作用,而扎扎实实的写作恰好相反。
谁认识罗密欧和朱丽叶?
今天的作业是为俄国画家夏加尔的作品《小镇》写一篇短文。我事先说了,可不要写成罗密欧、朱丽叶,谁认识那些古老浪漫的外国人?我们就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业交上来,几乎一塌糊涂,简直没有真实。开始我有点生气,觉得他们在应付。经过了提示,不见罗密欧和朱丽叶了,但是牛郎织女来了,有很多人交上来的通篇都是抒情,堆砌着假大空的“好词好句”。
整个晚上我都在想,他们看见夏加尔的画上一男一女飞在天上,心里的第一感觉可能就是不真实。这些孩子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全部人生经验都是绝对的现实主义,面对夏加尔的“空中飞人”,除了冥思苦想胡乱编造,很难想到别的。
他们不相信,也没想到过,在他的生活中能出现那些美好而超越现实的人物和事物,他们很难理解和描述“人的飞翔”。
你们的想象力呢?我忍不住说。
下面没一个人出声。
(长江商报·锐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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