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节选）

宫白云

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节选）
　　 ——本书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
　　
　　——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
　　
　　我们对先锋诗的评估，并不应停留在“好诗”阶段。一首“好诗”，通向的往往不是生命/生存的原动力，而是已成诗歌谱系的经典文本。从这个立场出发，我愿意说，我们缺少更多的“重要的诗”。诗歌语型和结构的成熟，并不等于诗歌精神内核的坚实深刻。因此，单纯技术的成熟，只是滤色镜后面的成熟。在当下，这“滤色镜”乃是感伤的高雅和简单、贫弱的“后现代”能指迷恋构成。诗人们靠读书和仿写进行创作，对具体历史语境缺少研究或省察，总体格局是丧失了对生存——语言——个体生命严酷关系的进一步质询。诗歌成为新一轮的“美文修辞手艺”或蒙味式的“口语”。
这样一来，诗歌的意义就以惊人的速率趋于失效、自我瓦解。诗歌成为遣兴的东西，而不是对生存/生命的特殊“命名”。我想，80年代后的先锋诗歌，在今天看来尽管显得“生”，但这个“生”有双重含义：生涩与生龙活虎。那个时代的诗，在技术上有诸多问题，但有一点是了不起的：为诗歌主题的历险提供了继续进行的机会或可能。诗人更多直接处理“当代”题材，语言成为现实的人与生存临界点上真正的困境。语言的深渊被高高举起，人的现实境遇，经由这一“深渊”彰显出来。
　　比较而言，此后的诗不乏“美感”而缺少活力。能指链无穷游动，使诗歌话语成为幻美之境的快急旅行，没有噬心的历史载力。或许这些诗人想引“超越现实”为立论依据。但我想说，这是一个体面的圈套。至少客观上如此。很明显，这种诗一点都不“超越现实”，而是更为“现实”所制导：它与目下橡皮时代一样，擦去隐痛，抹掉问号，彼此皆是非，尔后快乐逍遥。你消费高档商品，我消费语言，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同半径上的同心圆。因此，我认为，那几年先锋诗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仍是：如何由诗歌形式本体论深刻地趋向与之相应的生命/生存本体论。揭示那些只能经由诗歌揭示的“特殊的知识”，使之充满历史想像力而不仅是唯美想像力。
　　
　　
　　——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
　　
　　在我看来，现代诗写作的标准，像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也没有一个技艺上的稳定衡估指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现代诗写作可以信笔胡来。当“优美、和谐”不再是现代诗的圭臬后，写作的活力，介入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有效性，对母语可能性的挖掘，就成为诗人追寻的基本意向。
　　现代诗的活力，不仅是一个写作技艺问题，它涉及到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
　　有活力的诗，应有能力处理“非诗”材料，尽可能摆脱“素材洁癖”的诱惑，扩大语境的载力，使文本成为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活体组织。
　　我之所以谈到“求真意志”，而不是谈“真理”，是因为对诗歌而言，直接处理绝对知识，有可能成为独断论的诗性演示。求真，是作为一种“意志”出现的，它保证了诗人与读者的平等对话、磋商，而不是自诩为真理在握去训诫读者。
　　诗歌的包容力，是指诗中应有复杂而内在的经验，容留诗人生命体验中的矛盾因素、逆反因素，使诗歌文本真正于我们的此在生命中扎下根。
　　我认为，像这样能与我们的生存发生本真关联的现代诗写作，才是“有效”的。
　　把一首诗写得像“好诗”，并不困难。把一首诗写得有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活力，才具有真正的难度。如果诗歌只是一种惟美的遣兴，一种自我抚慰的话语迷醉术，那么诗歌史已有足够多的作品可以满足这个需要。我们之所以在今天继续写作，就是因为“惟美”和“迷醉”已不再是衡估诗歌成色的可靠标准。活力，是从写作发生学，题材和技艺，以及接受效果的综合效应提出的要求。
　　我以为，对活力和有效性的追寻，是“新诗”之“新”的依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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